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1)

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重要现象。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从偏僻的湘西山村到繁华的京沪都市,我国到处都有农业转移劳动者的身影。实际上,今天在城市生活的我们自己往往就是在最近几十年内从乡村转移来的。仅仅在1980至2020的四十年中,我国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就远远超过三亿人,而我国2020年非农劳动者不足六亿人。也就是说,2020年从事手机制造、外卖送货、教学科研和政府管理等非农行业的劳动者,一半以上是最近四十年从农村走出来的。如果放眼世界,我们将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波澜壮阔地发生在中国,而且大规模地发生在全世界。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到三百年前就开始工业化的西欧地区;从人口稠密的其他亚洲国家,到人迹罕至的太平洋岛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几乎出现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农业劳动力转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

如果把农业劳动力转移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观察,我们又发现,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它在人类史上的伟大程度,只有一万年前发生的劳动力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的转移可以与之相比。明朝初期中国大迁徙的人口可能高达当时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许让当时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死于病毒和暴力。这两次人口大变动后来都导致人均食物产量提高和人口快速增长。然而,它们又没有改变农业社会的基本逻辑。如果没有工业革命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只须数百年甚至更短时间的种族繁殖,人类就会回到大变动之前的原点,继续落入大部分人务农但依然饥饿的贫困状态。例如,移民到美洲的早期白人育龄女性,每人平均生育的孩子超过7个。英国经济学家康替龙当年直白地指出:“只要有足够的生存资料,人就会像粮仓里的老鼠一样,迅速地繁殖增多。” 这意味着,假设没有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整个美洲大陆很快就会因为快速的人口增长而变得人满为患,美洲发现的结果也将只是延长农业社会的持续时间,或者推迟农业社会陷入最终危机的时点。因此,哥伦布发现美洲和随后的美洲本土人基本灭绝事件,以及中国和其它各民族在最近几千年内经历的每一次人口大变动和大迁徙,虽然对现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主体十分重要,但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农业社会的两大基本特征:大部分人务农、大部分人挨饿。

然而,发生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彻底改变了这些特征。今天,不但大部分人能够吃饱,而且社会只需要少部分人务农。农业劳动力转移反映的,正是这些基本特征的彻底改变,是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而跨入新的社会阶段。所以,本书根据人类劳动用在食物生产方式上的集中程度,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划分为采集狩猎社会、农业化转型、农业社会和非农化转型四个时期。在采集狩猎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忙于采集可食的植物和捕猎可食的动物。在农业化转型中,人类劳动力逐渐从采集狩猎活动向农业集中。在农业社会,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生产人类必需食物的农业。在非农化转型中,人类劳动力逐渐从农业向非农业活动集中。当今人类正处在非农化转型时期,正在离开农业社会而转入人类目前难以清晰预知的“后农业社会”。和当年的农业化一样,非农化大转型将把人类在宇宙大尺度上的生存空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非农化转型的一个关键现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业社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在“后农业社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应当低于百分之一,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非农化转型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历史过程。本书便是对这一历史过程所做的经济学理论探索。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牵动整个社会的重要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牵涉到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包括本书在内,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涵盖这样的范围。正如本书书名《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本书将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和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当然,即使囿于经济学角度,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地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本书将局限于宏观经济学角度。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微观经济学问题,诸如一个农业劳动力为什么要离开农业、离开农业给离开者个人和其家庭带来什么变化、给他们离开和进入的社区造成什么影响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它们都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进一步说,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研究中,本书亦仅仅涉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基本经济条件和所遵循的基本经济机制。为了探索这些条件和机制,本书将建立关于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的某些特殊假设,使用来自中国等个别国家的统计资料。但在清楚地说明这些假设和资料以后,本书致力于超越个别国家的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一般条件的经济学研究。

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简单直接:什么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本书提出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以下简称“农劳比”)指标,用它表示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农业的集中程度。农业劳动力转移是这一集中程度的下降,或者说农劳比下降。在最近几千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劳动力不断从农业流向非农部门,农民参军变为士兵、读书成为秀才、学徒转为工匠。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依然集中在农业。而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某些地区的早期工商业如何发达,直到大约三百年前,所有地区的社会总劳动力绝大部分依然是务农者。所以,那些农业劳动力转入其它职业的现象,没有降低农劳比,因此不属于我们研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范畴。同时,农业社会中不时出现的巨大社会动荡,可能短暂地降低农劳比;可一旦恢复稳定,农劳比将迅速反弹回原先的高度。这样的现象同样不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严格意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少量农民脱离农业,不是农劳比的短暂降低,而是农劳比持续和显著地下降,并最终形成不可逆的非农化转型。

根据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定义,本书把非农化转型过程转换为农劳比下降过程,把农劳比视为度量非农化转型程度的指标,把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视为度量非农化转型过程的指标。速度和加速度是两个众所周知的物理学概念。设想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从比如8 000米高空降落。为了保证飞机迅速平稳地降落,飞行员必须把握好飞机在每一时间的速度和加速度。飞机应当尽快降落,以免空中危险;但飞机又必须平稳下降,因为严重颠簸会造成乘客伤亡。前者是速度问题,后者是加速度问题。农劳比下降过程与此类似。如果把非农化看成一件“好”事,把人类的非农化使命看成人类把农劳比从百分之八十降低到百分之一的任务,那么,农劳比亦应当迅速平稳地下降,下降过程中的“颠簸”尤其严重颠簸也会损害处于这一过程中的人类群体的福祉。亚国曾经经历过严重“颠簸”。亚国1957年农劳比是81%,农劳比降低量或降低速度是负1%,降低加速度是负3%。1958年猛踩油门,加速度骤然升至正24%,速度相应升至正23%,农劳比一举下降到58%。按照这样的加速度,亚国再用两年时间就可以完成全部非农化转型任务。然而,这样的高速度不但不可持续,而且造成灾难。事实上,亚国在1959年即猛踩刹车,加速度突兀地降为负27%,速度降为负4%,农劳比本身在随后几年反弹并上升到比1957年更高的水平且延续多年。在经济学上,如此剧烈的“颠簸”直接造成亚国当年数千万饿殍的大饥荒。这个教训告诉我们,非农化转型在经济学上需要的不是高速度,而是恰当速度,后者的经济学概念便是均衡。因此,非农化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提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问题,而后者又需要转换为农劳比下降的均衡速度和加速度问题。由此出发,我们方能严格地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并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

“夜话”2022年第22期,2022年11月1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1部分。

用农业劳动力转移划分历史时期

本系列的第1和第2两期分别说明用农业劳动力转移度量的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和当今世界在历史上的位置。本期将进一步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用来划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时期,而我们置身的当今历史时期,可以用农业劳动力转移命名为非农化转型时期。

看表。表中的“农劳比”,指的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几乎每一个劳动力都忙于采集可食的植物和捕猎可食的动物。这是人类从动物继承下来的以本能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当时的世界完全没有农业,因此农劳比等于零。在这个阶段后期,人类已经把当时的一种犬属动物驯化为狗。不过,狗应当主要不是作为肉类食物来驯化的,所以,历史学家并不把狗的驯化和饲养看成农业的开端。同时,在这个长达二百多万年的人类社会第一个阶段的晚期,人类应当学会了许多本领,比如收藏和加工采集的野生小麦等。以部落形式群居的人类团体也出现了早期的分工,少量劳动力可能不必要每日从事采集或狩猎,而可以专门负责比如祭祀与管理事务。

   时代  时间跨度    (公元纪年)    定性特征定量规定  (农劳比及其变化)
I采集狩猎 社会阶段-270万年 至公元前10,000年劳动力集中于采集狩猎0%
II农业化 转型时期公元前10,000年 至公元前3,000年劳动力从采集狩猎转向农业从0%升到80%
III农业 社会阶段公元前3,000年 至公元1700年劳动力集中于农业80%
IV非农化 转型时期公元1700年 至公元 ?年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80%降到0%
V后农业 社会阶段公元?年 至公元 ?年[劳动力集中于非农业]0%

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随着最近一次冰期结束,气候变暖,世界一些地方的人开始尝试种植农作物和驯养肉用动物。小麦应当属于人类最早种植的粮食作物。这样,人类就发明了农业,世界上有了农民。我们可以猜想,在非农化早期,一定有许多人坚决不吃种出来的麦子,而一定要吃采集来的野生麦子;也一定有人认为农业是对他们崇拜的某种神灵的亵渎,或者是对悠久传统的背叛。但农业毕竟能够提供比野生农作物更高的产量,食用种植小麦也没有造成显而易见的疾病或灾难,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农业,农业也越来越发展。终于,经过几千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农业成了人类获得食物的主要方式,农产品成了人类食品的主要构成部分,采集的浆果和猎获的野兽,成为人类食物的补充或辅助部分。这个过程就是本表中的“农业化转型时期”,其定性特征是“劳动力从采集狩猎转向农业”。

就定量特征而言,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曾经估计:“在公元前8,000年,百分之百的人类还是狩猎者;到了公元前1,500年, 狩猎者便降低到了不足百分之一。”这里,他尝试从定量角度确定农业化转型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节点。不过,他对这两个时点的估计都应当有误,就第一个时点来说,公元前8,000年,也就是距今10,000年前,人类应当已经开始农业化探索,小部分劳动力应当已经务农。研究古气候的科学家发现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浓度,从8,000年以前起“反常地”提高。一些科学家设想它是人类大规模焚烧森林的结果。而人类焚烧森林的目的,应当是“毁林造地”,即开辟耕地。如果这种设想成立的话,那么,8,000年以前,或者说公元前6,000年前后,人类已经“大规模”地开始农业生产,或者说,人类当时已经把“农业化转型”当成“普世价值”,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农业化道路。这是一条不可逆的道路。“不可逆”的含义是,人类不再可能回头,不再可能放弃农业而回到采集狩猎的生活。森林是人类采集狩猎生活的基础。大规模毁林造地意味着人类摧毁自己过去的生存基础。因此,如果农业化失败,人类只有灭亡一途。考虑到农业化转型在早期必然非常困难,所以,人类在大规模毁林造地之前,应当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农业化转型,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类应当已经开始农业化转型,有了“农业劳动力”。就第二个时点即公元前1,500年来说,从事采集狩猎的劳动力应当明显高于百分之一。其实,即使在二十一世纪早期的今天,全世界仍然有少数人专门从事非种植型的采摘和非养殖型的捕猎,例如近海和远洋捕捞等。同时,在各民族关于农业社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读到关于采集尤其捕猎的描述。这部分说明它们在农业社会的普遍性。今天,不但我们普通人习惯地把这些采集狩猎活动视为农业,而且全世界的统计部门无一例外地都把这些采集和狩猎活动笼统地归类到“农业”之内,从事这些活动的劳动力也归类为农业劳动力。

农业化转型成功结束之后出现的是农业社会。它大约延续了5,000年。农业生产让社会有了剩余产品,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非农部门进一步扩大。农业社会发明了文字,我们甚至还有关于晚期农业社会的统计,所以我们比较了解农业社会的定性和定量特征。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农业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活动,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劳动力始终从事着农业。我们假设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务农。毫无疑问,在最近几千年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劳动力不断从农业流向非农部门,农民参军变为士兵、读书成为秀才、学徒转为工匠。但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二十世纪中期的1952年,中国依然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三的劳动力务农。而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某些地区的早期工商业如何发达,直到大约三百年前,绝大部分地区的社会总劳动力绝大部分依然是务农者。所以,那些农业劳动力转入其它职业的现象,没有降低农劳比。此外,农业社会中不时发生的巨大社会动荡,可能短暂地降低农劳比,可一旦恢复稳定,农劳比将迅速反弹回原先的高度。所以,我们假设农业社会阶段的农劳比稳定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人类在农业社会中也许出现过若干次规模不同的非农化变革。坚持下来并延续至今的非农化转型,应当“正式”开始于二百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业,非农业成为社会主要经济活动,都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变得重要的人类现象,而且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后,才在欧洲成为“普世价值”。实际上,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像中国和柬埔寨等国,依然否定非农化转型的的历史趋势。不过,正如本系列前两期指出的那样,1990年以后,即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后,世界所有民族都意识到非农化是件“好事”,都在转移农业劳动力到非农产业。因此,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即非农化转型过程。不过,考虑到在“正式的”工业革命之前,英国、荷兰等国劳动力已经较大规模地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所以,我们笼统地把公元1700年视为人类非农化转型的起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初步说明理由。第一,从统计资料看,历史统计学家麦迪逊(Maddison)认为,在1700年,英、荷两国的农业就业比已经分别降到56%和40%。而我们知道,直到公元2000年前后,就是在仅仅二十年前,整个世界的农业就业比才降低到40%。这里,农业就业比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农劳比是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两者的差别仅仅在于农业就业比的分母不包括、农劳比分母包括失业。所以农劳比分母更大,农劳比的数值比农业就业比更小。因此,如果把农业就业比数据转换成农劳比,英荷两国在1700年的农劳比将比它们的农业就业比更低。第二,从文字论述看,英国学者配第(Petty)早在1690年的著作中便指出了非农部门的收益优势和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现象,也就是认识到非农化的经济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中,我们把当今人类历史时期称为“非农化转型时期”,把这场转型结束后的人类社会阶段称为“后农业社会阶段”。“非农化”是个否定性的概念,而一个历史时期的正式命名应当用的是肯定性概念,例如农业化和农业社会。我们使用否定性概念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当今转型结束后的未来的无知。因此,在上表中,我们对“后农业社会阶段”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表述。该表中对“后农业社会阶段”定性特征的描述“劳动力集中于非农业”之所以加上方括号,是因为这一描述对身处非农化转型之中的我们有某些意义,但对于“后农业社会阶段”的人类却毫无意义,因为那时候可能不存在农业部门,所有经济部门都是非农业部门,这就和当今世界所有经济部门都是“非采集狩猎部门”一样。说到底,“非农化转型”、“后农业社会”这样的概念揭示的,是人类离开农业社会这个我们今天可以确定的经验事实,而非人类将要跨入的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预计,人类即使在非农化结束后还需要农业,那时的农劳比也十分微小,甚至不超过1%。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预测那时的人类食物生产方式和生产部门,因此,根据上表的历史分期方法,我们不知道非农化转型结束后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某些最基本的具体特征。例如,我们不知道非农化结束后的下一个社会阶段中,人类基本生产活动是什么,不知道食物生产和消费在那时人类繁衍过程中占有什么地位,不知道那时是不是根本不存在现今意义上的农业,不知道目前为人类繁衍必需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是否完全可以通过非农业方式生产出来。在上表中,我们是用人类生产食物的方式及其变化、尤其是人类用于生产食物的劳动力数量及其变化,定义人类的社会阶段和转型时期。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定义方式本身,是否会在非农化转型结束后失去效力。我们今天能够确定的知识,仅仅是人类将通过非农化转型完全离开农业社会而进入后农业社会。除此之外,我们面对的几乎全是不确定的未来。

不过,对未来社会阶段的无知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正常状况。回顾一下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过程,尤其是对农业化转型的认识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水平的认识,能够从“正面”意义上,把人类从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型称为“农业化”,是因为最初获得这一认识的人类群体,已经生活在农业社会中期,已经知道他们自己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农业。当他们把自己的社会命名为“农业社会”的时候,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把人类社会第一次大转型命名为“农业化”转型。相反,即使处在农业化转型时的人类足够智慧,他们也不大可能想象人类仅仅依靠农业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不大可能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是一场根本改变人类获取食物方式的大变革。甚至在农业化完成、人类生活在农业社会上千年以后,在人类已经发明了文字并建立了以儒学、基督教和佛教为代表的基本观念体系的时候,人类还没有总结出农业化转型和农业社会的历史概念。和他们相比,尽管我们的历史知识、思维能力和包括文字与计算机在内的技术工具丰富得多,但我们对未来同样缺乏了解,缺乏让我们定义未来社会阶段的某些关键知识,因此,我们无法根据那些关键知识,用肯定性的概念命名我们所处的转型时期和转型后的社会阶段。未来的人类一旦有了这样的知识,命名非农化转型和后农业社会的恰当概念将应运而生,而这些概念将一定是肯定性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非农化转型概念不但是对最近三百多年来世界历史的一种总结,而且也隐含着对人类未来的一种预期。这一预期的基础是对农业脆弱性的认识。根据现有知识,只是在大约12,000年前,地球走出最近一次冰期并进入气候比较温暖和稳定的全新世以后,人类才发展出农业并创造出文明。在这之前,地球的气候变化可能十分频繁,人类应当得不到一段比如上万年的“较长”时间来发明农业、发展建立在农业之上的文明。最近一万来年的地球史才给了人类足够长的时间发展自己。地球上互相隔绝的若干地区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前不约而同地发动农业化转型。这一事实也许意味着,人类在这之前的两百多万年进化中,已经多少具备了关于种植食用植物和养殖食用动物的某些基本知识与若干技能。所以,当地球变迁终于为农业提供了长期气候条件以后,人类便发展出了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然而,我们不知道目前这个有利于农业的地球时期全新世还能够延续多久,不知道加入人类影响之后的温暖气候会达到什么样的高温,也不知道下一个冰期何时来临并会寒冷到什么程度。科学家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时期称为“间冰期”,即两个冰期之间的一段时间。虽然人类可能影响地球的气候,并进而影响全新世的长度,但当今地球时期的长度和特征,主要受地球和更大尺度天体运动的影响。无论人类如何作为,下一个地球高温期或冰期总会到来。根据以往的地球史,当今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无法在高温或冰期条件下大规模生长,农业无法大规模存在。同时,人类在农业化转型后对森林的砍伐和对大型哺乳动物的捕猎,使得人类即使放弃农业,也无法重新依靠采集和狩猎生存。最近一万年来有两大人类文明自行崩溃。它们是苏美尔文明和玛雅文明。而它们崩溃的原因,都是农业破产。因此,如果说人类在农业化转型早期,还有可能退回半动物半人的文明前状态,已经稳定地在农业社会中生活了数千年的今天人类则无路可退。就人类大历史而言,人类和其在农业社会中创造出来的文明,只有在人类把食物生产方式转到非农业轨道上才能够维持和发展。人类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归结到一点,就是在下一个不适宜人类、尤其不适宜人类文明的地球时期到来之前,为人类和人类文明做好平安度过那个时期的准备。由于农业本身对地球环境的高度要求,由于适宜农业的地球时期在地球历史上本来就极为短暂甚至偶然,因此,人类必须利用现在这一时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出非农文明,创造出更少依赖特殊气候和地质条件的非农业的食物生产方式,人类和人类文明才有希望在下一个地质时期延续下去。这里,我们尤其关心人类文明的传承。在迄今为止的两百多万年历史中,人类经历过多个地质时期、多次重大地球灾变,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依然顽强地生存和延续至今。但是,如果人类在12,000年前曾经创造过重要的物质或社会文明,这些文明却几乎没有延续下来。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文明,几乎都是人类在最近12,000年中创造的。因此,包括我们在内的当今人类的最重要任务,不仅是在下一次地质时期或地球灾变时保证人类物种的延续,而且是保证人类基本文明的延续。按照我们的现有知识,人类如果曾经有过文明的话,那么,这些文明没有延续下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应当是农业的崩溃;或者说人类虽然可能创造过农业及其之上的文明,但从没有超越过农业。因此,一旦地球气候和地质变迁转移到不适合农业的周期,一旦地球遇到重大灾变,人类物种虽然可能延续,但人类文明却将随着农业崩溃而丧失;即使后面几代人类可能迁移到其它星球,但距离我们较近的星球,都不适合农业。所以,为了保证人类尤其人类文明的延续,当今人类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超越农业。人类超越农业的途径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利用人工环境以现有农业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第二种是利用非农业方式大规模生产食物。就此而言,尽管非农化转型在我们这一代人眼前主要表现为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可在人类大历史上,它一定同时表现为人类食物生产方式的非农化变革。而非农化转型概念,在我们有限知识的范围内,一方面揭示了人类正在离开农业社会的历史事实,一方面又揭示了当今人类面临的超越农业的挑战。

最后,我们用一个示意图直观地展示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标准而确定的历史分期。为了避免作图的困难,我们不但没有在图中加入各历史时期的名称,而且简单地用直线表示农劳比的历史变化。注意2000年以后的农劳比变化线段是随意绘制的,并不表示我们预计非农化转型要持续到比如2500年。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3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2期,2022年8月12日

注:本文所用数据分别来自Maddison 2001年出版的著作和国际劳工组织。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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