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写了一篇回忆短文“文革停课时期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一位学长读后问我，为什么那篇短文不用“上山下乡”、而用“被政府迁移到农村”来标记我们当年去农村的那场历史事件？“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一代人极其熟悉的词汇，在各类知青文字内触目可见，用起来顺手、读起来顺畅。我自己过去写作时也毫无例外地用它。而“被政府迁移”，写起来费事，读起来吃力。因此，我理解这位学长的问题。
但我依然弃用“上山下乡”，而坚持用“被政府迁移到农村”。
我的改变肇始于2022年。那年我完成一本经济学专著并想用它纪念先父母，于是在序言最后一段写道“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大人。我从15岁上山下乡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然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写完之后。多次重读，总感觉有不适之处，可一时又不明白何处不适。踌躇数旬，才发现问题出在“上山下乡”这个词上。把它改成“被政府迁移”后，即把那半句改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不适之感顿时消失。
“上山下乡”和“被政府迁移到农村”两者在我的下意识中为何出现如此明显的区别？从上面引的那句话可以看出，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前者自己所为，后者被迫而为。回到前几天的回忆短文，那里的句子是：
“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地区。”
如果改成
“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地区”,
语感上便有重大区别。语言学研究认为语感会影响读者的思维方向。确实，“上山下乡”和“被政府迁移”的语感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的思维引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山下乡”是我们的主动行为；“被政府迁移”是我们的被动行为，我们被他人所迫而不得不为的行动。在语感上，“上山下乡”把当年我们到农村去的责任甚至于荣耀归之于我们自身，也因此，至今还有少数知青在提及“上山下乡”时依然充满了自豪感。“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则把责任归之于当时的政府，彰显了我们这些中学生的无力和无奈，以及对“上山下乡”的控诉。根据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一个文盲看到苹果时会无意识地分泌唾液，看到纸上两个大字“苹果”则毫无反应。但一个识字者看到“苹果”两字时也会分泌唾液，产生进食的兴奋感。依此类推，尽管一位被迫下乡后的年轻人曾经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当他看到“上山下乡”四字时仍然可能产生兴奋感。这样的下意识感觉来自于他对当年历史的错觉，可“上山下乡”一词却在不知不觉中强化着他的错觉。“上山下乡”一词简洁有力、充满鼓动性，在生理学意义上容易激励人，虽然它是把人激励到错误的行动和思维方向去。打个比方，在纪念我们下乡六十周年之时，两条标语“纪念上山下乡六十周年”和“纪念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六十周年”，给每个人带来的语感、下意识反应和思维方向，显然大相径庭。
其次，无论我们的后人还是外国人，看到“我上山下乡”、“千百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这样的句子，很容易误解成我或者千百万学生主动上山下乡。为了避免他们的误解，我们需要解释，甚至需要很多文字去解释。可“我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千百万学生被政府迁移到农村”的说法虽然直白，我们的后人却易于了解真实的历史而难以出现误解。我们今天读历史，往往会因为当时的某个词争论不休。未来100年、1000年的后人读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历史也有困难。为了减少他们的困难，我们最好直白地描述我们经历的事实。
当然，“被政府迁移到农村”不是一个专用词，用起来不便。知青朋友和关心知青的人应当发明不易造成误解的专用词来标识1949年后城镇青年经历的大规模去农村事件。在没有找到这样的专用词之前，我宁可使用 “被政府迁移到农村”的说法代替“上山下乡”。
“夜话”2024年第2期，2024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