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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私有化，三好坞旁的疑问
      －－代 www.sanhaowu.net 序

　　以三好坞命名的私有化专题研究网站www.sanhaowu.net问世了。三好坞是一个微型公园。坞者，城堡（或今日之山亭？）、山坳、水边也。三好坞虽小，但有山、有水、有亭，是谓景之三好。推及于人间，学、问、辩，可谓学者之三好。学然后知不足，不足乃问，一问再问，乃为辩；辩而又学，又问，以趋无穷。然而，一个人掌握的知识有限，其学、其问、其辩，若能免于肤浅，则必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我所学范围在社会科学，经济学知识略多些，每每生发的疑问亦脱不了本行。近年来，每当我散步在三好坞，就不由自主地问：为什么许多中国学者不愿意用私有化概念呢？什么是私有化？私有化就是把原先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生产资料变成私有资产。十几年来，私有化在中国大地上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更成为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试想，报纸上天天说国有企业“产权改制”，产权便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哪一种制度改到哪一种制度呢？自然是从公有产权改到私有产权。报纸上天天说“国有资产从竞争领域里退出”。如何退？机器、厂房之类实物根本无法退，只有把它们卖了，拿着出卖后的货币收入来退。卖给谁呢？自然不能卖给国有单位，否则“国有资产退出”便无从谈起；因此只能够卖给个人，只能够私有化。事实上，中国许多学者尤其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私有化事实，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拒绝使用名词“私有化”，而采用“民营化”一词。民营化的意思很清楚，国有资产让私人经营。民营化在中国发生过，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企业承包制，国有企业让私人承包经营。我一直把中国农村1978年后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视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私用化，它和民营化概念类似：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变，但使用权变了。十年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放弃原先的标准称呼“国营企业”，改用现在的称呼“国有企业”正反映了那时全民所有制企业民营化的状况。

　　尽管我在三好坞散步时反复思索，但令我始终不得其解的是，第一，目前中国发生的，不是国有企业经营权或国有资产使用权，而是国有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变更，是国有企业的出售、上市、国有股减持和转让给私人，这样的变化，怎么能够说是民营化呢？第二，几乎所有中国学者在向海外介绍他们在国内说的民营化的时候，用的英语对应词全是、而且也仅仅是 privatization。但privatization的中文对应词是私有化，指的是财产或者生产资料所有权（而非经营权！！）从国家向个人的转移。为什么许多学者在国内说民营化，到了国外却说私有化呢？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相信大部分经济学家确实有一些理由这样做，其中不少经济学家完全出以公心，才在国内外应用不同的概念。作为一名学者，在倡导好学、好问、好辩的www.sanhaowu.net 网站上，我想问的首先是不愿意在中国应用“私有化”概念的各位学者各自的理由是哪些。

　　其次，我想问的是，通过公开事实和采取有效措施，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防治非典型性肺炎上取得了很大成绩，那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不是也应当公开事实并相应采取措施呢？据说，许多学者在中国国内不愿意、政府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亦不愿意挑明中国私有化的事实，是为了国内的稳定。然而这一说法需要证明。两个月前，一些政府官员（是否亦有部分学者？）不愿意挑明非典发生的事实，也是为了国内的稳定，但结果却是国内人心的不稳定；而不愿意公开事实，延误了本来早就应当采取的防治措施，导致了疫情的扩大。因此，不公开事实，不一定有利于稳定。假如两年以后，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再来承认私有化的事实，国内人心可能更不稳定，因为任何一届新的中国政府、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追问那原先作为主体的国有经济到哪里去了。作为学者，我和政府官员一样希望中国稳定，希望中国长治久安。在www.sanhaowu.net网页上，我期望得到答案的问题是，不公开私有化才能够保证国内稳定的观点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

　　再次，作为学者尤其经济学者，只有了解了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才可能对中国经济现状作出正确的分析。而作为中国国有资产所有者，每一位中国公民有义务了解中国国有资产的状况。中国现在有多少国有资产，近五年来出售了多少，今年计划出售多少，出售方式如何，出售价格几何，出售收入何在，购买者是什么人，出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出售是否成功，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都是了解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信息。考虑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些信息对于任何一位想了解自己祖国的中国人也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道理也许没有人不承认。那么，我要问的是，人们如何才能公开地获得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私有化信息呢？

　　 和五十年前民族资本的公有化一样，目前出现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中国经济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华民族的考验，远远超过非典。如果说中国人民现在就有完全的信心获得防治非典工作的胜利，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对私有化的胜利信心却明显不足。许多购买了国有企业产权的人不愿意承认企业是自己的，表明了私有企业家本身便对目前的私有化做法持疑虑态度。我们知道，非典疾病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不一定具有历史意义，但即使如此，由于其严重性，政府也无力亦不应当单独承担防治非典的责任，而需要公开疫情，需要全国人民来共同承担责任。与非典相比，私有化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政府更无力更不应当单独承担责任，全国人民包括我自己在内应当和政府共同承担这一责任，把中国正在发生的私有化按其本来面貌公开、公正、公平地做好。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我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问题研究网站www.sanhaowu.net。这个网站将公开搜集和传播中国私有化的信息，汇集中外学者关于私有化的议论和研究，为私有化的讨论提供一个公开的论坛。我希望借此向所有关心中国私有化的人提供服务和帮助，并希望它能够得到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是为序！

　   写于：2003年5月15日

（第５期）公开私有化是学者的共同底线

　　中国正在私有化，而且是大规模的私有化，这可能是每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学者都清楚的事实。且不说经济学家每天在“改制”、“民营化”、“国有资产退出”的名目下讨论私有化的问题，几乎所有在中国思想界有所影响的现代学者，也都在自己的文章中讨论过或者至少涉及到中国正在进行的私有化，我们在例如汪晖、任不寐等不同倾向的学者那里都能够看到他们对私有化的观点。不管一个学者对私有化持什么观点，不管他是一般地反对或者赞成私有化，不管他对中国目前进行的私有化采取什么立场，只要他是一位学者，他的态度至少应当是：如果私有化，就公开私有化。借用秦晖先生的“话语”，这一态度应当是中国所有学者在中国目前的私有化浪潮前的共同底线。有些专注于纯科学、纯哲学或专门题目的学者不知道可能也不需要知道当前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但绝大多数学者应当知道社会重大问题所在，而且他们也确实知道中国正在私有化。对这些学者来说，不管他是左派或新左派，是右派或极右派，还是持有任何其他立场，只要他是一位学者，在私有化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前面，他的最低立场便必须是“如果私有化，就公开私有化”。而因为事实上中国正在大规模地私有化它的国有企业，任何一个学者在这一事实面前的最低底线便应当是：公开私有化。

　　公开私有化首先是学者对私有化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的最低底线。在私有化问题面前，学者都会表态。他们可以反对私有化，可以赞成私有化，可以为私有化附加每个人自认为正确的各种条件，可以因为没有把握而对私有化不置可否，但是，如果私有化真的发生了，他们态度的区别再大，也不能够低于公开私有化的底线。就左派或持有左派倾向的学者来说，他们希望社会主义，希望起码的或者更多的社会公平，他们便至少应当维护国有的或者公民共同所有的资产不受侵犯。如果这些资产真的要私有化，他们至少应当强调私有化过程的公平和正当。因此，在私有化已经大规模发生的前提下，在他们已经无法阻止私有化的前提下，他们在继续反对私有化的同时，至少必须强调实际私有化过程的公开化。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可能地争取社会公平，这是左倾学者的天职。而在私有化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尽可能争取社会公平的起码要求，是尽可能争取私有化的公开化，因为只有公开才能够讨论和实现起码的公平。所以，不管左派或左倾学者之间对私有化有多大的分歧，他们如果不能够坚持公开私有化的观点，而是支持或者听任私下的私有化，那么，他们便在听任国有资产被少数官员和管理者瓜分和侵吞，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社会责任”都将失色。就右派或持有右派倾向的学者来说，他们希望自由、希望市场经济，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与自由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私有制，因此，他们会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私有化。但是，如果说右倾学者支持私下的私有化，支持或者听任少数官员和管理者瓜分和侵吞国有资产，用偷偷摸摸的方式实现私有化，或者说他们同意无论什么方式，私有化了就行，那么，我们便完全误解了右倾学者的基本立场。右倾学者强调自由，倾向私有制，但他们同时强调任何人不能够有偷窃的自由，任何私有财产必须正当，强调一个人不能够为了某种目标包括美好的目标而违反程序，违反基本道德。因此，即使私有制是他们的目标，他们也不会赞成黑暗的私有化方式。其实，“目的就是一切” 本来便是右倾学者最为反感的思维方式。所以，不管右倾学者之间在私有化方面的分歧多么严重，但程序公正和为了保证程序公正所必须的公开化，却是他们在私有化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上最低的思维底线。

　　其次，公开私有化是在私有化问题上学者良心的最低底线。一个学者也许对私有化的优劣不甚了解，对私有化的过程不甚关心，对私有化无法确定比较清晰的立场，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对公开私有化的要求。这是因为，学者之间在立场（或无立场）、倾向（或无倾向）、学识、风格等等方面的区别都不能够淡化、更不能够抹煞所有学者在学者良心上的无区别。学者良心是对社会正义（无论它如何定义）超越了谋略考虑的责任。学者们也许对一件物品的出售方式、附加条件、出售价格有各种争论，但如果这件物品是偷窃来的，学者要做的，便不是如何把偷窃的物品包装好以便瞒天过海出售掉，不是争论这件物品的出售方式、价格高低（尽管物品的出售方式、价格高低的问题有其适用于所有其他商品交易的研究意义），而是首先要求把偷窃物品归还原主、在惩罚偷窃者的同时，再来讨论这一物品（如果它继续被出售的话）的出售方式和定价高低。国有企业的出售也是这样。一个国有企业是公共财产，不管它的出售方式如何、附加条件多少、定价水平高低、买者资格优劣，公共资产出售的前提是公众的知情，就象一个普通商品的出售前提是物主知情一样。而公众的知情便意味着公共资产出售的公开化。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学者对私有制、私有化了解的再少，再无法清晰地确定自己的立场，但如果国有资产私有化，私有化便应当公开化，却是一个人凭着学者的良心就应当能够得出的推论。所以，私有化的公开，实在是学者良心的共同底线。如果一个学者以现实情况、利害关系、谋略考虑、效率计算来反对公开私有化，那么，他就不能够算是一位学者，而变成了一名技术员，尽管技术员在任何制度下都是有用的。

　　2003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