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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  2004年第11期                                  2004年6月2日

“驶入黑暗”

几个星期前在德国的一个夜间和朋友从外地回波恩(Bonn)。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视野内仅有我们一辆车。时近子夜，阴云笼罩，伸手不见五指。微弱的车灯，只能照见高速公路前面十来米处白色的车道线；遇到弯道，就只能看到车子前头几米远的一侧白线。我紧盯着车道线，脚上的油门几乎没有离开过140公里的速度。偶然间我望了一下远方，黑沉沉的天空、黑茫茫丘陵、黑黝黝的前方，我的头脑里突然显现出一句德语“Fahrt in die Dunkel” ―― “驶入黑暗”：我们在黑夜中行驶，我们的前方是一片黑暗，我们正在驶入这黑暗中。

是的，驶入黑暗，不但夜间行车如此，人类社会、个人生活也莫不如此。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特别强调人类展望未来时的恐惧心情。比如，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已经懂得了避免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道理，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逃脱了用暴力来改朝换代的“宿命”。我们不知道石油用完了怎么办，不知道人人有汽车、有房子的时候如何刺激消费。我们不知道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家庭、婚姻制度造成的后果，也不知道二十多年来的西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固然，有时候我们很有信心，眼前一片光明，就象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红卫兵的一员对毛主席的万寿无疆充满信心一样。在那个时代，“毛主席真能万寿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即使我们也有信心，但我们毕竟明白了自己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车轮将驶向何方，不了解重大政策将有什么长远影响。对这类关乎未来的问题，我们毕竟处于黑暗中。我们在高速前进，但我们甚至连偶然间眺望一下那黑洞洞的远方都不敢。

个人对自己未来的无知程度不亚于人类全体。无论身体、家庭、学习、工作，任何东西都有风险，任何未来都深藏于黑暗之中。当我们用“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安慰没能跨入大学的朋友时，我们是否同时在向大学生警告未来的黑暗呢？我们拿到就业位置、步入婚姻殿堂、获得权力或职称的时候会欢欣鼓舞，会忘记我们正驶入黑暗，因为我们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需要自我慰藉。可实际上，我们向前方看到的也许仅仅是几步，充其量不过几年。所以，当我们接受或者拒绝一件事情，当我们用无作为的方式拖延决策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祸福，我们其实在走入黑暗，无论我们的步伐是坚定的还是蹒跚的。

是的，驶入黑暗，就像我们的汽车驶入无边夜色一样，我们的人生也在步入不可知的未来。汽车最终还会自动地迎来城市的灯光或者黎明的晨曦，人生花费了巨大努力，却不一定能够实现这点希望。不过，开车的经历同时告诉了我，即使一个人的未来黑漆漆的无法辨认，即使一个人正在走入黑暗的未来，但只要他把自己的步伐保持在人生道路上的两条白色车道线内，不逾越先哲确定的人生准则，他就不会出故障，更不会翻车。夜色下的驾驶员看到的虽然仅仅是车前很短一段车道线，但他知道在车道线内行驶就是安全的。同样，先哲们确定的人生准则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和自由平等这样几条。我们只要遵循这几条，不受任何理由的动摇，“不逾矩”，我们就能坚定地前行，即使在黑暗中。

“双周夜话”2004年第24期                                                         2004年12月9日

 

 

还是说一说好

— 对“不说也罢”朋友留言的一些回应

 

不说也罢：

　　朋友，“不说也罢”有时很必要，但有时又必须说。你说出你的感觉（即使不算观点或者成型的理性思考吧），就能够逼使别人把他的想法明确起来，因为一个人的想法使别人感觉不好，这个人就得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出你的感觉，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读了崔之元评论朗咸平的文章， 你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你到底相信谁？在你还无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确实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能够相信自己了，你才能够对纷纭的众说做出判断。这就是古人说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的是思考，而不仅仅是阅读。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这一点。在相似的年龄段，我读的书比我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少得多，业余时间也少得多，但我做了一些思考。所以，朋友，思考吧，不管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不管“舆论一律”的要求是不是限制你发表和交流你的思考结果。要明白， 只有思考后才能够知道你有没有值得发表和交流的思考结果。

　　联系到你的问题，我想说一说的是：

　　1． 都是国外的理论?

　　问题是，我们有中国的理论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需要中国的理论吗？如果需要，那么印度、越南、坦桑尼亚是不是都需要他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呢？

　　自然，这牵涉到对理论本身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呼吁中国理论、中国经济学，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重，考虑到中国的重要性，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够在其框架内解释中国的基本事实，这种理论可能从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理论。就此而言，在欧美出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理论，就有了一个应用到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主要民族、主要国家的问题。如果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主要民族中失败，我们就有必要突破它们的框架去设想新的理论，或者得承认一种过去赞誉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存在。但这里的问题是：

　　a. 我们了解在欧美出现的那些理论吗？

　　b. 我们会应用那些理论吗？

　　c. 我们即使了解/会应用，但结果肯定是五光十色的。于是：我们的结果丰富了还是突破了西方的理论？

　　这里不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一种理论在中国最早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应用于全世界；同时，别人也是这样的愿望。这都无可指责。 某一个确实正确的理论总是由某个人创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理论只能由中国人创立，就像欧美人、阿拉伯人也没有理由要求某个理论只能够由他们民族中的某个人创立一样。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欧美人形成了自己的所有权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管理的理论。无论从晚清算起，还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算起，中国人努力了很长时期，还是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在二十世纪后，人们必须熟悉世界上的现有理论，然后才能够讨论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就给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熟悉世界。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创立理论时只要熟悉自己的历史就够了。当然，一个中国人熟悉了国外理论后，可能就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中国人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人的理论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天才的存在。会有青年人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抛在脑后，在基本熟悉了现有国外理论后，能够一下子击其要害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建立起同时能够解释中国和国外的理论，如果国外的理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想到，那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理论，我们中国人不应当用它谋取狭隘的民族利益。

　　2． 前经济学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地关注经济学入门后的问题，而太少关注前经济学的问题。其实，经济问题仅仅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对个人来说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生问题的一部分那样。所以，经济学是以公认的社会准则、人生准则为前提的。正是在其基础上，经济学展开自己，并从而使在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问题的解决符合社会或人生的目的。

　　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批评的现行改制方式，就是抓住了工人和经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其地位不平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自由契约。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不平等呢？崔之元就不愿意多说了。比如从工人角度说，在中国是否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让工人有独立工会并且发挥作用，才能够算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崔之元的标准，美国的这个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独立工会，工人和经理之间就不可能平等，他们之间的契约就不是自由契约。市场经济是以参与者的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工会，市场经济的前提也就不存在。

　　因此，崔之元的问题在于他能不能够把他的平等权利观点贯彻下去。如果贯彻下去，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够有独立工会，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人的文化水平比起比如150年前的英国高得多。我们支持那时候的英国工人结社，为什么禁止现在的中国工人结社？崔之元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被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有多大部分已经被利益集团操控呢？是不是中国不准工人结社就是因为中央政府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呢？

　　其实，崔之元所说的美国的情况，说到底，是那里大体实现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前提，或者是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这里讲的前经济学。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他们能够规范经济的前提，是社会有一个使市场经济得以在公认社会原则和人生原则基础上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在良知前的自律，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特别同情弱势团体的大众媒介的自由、通过公众的政治自由得到保证。因此，谈论国有企业在外国照样搞得好、谈论国外也实行社会分红的时候，崔之元和我们大家不应当忘记那里大体存在着前经济学的条件：平等、自由和自律。如果崔之元在这些条件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下来坚持国有企业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将是苦果。当然，这一点也表明，把国有企业问题、社会分红问题仅仅看成经济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它们首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本来想不说也罢， 可是仍然和你一样， 还是说了一些。一个以自由/平等/自律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大家说话。很可惜，“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是要珍视自由的人付出代价来争取和保护的，而“说一说”的代价实在不能算大。因此， 朋友， 还是说一说吧。

 

                                                                                               2004年12月9日初稿

                                                                                               2004年12月10日修改

 

附：“不提也罢”先生留言

主题：重提朗顾之争 (2004-11-29 22:56:16)

 

1。经济学家们把我们都搞糊涂了，都是国外的理论，都是国外的资料，我们相信谁？2。许多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拿回一些资料，翻译出版，换回自己所要的职称、声誉等，他又凭借这些声誉去到处讲演、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过着滋润的生活，但这些东西有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到底相信吗？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403这是看了崔之元的演讲后的感觉。当然，对于能跟踪国外研究进行时的各位不在之列。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双周夜话”2004年第19期                                     2004年9月28日

 

国企出售的公开化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对社会热点问题变得不甚关心了。有一段时间家里没有电视机；有了电视机后也很少看新闻，而电视新闻往往也不播送热点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出售或者私有化的问题，我直到2002年夏天才意识到 ――当时一位刚得到企业很多股权、但对自己的一日暴富又觉得不妥的朋友找到我的门上。那时我才意识到中国的私有化已经走了多远、国企的私有化又是多么黑暗。一旦我意识到它，我就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私有化的规范化。尽管我开始查找文献，了解私有化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从我意识到它开始，我就强烈地感觉到私有化必须公开（public and open）：公开信息（let information public to all）， 公开竞价（let pricing negotiations open to all）。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对于赞成还是反对私有化的人，无论以什么样的理论为依据，无论国情、厂情多么特殊，只要一个国企搞私有化，公开化就是第一位的。

       确实，我们在中国建立的许多理论，分别从公平、从效率、从可行、从政治过程、从法律框架、从经济人、从不完全信息、从自发行为、从企业家定义、从治理结构等许多角度出发，支持或者反驳地下私有化的必要性。但所有这些理论都不如日常生活中的一句话有力：大家的东西大家管。而大家管的前提就是对大家公开，public and open to all。

       我不妨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有好些理论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不应当偷窃：偷窃收益小于偷窃成本；偷窃收益小于被发现的概率与处罚额之积；司法机构查证偷窃的成本小于法院确证后处罚偷窃的收益，等等。然而，我们同时必须明白所有这些理论都远远逊于幼儿教育的一句话：不偷窃。

       因此，在我们发展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作为一个人、尤其作为我们自己孩子的榜样所应当具备的某些基本品质。只有在这些基本品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理论，谈特例，而不是用后者来抹杀、否定或者大范围地限制它们。比如对于不偷窃，我们不能够用公平（别人都偷）、用效率（偷更容易得到）、用可行（偷很难被发现）或者其他理论来支持，不管这些理论看上去多么科学、模型多么精致、逻辑多么严密。

       同样，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问题上，公开化是第一位的。只要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还具有不偷窃的品质，还不用公平、效率等各式各样的理由来为偷窃辩护，那么，在国企私有化方式上，他就会要求公开化。这里，我们既不需要公平、效率、可行等各式各样的理由，也不需要不同理论的共识。这是因为，就像不偷窃一样，国企私有化的公开化，从本质上说是不需要证明也无法证明的。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这里牵涉到的不是科学，不是理论，而是为人处事的准则，是社会行为的准则。在这里，一个人感受到的不是科学的逻辑或理论的精巧，而是类似天主教上帝的救赎召唤或儒家先哲的求仁欲求。它们不属于任何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社会科学，但它们是比所有社会科学更重要的人的行为准则，它们构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前提，就像欧几里德的五个公理构成了欧氏几何学的前提一样。就国有企业私有化来说，只有在公开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讨论如何私有化，讨论为达到私有化的不同目标并在一定条件约束下最好地实现其中某个目标或者某些目标集合的私有化方式，讨论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展开学术的论争，并对实践发挥不同的作用。没有了公开化，全部私有化理论也就不复存在。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用私有化理论证明私有化需要公开化的原因，也是我所知道所有全世界现存的私有化理论、私有化模型都把私有化的公开作为前提（并且是不言而喻的前提）的原因。因此，我们实在不必要把私有化是否应当公开化当成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应当回到它的本来性质：一个人或一个政府行为处事的准则。

“双周夜话”2004年第17期                                      2004年8月31日

 

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

 

近来一些中国网站开始大规模地争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次讨论的缘起是香港的金融学教授、公司财务学研究的国际一流学者郎咸平对中国包括海尔、TCL这样著名公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公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批评。据说他就此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我在网络上还没有找到他的报告。但直觉告诉我，他抓住了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是中国私有化的规范问题。同时，他抓住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具体案例从微观层面上揭示中国公有（以下简称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的严重性。这种方式比起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仅仅从宏观层面上强调现行私有化方式的错误和危险，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场争论中，我的观点很明确：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中国公有经济必须私有化，而私有化必须公开和规范。

近十年来，中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是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不争事实。尽管网上和网下的媒体全都忌讳私有化这个词，而使用似乎只是改变经营权的“民营化”字眼来指代私有化的事实，但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经理抑或经济学家，都明白中国从事的国有资产“改制”是改变所有制，是把它改成私有制，是实实在在的私有化。为什么要私有化？原因很多，这里只提及一条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不愿意为别人打工，而希望为自己打工。他们的愿望自然是合理的，因此，为了提高企业效益，必须满足他们的愿望，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让这些人不但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剩余（即收益分配的）控制权，而且掌握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既然政府没有能力识别出至少也愿意打工的经理，既然政府没有能力管理和节制不愿意打工的国有企业经理们，既然经理们在私有化之前已经用各种方式转移国有资产，那么早一天私有化确实比迟一天私有化好，因为迟一天私有化，国有资产就多流失一个亿甚至十个亿。就此而言，私有化是中国经济的必然之路。我读的郎咸平言论不多，但似乎感觉到他可能反对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比私有企业差，国有企业也能够做大做强。但他这样论证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既没有任命国有企业经理的法律程序，也没有建立对他们的公开奖惩机制，更没有任何监督和约束企业经理的有效方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或者驻企业特派员，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维持的。如果不私有化，它的结局就是被西装笔挺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偷走一部分、浪费一部分并最后破产。

但是，另一方面，我完全同意郎咸平先生规范私有化的观点。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就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私有化与否，而是私有化规范的与否。私有化本身的正确并不同时意味着私有化可以不加规范，可以采取任何方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使中国富裕起来的）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之所以正确，是因为邓小平所用的猫恰巧是市场经济。如果他在这个口号下用勃列日涅夫强化计划的猫，这个口号就是错的，尽管邓小平也能够用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的经济成绩证明其暂时的正确。在今天，“不管白猫黑猫，使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之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中国用的猫，恰巧是不公开不规范的私有化方法，是官员和经理的腐败和偷盗起着重大作用的私有化方法。腐败和偷盗确实能够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向四人帮1976年上台的话也会振兴中国经济一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都不会稳定。而应用目前的私有化方式，中国很难建立稳定的私有制。我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不保护国有资产的国家不可能稳定地保护私有资产，就像一个不保护私有资产的国家也不可能稳定地保护国有资产一样。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怪圈。中国只有从这个怪圈中走出来才有希望。然而，由于大规模公有资产的建立总是伴随着历史的非理性甚至暴力，所以，中国走出怪圈的希望仅仅是在建立私有资产的关头，仅仅在于公开地规范地建立私有制。用欺骗的腐败的方式私有化的结果，将可能是为下一次公有化准备条件。当然，这一点已经超越了一事一议的经济学理性范围。

    在当前制度下，中国本来可以把私有化做的公开得多、规范得多。比如，由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决定上市的私有化公司可以送给或者低价卖给经理和职工的股份比例范围、送给或者低价卖给政府官员的股份数量范围；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和公布私有化的主要程序和日程；聘请社会贤达或者处在公开化言论监督下港澳台专家观察若干私有化案例；对已经私有化的公司的私有化过程作出评估；对国有资产因私有化而出现的变动发出公告；对私有化的收入做专项管理等等。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务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不具备出售尤其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的资格。由人民代表大会对私有化作出基本规范，这是私有化取得合法性的第一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下一步的私有化（或者媒体用词“民营化”）应当能够公开地规范地实行。

“双周夜话”2004年第16期 　　　　　　　　　　　　　        2004年8月24日

 

说真话

 

       刚从远离Internet的地方归来，就有朋友告知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许多教师被网民评论或者调侃了一番，希望我能够读一读。果然，在网址“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上，一位化名为Skywalker的网民对经济学院不少教师做了简短直接的评论。我不知道其它教师读了这些对自己的评论有何感觉。我的感觉是他（她？）对我的评论是恰当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能够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已经不容易，能够听到比较恰当的、确实说到痛处的批评更不容易。所以我很感谢很佩服。我想，这样的批评不但对我自己有好处，对我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也有好处。

应当说，我在不同环境下也做过若干次学术报告，但很少听到过直刺报告弱处和错误的评论。这也许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不愿意说“恰到痛处”的话。“皆大欢喜”无疑有好的一面。不过，它同时阻碍了我们深入思考问题、思考自己。缺乏深刻性不但是许多文章给我们留下的感觉，而且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给他人留下的感觉。而它可能正是我们平时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后果之一。表面上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背后评论。既然不好公开说真心话，背后总能说吧。但“谁个背后无人说”结果，往往却让每一个人感觉到人心的叵测。

网络有助于缓解中国文化中的这个悖论。有了网络，有了虚拟，即使我们还不能够对公共事务公共人物说什么真心话，但我们能够对日常事务日常人士说真心话了。原先通过曲折渠道传达到当事人那里的对他的背后评论，现在可以直接和公开地被他接收。原先传达过程中的信息损失、信息扭曲、参与传达的特定个人的喜怒善恶等各种情况，现在一下子都扫除了。由于网上评论是公开的，评论水平自有众目昭彰，对评论者动机和目的的全部猜测就变得不再重要。同时，网络上既然能够说真心话，直刺当事人痛处的评论便容易形成和表达。这样的评论本身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为前提。而当事人在这样的评论面前，也容易向深刻的方向改变。自然，这里要有前提，即当事人一要有精力去学习和思考，二不是鲁迅先生所称的“文氓”。

当然，网上的评论和网下的评论一样，不但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而且还可能根本不值一读。对此我们实在不必多加苛求。Skywalker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诸教师的个别评论准确程度如何，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认为他（她？）说的是真心话，说得有水平（至少对我的情况），值得一读。网上评论比纸媒评论之所以更值得重视，便是因为它更多地表达了网民发自内心的真话。这是网络最可珍贵的地方。说真话本来是人的最原始要求。社会礼仪的发展虽然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真话做了范围、时间、环境的限制，与人为善的愿望又使我们在无伤大碍的情况下抑制自己说出对别人不利的真心话。但所有这些限制和抑制都是以说真话为大前提的。在比较重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甚至必须不顾一切限制地说真话。也许，如果我们自己更多地说真心话，如果让别人更多地说真心话，我们大家才能像罗大佑希望的那样，互相拥有对方“真心的面孔”，才会“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附录：Skywalker 的评论：

(请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2004年8月24日。评论中有若干别字，请注意。)

 

goahead所提的方案（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分为政治经济学院和西方经济学院 ―― 转引者注）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程恩富从政治局上课回来，吆五喝六地成了钦差大臣，连谈敏也得让他几分。程恩富曾经公开对人文学院部分教师大加指责，不点名地批评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做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即使找一个地方把程恩富贡起来，也很难保证他不会伸手干预。更可能的是，这样的院系划分方法正好给了程恩富充分的口实。

谈敏这么多些年来就出了一本《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据说有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前史”的课题，可是迟迟没有出版。他花在学术上的精力很少。

张尧庭的名字现在就是给财大和经济学院装点门面的，因为他小中风后一直卧床在家里，连过去的同事和学生都要张冠李戴。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张对数理统计居然还能有所反应，可见学养之深厚。

费方域和胡景北就不多说了，水平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仍然想指出胡景北的一些不足，这从他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小册子就可以看出。胡景北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是有一些个人探索的，然而他的建模水平有些不足，和他的经济学直觉不能相比。

对教学而言，朱保华其实是很有价值的。这是因为他涉猎的经济学领域很多，有的时候可以当万斤油来使，事实上他出国访问回来后确实一直在充当“救火队员”（朱保华语）。

引进杜恂诚是一桩非常合算的买卖。在经济史方面，特别是近代中国金融史领域，杜的研究工作非常扎实。我上过他的课，为了完成自己的课题，他不下一次往返于上海和南京，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寻找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赵晓雷实际上长期呆在财大的经济研究所，那是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里面搞了不少人，程恩富也在那里挂名，可惜研究水平实在不能名符其实。我有个朋友在所里当行政，向我叹了不少苦经。

朱平方在胡时代担任副院长，另一个主管教务工作的副院长是朱保华。朱平方的关系比较多，经常能组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计量方面的讲座。计量方面，从财大出去的陆懋祖是兼职教授，海闻易纲那套教材里有他的书。

胡永刚终于升到了博导，对于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实在也难为他了。他主要研究方向在宏观经济学，不过很多朋友反印他的宏观经济学功底实在不怎么样。有个朋友直言不讳地说：胡永刚大概只看了罗默的教材，还没怎么看懂就跑来上课了。

张银杰总算混上博士生导师了，她来财大争了好久了，虽然这本来就是答应别人的。张银杰的政治经济学听众甚多，然而我对他的评价却不高。一来，此人自恃在中央党校上过几天课，颇有些自命不凡。二来，上课所讲也只不过就是套套逻辑、玩玩概念。张银杰总是认为他在给学生传递正确地观点，这也正是有很多学生爱听她的课的原因所在。然而，张始终没有搞清楚一点，那就是她所讲的可能是无意义的，一个无意义的东西遑论对错？不过话说回来，如过程恩富能像张银杰一样上政经，也要比现在这样胡闹强百倍。

何玉长从厦门大学出来，照理说和钱伯海还算有师生之谊，结果跟着程恩富大肆批判钱好多年，是海派经济论的主将之一。不过，他不这样还能干什么呢？在写几本“旅游经济学”这样的垃圾出来？现在他去教务处当处长了，也算颐养天年。不过似乎还不死心，把杨培雷汉过去帮忙。结果几个教改方案搞得全校怨声载道。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何老师是个好人，可是很多时候办出来的事情比谁都坏！杨培雷本人是搞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根据和他当面交流的结果，证明他这方面是不懂的。

李新是个拿“有突出贡献的归国学者”奖金的白痴。八十年代末到苏联学习经济学，末了拿到学位已经变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博士了。他所做的就是在课堂上宣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如何利用西方经济学来引导苏东国家走上歧途，完全是阴谋论。而正经的转轨经济学却一窍不通。撇开这不谈，上课的能力也是极其糟糕，基本上只能照本宣科。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课程，只能到处拼凑资料，完全不成体系，显得很没有底气。

马艳政经算是上得不错的，而且不像张银杰那么招摇。她上政经有一点好，就是从来不把政经当作绝对真理。这为学习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不影响其后西经的学习。

范翠红在产业组织理论，拍卖理论方面做得不错。前段时间她怀孕休产假，现在她生完孩子，可以重新投入到学术科研中来。未来将成为经济学院不可多得的得力干将。

伍山林如果能从一开始就接受经济学教育的话，今天肯定会更有能力。我和他私交很不错，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基本印象。韩清、李春琦、沈根祥、张明恒几个搞计量的具有共同的优点，就是比较脚踏实地。他们将继续把计量经济学的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成为经济学院的支柱。

程霖是谈敏的学生，现在担任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由于财大经院主打经济思想史，所以未来的日子应该非常好过。问题是他学术能力不足，而且官瘾不小，但又不是非常会做官。他如果能一心一意把经济思想史的框架搭起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我就谢谢他了。

伍装据说是夏业良的同学，说实在的很没有什么深度的一个人，比较浅薄。冒佩华在胡的院长助理位子上做了不少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是学术不行。

沈志义不知道在学些什么，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居然能把普惠制（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比最惠国待遇更优惠）和WTO实施的普遍最惠国待遇搞在一起，连国民待遇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以为搞得清清楚楚的）。没见到常进雄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方面有什么作为。

杜卫华是比李新更白痴的人，不知道是怎么招进来的，更不知道是怎么把博士读出来的。此人号称是在环境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进行研究，其实两个领域都不懂，整一个乱交叉。上课极其不认真，居然把爪哇虎扫描成了瓜佳虎还不知道，连念了五遍瓜佳虎。

尹协华自称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同学。他上世界经济史还算上心，不过知识结构极其老化，观念非常陈腐，没有什么新知。漆光瑛教外国经济学说史已经好多年了，关人倒是从不客气，唯独教学质量提不上去，只能照本宣科。而且也是知识结构老化，观念陈腐，没有新知。

“双周夜话”2004年第20期                                              2004年10月13日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原来是个十足的音盲（其实现在七音也不准），脑海中记得的仅是少年时常唱的通俗歌曲――毛泽东语录歌，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造反有理…”等等。后来孩子学音乐，我才在陪伴过程中知道了简谱中“1，2，3，4，5，6，7”的大概发音，也才知道了其它通俗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当时我还和孩子开过玩笑，为什么没有男声的“太阳代表我的情”。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是歌曲《风雨兼程》中的最后一句。本月初假期中突然想起这首歌，立即在网上听了起来。这一句的后半句最使我感动：“就这样风雨兼程”。

是的，就这样风雨兼程。就这样，出发吧，也许是一种无奈。不这样，还能怎样呢？时间已到，该上路了。准备不足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这样，即使“正是风雨浓”，看不到“雨过天晴时”，也得上路，也得风雨兼程。人生有许多无奈，上路的时间、地点、环境、达到目标的预期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或者很大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强权者往往能够不管别人意志与否而贯彻自己的意志，但他常常也有很多无奈。更何况我等凡夫，又惯于平等待人，更只能“就这样风雨兼程”。程琳一首歌唱了八遍这半句词。我听了许多次，总觉得她的声音不时也有无奈之感。

然而，“就这样风雨兼程”也是一种决心，是一个人的坚决选择。考虑多种因素后，明白“山高水长路不平”、无人“携手同攀登”之后，甚至在不明白这些之前，一个人到一定时间总得下决心、做选择。人的性格有果断和寡断之分，更有许多人既乏果断也不寡断，但所有人都得选择，即使无法下决心的一声喃喃自语“就这样吧”，也是一种选择。选择的正确程度高低，要视选择以后的发展而定，因此总带着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斩钉截铁一个词“就这样”，又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这样风雨兼程”，没有顾虑、没有犹豫，没有等待，踏进风雨里，坚定前行，向着自己的目标。但程琳歌声中这种气概好象不足。自然，像她唱的那样，有人“伴你风雨行”、前面“风光在险峰”，也许不大需要男子汉气概。但是，要下艰难的决心和做主动的选择是需要一种气概的，一种传统上被归入男性美德的无畏和刚强的。

确实，任何事情都没有完全的把握，出发的时候都是准备不足的。像郎咸平这次挑起私有化改革方式争论时，准备就明显不足，这可以从他的诸次言论中清楚地看出。批评他的人也准备不足，赵晓说要三个月时间做准备，大概也是真话。但时不我待。一个人想象这里和风细雨也罢、腥风血雨也罢，往往也只好“就这样风雨兼程”。连政府也没有准备，但它又必须做哪怕不作为的“就这样”决定。日常生活亦如此，许多事情我们必须下决心，必须“就这样风雨兼程”。人生六、七十年，说长很长，象茫茫苦海；说短也短，似来去匆匆。但无论长短，生命途程中任何一点都是起点，都可以开始一段新的路程。改学一门知识、出国、换单位、准备论文、为孩子选学校、开始跑步、戒掉粗话等等，都是人生一段新路。踏上新路前我们既要多做准备，却也很难等到准备充足的一天。所以，就从今天开始，即使有风有雨，“就这样，风雨兼程”，只要相信康德说的宇宙的神灵和内心的良善会祝愿我们“多保重”、“早成功”。

 

（歌曲：风雨兼程）                                  

 

“双周夜话”2004年第23期                                   2004年11月23日

 

 

做普通人

 

前几天和孩子通电话的时候，他希望我做一个普通人。我们立即讨论起来，因为这恰恰是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孩子今年22岁。我22岁的时候正在乡村。那时的集体经济，收入很低，可每天还得上工，田地上也确实有干不完的活儿。那是1975年，六、七年前和我一样从南京、镇江等城市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不是返回城市就是在乡村总有个无须到大田劳动的事情可干，好像整个公社的知识青年就是我一个人还在和农民一起种田，夏天赤脚下水田不用说了，就是冬天清塘积肥也常常要脱鞋。那时的我尽管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很好，但不谙如何与大队、公社干部联络感情；加上劳动很认真，多少学会了种田，于是便被视为只配种田的人。那时候好在自己想通了：七亿农民在种田，我凭什么不应当种田呢？农村那么多青年种田，我凭什么由于城市出生就不应当种田呢？那么多人能够种田，我当然也能够种田。种田是一生，干别的也是一生，自己凭劳动得到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就行了。

在农村时满足于种田，这是许多人最难理解我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你如果没有比如“红五类”的招牌，没有特殊照顾，不愿意比如在文字上为干部们写些应时的东西，不愿意特地和干部们搞好关系，你只能够种田。自然，你可以到城里找个零工、在乡村学个瓦木匠，但那既要找关系，又不合我希望安宁的性格。所以我宁愿种田。种田之余读读当时只准许读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书还读得津津有味；或者找几本私下流传的小说甚至手抄本读读。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便是那时候偷偷读的禁书之一。后来回到南京，被分配清扫逸仙桥到中山门的一段马路，我同样很平静：这样的劳动总要有人做的，轮到我就是我。我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方式去避免这样的劳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好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依旧未变。

今天我当了教授，轮到孩子希望我做普普通通的人了。但他可以放心，当了教授仅仅使我感到了更多的义务。它既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感觉，也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我的物质生活大概不比我今天还当马路清扫工富裕很多（自然是指有城市户口特权的清扫工），而我的精神生活也不会比我在农村幽暗灯光下读书时快乐很多：还是像农民或清扫工那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家庭气氛有冷暖，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有优劣，偶然际遇有好坏。作为现代人，我们自然不能再以父母之例和圣上之意来回避改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必要，也不能够以能力不足和际遇不佳来回避提高自身修养和改善自身处境的责任。但同时我们又不必害怕“落为”普通人。其实，即使一个人跻身进优秀人群或上等阶层，也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够保证他不重新落为普通人。自然灾害、社会变迁、退位下岗、事故疾病，以及无心的错误、无力地荒废时间，都会把一个人从上等阶层“降”到普通人，就像小说“项链”展示给我们的那样，也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那样。因此，害怕做普通人无异于害怕生活本身。我们需要努力，我们又需要做普通人的心态和自尊。这样，靠自己的良知和努力，假如我们还只能做普通人，我们也将心平气和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享受普通人生活的乐趣，而不为外界的轻视所累。

“双周夜话”2004年第22期                                            2004年11月9日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 对“匿名”先生留言的若干答复

 

谢谢“匿名”先生11月4日用仁义礼智信评价我的辞职的留言。我的答复牵涉到我原来的一些思索，所以可能长一些，并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范围。

 

“匿名”先生提出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从仁义礼智信角度考究一下，我辞职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比如第一条不智，就说得实在。象这类事情，如果在西方国家，那是肯定上法院，而且对我这样起诉的人是胜算在握；即使在中国，至少也应当到法院一试。法院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确证当年几位校领导的口头许诺，以及检查学校是否发生了某些不可抗力的事件使它无法履行诺言。这自然可以请求法院调阅学校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记录；我相信学校领导重视个人品行，不会否认其诺言，那么连调阅那些材料都不必要。西方国家正是靠许多人在受到不公时勇敢地对簿公堂，才使惯于机会主义的一些人类似的毁约想法不敢实行，才使那里的法制得以实现。因此，我承认我不诉诸法律（不管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不管法院是否立案。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去试探这条途径）而仅仅辞职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做法，就此而言，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指点。

 

应当说，我的身上确实缺少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相反地，我具有的基本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自重、自强、自省，简单地概括是自尊，洁身自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不诉求外界。如果外界条件过于恶劣，不能让他们做到自尊的时候，他们就退避山野，做一个委屈自己的自得其乐甚至不得其乐的隐者；或者离开故土，到外界有空间让他们自尊的地方去生活，也就是孔夫子说的贤者避世避地。中国的老子、孔子都希望甚至实行了后一种方式。象陶渊明、张志和这样的人实行第一种方式退避山野后，根本不顾及外面是何朝何代，实际上也和故土的变更无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质上只属于知识分子，而不属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对他们是外在的，和他们需要的自重、自强与自省完全无关。这些退隐者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文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因为文人的根本是人格，是自尊自重，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他们愿意退出尘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文人在自尊和遂志的两难之间经受痛苦煎熬的重要时期。一是元初，一是清初。元初不少前宋文人既有做官之念，又知做官之耻，于是生造了“吏隐”一词，以表示自己虽为新朝之吏，但其心同于隐者。清初文人在倍受精神折磨的时候逃入了青楼，便有了“狎妓不碍忧国”之论。但由于他们都放弃了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自尊自重传统，因此为当时和后世所诟。我常常想，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可能仅仅是托词，他也许是在用一个弱女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三户灭秦”之志，衬托出男性文豪人格的分裂，也表明自己虽不能隐于山林、但却用公开不合作及生存方式上的退隐维护自己人格的决心。

 

然而，最早在西方大量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但是自尊（它既包括了对自己的尊重，也包括了对外界的尊重，这就是自由和让别人与自己一样自由的要义），而且要求外界对自己的尊重（要求别人让自己和他一样自由）。由此生发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多少年来都象陶渊明、张志和那样行事，他们早就辞职回家种田了（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田地），世界今天不但没有那样独立的大学和学术，而且根本不会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他们不是那样，他们挺立着，因为错的既然不是自己，为什么自己要退避？为什么自己要离开？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和传统知识分子不相上下，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同时要求社会尊重他们的个人自尊，而且明白对他的尊重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尊重的时候才能够获得保证；而为了后者，强权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忽视自尊和尊重他人的文化就必须改变。所以，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仅仅追求内心的自由，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则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要求外在的自由，在整个世界的自由、在国家内的自由、在社区的自由、在就业单位内的自由，以及最后在家庭的自由，也就是说，从皇权往下一个一个层次地直到父权、夫权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在良知、道德和世俗的法律下享受自由和平等。

 

根据我对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我想对”匿名”先生提出的“不智”、“不义”和“不信”做一些解释。他对我的批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不采取积极诉求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反而消极退避、辞职离开，所为实系不智，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学生，亦有不义和不信之处。就此而言，我对我的同事、学生始终有一种深沉的内疚，我愿意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道歉。

 

但同时，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我的辞职在基本面上也许很难说不智、不义和不信。否则的话，比如老子离开中国、孔子不愿为官、陶渊明辞职、陈寅恪拒绝出仕都可以如此而论了。尽管我无法和这些后来竟然成为圣贤的人相比，但人皆可以成圣贤。圣贤需要良知和勇气。我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良知而是勇气。可令我们难以做出果敢决定的常常也是对他人利益的“过多”考虑。据说陈壁君在战后的南京法院上为其夫汪精卫和自己辩护时义正词严，令审判者难堪，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从沦陷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才成立了绥靖主义的南京政府。法国维希政府也这样为自己辩护。汪精卫政府和维希政府都不无道理，但人们仍然要把他们视为“伪”政府。而象比如耶鲁大学因在越战期间坚持自己独立精神而得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无疑损害了该校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利益。章伯钧以自己的右派言论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入了困境甚至监狱（其实，这也是强权者强迫某个人服从时常用的绥靖主义语言“考虑考虑对你家庭的后果”。）。再说陶渊明吧，如果他折一下腰，治下的百姓自然得福，家人也不至于跟他回乡（他的妻子、孩子能领会他的回乡之乐吗？）；如果他有学生在县城，又不能随他同行，他亦得抛弃学生。由他的不肯折腰之不智，自然就有了对百姓之不义和对学生之不信，更惶论对家人之不仁。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否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境界，甚至否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因为在考虑到这批人群、那批人群利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判，一切都可以委屈，自尊和洁身自好将不复存在，所以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将不复存在。

 

       在今天的“现代化”时代，依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特点，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令“匿名”先生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原因。“匿名”先生所说的不仁，和常见理解不同。但他揭示了一点，就是传统知识分子仅仅诉求内省的做法，无助于社会制度的演进。在他们用退隐方式获得一己之安宁的同时，却强化了大众对强权之畏惧。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提醒。长期的低调生活和读书中的思考使我成为传统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时代已经变迁，在建立让每个人能够避免人格扭曲、做到自尊自重的社会和文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我衷心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附：“匿名”先生留言

主题：不智、不幸和不争  (2004-11-4 17:21:31)

一怒之下，断然辞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职务，此举有三罪，吾今试举之：身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懂忿而辞职，此乃匹夫之怒，是为不智。如“赖”在院长位置上，再以院长身份与学校打维权诉讼，就凭此举的新闻价值，恐怕学校早就履行诺言了也！
    院长一职乃公器，非君一已之个人事务也，当年入选，曾对全院职工许下改革诺言，多少教职员工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事实上你和他们已成命运共同体，如今你一走了之，置同命运的众人于不顾，别人地位与子不同，焉可如此潇洒？此是不义！
    当年信誓旦旦，要把财大建成国内西方经济学重镇，培养一批人材，而今人材未成，莘莘学子望眼欲穿，而师长何在？此是不信！
    仁义礼智信五者，君已五居其三，剩下的仁和礼两条就不上纲上线了，如要罗织，这二顶帽子也不是套不上的，如你放弃与财大当局对簿公堂的机会，使得财大当局失去一次受法制教育的机会，进而使他们失去一次燔然醒悟，公开向你道歉，表现自己闻过则喜，从善如流风范的机会，是谓不仁矣！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