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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1989年初，我第一次跨出国门到德国学习。当时德国还分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俗称西德，资本主义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俗称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培训德语时，学员们都想去西德，好像没有人愿意去东德，其实东德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还算是最富裕的，但大家就是愿意去西德，不愿意去东德。也许因为西德给中国的奖学金名额更多，一起培训的朋友绝大部分都去了西德。我自己也去了西德的首都波恩（Bonn）。去德国不久，国内就发生了动真格的大事。很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断发生大事。那时我的德语十分差劲，看不明白电视，更读不懂报纸，当时又没有中文报纸可看，因此许多具体事情只有模模糊糊的感觉。匈牙利在那年5月份开始拆除它和奥地利边界上的铁丝网。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之间的旅行不需要签证，因此许多东德人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到匈牙利便可以进入奥地利再到西德。欧洲各国都很小。东德造的小车子再不济，开个八百公里到匈牙利奥地利边界总是不成问题的。在西德那里，一个人不管在世界哪个国家，只要祖籍是德意志人，都有权利到西德工作生活。这就造成了东德人愿逃、西德人愿收的两相情愿。但是，在匈牙利拆除铁丝网之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其西部边界用铁丝网建立了一道屏障，阻止人民逃往西方。丘吉尔说的铁幕 (Iron Curtain) 在实体意义上指的就是这道屏障。到了1989年，匈牙利共产党执政者宁肯自己下台也要拆除铁幕。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苏联老大哥默认了匈牙利的行动。东德人则像中国的上海人那样精明地利用匈牙利打开的缺口，成千上万地穿过捷克斯洛伐克，涌入匈牙利，走过边界，再穿过奥地利来到西德。那时候，西德电视屏幕上常常有成群结队的东德“难民”兴高采烈地来到西德，还有东德人遗弃在匈牙利路边的许多小汽车。小汽车当时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是何等的奢侈品！普通东德人竟然愿意放弃小汽车、放弃住房和稳定的工作而逃向西德。可见在赫鲁晓夫提倡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谁胜谁负应当是不言自明的了。

紧接着，东德政府便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合作关闭两国边界。这样，东德人去不了匈牙利亦无法逃到西德了。可这时候，仍然留在东德的人站起来了。特别是一些充满正义感的东德人，他们不想逃，他们想大大方方地访问西德和西方国家，因此他们要求旅行自由，也就是要求申领护照的自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通人是不允许申领护照的。中国人自由申请护照也才是最近三、五年的事情。没有护照就谈不上申请签证，国际旅行就是一句空话。老百姓有了护照，政府就约束不了他们的脚。老百姓在国际间的“用脚投票”才有了可能。从1989年9月25日开始，东德人在莱比锡（Leipzig）举行星期一示威。示威越来越普遍，几万、几十万东德人走上街头。他们的旗帜上写的是“我们才是人民”（Wir sind die Volk），其含义是人民不需要什么“人民代表”来说话，因为人民自己本来就会说话。东德政府曾经准备开枪镇压，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管你是不是人民，示威都是禁止的，都是“应当”镇压的。但在准备镇压的那一天，示威者反而比平常更多。在最后一分钟，开枪的命令被取消了，否则的话，1989年最严重的悲剧将不是北京。那天傍晚特别多的示威者、戈尔巴乔夫的不干预政策、北京数月前悲剧给世人的警醒，等等，都是促成东德政府放弃开枪计划的因素。但是，像东德这样国家的政府如果不用暴力镇压人民，它就无法存在下去，因为继续让步所导致的结果必将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自由和最后的自由选举。而只要选举，靠枪杆子维持的政府就无法存在。不过，据说柏林墙在1989年11月9日的倒塌还有偶然。那天傍晚，东德政府发言人（也是政治局委员）宣布东德公民可以到西德和西柏林旅游。据说，东德政治局在讨论时确定该规定从宣布的次日开始生效，但规定上的用词是“立即生效”（Sofort）。而宣布的那位政治局委员恰好没有参加该规定的讨论，因此在记者追问“生效时间”时照文字宣布立即生效。东、西柏林人从电视和收音机上获知该消息后，立即涌到柏林墙的几个出入检查站前。晚上7点钟所有检查站都已经关闭，只有士兵在守卫。但东柏林那边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喊着“打开！打开！”，一边喊一边向前移。东德士兵不知道是开枪好还是打开出入口好。他们着急地打电话请示，但在那个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都找不到。僵持到23:14，守卫波恩霍尔姆大街（Bornholmer  Strasse）检查站的士兵首先打开了通道，几千东柏林人第一次不需要任何证件而又光明正大地踏上了西柏林的土地。最有标志性的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几分钟后也打开了。东柏林人旅行自由了，连护照都不要了。柏林墙倒了。社会主义铁幕塌了。而一旦东德人在东西德之间可以自由旅行，东德的灭亡就变得不可遏制，因为西德的制度不到东德来，东德的人就会跑到西德去。人们常常说两德统一，其实是误解，实际情况是原西德的国名、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从统一那一天起开始在原东德地区生效，原东德地区的国名、法律和各项制度从那一天起失效，整个原东德国地区变成了西德的一部分。

但是，1989年11月9日的柏林墙倒塌决不仅仅是德国的事情。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首先，它消除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笼罩在人类头上的战争危险；其次，它结束了二十世纪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我们知道，原先的德意志民族分成许多相互独立的领主国或公侯国。在近代世界历史上，英、法等国最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并开始了工业化。德国在1871年实现了不包括奥地利等地区德意志民族的“小统一”并建立民族国家后，就用政府力量推动工业化并迅速赶上英、法。但是，无论从地理标识看，还是从民族涵盖看，德国都难以定位。德国的东西边界没有大河或大山，缺乏明显的自然地理特征；德意志帝国之外还有奥地利、苏台德等许多地方聚居着德国人。从历史和心理上看，德意志是中、西欧人口最多的民族，德国有“神圣罗马帝国”继承者的历史，德国人又自认自己比其他民族更正直、理性、勤劳和自律，看不起处于岛国一隅的英国人、自由散漫的法国人、懒惰傲慢的波兰人、俄罗斯人。所以，德国崛起就带来了其世界定位的“德国问题”。这个问题几乎支配了二十世纪第一个五十年的世界历史。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德国问题”而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英、法共同占领德国并特别地共同占领柏林。美英法的占领区1948年变成西德和西柏林（西柏林不属于西德），苏联占领区1949年变成了东德。德国被一分为二，复兴再也无望。可同时德国却成为美苏或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交锋的前沿阵地，成为冷战时期世界最敏感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十年里，美国、苏联可以在朝鲜、越南、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边缘地区胜利或者失败，但在德国，在柏林，任何一方都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比如苏联在1965年前后失去中国，但不影响它继续在全球保持进攻的态势，更不影响社会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信誉。美国1974年在越南的失败不可说不惨，但它同样影响不了美国对苏联的对抗全局，也动摇不了美国在东南亚对苏联形成的包围圈。可是在德国和柏林，对抗的双方既不敢互相试探，又会在感到对方挑衅时不惜一切代价给以回击。所谓的核恐怖均衡，指的就是双方在德国问题上不惜打一场核战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柏林墙的建立和倒塌就特别有了标志性的世界历史意义。其实，直到今天，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和苏联或俄国有能力互相打核战争，而双方核大战最可能发生的地方是德国/波兰所处的中欧地区。也正是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挪威人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奥巴马。奥巴马今年主动停止美国在中欧部署反导系统，并重启裁减核武器谈判，一下子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再次缓和了中欧的局势。

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建造的横穿中欧的“铁幕”从波罗的海的东西德交界处开始，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西部边界一直延伸到黑海，但铁幕的中心或者标志却是柏林墙。柏林在二战后虽然分成了东、西柏林，但城市是整体，人们可以在一条街上走来走去，不担心自己走到了西柏林或者东柏林。许多东德人便利用这一点到西柏林再到西德。从两德各自建国到柏林墙建造的十二年间，大约有300多万东德人跑到了西德，几乎是东德人口的五分之一。所以，不切断人口外逃，东德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就无法维持。但要切断人口外逃，苏联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占领西柏林（把西柏林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第二是建造柏林墙让东德人无法外逃。军事占领西柏林对苏联本是举手之劳。但美、英、法、西德是不是为此会联手进攻东德并夺回柏林，则是苏联难以确定的问题。因此，如果苏联想维持社会主义阵营又不想发动世界大战尤其核大战的话，它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建造柏林墙。1961年苏联和东德开始建墙。墙建造在东柏林地界上，分为两道，中间是著名的“死亡带”，任何逃向西柏林的人在越过第一道墙后都会被东德哨兵击毙。确实，从柏林墙1961年造起到1989年倒塌的二十八年中，只有几千东德人设法逃到了西德。柏林墙确实消除了人口外逃对东德和苏联专制统治的威胁。

因此，虽然柏林墙是人类历史上的污点，但如何拆除柏林墙却是人类面临的难题。全世界没有人敢于设想柏林墙能够和平地倒塌，全世界更没有人敢于想象社会主义阵营会从内部一下子崩溃，而且和平地崩溃。但没有战争、没有核大战，柏林墙似乎就坚不可摧。其实，即使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两个月里，全世界在欢跃的时候也在绷紧着神经：谁也不知道苏联会不会像1956年对匈牙利、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1981年对波兰那样地干预东德，毕竟苏联在东德驻扎着几十万精锐部队。终于，干预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出现。柏林墙竟然不用一兵一卒就倒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的一大奇迹。无论我们说二十世纪第二个五十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还是美苏争霸，其解决都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民众的抗议和领导人的明智，通过和平方式，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解决自身内部争端的重大进步。

今天，世界上依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柏林墙。国家本身就是某种柏林墙。利用国家机器对信息的封锁也是一种柏林墙。一座一座柏林墙都需要拆除。二十年前那座柏林墙的拆除告诉我们，人对自由的追求是不可遏制的。但同时，人类也不一定非得采取传统的“不屈服就战争”的方式来拆除柏林墙。我们人类走到今天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代价，但我们也在学习，我们已经知道在屈服和战争之外还有和平抗议的方式、还有领导人的明智、还有双方的互动可以拆除柏林墙。

但愿我们面前的各种柏林墙也能够用和平的方式拆除！

 

“夜话”2009年第19期，2009年11月12日

 

 

一年前，我就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写了一篇网文《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表明我对该次危机的基本看法。我的看法可以用几句话简洁表述如下：农民和资本的结合是当代世界经济最突出的现象。通过这样的结合，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资本提高了利润率。但是资本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农民的增加速度，所以，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积累后，农民收入的继续提高导致了资本利润率下降，2008年经济危机就出现了。而经济危机的作用便是摧毁那部分低利润率的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使资本主义生产适应新的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在整体上依然处于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全世界农民数量的相对和绝对减少来度量，并且可以用农民转入资本主义部门的速度来计量。农民转移速度有快有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以共产主义运动为核心的专制制度在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农民转移在这些国家内部被遏制了；随着工人运动在欧美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农民的国际转移又被遏制了，世界农民转移变得非常缓慢。这一状况在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扩大了农民和非农民的经济差距；在国际上扩大了前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这样，共产主义运动就走到了它的反面：它把自己从农民的救星转变为农民的梦魇，把农民从惧怕与反对资本主义转变为渴望和欢迎资本主义。到了198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和它建立的专制制度及其影响在前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了头，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时解体了。前者为农民转移创造了条件，后者为资本转移创造了条件，这样，资本和农民又一次结合起来，一方面，农民转移速度迅速提高，一方面，资本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农民转移的加速和资本融资的扩大出现在几乎所有国家中。但前者主要出现在刚刚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内，而后者主要出现在老资本主义国家内。亿万农民与资本结合并从而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在转化为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同时又为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盈利机会。为了实现盈利的机会，老资本主义国家在动员资本的时候又创造了各种融资方式，以便把现有的储蓄翻倍地应用起来。经济发展有五个要素，即制度、技术、劳动、资本和需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民和资本自由结合的制度已经出现；老资本主义国家本来便放着现成的生产技术；农民作为最活跃的劳动力现在也是现成的了；资本又通过各种融资工资创造了出来，而全世界人尤其农民对消费的需求在压抑了几十年后更如井喷一样爆发出来。一切水到渠成。资本主义生产开上了高速公路，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一片热火朝天。在这样一种“大好形势”下，为什么又突然发生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呢？我的解释在这片大好形势下，农民变得越来越少，使得农产量跟不上需求，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涨；越是后转移的农民对工资的要求越高，而农产品价格上涨更刺激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净作用是把一部分利润收入转移为劳动收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和金融无法继续保持原先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出现了。而经济危机总是通过金融危机爆发出来。

凯恩斯左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对2008年危机的解释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工人工资的下降造成了工人购买力的萎缩，迫使快速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刹车。确实，在美国，在德国，如果用1970年前后的价格计算，工人在2007年的实际工资可能比他们在1977年还低。在纽约的移民劳动市场上，连名义工资都下降了好几年。但是，他们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老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他们放眼观看全世界，他们就会发现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在最近三十年增加了许多倍。全世界至少有十几亿农民在这三十年里干脆就从食不果腹变成了吃饱穿暖。没有大量资本包括折旧后的原有资本和新资本转移到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大量生产能力包括原有工厂整体转移到新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有近三十年的大规模世界农民转移，自然也就不会有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下降。可是，毕竟前资本主义国家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比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穷很多，团结起来争取自己利益的力量小很多，发表言论的机会少很多，同时人数却又多很多，本来，不管一个人信奉什么主义，在考虑当今世界人类问题时总是应当首先考虑那些更穷、更弱尤其数量更多的农民。但是，很可惜，在世界知识界占据了100多年主流地位的左派理论中恰恰没有农民的地位。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除了资本剥夺农民的论述外，完全没有考虑农民向资本主义转移的问题。而在凯恩斯的体系里，农民转移问题根本不存在。实际上，从凯恩斯体系引出的危机救治方式，例如贸易保护，限制移民等等，从世界范围看，都是反对农民的。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凯恩斯理论都没有对经济危机直接做出解释。凯恩斯理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产物。但凯恩斯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延续多年的经济繁荣会在1929年突然转为危机。他的《通论》出版于1936年，他所做的工作已经变成解释为什么1929年危机发生后经济迟迟不能复苏。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救治政策，只是在危机发生后才有用，因为危机总是在繁荣的时候突然出现。而在繁荣的时候，市场上不但不缺乏需求，经济中头痛的问题反而是需求过盛。只是到危机出现以后，市场需求才一下子萎缩，经济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1929年前后是如此，2008年前后也是如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和工人阶级购买力不断下降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不但存在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时也存在着工人阶级购买力无限扩大的趋势。所以，马克思讲的矛盾并不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无限扩大的趋势中，也会经常出现生产缩小、消费下降的状况。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是相互依存的，就像一个人开车到某地的过程中会有加速、减速甚至倒车的现象那样。生产缩小、消费下降就是经济危机。但人类可能发明什么社会制度来消除经济的短期波动呢？没有可能，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消除经济波动以及社会波动。试图用所谓共产主义或者计划经济或者任何天堂与救星的说教来证明人类有可能消除经济波动的理论，和永动机的理论一样，不是幼稚的便是欺骗的。

当然，在承认经济发展和工人收入增长趋势的同时，我们又需要分析每一次波动的原因，需要找出教训以便在未来避免过大的波动。所以，一个人需要分析为什么最近二三十年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工资会下降，分析为什么最近二三十年那里的金融创新特别活跃。但只要认真思索，这个人就必然会跳出老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而走向对全世界最近二三十年经济变化的思索。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试图了解为什么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近二三十年来转移得那么快，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扩大得那么迅速，这个人也必须跳出前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同样走向对全世界最近二三十年变化的思索。而正是对世界经济的思考，让我相信农民和资本的结合既是解释近二三十年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也是解释2008年经济危机的关键。

 

“夜话”2009年第18期，2009年10月22日

  

    一年前的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破产；五天后的9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市场救助计划。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和市场信心一下子崩溃了；几乎所有银行一下子陷入了流动性危机。世界经济突然从奇迹般的高增长低通胀跌落下来。失业和收入降低的危险突然出现在每一个人面前，而且千百万民众真的失业了。一年后的今天，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似乎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恢复正常运转；一年前面临倒闭威胁的金融机构又开始盈利。工业生产也从下降转为上升。当然，在我看来，危机还没有结束。不过，无论如何，比起一年前，全世界的商人和政治家都可以松一口气了，全世界的民众也可以缓一口气了。一年来失业的民众尽管还在失业，许多在业者尽管依然面临失业危险，但已经有了希望。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资本主义的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最大教训也许不是别的，而是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在我们从小接受的独尊马学的正统教育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被描绘得非常恐怖，似乎一到危机时期，劳动人民就遭遇了巨大灾难，例如在1929-1933年大危机中，“一方面，工厂倒闭，大约有1700万工人失业，3000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为了维持商品价格和利润，却大量销毁商品，破坏生产力。成袋咖啡倒入大海，牛奶倾入河中，小麦放在锅炉里烧掉，农作物被焚烧。”（参见例如http://ja.3edu.net/ls6/Lesson_83979.html，2009年9月19日）光是这句“3000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就让人毛骨悚然。就在刚刚发生的2008年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几百万失去了住房，失去了工作，承受了着危机的苦难；同时又有多少住房空置！

    今天，我们中国人第一次不是在课堂上听说，而是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使我们还没有获得新闻自由，即使我们的记者追随着喜欢负面新闻的资本主义记者，即使我们知道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承认许多人在危机中失去了住房和工作，但我们依然没有听说那些劳动人民因为经济危机流离失所，没有听说他们在饥饿中挣扎，更不用说在“死亡线上挣扎”了。那些失去住房的人如何居住，尤其是他们的孩子和老人如何度过每一个阴冷的夜晚？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如何生活，如何避免饥饿甚至饿殍？我们的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和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尽可以想象，尽可以激发学生对资本主义的仇恨。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和仇恨中长大的。反正信息封锁，反正无法对证，反正不允许争论。可是，当我们中国人今天第一次不是听说、而是亲眼看到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对危机的恐怖开始消散了。是的，我们确实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失去住房的那些人如何度过每一个黑暗的夜晚，不知道失去工作的那些人如何避免饥饿，但我们知道那些人依然在适合居住的房子里度过黑夜，知道那些人依然用适合食用的食品吃饱肚子。而正是在这个月的一天夜里，我在上海四平路的街头还看到了工人（当然是农民工）就在轰鸣的机器旁睡觉。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中国人对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见”，打破了独尊马学的中学政治、历史教育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育给我们的“百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恐怖神话开始暴露了它的臆想性质。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疑会给老百姓带来痛苦，给那些失去住房、失去工作的人带来痛苦；对此，我们应当同情，应当帮助，应当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痛苦。但同时，不适当地夸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散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恐怖感，却又是独尊马学者维持社会专制的方法。所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恐怖感的消散将让中国老百姓从独尊马学的阴影下彻底解脱出来。它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如果经济危机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不是那么可怕，人们也就不惧怕经济危机。2008年经济危机至少是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的最严重危机。2008年危机给资本主义社会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不过如此，那以前危机的苦难多少可想而知了。而以后再发生类似的危机，人们也就不会恐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既然不是那么可怕，人们也就可以用平常心看待它了，正如用平常心看待我们一生中的起起伏伏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然不是那么可怕，独尊马学的人就无法把它当成不可赦免的罪恶，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也无法把它当做反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理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然不是那么可怕，以避免经济危机为口实来创造一个新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依据，这样，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大大方方地看待资本主义了。

就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而言，经济危机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并不那么可怕的认识，还会令我们思路大开。例如，在耕地私有化和取消户口制度的问题上，许多人担心这两项改革实施以后，如果经济发生危机，进城的农民回乡没有田种，政府又管不了那么多人吃饭，中国也许还会发生千百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剧。正如我在几年前的《质疑新农村运动》中所说，这种担心是件好事，它是1959-1962年中国大饥荒在我们民族心理中留下的记忆，它使我们领导人处理经济问题时多少有点战战兢兢之感。但同时，这种担心又不必要，因为只要政治清明，“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会有，但严重饥荒不会再出现。”事实上，包括1929-1933年大危机在内，迄今为止没有一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过饥荒。1933年资本主义社会有1700万人失业，2008年中国有两千多万农民工失业，可他们依然有饭吃，甚至依然吃得饱。所以，经济危机虽然不可避免，经济危机虽然会给普通民众带来苦难，但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的苦难并不可怕更不恐怖，因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不应当成为否定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理由。

 

“夜话”2009年第17期，2009年9月20日

 

 

  

2002年1月1日我以个人名义建立了网页“www.hujingbei.net”。我在这个网页上除了发布部分教学和科研信息外，还不断地在“双周夜话”的栏目内撰写一些短文。本书收集了我从那时到2008年12月的七年间撰写的140篇“夜话”，并收入我在2002年以前发表在《上海财经大学校刊》上的两篇短文。我很遗憾的是七年里我没有能够坚持每两周写一篇夜话，有一年（2005年）甚至仅仅写了9篇。七年不算长也不算短，因此就把夜话汇总一下，编成现在的这本书（下载：www.hujingbei.net/upload/2009_09/09091109544561.pdf）。

本书的编排体例是每章的第一篇文章和该章的标题一致，其它文章按照发表时间先后排列。本书把夜话分成十章。但分章带有很大随意性，因为大部分文章适合编排在不同章内。

我把书名取为“自由、自律”，是因为把七年夜话收集起来以后才发现贯穿它们的主题其实是“自由、自律”。确实，没有自由，一个人不需要自律；但没有自律，一个人得不到自由。我渴望自由、强调自律。这七年的夜话表达了我的渴望和强调。同时，我深深感到，也许正是这些夜话，让我不断反思，不断警醒，我才能做到自律，也才能够享受到自由。当然，我现在享受的主要是心灵的自由，而不是比如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所以这本书不能正式出版）。不过，无论在什么外界条件下，心灵的自由也许都是最可宝贵的。

本书收集的夜话全部发表在www.hujingbei.net的“双周夜话”栏目中。从2005年起它们又同时发表于我在搜狐网站的博客www.hujingbei.blog.sohu.com上。陆桔利博士曾经为我收集了2002到2006年的夜话。这次收集整理又承蒙张艺的帮助。张艺并且通读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对其中的文字表达尤其标点符号的应用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我对她（他）们两位表示深深的感谢。本书中部分文章在网络发表前曾征求过许多朋友的意见。他们的姓名难以一一提及。这里也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他们提出的建议没有完全被我接受，因此本书中依然存在的错误都由我个人负责。

 

              2009年9月4日于上海

  

“夜话”2009年第16期，200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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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上月18日发表题为“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的文章，开首第一句引用一位研究员的话“我没有量化的数据，但我对自己的学生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便把题目从疑问句“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变成了肯定句“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至少就我工作的经济学领域来说，按照学术水平衡量，不是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而是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当今中国博士生的学术水平远远胜于5年前的博士生，更远远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博士生。

       中国的博士生教育制度始于1978年，要给博士生分代的话，最简单的分法可以分三代，就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的三代博士生。这三代博士生学术水平孰高孰低明明白白：本世纪博士生水平高于上世纪博士生，上世纪90年代博士生又高于上世纪80年代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最近几年的博士生更胜于前几年的博士生。就我自己以往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经历说，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的依据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博士生入学考试参考书。将近十年前我接手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的经济学试卷出题工作。在这之前，那里使用的考试参考书是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的《经济学》初级读本，外国大学一年级的教科书。今天，上海主要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至少达到了国外大学高年级教科书水平，部分学校甚至使用了国外大学研究生的教科书。

       2. 博士生入学考试试题。十年前，在博士生入学的专业试卷上常常出现比如“你为什么要读博士”、“你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看法”之类题目。众所周知，这类题目最适合官、商或其秘书，也最适合考官随意评分。我接手出题工作后，立即公布三个出题原则，a）不出议论题，b）不出联系实际题，3）不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题目，而改为题意清晰、逻辑严格、正误明确的知识测试题目。如今，那些“你为什么要读博士”的题目也许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上海主要大学应当已经接受了我当初提倡的原则。根据这样的原则，官商考试并得高分的情形很难出现，而认真学习的人在考试中胜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当然，那些不根据考分而录取的状况另当别论）。

       3. 博士生课程。中国博士生教育有课程阶段和论文撰写阶段之分。十年前，上海可能没有什么严格的博士生课程可言。学生到导师家里汇报汇报自己读的书即可，而导师要学生读的书大都属于外国大学生初级阶段的书籍甚至不入流的书籍。记得我第一次用课堂给博士生开课，用的教材是《Microeconomics of banking》（银行微观经济学），通知给博士生。他们都非常奇怪，怎么要上课甚至还要考试，到导师家汇报一下还不行了；而且竟然用那么难的教材。确实，当时没有一位博士生能够读懂那本书。可是，今天上海主要大学都正式给博士生开课，用的教材往往也达到了国外各大学高年级甚至研究生的正式教材。

       4. 在职博士生比重。十年前，博士生中在职者非常普遍，从有权（官员）有钱（经理）者到本校与外校的教师甚至教授。他们不但入学常常有各种优惠，毕业亦有许多优惠。但今天，至少在上海主要大学，博士生中普通学生的比重非常高。普通学生入学和毕业都没有任何优惠，自然得努力才行。记得当年改变博士生入学考试出题时，由于新出题原则对在职者读博不利，一些博导提出异议，用比如在职者读博不用学校忧虑其就业问题等理由。我很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各级领导和许多同事师对我的支持。目前，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官商在职读博现象在这里已经不复存在。（当然，许多学校现在搞的类似MBA的DBA即工商管理博士另作别论）

       5. 博士论文。十年前，博士生论文质量之差，可以说就平均水平而言，博士毕业生不知道什么是学术，以为写篇议论文便够了。至于高比重的在职者请别人写论文的事情就更等而下之了。但今天在上海主要大学，即使一个博士生剽窃，他至少也知道什么是学术论文了。剽窃是因为他写不出学术论文。可是写出十年前那种议论文对他依然毫无问题。十年前，他不用剽窃就可以轻松地拿到博士文凭；现在他即使剽窃也得去读点有水平的文章，至少这一点就表明，现在的博士生在学术水平上远远超过了上一代或者上几代。前几个月我对复旦大学一篇博士论文投了反对票，理由是一般议论而未深入。那位博士生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可十年前的博士生写出那样的论文还以为自己学术水平如何高呢。就我本人指导的博士生来说，他们在七、八年前撰写的博士论文放到今天我不会让其答辩，而他们在前两三年通过的博士论文我相信即使放到欧美国家的大学也能够顺利通过。

       6. 发表文章。从中国主要学术杂志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博士生一代胜过一代。十年前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面向的是党政企业干部，今天的文章面向的是学者。十年前中国根本没有如今这种面向学者的学术杂志，那时和今天都被奉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在那时几乎谈不上“学术”。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中很多是博士生或者毕业不久的博士。就凭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想像中国博士生学术水平的进步。

       当然，我这里谈的是我个人的经历和我多少了解的北京、上海主要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博士生情况，因此我明确认为在学术水平上中国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试想那些仅仅具备外国大学一年级经济学知识的上几代博士生，那些入学时考“为什么要读博士”的博士生，有什么资格和现在具有外国大学高年级甚至研究生经济学知识的博士生比学术水平？那些满是空洞肤浅议论的上几代博士生的“论文”如何与现在逻辑论证明确的论文比学术水平？就是官、商，今天拿博士头衔也比十年前难多了，不信你去找那些拿到和尚未拿到博士头衔的书记、局长、董事长聊聊：而难便意味着博士生水平的提高。

       当然，我应当补充两点。第一，我所经历的中国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的现象，并不代表中国博士生在整体上已经很接近国际水平，但它应当能够表明中国现在的博士生比前几代博士生更接近国际水平。第二，上海、北京博士生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低水平状况也许正在中国二线三线地区的大学开演，而那些地区之辽阔、博士点和博士生增加之迅速，完全可能让上海、北京博士生水平的提高相形失色，让全国博士生平均水平下降，而我是以偏概全了。不过，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上几代博士生低水平状况重演。中国博士生教育和本科教育一样，进难出易。上几代博士生水平太低的重要原因是进入难度太低，入学考试太简单。因此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提高进入难度的建议：

      

       各学校在博士生入学考试开始后立即在教育部确定的网址上公开考题。

      

       这个方法容易实行，不需要成本。出题的博导们没有反对理由。一个专业领域可以出的考题太多了。如果一个博导出了三年题目就无题可出了，那他也不配当博导。同时各学校招收博士生的入学考试题目多少能够代表那个学校博士生的知识底线，博士生水平容易评价。其实，公开考题是我当年在上海财大接手经济学试卷出题工作后做的第二件事情（我出的考题见http://www.hujingbei.net/list.aspx?cid=16），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前面提及的改变出题原则。考题公开，无水平和低水平的题目将难以出现，知识性强的题目便会增加；再无漏题和虚评高分的腐败现象，官、商便会知难而退，有意于增进知识的人（包括在职者）便容易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中国博士生水平的提高便有了基础。

 

“夜话”2009年第15期，2009年8月12日  

 

   

 

这次季风书店读书会请马丽同学介绍她最近做的农民工调查。我非常钦佩马丽同学，能够深入到农民工的住处、工地、学校，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状况，做了100多次访问交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她能够正视贫穷，走近贫穷。在西方大学，如果一门课程谈的是发展中国家，教师、学生都会讨论贫穷问题，年轻人的社会主义倾向很浓，什么事情都为穷人考虑。但在我们的大学里，许多人惧怕贫穷。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时曾建议研究生到乡村看看，住两天，但没有实现。在我们的课堂很少谈到贫穷。我们许多人谈到贫穷，会觉得自己就很穷，而不愿意走近更穷的人，不愿意正视贫穷，或者说惧怕贫穷。走近贫穷。我们在这点上做得不够。马丽做到了。她和我们不愿意接近的穷人交谈，她去我们嫌弃的棚屋，那些充满臭味的小农民工集聚的小街道，了解了农民工的真实情形。

我能够体会到农民工的情况。当年我自己从乡下回到城市，干的就是现在农民工的活。我被分配到环卫所扫马路。现在肯定是农民工在扫，我们这样的城市人人在管农民工。我们和他们的工资也许会相差五倍。这里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工不享受正常的工人的权利。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参与市场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

马丽用她的案例，她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向我们展示了农民工的贫穷和困境。马丽同时告诉我们，造成农民工的贫穷和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户口制度让他们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由于她访问的农民工都来自外地，没有上海户口，所以他们在上海只能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他们的孩子没有权利入上海的学校，他们自己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受到各种限制和歧视。而这种权利的差别就是通过户口制度确定下来的。我认为中国的户口制度不是户口登记制度，而是社会等级制度。历史上中国劳动力都是自由流动、迁移的。自由走，自由定居，几千来都是这样的。但偏偏在毛泽东政府时期建立了这个制度，把中国人分成两个等级的制度。我很高兴地听说胡锦涛跟网友谈话时提到何时废除它的。我觉得户口制度是非人道的。其次，它和比如太监、裹小脚制度类似，并不是人类共性的制度。人类开始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以后，也只有中国、朝鲜以及另一个非洲国家实行了户口等级制度。所有其他成功走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户籍制度。但它们的户籍制度只是一个户口登记问题，一个人只要有住处，无论住在自有房屋还是租赁房屋中，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在现住地登记户口。这是一种登记制度，而非审批制度。

所以，要改变农民工的处境，便需要废除现行户籍制度。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可能不是农民工自己能够意识到的。许多农民工没有意识到这里的不平等。对他们来说，能够进城已经很好。确实，和毛泽东政府时期相比，他们的境遇已经好很多，已经能够进城找工作了。许多农民、农民工不知道毛政府时期搞的户口制度是不对的，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户口制度依然也不对，不知道自己本来就应该有进城的平等权利。在马丽的调查中，一些上海人也不知道户口制度本身就是错的，不知道农民工和他们应当是平等的。

我很高兴地听说最近胡锦涛跟网友谈话时提到何时废除户口制度。这里的关键是废除毛时期建立并一直沿袭至今户口审批制度本身，而不是用各种方法绕过它。现在和毛时期不同，户口制度有了松动。满足这样那样的条件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如果不满足那些条件，很多人还会去买户口，大家用各种方式试图改变这个户口，成为上海人、北京人。我们不去想这个户口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采取相反的方式推崇户口。大家越来越推崇，户口越来越贵，越来越多人买。如果反过来，明确户口制度要废除，而且有个确定的时间表，几年内废除，户口的含金量就会大大下降。如果农民工能够在上海享受同样的权利，许多问题就能解决。农民工问题说到底是一是权利问题，二是贫穷问题。 面对他们遭遇的不公正待遇，面对他们的贫困现象，我们如何作为？居住在上海，看到上海城市很漂亮，我感到很骄傲，但同时也感到很羞愧。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规律，如果一个国家的首都越漂亮，这个国家的农村就越贫困，因为平均收入就那么多。所以当我们为上海骄傲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感到羞愧，因为我们上海人欠农民工很多，欠农民很多。

 

(上海季风书店2008年6月21日举办读书会，由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生马丽报告她的农民工调查，我应邀做了评论。最近在网址

http://cid-e9564fafd00a3598.spaces.live.com/blog/cns!E9564FAFD00A3598!1068.entry 上发现我的评论记录。在征得读书会组织者同意后，根据该记录加以整理成本篇夜话。）

 

“夜话”2009年第14期，2009年7月21日

 

一位自称是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客人今天到我办公室，拿出一份据说是某个单位接收某位研究生就业的证明，要求我通过那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让他毕业，其理由是做教师的应当给研究生毕业，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就业难，研究生找到了工作，做教师的就应当通过他们的论文，让他们毕业、就业；而且这还是党和政府的政策。

我的回答很简单。即使那是党和政府的政策，那也是错误的政策。对我来说，学术第一；研究生论文合格的理由是学术标准，其他任何理由都免谈。而且，对我来说，一个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人如果不能坚持这一点，如果只是跟着政策走，他/她根本不具备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素质。是的，政策多变，但教育理念永远不会变。一个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人所应当具备的素质是根据教育理念去制定、检查、修改教育政策和反对或者至少“怠工”执行不符合教育理念的政策。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听到许许多多“要求”或者“请求”教师让研究生论文过关的理由，最近遇到的就有论文太仓促、别人已有好评、女研究生准备生育等理由。但最常见的理由是户口和工作。上海户口、工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论文通过就行了；如果不通过，户口、工作就都没了。我没有亲自听到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比如前两天听说北京一位研究生以自杀为理由，让教师通过了他的论文。正如上午那位客人对我说的，“教师要有人性”，我们教师要做的，似乎就是让研究生论文通过，毕业。

然而，我依然是那句老话：论文合格才行，论文合格就行，别的理由免谈。近几年中我的研究生中有人放弃了论文写作，有人推迟毕业。我否定了我参与评审的许多论文。有人找到我声泪俱下；有人对我义愤填膺，只是他们在我面前都没有争辩他们的论文合格。是的，教师要有人性。但一个人的人性要表现在他的正直上。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那不是人性，而是群体动物恐惧而从众的兽性。

正直就是坚持标准。学术有学术标准，虽历千年而不变，再历万年亦不会变。某泽某政府那么专制，自称开创了新时代，把学术变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学者变为官员的附庸。曾几何时，那个时代过去了，学术还是千年以来的标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字还是无法因为有权有势就变为学术。后来某小某执政以后，“政治挂帅”让位于“经济挂帅”，不但官员把学者继续当成附庸，大大小小有点钱财有点关系的人也学得了官员一套：只要自己需要，学术就得让步。从政府官员嘴里的稳定和谐口号，到学生家长举出的特殊情况；从导师的面子，到学校的声誉，每一条让论文过关的理由都以为自己比学术标准更重要。而其实，所有这些理由加起来在学术标准这条唯一理由面前依然苍白无力。

坚持学术标准当然意味着一些研究生不能按时毕业或者不能毕业，一些研究生不能实现自己户口、就业或者其他设想，一句话，一些研究生成为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失败者。这本来是正常现象。英语中有个专门词“ABD”，allbut dissertation, 指的就是那些完成了全部课程但论文不成功的研究生。一个人考大学会失败，一个人办企业会失败，为什么一个人写论文就不会失败呢？我们同情失败者、帮助失败者，但不能放弃学术标准去迁就失败者。这个世界的人是多样的。就像很多人不适合办企业、很多人不适合炒股票、很多人不适合演电影一样，很多人也不适合写论文。而不适合写论文的人也许擅长办企业、炒股票、演电影，所以，写研究生论文失败的人在别的方面完全可能是成功人士。一个人人生的成功和失败与他写研究生论文的成功和失败是两回事。如果一个研究生的家长、他的政府、他的学校、他的导师真的把研究生学习的成败看作人生的成败，那很简单，要求研究生把学术标准放在第一位，研究生论文的成功就充满了希望。如果指望用其他理由来保证他的论文成功，那也很简单：在我这里行不通。

“夜话”2009年第13期，2009年6月25日

（注：2020年9月发布于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时稍有修改。）   

 

 

       最近有好些同学与朋友和我谈到写硕士论文的问题。就我所工作的经济学管理学领域而言，我认为硕士生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目标至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目标是写出一篇合格论文以按时取得学位。第二类目标是写出自己想写的文字。就第一类目标的硕士生来说，我对他的建议就是写八股文。

       世间都把八股文视为贬义词，其实八股文是基本本领。一个人可以不会潇潇洒洒尽心而作，可不能不会规规矩矩写文案。这文案规矩就是八股文。各种行业的写作都有八股文。政府机关公文、企业内部报告、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和律师事务所的办案文本都有八股文的一套。硕士论文也如此。

       硕士论文的八股大体少不了几个部分。如果拼凑为八的话，可以分以下八部分：

       1. 破题，就是点明你的题目，你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

       2. 结构说明，指出你的全文结构。

       3. 前人观点，简明扼要地介绍前人在你这个题目上的观点

       4. 资料介绍

       5. 资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6. 资料的数理统计分析

       7. 对结果的解释

       8. 总结

       这里的主要部分是第1、3、4、5、6、7项。具体工作是第4、5、6项，关键是第一项破题和获得资料。找到一个好题目，再有资料尤其数据可用，论文就成功。不要说一个学期，集中精力，两个星期就能写好论文了。

       这样一篇论文的价值在哪里呢？对科学来讲，它的价值是揭示事实，告诉世人某个事实是怎样的。对硕士生来讲，它的价值是训练自己揭示事实的本领。揭示事实并不容易，因为像太阳东升西落这样需要从科学上确定的事实在经济和管理领域数不胜数。揭示事实当然需要理论。但打算按时完成一篇合格论文的硕士生需要做的不是建立和扩展理论，而是根据现有理论“规规矩矩地”揭示某时某地的某个事实。          

       硕士论文的关键是破题。如何破题呢？世界上题目很多很多。最适合于写作合格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有着清楚逻辑关系的题目，也就是“如果有A，B将会如何”的题目。A很明确，B很明确，但A、B的关系并不明确，或者在你所关心的时间、地点上并不明确。你找到了这样的题目，如果再有A和B的资料，论文就写成了。这样的题目除了明确，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管你的资料显示出A、B的关系如何，你都可以解释，因为经济学管理学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原理或命题。你得出的A、B关系即使不符合常识或者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你都可以解释。而且，由于你的论文工作主要体现在4、5、6项，也就是揭示“事实”上，你的解释即使比较弱，也不影响你论文的合格。

       “如果有A，B将会如何”题目很多很多。例如多发货币，股市会如何；多兼并，经济效益会如何。这些题目所需要的资料往往就在网络上。还有一些题目的资料可以通过调查问卷获得，例如年轻男性职工多，跳槽现象是不是也多的问题，你调查100位大学毕业的男女白领，就可以写成论文。

       在近年的经历中，我读到一些不合格的硕士论文。它们共同的缺点大体是：

       1）看不出论文中作者自己的工作，因为论文中所有重要内容都让人似曾相识。有时硕士生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在论文内不集中，很难辨认。那些作者经常会争论这段是自己的，那个观点是自己的。争论其实没有意义。当别人能够一眼看出你做的工作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出现。

       2）不知道论文要说的是什么。一篇合格论文的第一条标准是有中心思想，用一两句话就能表述清楚的中心思想。从小学作文起，老师就强调中心思想。写一篇文章，你想告诉别人的事实或者想法是什么。如果别人不能明白你要说的东西，你的论文就很难合格。

       3）空话。硕士论文是学术性作品。政府工作报告、单位总结报告、领导发言、新闻评论、大众读物之类文字无论多么权威、多么畅销，当硕士论文提交却都不合格。宣传鼓动文件、教育劝告文章也都上不了硕士论文档次。此外，以建立、改进、完善一个制度的设想为重要内容的文章，也够不上论文。

       举一个例子，许多经济学管理学硕士论文都谈到投资者保护，洋洋洒洒一大段，可空洞无物。有个故事说的是猫正在吃主人为自家准备的鱼，厨师看见了赶紧劝告，可猫继续吃，直到把鱼吃完。我每次读论文中那些投资者保护文字，都看到了那位厨师的影子。就撰写硕士论文来说，问题根本不是应当保护，而是如何保护投资者。在如何保护上，论文要告诉世人不是比如银行与上市公司应当多公开信息，而是还有哪些信息银行与上市公司应当公开给投资者。对类似论文的作者我多次说过：你需要银行和上市公司公开什么信息呢？如果你说不出需要什么信息，那你说它们应当多公开信息就是废话；如果你能够说出，你的论文就深入了，一篇合格论文就成功了一半。而前面所提到的八股，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一篇论文陷入不知作者自己的文字在何处、不知作者所云和空话连篇的弊病。

 

“夜话”2009年第12期，2009年6月18日     

 

 

 

       中央电视台的“国脸”罗京去世了。

       仅仅48岁，他就因为疾病离开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持人的位置，离开了中国，离开了我们。

       哀悼罗京，为罗京送行，那么年轻，那么英俊，那么沉稳的男中音。

       我很少看电视，更少看新闻联播，但仍然在电视上见过许多次罗京，貌相加声音，我喜欢罗京。

       哀悼罗京，为罗京送行。

       同时，我也为罗京欣慰，不再受病魔的折磨了。

       生龙活虎的人生应当属于像罗京那样的男子汉。如果不能生龙活虎地活着，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我还为罗京欣慰，不再受假话的折磨了。

       罗京是不幸的。如果他今年仅仅28岁，他没有机会了解20年前首都新闻工作者高举着“不要逼我造谣”和“我们愧对人民”标语的游行，他甚至根本没有机会知道中国发生过那些事情，因此，他的字正词圆，他的一脸正气，本来可以是他真实心声的反映。然而，他是如此地不幸，20年前他就28岁了，他就是首都新闻工作者了。他看到了那一切，他听到了那一切，因此他不能不知道“逼我造谣”和“愧对人民”的含义，不能不知道真话和假话的区别，他的一脸正气也就脱离了他的真实心声。

       有人评论说罗京过早患病与去世和他的工作压力有关：每念错一个字罚款200元，累计念错3个字就得进学习班。罗京是不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念错过字，念错过多少字，只有央视内部人知道。但我猜想罗京是重视职业规范的人，知道不念错字是播音员的基本职责，他对罚款的压力一定是淡然的。可是，他对说假话的压力却无法淡然。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需要工作位置，他需要养活自己和家人，他需要屈服，他需要先进，他需要字正词圆、一脸正气地对十三亿人说假话。对此，无论我们是否责怪他，他都不可能不责怪自己，他的良心都不可能安宁，因为他知道20年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他重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范，因为他明白新闻的生命是真实，而非党性。

       哀悼罗京，为罗京送行。愿罗京在天上获得宽恕和安宁。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尤其是新闻工作者少受病魔的折磨，更少受不能不说假话的良心折磨，因为后者对新闻工作者身体的摧残胜于前者。

 

“夜话”2009年第11期，2009年6月11日

 

“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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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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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9年第10期，2009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