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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问题研究》

大纲

 

黄赜林

02秋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1、问题的提出

解释经济波动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有关经济波动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是什么；二是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是什么；三是如何治理经济波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集中体现在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传统的凯恩斯模型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名义变量特别是货币供给出现异常变动的产物，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由于系统可以自动向均衡状态调整，名义变量的冲击不会对经济造成持久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改革后中国的产出进行单位根检验，并构建冲击反应函数测量冲击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实证研究发现，冲击对中国产生了持久性影响并且影响被放大。由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简称为RBC）与传统凯恩斯模型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产出波动中是否存在较大的持久性分量，因此，研究也表明传统凯恩斯模型对于研究经济波动的可行性值得怀疑（该内容在第三章）。据此，本文试图从实际冲击的角度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问题。具体地，本文旨在解释实际冲击特别是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有多大这一问题，以RBC理论为基础，寻找能够较好解释实际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RBC模型。

2、RBC理论与其它宏观理论的比较

RBC理论的形成是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它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实质和根源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该理论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它在两个关键的方面与早期理论有所不同。第一，与早期的均衡理论文献相比，RBC模型给予波动的传导机制（即冲击的影响随时间扩散的机制）更多的重视，认为跨期替代（如劳动、消费）尤其是资本形成需要一定时期是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第二，顾名思义，RBC模型强调引起周期波动的冲击根源是实际的而非“货币的”因素。特别是，周期的主要驱动力量被认为是对技术的冲击，而不是在早期的均衡分析中强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干扰。

相比之下，关于引起波动的冲击的性质，RBC理论的观点更多地反映了它与其他理论的分歧。就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区别两种观点。较为温和的观点认为，从定量的角度看，技术冲击作为经济周期运动的驱动者比货币冲击更为重要；较为激进的观点认为，货币冲击的后果根本是可以忽略的。前一个立场与均衡理论的货币错觉相容，因为两者都没有否定供给冲击的作用。但是，较为激进的实际周期观点—即认为货币冲击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周期波动根源的观点，则明显与大多数其他理论不一致。在这一形式上，实际周期方法向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将隐含地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实际周期假说的温和形式上，因为它更确切地代表实际周期论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所持的观点。

3、评价标准

RBC模型的评价方法是校准法（Calibration）。所谓的校准法是通过参数的设置生成一些模拟结果（比如变量的周期性和变化幅度），并将模拟结果与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相比较的评价方法（即比较两组变量的方差矩阵和相关系数矩阵）。

4、基本RBC模型及其扩展模型

早期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被称为基本RBC（或标准RBC）模型，其假设前提是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没有涉及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以及货币冲击等因素，模型只能较好的解释实际经济波动的部分特征事实。因此，基本RBC模型受到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凯恩斯学派在模型假设和传导机制方面的猛烈抨击。在20世纪80、90年代，RBC理论针对质疑和抨击予以回应和扩展，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进行修正和完善，主要从劳动市场、货币市场、政府部门、开放经济以及其它方面对基本RBC模型加以扩展，扩展的RBC模型在假设前提、传导机制及其经验结果都会发生变化，从而使RBC理论趋于成熟。

 

论文大纲

导   言

第一章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文献综述

第一节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背景及主要观点

第二节  基本实际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及其特征

第三节  基本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扩展

第四节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简短评价

第二章    实际经济周期研究相关的方法

第一节  H-P滤波法（用于产生周期数据）

第二节  线性化一阶条件方法（用于求解模型）

第三节  广义矩估计方法（用于估计方程）

第四节  校准法（用于评价模型）

第三章    中国经济周期中的一些特征事实

第一节  实际冲击与中国产出持久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二节  改革前后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比较分析（从生产率冲击角度分析）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

第四章    基本RBC模型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不引入劳动力）

第一节  基本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基本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三节  模型模拟的结果分析与比较

第五章    可变劳动RBC模型在中国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可分劳动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三节  不可分劳动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四节  不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五节  模型模拟结果的比较分析

第六章    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在中国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三节  模型模拟的结果分析与比较

第四节  参数敏感性分析

总结及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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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通稿

 

国企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在沪召开

 

2004年12月26日，国企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二楼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来自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等诸多学科领域的国内外学者3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对国有企业改制（出售）过程中的规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部分与会嘉宾名单：

　　田国强：美国德州Ａ&Ｍ大学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姚　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费方域：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

　　陈　宪：上海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朱保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秦　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仲大军：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

　　胡景北：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教授

　　萧　耿：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

　　顾功耘：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丁栋虹：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韩　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管毅平：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杨建文：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 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汪公文：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民商法副教授

方曙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汪立鑫：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胡雄飞：《上海改革》主编、博士

　　刘社建：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研究员

　　任 健：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恒源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王耀忠：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

　　李战荣：浙江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刘 昶：复旦大学新政治研究中心博士

　　王小卫：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出路》编著者

李 健：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研究员、《出路》编著者

 

与学者合影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顾士渊教授致词

 

 

胡景北（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教授）致辞：

 

二十年来产权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在充分评价取得成就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关注和解决国企产权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到的问题是全方位的，并不仅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不可能完全避免。流失是改革必须承担的成本。“国退民进”是不可避免的，是大势所趋。

考虑到“国退民进”、国企包括出售、上市等形式的非国有化的产权改制已经在中国大规模发生的不争事实，本次会议将不讨论“国退民进”或“非国有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问题，而集中关注国有企业改制（出售）的规范问题，特别是在法治层次上的规范问题。

我们认为，为了改革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国企改制要规范，规范须立法。这也是我们本次会议的立场。我们希望向社会和政府传达这一观念。

 

上午第一场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发言：

 

我1989年硕士毕业回到西安，在西电公司这家大型国有企业干过两年。对国有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由此而存在相当严重的资产流失这种事实非常有体会。目前银行几万亿呆坏帐，实质上就是这种经营性资产流失。国有企业改革是逼出来的。当然，另一方面，改制过程中也的确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在目前法制建设和法治建设不规范的情况下，国企高官们利用改制空手套白狼的动机还很强烈。因此需对MBO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利用借贷而不出钱的MBO。这不是说MBO不对，相反，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管理层不仅要持股，而且要持大股。但必须注意MBO的钱的来路以及由谁来监督管理层收购。

但是，把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完全归于国企高官身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在于制度安排缺失。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形式是资产打折，而不是空手套白狼。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向以资产换取就业，说到底，资产打折和地方政府是否愿意负担其提供再就业机会的责任有极大关系。国企改制的最佳办法或许是先将人员和资产剥离，将资产及招标的形式公开出售，然后要求买者必须雇用一定比例的职工，剩下的人由政府负责，安排再就业。其好处有二。其一，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发现资产的价值。其二，公开出售割断了资产与人员安置之间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为企业今后的资产重组扫清道路。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发言：

 

我和金雁的两篇文章实际上已经收录进李健、王小卫主编的《出路》一书中。强调一点，我们今天这里所说的国有资产流失主要应当是指的对国有资产的一种不公正或不合法的瓜分。这里我们并不考虑国有资产效率低下所引起的流失。前一阵和一个朋友谈起国有资产流失的度量问题，因为国有资产现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度量尺度，所以现实中国有资产价值多少，流失多少并不能明确衡量。这种无定价机制不仅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使资产流失无法衡量，在当年中国和苏联私有化制公有化过程中一样起作用。我们一般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化过程中用剪刀差剥夺了农民很多利益，但是这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不可避免的。交易过程有没有价值转移主要看交易过程中有没有强制性。现实市场交易中，只要双方谈判同意的价格都不会存在价值转移。但是国有资产的交易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种看守者交易，也就是看守者拿不属于自己的资产进行交易，由于看守者未被所有者委托，又没有合理的监督控制机制，无论交易价格高低，都会受到怀疑。所以我们所说国有资产交易的合理性、公正性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健全合理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个问题当然要从法律角度上解决，但是更重要的涉及到一个政治体制问题。即经济民主问题。无论中外，在讨论资产流失问题都不是以国有资产出售价格高低为标准。以匈牙利和波兰为例，匈牙利国有资产出售价格很高，但没有人会认为它的改制比波兰好很多。国有资产交易本质上是一个公共事务，它应该以公共事务的交易规则行事。

 

 

 

 

田国强（美国德州Ａ&Ｍ大学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发言：

 

在国策一定的前提下，改制问题已经不需要争论。国有资产的流失有两方面的流失：一是国有资产本身效率低下所引起的流失；二是人为的盗窃和转移。这两种流失都可以归结为人的本性即人是自私自利的。

我非常同意本次大会的口号：国资要改治，改治要规范。不仅要规范，我们还要实行公开、公平和公正。我国国企改革存在黑箱操作问题，没有公开拍卖机制；至于公正要考虑到少数弱势群体利益；公平，我们可以通过政府体制是每个人有公平起点在市场经济中实现公平并有效的资源配置。

制度规范需要适度，会议口号是：改制要规范，规范须立法。我建议再加上两句：立法须法治，法治须分权。需要强调一点，超过一定限度，规范会增加交易成本，并且法律太多时会降低经济活力。公平的本质问题是效率问题，不公平会影响到效率。说经济学不研究公平是外行话。我们应该通过建立自愿竞争，自愿交易的市场机制达到资源有效配置。

国有企业的关键问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加上委托代理链条太长，因此效率低下，从总体上而言，在足够规范的前提下，加快“国退民进”、加快产权改革是非常正确的。

 

 

上午第二场

顾功耘（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发言：

 

单纯从量上讲，过去十来年，国有资产不仅没有流失，反而在不停地侵吞私有财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1，国有企业发行股票筹资时自身资产评估和股票定价都极端不合理；2，股份公司之间进行大量有失公允的关联交易；3，控股公司大量非法占用和挪用子公司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关于国企改革的立法，关于本次会议的主题，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和出售中加强法治建设是正确的，但是不应专门对国企改制制订特殊的法律。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输理，大量分散于各个政府部门的行政性规制中。总体而言，应该在三个层次上针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立法。首先，应该制定和完善国有企业监管法。其次，制定和完善国有资本运营法。最后，制定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法。

 

 

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发言：

 

公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许多领域完全可以达到与私营企业一样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益（比如经济利润等），这样的领域是指那些使用大量他人资本的领域，企业的规模相当大，同时对制度和监督链的设计要求很高。事实上，并没有天生的所有者虚置，只有当制度设计不够的时候才会发生所有者虚置；关于“委托—代理链条”的理论是建立在剩余索取权假说和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的基础上的，但这一理论和假说在实际中是不成立的，而更应该强调对企业产出的监督。

最近几年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并导致诸多社会问题，鉴于此，提出八点主张：以法律形式禁止任何国有企业经营者以任何方式获得任何公有企业的所有权以及禁止任何形式的MBO，“禁止就是第二优，没有第一优”，“禁止就是最好的激励”；在国有企业内部广泛开展反腐败斗争，强化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廉洁自律，杜绝各重形式的行贿受贿现象；全面清理整顿会计、审计行业，严惩制造假帐的相关人员；停止“运动式”的产权改革，避免资本市场上的过度供给；改制企业的全部信息都要完全公开化，包括企业的基本情况、改制方案、进度等相关信息，从而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诸多问题；强制规定改制的民主程序，允许任何“利益有关者”和“利益相关者”提出和发表自己对企业改制的意见；尽快完成立法程序，使得公有企业的所有权变更、出售和重组有法可依；尽快建立和完善国有控股机制，提高国有资本的利用效率。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明确“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国有企业应该是全民所有的企业，而不是个别精英、官员所有。因此，在改制过程中，要绝对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从而行使其对国有企业及其领导人的监督权。

 

肖耿（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发言：

 

国家如何作好股东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收益内部化，成本社会化；国有企业分承担成本和亏损的机制没有得到有效建立。

关于企业家“原罪”问题，即如何区分产权纠纷和经济犯罪，从制度经济学和西方的司法经验看，可以有两个原则，即财富创造原则和交易成本原则。

一、财富创造原则，即人们所熟悉的“发展就是硬道理”。

二、交易成本原则，即交易成本最低。举例说明，比如从药店偷药的人会面临偷盗的刑事起诉，因为从经济学的意义上可以分析为他可以在交易成本非常低的公开市场上购买到药品，但他却为个人用途以药店的损失为代价选择了偷盗。

有效区分产权纠纷和经济犯罪非常重要。

为了以上两原则的在实际操作中得到有效运用，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产权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三类制度和程序：

1、界定产权的制度和程序；

2、产权交换的制度和程序；

3、保护，执行，裁决及微调产权的制度和程序

中国在产权基础设施的制度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任重道远。

 

 

下午上半场：

仲大军（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发言：

 

MBO欠缺合法性，缺乏法律依据，应当禁止。以往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主要集中于对经营者的产权激励机制是错误的。中国能如此大规模实施MBO的原因在于权贵私有化。国有资产是全民所有的资产，全体国民须有意见表达的有效渠道。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配套。

 

发布于2007年6月20日

胡雄飞：国有企业改制（出售）的法治应坚持市场化取向

变频险种的博弈分析

陆宝群博士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变频险种在我国的发展

二、关于变频险种的一个博弈模型

三、模型分析及衍生结论

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汪立鑫博士

 

一、从效率角度看国资管理的改革方向：一个分析框架

 

（一）从效率角度看，国资管理的改革其根本在于如何提高国企的经营效率，而企业的经营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经营者的努力程度z。

 

（二）经营者的努力程度z受两个因素的决定：

1、其所受的激励约束的强度，这与出资者在激励约束经营者方面的努力程度x直接相关；

2、经营者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的大小，即从经营者经营结果中辨别出经营者努力程度的难度，它与经营结果中的“噪声”大小有关，对于这一辨别难度，可以用实现有效辨别所需的信息成本y来表示。

 

Z=f(x， y)，  z_x′＞0， z_y′＜0 

 

对于无“差异”曲线z₀ =f(x， y) ，有dy/dx>0， d²y/dx²<0

 

y                             z2       z3      z4         z5                       z1                                                                                z1< z2< z3< z4< z5                                                           x

 

 

 

 

 

 

 

 

 

 

 

 

 

 

 

 

 

（三）提高国企经营者的努力程度的两个基本途径

1、降低辨别经营者努力程度的信息成本y，即减少经营结果中的“噪声”的大小。——为国企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

极端情形下，如果辨别经营者努力程度的信息成本y趋近于0，那么出资者在激励约束方面的极小程度努力即可使经营者达到充分努力程度：如将报酬与经营结果直接完全挂钩。于是，此时来自出资者方面的努力程度x的大小差别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对林颜夫观点的评论）

问题在于，辨别经营者努力程度的信息成本y最终有一部分是难以通过制度完善（体制改革）完全消除，这与市场不确定性有关，即企业经营结果中总有一定比例的“噪声”是无法消除的。这样，对国企而言，不从提高出资者的努力程度方面着手，是难以保证经营者的充分努力程度的。

 

2、提高出资者的努力程度x，即出资者对于自己在企业中的投资的“关心”程度。可以认为，出资者的努力程度与出资者的产权性质与特点有关，其基本要素包括：

出资者的产权是私人产权还是集体产权，如果是私人产权，其是分散性还是相对集中性的。

出资者与原始的自然人出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层次

 

（四）要提高国企出资者的努力程度，就必然要改革出资者的产权制度，而这一产权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将集体产权变为私人产权，同时尽量减少直接的出资者与原始的自然人出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层次。这些“产权明晰”的原则指向了一个改革方案：将国有产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且是相对集中的私人投资者。

 

（五）如果国资管理的改革方向是将国有产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那么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就是要使这一产权出售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具体而言就是：

    1、尽可能少的交易次数。因此优先考虑大宗交易，即优惠大买主，歧视中小投资者；另一方面，同一产权交易标的，安排尽可能少的受让谈判者，安排尽可能“熟悉”或“熟识”的谈判者，最极端的，只与一家进行协议谈判。

    2、（同一产权交易过程）尽可能少的交易时间，（整个国有产权转让）尽可能快的交易速度。为达此目的，意味着在国有产权的转让中要大幅度地压价。

   

 

结论：如果只从效率的角度考虑国资管理的改革，那么这一改革就应该是：

将国有产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由集体产权变为私人产权

优先考虑转让给有资金实力的大投资者，优先考虑协议转让方式。

压低价格以换取交易的时间和速度。

（极端情形：将一家国有企业白送给一家私人投资者，效率最高，因为交易成本最低）

 

 

 

 

 

 

 

 

 

二、从公平（正义）角度看国资管理的改革： 罗尔斯范式的应用

                                                

（一）国有产权与普通公民的权益真的已经无关了吗？

有人认为，如果国有产权的实际控制权事实是完全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那么国有产权与普通公民的权益真的是毫无关系了，因此，从普通公民的角度而言，还不如尽快将国有产权低价转让给少数有实力的私人投资者，这至少带来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代表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普通公民对国有产权仍存在着追溯的可能性，例如抗议国有产权的低价快速转让，提出平分国有产权的要求，等等。

普通公民仍存在着将来从国有产权转让收入中受惠的可能性，例如如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使得将来能确保国有产权的转让收入将成为统一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等等。

因此，如果当下的国有产权快速集中地低价转让给少数私人投资者，则上述普通公民增进自己福利的未来机会就大大降低了。

 

（二）现实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从各自不同的利益立场出发，会对国资管理改革提出各自不同的公平原则。

    1、在当下情形下有机会受让国有产权的少数有实力投资人可能会认为，公平交易就体现了公平正义，也体现了社会效率，效率就是正义。这也是多数坚持效率优先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看法。

2、企业内部职工则会认为，优先补偿内部职工的利益才能体现公平正义，因为内部职工在国企发展中做出牺牲最大，贡献也最大。

3、代表中央掌管财政资源的财政部则认为，尽可能高价地转让国有产权才体现了最大的正义，因为这符合国家的利益：它为今后的进一步的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而这些改革从根本上是符合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的。（例如在股市虚高时适时转让国有股权）

4、而不少非国企职工的普通公民则可能认为，均分国有产权则体现公平正义，因为这体现了全民所有的本来意义。

等等。

 

（三）罗尔斯范式的应用：“无知之幕”中的个体的正义诉求

    1、如果个体处在“无知之幕”之中（注意，这里的分析与标准的罗尔斯范式有着相当大的偏离），即该个体只知道其将降生于正在开展国有产权转让的当下中国，但不知道自己的社会身份：是少数的有实力的投资者，还是国企的内部职工，还是政府部门的决策者，还是非国企的普通公民，等等。在这种“无知之幕”中，该个体会对于国有产权改革选择什么样的原则作为公平正义的原则？

 

2、按照罗尔斯的范式，首先，国有产权的转让结果应该是尽可能地平均分配给全体公民。

3、其次，如果国有产权的转让结果是不平等的，则意味着国有产权优先转让给有实力的投资者。

按照罗尔斯范式中的公平机会原则，国有产权的出售应尽可能地公开，以使得尽可能多的人获得从购买国有产权中得利的机会。

为简化起见，将社会中的个体分为两类：有实力和机会购买国有产权的个体和没有机会和实力购买国有产权的个体，那么后者可视为社会改革的最少受惠者，因此，按照罗尔斯范式中的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化利益的原则，国有产权的出售应该使没有机会和实力购买国有产权的个体也从中获得利益的增进，而且是最大利益增进。应该按照这一原则来讨论如何设计国有产权的转让方案。

国有产权转让方案的核心在于转让方准备为转让投入多少交易成本，从而使转让能达到某一相应的价位，（在这里，象选择什么样的转让对象、多少转让对象、什么样的转让方式，以及选择多长的谈判交易时间或交易速度等等通常视为转让方案的基本要点，其实都可用交易成本的选择来代表）。

假定国有资产分摊到每个公民身上其实际价值标准化为1，给定转让方案，产权转让的交易成本与交易标的价值成正比，是后者的c倍，0<c<1，而转让方投入交易成本的多少决定了产权交易标的的最后成交价位，设其是产权交易标的实际价值[1]的a倍，0<a<1。可合理地设定：

a=f（c， c_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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