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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双周研讨会纪要

2003年1月9号

国有企业“公开私有化”的利弊分析

2003年1月9日晚上，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召开了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最后一场双周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国有企业‘公开私有化’的利弊分析”。会上，胡景北教授作了同一题目的主题发言。所谓“公开私有化”，设相对于政府目前在“民营化”、“改制”、“国有资本退出”、“国有股减持”等名义下展开的国有资产在所有权意义上的向私人半公开半隐蔽的转移而言的。公开私有化指的是政府直接用私有化的名义，在大范围内公开地把目前在其他名义下转移给私人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私人。胡景北的报告提纲见另文。在他看来，公开私有化和目前的半公开半隐蔽私有化相比，利大于弊。这他认为这一点不但表现在私有化的进程中，而且特别表现在私有化完成之后，因为公开的私有化完成后，政府干预私有化后企业的可能性大大受到限制，重新把这些企业国有化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公众认可这些企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私有化后建立的企业所有权制度也才可能稳定。

 研讨会上，参加者围绕胡景北的报告展开了讨论。讨论牵涉到三个问题：1.国有企业是否应该进行私有化改革；2.私有化改革应该如何进行；3.私有化改革的进行是否应该公开化。但讨论集中在最后一个问题上。

对于第1个问题，讨论者的意见基本上一致，即认为大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势在必行。比如国有资本退出若干非战略性的或竞争部门和行业，是政府多年来的方针。但如何退出？机器、厂房无法退出，因为它们几乎无法专用于比如国防工业部门。因此“退出”只能是把现在属于国家所有的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出售给私人，然后拿着出售的货币收入退出那些竞争性部门。因此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部门的第一步，实际上便是政府将竞争性部门中的国有资产出售给私人，也就是私有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已经是政府多年来的既定方针，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在现阶段出现的必然趋势。

对于第2个问题，讨论者的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应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原苏联的休克式疗法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考虑改革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注重社会成本，防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动荡。另一些人对什么是渐进式改革提出疑问。在前苏联尤其是东欧，往往一个企业的私有化就要拖很多年。他们那里10多年过去了，还有大量企业没有实现私有化。而在中国的某些市、县，政府定下规划，一个企业几个月、一个地区3 年2年就可以实现私有化，因此更不像渐进式改革。

就讨论集中的第3个问题， 也就是改革是否应当公开化的问题来说，与会者主要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的进程应该公开化，这样可以使工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他们认为改革应该以明确的法律法规为指导来进行，改革的进程应该及时公开。一方面公众可以及时了解私有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可以使更多地的人参与到私有化改革的过程中来，使改革不再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

另一种观点认为改革的进程不应该公开化。一方面公开化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增加改革的成本；但更重要的是公开化不利于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公开化会加速改革的进行，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的步伐还跟不上，这样就会损害工人的利益，使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得不到保障。一些讨论者举出私有化的例子，说明工人在目前的私有化过程中，虽然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有所表达，但是政府还能够多少给工人一些补偿。如果公开私有化，工人可能什么补偿都得不到。究其根源，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即现在不讨论公有私有孰优孰劣，这就造成工人无法从根本上转变其观念，使得公开私有化后工人原本应得到的权利和利益无法真正得到贯彻。工人有可能视公开私有化与半隐蔽半公开私有化同一，只是将私有化推向前台而已。

所以，问题的讨论最后都归结到一点上，那就是保护工人的利益。许多人认为应当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改革应该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前提。这里似乎有一种认识，就是公开地进行私有化不利于保护工人利益，或者说公开地进行私有化就会使一些人能够肆无忌惮地剥夺工人。对这一点，还有一些人持保留意见。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应该采取分的方式，也就是把国有资产分配给国民。这种观点的理由是，既然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那么在考虑工人的利益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农民的利益，因为全民所有应该也包括农民所有。而现在的私有化改革方式仅仅考虑了工人或者城市人的利益，因此是不适当的。

变频险种的博弈分析

陆宝群博士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变频险种在我国的发展

二、关于变频险种的一个博弈模型

三、模型分析及衍生结论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奖金联合会教研室双周研讨会

2003年3月3日

关系型融资的理论研究

兰莹

一、           什么是关系型融资

1）关系型融资的定义：为了维持长期的金融服务关系，金融机构与企业各自进行了关系专用性投资，从而出现在第三方不愿提供融资时，金融机构乐意充当融资者，或者当企业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从市场融资的时候不愿意脱离原来的金融机构的现象。关系型融资在经济实践中的形式主要有：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之间的贷款活动、主办银行制度、风险投资等。

2）保持距离型融资：在保持距离型融资制度中，银行和企业不曾进行关系专有性投资，从而价格是交易中的决定性因素。

3）关系型融资的特征：银行（对意会式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与企业（向银行透露意会式信息）的关系专用性投资、长期多方位金融服务关系

4）易于混淆的概念：知情贷款、高风险贷款、关系融资、排他性贷款

二、  关系型融资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关系型融资是否具备自生能力

1）关系型融资可以促进银行与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交流

A．  银行进行信息收集、处理能力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B．企业不必担心商业秘密外泄，愿意透露更多信息

2）关系型融资的合约特征有助于提高融资效率

A. 弹性和斟酌权

B. 便于跨期定价

C. 适用于担保品需要监督的场合

三、关系型融资制度中的敲竹杠问题——为何关系型融资臭名昭著  

1)    劣质企业要挟银行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2)      银行对优质企业的要挟问题

四、 竞争对关系型融资制度的影响

1）关系型融资方式与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之间是既互替又互补的关系

2）银行同业竞争加剧与资本市场竞争加剧不一定削弱关系型融资（关系型融资提供差别化金融服务，而资本市场竞争以价格为主，银行同业竞争加剧将降低关系型融资的规模，但是将提高它的效率，资本市场竞争加剧则相反）

五、关系型融资所适合的经济环境

1）法律制度不健全

 2）资本市场流动性差

3）中小企业占经济的重要地位

4）金融约束政策使得银行行为长期化

六、关系型融资在中国可能的运用途径

1）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2）国有企业破产重组问题（争议颇大）

3）中资银行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

4）发展风险投资

七、由关系型融资所想到的——金融制度的选择内生于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双周研讨会

2003年1月9日

国有企业“公开私有化”的利弊分析

胡景北

一、            中国目前的私有化现象

1）私有化规模：很大

2）私有化方法：内部人私有化

总印象：无名、无法、无序

二、            中国私有化之不可避免

1）私有公有孰优孰劣之争：不讨论

2）中国可以避免私有化吗？

A．  可以

用反腐败方式

B．不可以

因为国有资产天天在流失、在贬值

因为现有状况下的反腐败不能够解决国有资产流失和贬值的问题

三、            公开私有化之利

如果私有化不可避免，那么是否应当公开私有化？

利：

1）私有化过程的利

名正言顺；能够立法，可能有序；出售价格高；腐败受抑制；弱者权利得到较大保障

2）私有化结束后的利

私有者名正言顺；私有者抵制政府干预的能力强；外部人参与程度高；私有者用创造价值的方式致富的可能性大；私有制长期稳定的可能性高

四、            不公开私有化之弊

1）私有化过程的弊

名不正言不顺；无法立法，难以有序；出售价格低；腐败严重；弱者无权；

2）私有化结束后的弊

私有者名不正言不顺；私有者抵制政府干预的能力小；内部人控制严重；私有者用寻租和转移资产的方式致富可能性大；私有制长期稳定的可能性低

五、            公开私有化之弊

1）私有化过程的弊

弱者参与，增大私有化过程度谈判成本；拖长私有化过程的时间；企业管理者可能罢工；很大资产可以被外资包括港台资本获得

公有制的名义无法保持

2）私有化结束后的弊

六、暂时的总结

公开私有化的利大于弊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

双周研讨会纪要

2003年3月3号

关于关系型融资问题的讨论

2003年3月3号晚上，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召开了本学期第一次双周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上海财经大学教师、北京大学博士兰莹博士做报告。兰博士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关系型融资的理论研究”。她首先介绍了关系型融资的概念，并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关系型融资提出了自己的定义，认为关系型融资指为了维持长期的金融服务关系，金融机构与企业各自对对方进行了关系专用性投资，从而在第三方不愿向企业提供融资时，作了关系专用性投资的金融机构愿意充当融资者，或者当企业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从市场融资的时候不愿意脱离该金融机构的现象。兰博士还阐述了关系型融资制度的经济合理性以及关系型融资制度中的敲竹杠问题。

与会者围绕兰博士的报告展开了讨论。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兰博士对关系型融资的定义上。对她的定义与会者提出了很多的疑问：1..究竟什么样的融资方式属于关系型融资？2. 关系型融资与其它融资方式的区别？3. 现实中有哪种融资属于关系型融资？

对于第1个问题，兰博士引用了布特 （Boot）关于关系型融资特征的定义。布特认为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融资活动中同时出现了下面的三个特征，就可以说该活动属于关系型融资。1） 金融中介机构拥有企业的业主专有性信息，这些信息是普通公众所无法获得的；2） 金融机构所拥有的业主专有性信息是通过与同一客户的长期、或者多种金融服务交易而得到的；3） 内部信息对于局外人自始至终具有机密性，仅仅为关系型融资双方所特有。兰博士将企业的信息分为可数码化信息和不可数码化信息两类。企业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是可数码化信息。对不可数码化的信息，兰博士解释为只可意会而无法向第三方证实的信息，它主要包括企业前期项目的盈利状况、企业实现自己原定目标的能力、企业员工的能力与忠诚度、企业与其供应商和顾客的关系等。金融机构需要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才能获得这两类信息。

对于第2个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在关系型融资中银企双方存在着一个隐含契约的关系。关系型融资与距离型融资的区别表现在关系型融资的银企双方更注重长期的合作。当企业处于暂时的财务危机时，关系型融资中的银行一方会及时救助企业脱离危机，而不是马上催逼债务。在关系型融资中，银行追求的是长期效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短期效应。

对于第3个问题，兰博士认为很难将现实生活中的某一个融资活动纯粹地归为关系型融资或距离型融资。在现实生活中关系型融资与距离型融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绝大部分融资活动中都存在着关系型融资方式的影子。为了更好地理解关系型融资，会上有人提出了几种情况：1） 银行经理的侄子的公司出现财务危机，马上就要濒临破产。这时银行经理利用职权给她的侄子增加贷款，帮助其免于破产；2） 政府官员利用职权促使银行贷款。这两种情况，与会者一致认为不属于关系型融资，而应该属于关系贷款；3） 企业出现暂时的财务危机时，银行出资救助；4） 银行与企业保持长期的联系，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贷款给企业。后面两种情况被认为是关系型融资。

那么，关系型融资与关系贷款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对此，兰博士解释说，关系型融资与关系贷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关系贷款是指银行经理利用手中配置资源的权利谋取私利的寻租行为。“关系”是“关系贷款”决定贷款发放的唯一条件，而且“关系”是通过受贿银行经理实现的，贷款的实际经济效益几乎不在银行经理的考虑范围之内。在关系型融资中，“关系”只是贷款发放的前提之一，而且是通过对企业的专用型信息能力投资实现的，贷款的实际经济效益是决定贷款发放与否的关键。

       尽管对上述三个问题有了一定的共识，但研讨会上争论的焦点即如何从理论上区分关系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对此似乎还有严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尽管银行会搜集所有融资对象的不可数码化信息，但经济学不可能把所有融资视为关系型融资，因此关系型融资的定义应当能够把这类融资与保持距离型区分开来。而前面介绍的布特的概念和兰博士自己的概念好象不完全具备这种区分的功能。从新古典经济学出发，是否可以认为在银行追求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如果它的一笔融资的价格在短期中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该融资就是关系型融资。但这一观点受到诘难。如果金融结构是理性的，它为什么承认低的价格呢？讨论中对此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1、银行为信息已经承担了沉没成本（更为准确的说法是银行为信息进行了关系专用性投资，只有当合作中止时这些投资才会变成沉没成本，如果投资已经变成沉没成本就不会再影响决策）为收回这些成本，同时也为了避免对新顾客融资时产生的新的信息成本，银行也许愿意在较低利率水平上贷款；2、投资项目的现金流有一个时间差距，为保证贷款的回收，银行也许愿意低利贷款；3、银行在短期中接受低价格，可能正是为了在长期中实现总资金的利润最大化。

    兰博士认为中小企业和中小银行之间的贷款活动属于典型的关系型融资活动，我国浙江台州地区的一些民营城市信用社之所以经营非常成功，原因就在于自发运用了关系型融资。由于中小企业对我国目前经济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至关重要，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只有依靠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包括各种信用社），所以中国近期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建立起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体系。鉴于中小银行容易出现流动性风险问题，需要尽快建立针对民营中小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为了发挥关系型融资的优势而避免其弊端，中国政府必须杜绝对中小银行的行政干预。否则中国当前的经济、法律、资本市场条件下关系型融资很容易演变为关系融资，因为预算软约束问题激化而失败。

2003年4月14号研讨会纪要

复旦大学博士后罗云辉先生应邀于2003年4月14日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做了学术报告。罗博士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经济过度竞争问题初探”。

罗博士首先在分析他人对过度竞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过度竞争。他指出，过度竞争问题不是宏观经济衰退或萧条的问题；过度竞争也不是产业结构升级或产业衰退的问题。过度竞争指的是市场行为的主体（企业或企业的代理人或政府）在一定竞争准则和游戏规则（主要是产权制度）以及其他局限条件约束下，力图通过竞争达到自身特定的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而采取的有悖于其代表的名义主体根本利益的竞争行为本身。同时他强调指出，一定要有名义主体存在且被侵犯才会存在过度竞争，否则就不存在过度竞争。名义主体和竞争主体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竞争主体和名义主体合二为一；第二种情况是名义主体和竞争主体相分离。

罗先生首先分析了名义主体和竞争主体合二为一的市场经济的情况。在一个纯粹的竞争市场部门中，如果各个企业生产产品的单位成本高低不同，成本较低的企业就可能降低销售价格，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如果降低的价格低于成本较高企业的关门点，后一企业就将退出市场。这样的竞争过程不断延续，最后就可能只剩下一家企业，即成本最低的企业。这就是著名的Bertrand竞争。此时，产品价格将高于余留下来的企业的关门点价格，但低于这些和这家企业的平均可变成本。企业虽然继续生产，但蒙受亏损。因此，企业的竞争行为实际上有悖于自身的根本利益。

当然，Bertrand竞争结局有三个假设条件：1. 产品无差异，2. 一次性博弈，3. 各个企业的生产能力无限大。罗先生考察了放松这三个假设后，上面命题能否成立的问题。1．引入产品差异化给过度竞争带来的影响可以用Salop模型：产品之间的差别是连续的，产品同质，差别是异位的。企业的数目大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企业数目。2. 博弈是多次性的。

3. 现实中各个企业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但罗博士说明这一点并不影响模型的结果。他特别指出此时的成本一定是机会成本，而沉没成本没有机会，因此不是机会成本。

在前面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罗博士对中国经济存在过度竞争的原因进行了分析。1．分析中国经济过度竞争的特殊性，就要从公有产权制度着眼。这是因为一方面竞争行为受制于竞争背后的约束规则 ―― 主要是产权制度，而中国经济产权制度的特殊性在于公有产权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尽管市场经济中过度竞争的作用机理（即名义主体与竞争主体合二为一的情况。注意，委托－代理关系或信托－托管关系中的合约双方亦被抽象为单一主体，从而这种过度竞争是由非对称成本Bertrand竞争引致的“囚徒困境”式的过度竞争）同样作用于中国经济，但典型的市场经济中过度竞争现象的罕有与中国经济过度竞争表现为一种市场秩序之间巨大反差，这也使我们有理由将对中国经济的过度竞争分析聚焦于公有产权。不同于共有产权下的租值消散，公有产权由于存在利益受侵犯的“名义主体”，共有产权在公有产权中的作用性质是过度竞争。2．民营企业或其他非国有性质的企业。由于不同企业制度的效率差异与上游产业的价格歧视，存在下游企业过度竞争的可能性。最后，罗博士以我国苏南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土地出让为例，分析了其中存在的过度竞争问题。

       与会讨论者对罗博士报告提出的问题集中在过度竞争的定义上。首先，名义主体和竞争主体同一的情况下，如何定义过度竞争。有人提出，如果假设每一主体都是理性的，那么，为什么一个主体要采取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竞争行为，就难以解释。象罗博士说明的Bertrand竞争，可以理解为成本最低的企业为完全占有市场所从事的理性竞争，因为一旦整个市场被一家企业占有，它就有可能调整自己的生产能力，在长期中实现更大的盈利，因此很难说成本最低企业采取的Bertrand竞争行为是种过度竞争。还有人提出，成本最低企业只要把价格定在成本次低企业的成本上或略低于这一成本就足以使后者退出市场，而无需一定要把价格定在使本企业亏损的水准上，这样，成本最低企业的竞争行为在短期内也可能不损害自己的利益或者根本利益。

       讨论者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与名义主体有关：如果没有名义主体，过度竞争是否可能存在。罗博士认为如果过度竞争是一种危害了竞争主体根本利益的竞争行为，那么，这种过度竞争还是有可能存在的。罗博士举了囚徒困境的例子。两个囚徒为了竞争最短的刑期而采取的对自己最好的策略却导致了自己更长的刑期。在市场竞争中同样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但有讨论者提出这里牵涉到对过度竞争概念的一般用法。通常人们并不把囚徒困境中的最优策略竞争解视为过度竞争。这里又牵涉到竞争理论和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问题，过度竞争似乎又可以视为竞争主体在其占有的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作出的最优竞争行为，而这一行为其结果上却损害了竞争主体的根本利益。

       如果存在名义主体，罗博士定义的过度竞争可能比较易于理解，因为竞争主体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采取危及名义主体利益的竞争行为。用这个观点在解释中国现实是有一定力量的。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名义主体是国家，竞争主体是企业经理。企业经理追求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完全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国家无法辨别的情况下采取过度竞争的方式，在损害国家利益的同时实现自己的利益。罗博士为此列举了若干例子。不过，最引人注目的也就是报纸通常所说的国内过度竞争行业，是例如用降价方式竞争的彩电等家用电器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内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可是，它们的状况与罗博士的分析似乎有一些距离。这里的问题，可能是报纸上或者一般杂志文章上讲的过度竞争并无严格定义。此外，还有个恶性竞争的概念，它和过度竞争概念的联系也值得探讨。总之，罗博士的报告很有意义，开阔了研究中国市场竞争的视野，并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

（报告提要）

1840年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发展的速度和趋势怎样？应该如何划分发展阶段？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运用可以找到的经济指标，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作了分析。

按照经济发展理论和可以找到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我们运用人口、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为主要指标，对近代中国几个时点上的经济发展作了度量。结果如表1：

表1.       中国人均国民收入（1850-1949）   1936年币值

资料来源：人口数字参见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著：《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五章。国民收入的估算方法参见该书第五章附录二至四。

我们运用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

中国经济过度竞争问题初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罗云辉

一、             问题的缘起

1．  不应是一个经济周期问题

2．  不应是一个产业衰退问题

3．  理论上的障碍，相对应的实证研究困难

二、             过度竞争的概念及其含义

过度竞争指的是市场行为的主体（企业或企业的代理人或政府）为在一定竞争准则和游戏规则（主要是产权制度）和其他局限条件约束下力图通过竞争最大化自身特定的效用函数，采取有悖于其代表的名义主体根本利益的竞争行为本身。

三、             市场经济过度竞争存在性的理论基础

1．  基本模型——非对称成本Bertrand竞争及其强假设条件：

a: ;  b: ;  c:

2. 一一放松强假设条件后结论的变化

3. 插曲：“过度生产能力定理”的局限

四、             中国经济过度竞争的基本原因

1. 解读公有产权与过度竞争的连接——共有产权

2．不同企业制度效率差异与上游产业价格歧视：一个把私有经济纳入过度竞争的模型

3.一个弱化过度竞争机制的失灵——国有企业兼并障碍：不同于张维迎的假说

4．“自然垄断”的广泛存在及不合宜性：基于对成本曲线的重新理解

5．市场体系的分割与不完全

五、             实证案例简介

        —— 苏南各开发区招商引资过程中土地出让的过度竞争

同济大学 中德学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 双周研讨会纪要

2003年3月17号

利他行为可否理性，如何理性？

2003年3月17日18:30－20:30，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召开了本学期第二次双周研讨会。本次研讨会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管毅平教授做报告。管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利他行为可否理性，如何理性？———一个经济学视角的解说与建构”。他的报告所依据的文本，是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2期的论文《理性动机与利他行为》。

管毅平教授认为，前人对于理性假设的解释难以令人满意，而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兼容性尽可能好的行为人基本假设。管教授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对于理性动机的理解性建构：行为人具有唯一的利己行为动机，行为人不可能也不必要有并存而且对立的两种行为动机。行为人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动机，具有一种从决策过程到实施结果贯彻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条件怎样变动，行为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动机目标的偏差最小化。他的结论是，每个行为人都有一个唯一不变的利己动机，在这个根本动机驱策下的每个行为人的偏好可能是多样化的，多样化的偏好可以归为两大类：利己偏好和利他偏好。由此得到的基本命题是：

利己行为，是行为人在约束条件下满足他自己的利己偏好的最大化行为；利他行为，是行为人在约束条件下满足他自己的利他偏好的最大化行为。因此，无论行为人的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都源自唯一不变的利己动机。

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主题，与会者就以下几个问题，对管教授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 在管教授的分析框架中如何给出理性人假设、利己动机、利己行为、偏好等名词的定义？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概念不明确，就有很多争论。谈到理性人假设，管教授认为，正常人的任何行为都应该被认为是理性的，“不理性的行为”只能是在行为人的精神或者神经出了问题时的行为。在媒体和日常言说中，通常被认为的正常人的不理性行为，实际上是在当时特定条件约束下的理性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说，理性不能离开特定的场合和条件。他举例说，一个人在盛怒之下打了自己心爱的妻子，过后他很后悔，后悔不该打自己心爱的人。分析这种行为，要区分根本动机和可能偏离根本动机的行为结果之间的差异。他在当时的“冲动”下做出的，是一种“情绪化”的理性动机支配的行为，是当时信息和认知约束下的最大化自身效用动机的行为，不如此不能发泄他当时的激愤，只要他没有神经质和精神失常。显然，这种行为与他不冲动时的行为差异很大，但是却同样出自他的利己动机。仅仅在利己动机这一点上，我认为这个人是理性的，这样的行为是受到最大化自身效用动机驱策的。我们不能认为这种行为是不理性的，因为如果这是不理性的行为，那么这个人的行为何时理性、何时不理性就非常难于界定。（而这正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面临的共同难题，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情过后，这个人后悔了，反省自己的激愤行为，做出各种补偿自己妻子的行为，也是理性的。因为信息和认知约束条件变了，他据以决策的信息集合中的因子乃至因子的排序变化了。事前，他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激愤的发泄；事后，他更多地顾及他与妻子关系的维持和改进。因此，他的行为方式也依条件的变动而变动，但是无论如何变动，他的行为都受到利己动机的驱策。

谈到根本动机的唯一性，管教授说，“一人二心”，这不合事实，也不合逻辑。可能的正如常识，只能“一人一心二用或者多用”——一种动机驱策二种或者多种行为。人只有一心，不能此时一心，彼时另有一心。也就是说，利己心和利他心不可能并存。二元或者多元动机论在理论模型的建构上容易含混，可操作性差。既然二者只能居其一，何者存在才是合理的呢？管教授解释道，只能存在利己动机。因为在双方都是利他动机的情形下，双方无法达成均衡，而且造成效率损失。更重要的是，利他主义者要另一方接受自己的利他行为，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他偏好，这本身就说明其动机是利己的。否则，他就应该放弃自己的利他行为，以满足对方，这与利他主义的原假定相矛盾。

2. 管教授指出，如果不从利己动机出发推论，就无法讨论互惠，无法定义公正。利他者的无私给予和奉献，没有公正插足的余地。利他者的无私给予和奉献，意味着只有单向的惠人，无需交换的惠己。在一方是利己主义、另一方是利他主义的交易或者博弈的场合下，最终的均衡点将落在利己主义者一边。利他者与利己者的博弈，必定朝向利他者资源逐渐耗尽、利己者资源逐渐丰盈的径向集结，行为人之间获益或者收入分配的均衡，必定最终移向利己者一方，互惠将成为实质上的仅仅惠及一方。因此，在两方或者多方的利己的博弈中，才有奉行公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均衡于一方的事态（不再是博弈），意味着公正的必要性不必要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以，可能的逻辑是，互惠和公正只能是偏好层次的，这些偏好很难不受到深层利己动机的驱策。

在讨论中，有人指出，这里可能存在着同义反复。因为互惠其实就没有利他行为。互惠和公正本来就是从利己动机下的概念，与利他动机没有关系。用互惠和公正来否定利他动机是很难成立的。

3．动机和偏好的关系。管教授认为，人只能够有利己动机，但从这一动机出发，既可以产生利己偏好，也可以产生利他偏好。利己偏好必然导致利己行为，利他偏好必然导致利他行为。行为人面临的约束条件及其变动，可能改变他的偏好，使得他的行为依循其偏好的轨道做出。

讨论中的疑问是，这里的动机和偏好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有了利己动机、效用最大化目标以及约束条件的分析工具，就可以去掉偏好这一概念？否则的话，如何解释从动机到偏好的过程呢？

对此，管教授的回答是；这里所说的动机是根本动机，是本质性的利己动机，这一动机驱策行为人的不同偏好下的不同行为，获得不同的行为结果。人们一般理解的理性（Reason），就不仅指利己动机，还包括了认知推理能力。而经济学术语中的理性（Rationality），应该仅指最大化自身效用行为。而我所初步建构的理性动机，仅仅指最大化自身效用动机。一个人行为的结果是否偏离理性动机，被分解到行为人受到约束条件（主要是信息约束）之中了。因此，人们认知推理能力的差异，在我的建构中，被认为是信息约束（先天遗传和后天学习）导致的差异。这一差异使得行为人的决策目标和过程、实施过程及其结果，可能出现与自己或者他人评价的“理性”预期的偏离。

4. 管教授的逻辑可以简单地描述成：因为一个人的偏好是其个人的偏好，一个人的动机是其个人的动机，所以人的动机只能够是利己的。

讨论中有人认为，这一逻辑把利己动机建立在个体的存在性质上。人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的，这是一个自然事实。但是，在这个事实上建立社会科学的可行性值得怀疑。

5．也有人指出 $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人的一般理性可能有缺陷。经济学研究的人类社会行为的核心是交换行为。交换一方面意味着互惠，一方面意味着自愿。而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只能够引出每一交换者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利己行为、利己偏好和利己动机。所以，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是利己动机或利己偏好。但人类行为不止于交换行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不止于经济学。如果说人的所有社会行为的动机只能够归结到一种动机而且是利己动机上，那么，由于人的社会行为往往和生物行为不可分，人类的所有行为是不是也只应当有一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归结为人的动物性动机上？

6．在后来的讨论中，也有人指出，管教授关于利己动机说的大部分理论，都可以相应地转换成利他动机。例如，利己并不表示损他，利他也不表示损己；人必须社会地存在，这也是一个自然事实，所以一个人的动机和偏好必然和他人有关，所以个人的动机必然是利他的，等等。

管教授的相应回答是：区分偏好和动机是非常重要的。肯定理性动机的中立性，进而肯定利他行为在本质上的利己性从而具有互惠性，可以为经济和道德制度的良性建构，提供底线伦理的理论基础。上述假说，既能够解释利己主义者的行为，也能够解释利他主义者的行为，而且不会丝毫有损于鼓励有利他倾向的人进一步强化他的利他偏好，去做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的善事、好事，乃至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利益（包括理想和生命），以成全他人、团体或者社会的利益。根据上述假说的原理，我们应该设法在制度上做出：激励人们形成利他偏好、导致利他行为的建设，适度约束乃至改变利己偏好及其实施，反对损人利己，允许利己不损人，鼓励利己又利他和纯然利他的行为。这是这一假说及其进一步抽象的假设的实践和制度意义。

参加讨论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李韦森教授，介绍了国外的相关研究线索，评论了管教授的初步建构及其观点。他说，从国内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和重建人文道德规范的角度看，管教授提出的报告有强烈的实践意义；而从理论上看，人类动机和理性的问题，也许还要长久地讨论下去。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言明，但他们隐含的理论假设应该说与管毅平的见解一致。现在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从一维利己向多维行为模式（包括利他和“Prosociety”）转换？似乎这才是要进一步做的事。沿着这一研究方向，国际上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整合，并与博弈论专家一起努力，想证明这一演化机制。例如MIT的Gintis，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家Boyd和慕尼黑大学的Fehr，最近都合作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另外一个博弈论的重量级大师Fudenberg，最近也从一个侧面做这方面的探讨。老经济学家Hirshleifer早就觉察到这个问题。李韦森教授估计，这一研究方向迟早会有人获诺奖的。由李教授做序、上海财大出版社将翻译出版的英国著名博弈论大师Ken Binmore的《博弈论与社会契约》一书，实际上也是在思考有关的问题。李教授最近研究“语言哲学”，从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探及到康德、洪堡特所言的“personhood”问题，实际上与管教授思考的是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是康德主义者且信仰者，故在一些人的眼中，也可能是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但在思考人生和社会的终极意义这一点，他和管教授的不同思考却指向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