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论文初稿交稿期限延长到12月12日。
胡景北
2007年10月10日
关于“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论文要求的若干具体说明
upload/2007_12/07120716597150.doc
关于“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论文要求的若干具体说明
胡景北
在今年10月25号的课上，我已经讲解了对课程论文的要求并将此要求发布到网络上。虽然那份要求涉及的主要是形式上的规范，但它同时对内容提出了一般准则。这里，我把对课程论文的内容要求再做若干具体说明如下：
1.“导论”节必须明确指出所研读的文献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问题的提出”不能用大而化之的历史形势（如凯恩斯提出问题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危机）或者理论发展阶段，而必须在理解原著作如何提出问题和提出什么问题的基础上写出导论，而且必须从学术争论、前人学术缺陷或者不足的角度提出问题。
2. 在阐述原著作时，要找出原著作的逻辑，有条理地厘清原著作的思路或原著作对某一问题的思路。重要的地方要做出论证。
这里切记不能像普通教科书或者学说史书那样，仅仅流于一般地或肤浅地介绍。如果是原著作是大部头书籍，应当选其中的某一个观点加以阐述。
问题要小，阐述要集中，文章才能够深刻。
3. 课程论文要让读者信服作者读过并且理解了原著作。经济学说史的课程离不开原著阅读。一篇依靠二手材料的课程论文，是不合格的。
读者能否信服，关键在于课程论文的作者能够比教科书更深入地阐述原著作的观点和其论证过程。
4. 课程论文可以不写结论一节或者评论。如果要写评论的话，则必须注意以下原则：
（1） 不联系中国
（2） 不用原作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以“本质上错误”）或“外国经济学家”（所以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动机不纯”）的理由
（3） 不用政治宣传评论
（4） 不评论课程论文本身没有集中阐述的原作者的其他观点
（5） 不用别人的评论（可引用别人评论，但本质上应当是自己的评论）
5. 请遵守
胡景北
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参考资料资料
胡景北：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考试方式和课程论文选题建议
胡景北 2007-2008学年第一学期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授课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外国经济学说史
考试方式和选题建议
需要分数或选课证明的同学就与教师商定的题目一篇课程论文。该论文将公布在为本课程设立的网页上（www.hujingbei.net/list.aspx?cid=58）。论文要求另外通知（参见“撰写课程论文的若干要求”，上述网址）
课程论文交稿的时间限制
到
到
交稿以发到下面电子信箱为准，过时做自动放弃计。
联系方式：
建议的论文题目：
1.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
2.萨伊对“萨伊定律”的论证
3.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4.李嘉图理论的数学模型：Ok or not
5.穆勒为什么认为价值理论已经发展成熟
6.杰文斯的效用理论与其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
7.门格尔的效用价值论
8.边际效用理论为什么能够成为经济学主流
9.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
10.马歇尔的供求价格理论
11.马歇尔论经济学的性质
12.克拉克的工资理论
13.李嘉图和克拉克的分配理论比较
14.古诺的垄断理论
15.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
16.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
17.埃杰沃斯的契约曲线和无差异曲线
18.帕累托论经济均衡与社会最优
19.庇古的收入再分配理论
20.希克斯的价值理论
21.萨缪尔逊对微观经济学公理化的贡献
22.迪布鲁的价值理论
23.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
24.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25.凯恩斯革命的主要特点
26.希克斯的IS-LM模型
27.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
28.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争论
29.诺伊曼与摩根斯顿关于效用的公理化理论
30.纳什均衡和博弈论的发展
31.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32.新剑桥增长模型
33.索罗增长模型和增长核算
34.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
35.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
36.早期人力资本理论
37.早期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38.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
39.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
40.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
胡景北：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论文要求
指导教师：胡景北
课程名称：外国经济学说史 授课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撰写课程论文的若干要求
注意：不符合本要求的论文不能作为终稿上交
1． 论文长度不少于4整页不多于7整页。该长度包括除封面页以外的所有内容。
2． 封面页按照本要求后面的统一格式。
封面页包括了题目、作者与目录。
3．论文在结构上和内容上，清楚地分为导论、文献综述、主体和结论四个部分
导论内容：问题的提出
主体内容：研究该问题的切入点、前提、逻辑推导过程、论述展开过程、数据来源说明、验证、基本结果，
结论：论文的基本结论、它们的局限性和未来继续研究的方向
注意：
如果提出自己的崭新观点，可直接提出观点，全文布局以建立观点为要
结论部分可以不写，尤其不要平铺直叙地总结。
4．结构上，清楚地列出题目、目录、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
5．形式上，是一篇用自己的语言写成的科学论文或准科学论文，而不是草稿、感想、议论、抄录或小品文，也不是没有论证过程、没有理解的摘录，更不是工作报告（对此可参见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
科学论文的关键是分析，即把某个问题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对其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侧面加以深入的推敲，并用资料、文献佐证之，以得到既有逻辑一贯性又有证伪可能性的结论。
要了解自己的论文是否可算科学论文，可以简单地看：
1．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否得到限定（比如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不是清晰，相关的方面是不是已经排除等）
2．内容是否集中在所要探讨的侧面上（是否紧扣主题，论证和材料是不是和主题直接相关，展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被排除或者被继续探讨下去等）
3．逻辑是否清楚和一贯（是否能够用三句话把逻辑关系展示出来，论述过程中出现转换时是否对前后逻辑、思路有照应等）
6．论文中引用别人的思想、观点、材料、数据应当明确说明。
如果整节引用某一份文献，应当在节的题目或章的题目上加脚注，说明本节或本章的内容主要参考了某个文献。
7．正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必须是正文中引用过的。正文中引用的所有文献必须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部分列出。
8．正文中需要特别说明时，请用脚注。
脚注在全文内或者每章内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脚注放在每页的下方。
9．所列出的表和图分别在全文或者每章内连续编号并列出题目。图、表若用数据或者直接转引自文献的话，请在下方标记完整的资料来源。
自己计算的数据请标明，并说明原始数据来源和自己的计算方法
10．编辑方法：
A4纸，小四字号，每行34个汉字，每页44行。
正文和文献部分连续加页码，页码加在每页的右下方。
版面朴素、大方。不加页眉和页脚。页面上除了正文、脚注、页码外不得有其他装饰性文、图、线等。
11．正文分节编号方式如下：
第3章
3．1．
3．1．1
3．1．2
3．2
3．3
12．文献引用方式：
在正文内：：
用[ ] 注明出处，如[斯密，1972，33]，[Pasinetti $ 1960 $ 80-5]
论文：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页码（外文仅列出作者姓）
著作：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页码（外文仅列出作者姓）
在课程论文中，不同外文作者有同姓的，再加上其名的第一个字母
如本文献的出处和上一出处完全相同（除页码外），则用：[同上注，页码]。
文献标识所用的文献年份以所参考的文献的版本为准。
在参考文献部分：
论文：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文献名，载于“某杂志”，卷数、期数（全卷编页的杂志可不写期数），全文的开始和结束页码
如：Pasinetti $ L. $ 1960 $ A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Ricardian system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vol. 27 $ 78-98.
载于书籍中的论文：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文献名，载： 主编者姓名，主编，书名，全文的开始和结束页码，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
如：马克思，1995 $ 共产党宣言，载：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Durlauf $ S./Quah $ D. $ 1999 $ The new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 in:
著作：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文献名，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
如果作者姓名是拉丁文字，则列出作者姓、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或两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如 Friedman $ M. 或者 Keynes $ J.M.
如果同一作品的作者不超过三位，则全部列出作者，各作者间用 “/”<
胡景北: 外国经济学说史导论：课件
章铮：苏南模式和长三角的崛起
美国《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关于胡景北教授的报道（中文翻译）
注：按照美国新闻界惯例，此类报道无须事前经被报道者过目，也无须代表被报道者的观点。
一位中国学者反思自己的过去
记者：Sarah Carr
原文载于美国出版的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第53卷第27期， 2007年3月9日
1971年1月27日：“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这是胡景北先生当年的日记，多年后的今天他不忍卒读。他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导致无数学者被迫害，大批学校被关闭。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跟任何关心这段历史的人分享他的日记。现在，身为同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希望向人们展示，在35年多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共产主义政府是如何控制他的思想的。
“如果我们不反思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这种洗脑式的宣传教育是如何发生的，那么，我们以后可能还会再次面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在同济大学的一个学生餐厅里吃饭时，胡先生这样说道。他是一个清瘦的人，但胃口很好，在吃完一大份比萨饼后，还吃掉了另一个盘子里剩余的比萨饼。
今年1－2月，利用一个基金的资助，胡先生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研究。他打算写一本中文书，考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他希望，他的研究工作能够帮助中国社会走向宽容和自由。
同时，胡先生把他十几岁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日记上传到了网络上——他把这些日记比喻成当年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员的日记。他在想，当时只有18岁的他，是如何完全地把毛泽东当成值得他顶礼膜拜的英雄人物。
1971年1月2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发动中国青年组成“红卫兵”，呼吁他们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进攻。
在毛统治后期，中国教育系统陷入混乱之中。1968年，和当时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一样，胡先生被下放到位于华中『应为华东——译者注』的江苏省的一个农村公社，作为一个农民在那里劳作和生活。那时他才15岁，刚念了半年的中学。在农村，他挑粪、施肥，在日记中写体力劳动对他个人和国家的好处，他就这样过着日子。
1971年2月2日：“我们全家六人，分成五处，我和哥哥、姐姐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于六八年分别到了牧区、农场、农村。接着，父亲又在七零年下放到江浦农村。我们是为革命而离开的。虽然彼此想念得很，尤其是父母，更是十分想念我们三个孩子……我觉得我们应做的，一方面是从政治上开导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用革命大义使他们放开眼光，振奋精神，让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的利益，……
胡先生在农村生活了将近10年，是写日记让他保持着头脑上的活力。有时他的日记像一篇分析事物的短文。他靠抄写旧的教科书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
米勒·哥德曼指出，许多中国青少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类似学习经历。哥德曼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助理。“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在文化上靠的是自学，”她说，“这与儒家的艰苦劳动与教育的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1978年，胡先生25岁。此时毛已去世，“文化大革命”也已结束，胡先生才有机会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尽管离开教室已经超过10年，但他还是很轻松地考上了。
他进了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他旅行很多，后来又到德国去了几年。在那里，他发现人们讨论“纳粹时代”要比在中国讨论“文化大革命”开放得多。胡先生逐渐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先前那个在农村辛勤劳作并在日记中赞美“革命”的男孩已大不相同。他从没理会过先前的自己和那些日记——因为他长大了，朝前走了。
去年夏天，在湖南省山区，在一间被烟火熏黑了的农家房子里，一个小女孩告诉胡先生，她用吃饭的桌子看书、写作业。
这一下子唤起了他对自己农村生活的回忆，他的日记也是在那样的小饭桌上写出来的。他重读了自己的日记，并试图出版，但由于中国限制出版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作品，他未能如愿。于是，他把部分日记上传到了网上，并打算把其余部分也尽快上传。
在斯坦福大学，胡先生读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和材料，这些资料在中国是找不到的。他打算为中国的青年人写书。这些青年人如果学会提问题，他们就有时间改变。他说：“在中国的学校里，习惯的思维方式是学生不要提问题，听就行了。这样，许许多多的学生就没有学会自己思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971年2月7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这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澄清了头脑里一些糊涂思想。今后，我应加强学习，尤其要注意学习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
这个冬天在斯坦福大学，胡先生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阅读和思考上。他列举了共产主义政府在教导青少年方面的一些方式——从他自己的少年起，经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直到今天：第一，宣传；第二，媒体；第三，教育。
“从进学校的第一天起，”他说，“我们就被教导，我们应当是共产党的学生。”
中国今天的青少年比他那时候有更多的机会，胡先生说。学校是开放的，迅速发展的经济给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更多职业的可能性。上海的摩天大楼、海外的来访者、高档的饭店和商店，和他青年时候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但是，与建筑物的不断扩大相反，讨论政治敏感话题的空间即使有，也是很小的。
“公开讨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困难，”波士顿的哥德曼女士说，“只有他们得到一个勇于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时，情况才会改变。目前的领导人不愿意去面对这些。”
中国普通群众也缺乏分析自己历史的兴趣，她说，“中国人那么多年被剥夺了经济福祉，……政治问题目前只能是第二位的了。”
但是，胡先生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担心中国如何变富，他现在关注的是中国如何变正的问题。正如他35年前做的那样，他把目光投向了他的日记，希望能够找到答案——但是，现在的视角已大不相同了。
1971年1月29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一篇文章的标题）。
胡先生说，许多中国人错误地认为他们能把自己同过去割裂开来。因此，他把自己的过去摆出来，希望有一天，通过他的日记，能够引起集体性的内疚、质问，直到最后的清算。
Sarah Carr发自中国的报导。通过一个国际报导项目的资助，她于2006年秋天访问了中国5周。
胡景北为本文的翻译负责。
译者注：
1．原文引用的所有日记都是1971年的，但原文有三处错写成1972年。
2．译文所用的日记文本直接引自于该日记的中文原文。原报道中的英文翻译有错误之处。
3．胡景北1971年1月17日至5月15日的日记原文可见
http://www.hujingbei.net/upload/2007_07/07070612587135.doc
美国《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关于胡景北教授的报道
Hu Jingbei’s Note：Make reference， pls.， to the original one 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LIII， No.27，
A Chinese Scholar Reckons With His Past
Jingbei Hu winces now when he reads that， recognizing how that “socialist revolution” led to the murder of countless scholars and the shuttering of many schools. Still， he is determined to share the words he wrote in his diary with anyone willing to read them. Now an economics professor at
“If we don’t work on this problem， on understanding how this brainwashing occurred， we will have another Cultural Revolution，” Mr. Hu says while eating dinner in a student restaurant at Tongji. He is a wiry man who finishes every scrap of the oversized portions then eats the leftover pizza on others’ plates.
Through a fellowship， Mr. Hu spent January and February at
But in the meantime， Mr. Hu has put online the diaries he kept as a teena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diaries that he now compares to those kept by Hitler Youth members in Nazi Germany. And he is on a personal mission to understand how， as a young man of 18， he was so absolutely convinced that Mao Zedong was a hero worth putting all his faith into.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lasted from about 1966 to 1976， Mao organized the youth of the country into squads of Red Guards and urged them to attack intellectuals and “”bourgeois things.””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fell into chaos during the latter years of Mao’s rule. In 1968， Mr. Hu， like millions of other young Chinese of the era， was sent to a commune in the countryside of
Mr. Hu lived in the rural area for nearly 10 years. But writing in his diaries kept his intellect alive. Sometimes he would structure the entries like short， analytical essays. He sought out copies of old textbooks to teach himself math， physics， and chemistry.
Many Chinese teenage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re similarly motivated， notes Merle Goldman， an associate of the
By 1978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ended and Mao had died. Mr. Hu， 25， was given the chance to tak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Despite not having been inside a classroom for more than a decade， he passed easily.
He went to
Last summer， though， Mr. Hu was traveling through a mountainous area of Hunan province when， in a dim room of a peasant household made darker by smoke， a small girl told him that she used the kitchen table to study and write.
Memories of his own years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and writing at a table in a hovel rushed back to him. He reread his diaries and tried to get them published， but failed because of official restrictions on what can be published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has put part of the diaries online and hopes to post the remainder soon.
At Stanford he had access to books and materials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are not available in
February 7， 1972: “”The article ‘Study Hard， Try to Change Your Perspectives’ in the Red Flag magazine … inspired me a lot and helped me sort out some confusion. From now on， I will try to bring my studies to another level， and will pay extra attention to the fiv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Chairman Mao.””
At Stanford this winter， Mr. Hu spent most of his time reading and thinking. He is compiling lists of ways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has been able to inculcate its young people — from his own you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day. No. 1: Propaganda. No. 2: Media. No. 3: Education.
“”From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he says， “”we were taught that we should be student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children of
But while the buildings expand， the space for discuss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topics is， if anything， contracting.
“”It’s very hard to get a public discussion going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hat happened，”” says
Ordinary people， too， lack interest in analyzing their history， she says. “”The Chinese have been so deprived for so long of economic well-being. … Political issues ar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right now.””
Mr. Hu， though， says that at some point he stopped worrying about how the Chinese can become rich. Instead he has become preoccupied with how they can become good. As he did 35 years ago， he looks to his diaries for the answers — but now with a far different end in sight.
Many Chinese people mistakenly believe that they can detach themselves from the past， Mr. Hu says. So he’s putting his own past front and center， hoping that someday， reading the words of his diary will elicit a collective wince， questioning， and， finally， a reckoning.
Sarah Carr reported from
Hu Jingbei’notes:
1. All diaries cited in the report are dated the year of 1971， not 1972.
2.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diaries contain some mistakes.
3. The original Chinese diaries dated from January 27 to
http://www.hujingbei.net/upload/2007_07/07070612587135.doc
“
民营化、国有产权转让、私有化
（第６期）民营化、国有产权转让、私有化
三好坞网站www.sanhaowu.net的宗旨是推动中国私有化的公开化。中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无需我们来推动。本文下面附的报道《争夺国有资产: 中央、地方、企业的“三角关系” 》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政府（据说仅仅是地方政府）本身是最积极的推动者。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和全国、全世界的正直之士一起，推动这场私有化的公开化。
现在，我们参与推动的公开化终于有了初步的成效。据说，国资委正在制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这一《方法》的核心是国有资产转让交易的公开和透明。虽然，用国资委人士自己的话说，等《方法》出台，地方政府管理的国有资产可能已经所剩不多了。但无论如何，我们有希望看到一个至少是事后的规范了，看到了公开化的曙光。
同时，国资委终于开始放弃“民营化”的说法，虽然它使用的仅仅是“国有产权转让”一词，还没有使用“私有化”，但毕竟朝着正确的方向跨进了一步，因为“国有产权转让”无论如何不能够和“民营化”所表示的国有资产经营权转让等同起来。相反，它立即会让知道汉语内存在“私有化”一词的人把它和私有化联系起来。在中国，政府一变调，学者马上就会跟进，对“民营化”概念如何正当的论证很快就会被忘却。
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还不够。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产权转让或者私有化，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如国资委所能够规范的。国资委可以制定和解释私有化的具体方法，但私有化过程本身、私有化的方向、私有化的计划是国资委没有权力确定和解释的，私有化的基本方法和程序也不是国资委用行政法规所能够确定的。在目前的中国，它应当通过中共中央，再由中共中央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以正式法律的形式来决定和解释。具体地说，中国国有资产私有化目前需要的公开化，至少应当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在国家的层次上，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向人民公布私有化的事实，说明私有化的不可避免，解释政府对私有化的设想和主要对策，私有化的基本计划，私有化所需要遵循的一般程序和规范，私有化收入的专项管理，以及私有化的年度或季度进程，重大私有化项目的实施方式和监管程序。
2． 在企业的层次上，所有准备私有化的企业的名单都应当由政府事先公开，并且公开宣布企业购买者的资格，让所有具备资格、有意购买的人和单位都能够公开参与，原则上，准备私有化的企业必须公开关于购买条件、过程、价格、购买人或单位名称、购买附加条件（如就业、品牌等条件）等信息。同时，这些信息不但要向可能的购买者公开，也应当向准备私有化的企业的职工、向社会公开。
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没有任何东西包括公开化能够避免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的损失。但只有公开化才能够从根本的意义上减少国有资产损失。比如，在公开的私有化中，很难出现一个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用低价甚至零价格买去企业，因为购买的竞争会迫使原国有企业经营者提高自己的出价。更重要的是，由竞争产生的企业新所有者，由此产生的新的所有制度，更容易得到企业职工和社会公众的认可，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由私有化所造成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稳定性。英国的圈地运动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一种血与火的“羊吃人”过程。但即使那样的话，英国也是通过法律，公开实行圈地运动的。尽管许许多多普通劳动者在圈地运动中受到了严重不公众的待遇，但圈地运动确定下来的制度毕竟是稳定的，英国劳动者的力量强大起来后，也没有提出改变制度的要求。中国需要私有化运动，但中国更需要的是长期稳定的私有制，而不是受到公众强烈反感以至于始终存在着再公有化威胁的私有制。但为此，中国现在的私有化就必须公开，不但在具体转让方式在实行“一定”程度的公开（如国资委将出台的《方法》），而且在方向、计划、基本程序、具体转让过程上实行大范围的公开化。
200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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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争夺国有资产: 中央、地方、企业的“三角关系”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9月08日 16:01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 刘雪梅)
国资委有关人士自嘲，“《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下称《办法》)出台的时候，可能地方上的国有资产已经所剩不多了。”
据悉，正在制定中的《办法》其核心内容是对国有产权的交易行为予以规范，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办法》强调国有产权转让原则上需通过产权交易所，以保证交易过程的公开、透明。
“改革通常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理，如何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完成利益调整是这次国资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国资委这位人士称。
早在今年国资体制改革之前，不少地方政府早已闻风而动，纷纷推出大规模清退国有企业的招商引资活动。日前，湖南省甚至准备将所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对外招商，山东烟台的两家上市公司国有股权也在一次香港招商活动中达成意向。在国资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各地大规模的国资清退运动就这样扑面而来。
与地方积极性高涨形成对比的是中央国资委的相对保守态度，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实施三级管理，资产的增加和减少都是由相关级别政府负责的。因此，地方政府应该不急于对这些资产进行处置。”
国资委有关人士称，“目前各地都有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的冲动。并不是说国有资产不能流动，但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的前提下，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很可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可能给今后的改革设置一些障碍。”
地方冲动
“在调研中，我的一个体会是，对于国有资本退出，地方的积极性远远高于中央。”9月4日刚从吉林省调研回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积极性最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动力，一是地方政府直接与国有企业打交道，对绝大部分经营状况不佳的国有企业早已不胜其烦。国有企业出的任何问题地方政府都要承担无限责任。另外，许多地方政府也感觉到仅仅依靠国有企业已经没办法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只有引进外资、民间资本进来，才可能调整原有的经济格局。这是地方清退国资的重要动力。”
业内人士分析，十六大明确建立国有资产组织管理体系，使一些地方政府意识到国有资产管理将从一种混沌状态过渡到一种有序状态，今后，国有资产一旦明确持股主体之后，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含糊不清了。在国资管理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之前，现在是突击转让最好的时机，这是一种普遍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大报告不再提分级管理，也没有提分级所有，而是提出了三级出资人制度。尽管出资人的权力已很接近所有权，但这种出资人制度还不是被法律严格保护的所有权。
股份制专家刘纪鹏认为，三级出资人制度建立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拥有终级所有权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中央认为必要时，可以对这种三级政府间的资产关系进行必要调整。
此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也曾撰文指出，为了防止在向三级国资委划拨国有资产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严重“苦乐不均”和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少数人得益、多数人受损情况，防止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在分级划拨之前将部分国有资产拨付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用以归还政府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隐性债务。
吴敬琏先生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全国社保理事会的充分认同，今年5月，社保理事会成立专门的股权部“等米下锅”。
于是，担心国有资产被切分到全国社保理金的隐忧更加加速了地方处置国有资产的进程。
“由于社保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多数地方能拖就拖，抱着只要在我任内不出大问题就行的想法，很可能给今后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问题。”张文魁认为，国有资产分级行使出资人职能后，很难避免地方政府的一些短视行为。他认为，中央国资委应尽快出台“出售国有资产的资金使用指导意见”。
“否则，就跟以前各届地方政府卖地一样，到下一届就没地卖了。”他说。
企业冲动
和地方政府一样，大部分企业对改制有着同样的热情。改与不改之间显然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政府曾责成有关部门对全省内的上市公司作过一个国有股权退出的摸底调查，在国有股退出的诸多方式中，上市公司几乎众口一词选择管理层和员工持股。
“这是一次企业员工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机会。”山东省体改委一位负责人称，“按照分级行使出资人权利的规定，国有企业改制应该政府主导，由政府说了算，而不是由企业经营层或员工来主导。但实际操作中，如果职工愿意购买，你不卖给企业员工而出售给外部人也很难做成。”
对各地大规模的招商活动，这位人士称，这多少有些“作秀”的成份，“好像你不招商就表明你这个地方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认识还不到位。” “且不论这些国资出售计划收效如何，在国资体制改革之际，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各种考虑，仓促推出这些国资出售计划，其收效很难预料。”一位参与西安国资出售计划的某咨询机构负责人说，比如，西安的国资出售计划是在企业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市经委一厢情愿推出的，由于准备不充分，几个月间鲜有企业真正达成协议。
他说，“改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涉及债权债务、职工安置、历史欠帐、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不是一挂牌一招商就能解决的事情。”
“从实际操作过程来看，如果政府同意的话，卖给经营层要相对容易得多。”他说。
目前，全国国有经营性资产高达7.3万亿，其中大部分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原则上都应该退出。如此巨大数额的国有资本仅仅依靠外资或民间资本来消化显然不现实。可以说国资清退市场目前是一个买方市场。稍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很容易成为各地改制的首选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原企业职工和经营层来解决国有资本的退出则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
这种现实，也为企业职工与地方政府博弈提供了条件。地方政府很可能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如果你不卖给我，你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你要出售给我，必须给我最优惠的条件。”
8月30日，山东齐鲁制药厂在净资产的基础上存量整体改制，实现国有资产全部退出，2000多名职工出资5.1亿元成为企业的新股东。
“新一轮国资改革之后，可以预见相当一部分国企职工将成为‘有产阶级’。”一位咨询机构负责人称。
“现在老百姓还没有意识到一家国有企业分了和他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今天分割得不合理，两三年之后，就可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不稳定，这会为明天的稳定和发展留下隐患。”刘纪鹏说，“所以我们强调要公平、公开地改革。”
他说，国有产权改革必须纳入一种公开有序的操作当中。当务之急要抓紧出台《国有资产法》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抓紧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抓紧完成国有资产的统计系统。无论上市公司，还是公有企业的产权转让，一定要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要保证这场变革公平、合理、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