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后记

2013年3月,在朋友和学生们为我退休而举办的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二个理论问题”的报告,提出以下十二个问题:

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

2. 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演变

3.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速度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加速度

5. 人口或劳动力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6. 恩格尔系数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7. 资本的部门配置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

8. 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9.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相对价格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10. 为什么农产品相对价格以上升趋势为主

11. 农产品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12.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关系

现在这本书,是我就上述问题所做的较为系统思考的总结,它们主要涉及第3、4、5-9与第11和12个问题。我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尚未成熟和系统,也就没有包括在本书内。此外,本书没有讨论与非农化密切相联系的人口、教育、收入分配、乡村振兴等经济政策问题。即使在本书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问题方面,本书也只是提出一些原理性质的观点,而没有建立完整的经济模型。但正值大疫,且行开七秩,亦应总结,于是找出十多年来草就的许多旧稿,举要删芜,加上近年的一些思考,整理成书。若可助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青年学者少走一二弯路,我愿足矣。

曾有友人问我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恰好在九年多前的那份报告里,我提到自己的研究动机如下:

“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参见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3)

不过,我最初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出于这些动机,而是由农村经历生发出的某种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在生产队和其他几个生产队共同开办露天采石场。我被生产队派到那里推过一年独轮车。采石场是生产队主要财源。但公社和大队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临近农忙季节就催促甚至强迫采石场停工,让我们回去务农。我当时笃信政府的反资本主义宣传,也认为农民以农为本,应当为国家为世界革命多贡献粮食,而少从事甚至不从事非农产业。我那时亦完全接受了政府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有幸进入大学,我的志向是发展马克思理论。我在北京大学选择“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方向,目的是了解那些否定马克思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然后批判它们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接触到“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尤其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时,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新大陆:刘易斯理论把我发展马克思的志向与我的农村经历直接联系起来。刘易斯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剩余劳动力”便无从谈起;马克思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无产阶级”便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共通的。可我当农民时,我们有储蓄;如果不是政府阻止的话,我们能用自己的储蓄开办和扩大“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其实,在我了解刘易斯理论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农村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已经取消,旧时的乡、村建制已经恢复,农民重新获得重要的自主权利,农民用自己储蓄兴办的所谓“乡镇企业”已经遍地开花。当然,我生活的农村属于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区,我们生产队又靠近铁路,所以,我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但劳动收入不可储蓄的命题对刘易斯和马克思至关重要,而我的经历却截然不同,我需要一个可以交代自己的解答。后来我发现刘易斯的研究前提是由地主和佃农组成的两阶级农地制度,马克思的研究前提是地主、租地资本家和雇工组成的三阶级农地制度,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地制度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的由同一所有者与耕作者组成的一阶级制度。这便是我1994年文章的内容。从那里出发,我进一步发觉,马克思和刘易斯都没有重视甚至没有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遑论其巨大历史意义。而在我看来,比起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阶段应当是人类面临的更基本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样,我逐渐形成前面所讲的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个动机,也就是我理解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课堂上讲授过。整理书稿时想象的读者对象,是国内读者尤其年轻经济学者。最近二十年来,我在网络上写过不少短文,已惯于自我审查。本书亦注意自我审查。可即使如此,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外国出版。但我依然期望有兴趣的国内读者能够读到本书,期望中国彻底和永远地放弃文字审查制度。

是为后记。

胡景北

2022年7月10日

美国加州坎贝尔市(Campbell,CA,USA)

“夜话”2022年第28期,2022年12月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后记。

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的教训:尊重常识

本系列上一期就农业劳动力一次性过多转移所导致的饥荒,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重要性。虽然上一期的例子是个特例,但转移失衡是非农化大转型中的常见现象。均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形总是或大或小的失衡。我们需要做的是避免较大尤其是特别严重的失衡。

在我看来,虽然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研究十分重要,但避免严重失衡所需要的首先不是“技术性”的均衡研究,而是社会活动的一些基本规则。避免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的第一性规则,是尊重常识,也就是尊重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愿望。就非农化大转型和饥荒的联系来说,饥荒发生最危险的时候应当是转型早期,那时农业还不能保障民众基本温饱,“不饿”已是幸事;人类想离开农业,必得承受饥荒饿殍的风险。如何让风险可控?应当说,我们中国人对农业失收导致饥荒的风险有着长久的防范意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在晚清。当时中国学者便强调它对以农立国的风险。在这样严重的风险面前,是否应当离开、如何离开和每一年多少劳动力离开农业,人类的最优选择,只能是一种让个人决策的凭借经验的试错过程。恰恰在人类非农化最早开始的英国,尊重常识、尊重个人和地方试错选择的经验主义是政府和学者的主流意见。这真是全人类的大幸!当时英国中央政府既无经济发展规划和指标,也不干预个人职业选择,更不直接管理地方事务。个人不断试错,地方自行其是,即使造成饥荒也局限在个体和地方,而不会成为地区甚至全国性灾难。我们对英国当年的许多悲剧耳熟能详,比如“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等等。但圈地是各个教区自行决定,并无全国性的“运动”、绝无指标和考核。资本积累更是个体的决策,中央和地方政府亦无投资计划和指标。因此,个人灾难会有,地方饥馑难免,但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和灾难。我们同样耳熟能详的当年英国学者如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不但没有担忧过饥荒,反倒对英国人口增长过快忧心忡忡。事实上,直到英国完成了非农化早期历程的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不但没有发生过较大饥荒,其农业生产还让英国人口快速增长:从1750年到1830年增长了一倍多。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英国当时有足够食物让人口快速增长。

问题的关键是,当时英国不但生产出足够食物,而且还降低了农劳比。至迟到1800年前后,英国农劳比应当已经低于40%,英国农业劳动力已经开始绝对减少,非农化在英国已经成为社会大势。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国农业是在没有化肥、农药、农机和电力的“极低”技术水平上,也就是主要靠农业劳动力的情形下,创造了我们今天难以设想的农业奇迹,才得以支撑同时发生的人口高速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事实上,直到1830年代,英国农产品自给率依然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我们考虑到所谓的“羊吃人”运动把大量耕地变成放羊的牧场(以便为当时的纺织业提供原料,注意英国不适宜种植棉花),英国粮食产量的提高更令人称奇。毫无疑问,英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完全可能导致粮价上涨。但同样毫无疑问的也是:在粮价上涨的同时,英国依然保持了人口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自诩也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在1999年诧异地发现当年英国公众对农业困难的印象远远大于实际状况。他说这里的原因有二。第一是粮食的不可替代性和在当年缺乏国际贸易条件下粮食自给自足的重要性,让英国公众担心粮食短缺;第二是拥有土地是英国人进入中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而土地本来便稀缺。我们的短文不去探究更多原因,只是指出,人类最早开启非农化大转型的英国不但没有遭遇饥荒,而且在“农业困难”的印象中实现了世界最早而又可持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我认为,这是英国尊重常识的成功!而英国的成功又把全人类带上了非农化道路。

由尊重常识出发,我们很容易尊重市场并避免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比较一下农业化和非农化的区别,我们就会发现市场的重要性,农业化是人们换一种方式生产粮食,非农化是一部分人不再生产粮食而必须用自己生产的非农产品交换粮食。交换可以经由政府也可以经由市场。在尊重常识的前提下,试错法让英国人经由市场交换。市场交换靠的是价格。价格的特点是与道德无关。一个人高尚还是庸碌,都会价高多卖少买、价低少卖多买,因此价格可以指示什么产品多了什么产品少了,劳动力和资金就会向价高产品的生产部门转移。所以,粮价上涨自然引导劳动力回到农业,粮食就会增产,饥荒也就被消除在隐患之时。而在本系列上一期揭示的悲剧中,交换经由政府,粮价由政府定死,完全不能指示粮食过多还是过少,政府和个人自然不能从粮价变化中很早发现粮食过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相联系的饥荒也就难以避免。

一万多年前,人类完全没有农业化的科学理论,却完成了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艰巨的农业化大转型。今天,人类也在不理解非农化的情形下完成了大部分非农化任务。这两个事实证明:没有对农业化和非农化的科学研究,人类依然可以实现这两大转型。相反,即使有了关于它们的科学理论,如果不尊重常识,人类照样可能失败,至少可能遭受巨大人为灾难。因此,包括本系列在内的所有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最终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9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20期,2022年10月29日

注:霍布斯鲍姆(Hobsbarm)的看法见其1999年著作,中文版为《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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