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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4年第23期                                   2004年11月23日

 

 

做普通人

 

前几天和孩子通电话的时候，他希望我做一个普通人。我们立即讨论起来，因为这恰恰是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孩子今年22岁。我22岁的时候正在乡村。那时的集体经济，收入很低，可每天还得上工，田地上也确实有干不完的活儿。那是1975年，六、七年前和我一样从南京、镇江等城市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不是返回城市就是在乡村总有个无须到大田劳动的事情可干，好像整个公社的知识青年就是我一个人还在和农民一起种田，夏天赤脚下水田不用说了，就是冬天清塘积肥也常常要脱鞋。那时的我尽管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很好，但不谙如何与大队、公社干部联络感情；加上劳动很认真，多少学会了种田，于是便被视为只配种田的人。那时候好在自己想通了：七亿农民在种田，我凭什么不应当种田呢？农村那么多青年种田，我凭什么由于城市出生就不应当种田呢？那么多人能够种田，我当然也能够种田。种田是一生，干别的也是一生，自己凭劳动得到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就行了。

在农村时满足于种田，这是许多人最难理解我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你如果没有比如“红五类”的招牌，没有特殊照顾，不愿意比如在文字上为干部们写些应时的东西，不愿意特地和干部们搞好关系，你只能够种田。自然，你可以到城里找个零工、在乡村学个瓦木匠，但那既要找关系，又不合我希望安宁的性格。所以我宁愿种田。种田之余读读当时只准许读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书还读得津津有味；或者找几本私下流传的小说甚至手抄本读读。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便是那时候偷偷读的禁书之一。后来回到南京，被分配清扫逸仙桥到中山门的一段马路，我同样很平静：这样的劳动总要有人做的，轮到我就是我。我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方式去避免这样的劳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好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依旧未变。

今天我当了教授，轮到孩子希望我做普普通通的人了。但他可以放心，当了教授仅仅使我感到了更多的义务。它既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感觉，也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我的物质生活大概不比我今天还当马路清扫工富裕很多（自然是指有城市户口特权的清扫工），而我的精神生活也不会比我在农村幽暗灯光下读书时快乐很多：还是像农民或清扫工那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家庭气氛有冷暖，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有优劣，偶然际遇有好坏。作为现代人，我们自然不能再以父母之例和圣上之意来回避改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必要，也不能够以能力不足和际遇不佳来回避提高自身修养和改善自身处境的责任。但同时我们又不必害怕“落为”普通人。其实，即使一个人跻身进优秀人群或上等阶层，也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够保证他不重新落为普通人。自然灾害、社会变迁、退位下岗、事故疾病，以及无心的错误、无力地荒废时间，都会把一个人从上等阶层“降”到普通人，就像小说“项链”展示给我们的那样，也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那样。因此，害怕做普通人无异于害怕生活本身。我们需要努力，我们又需要做普通人的心态和自尊。这样，靠自己的良知和努力，假如我们还只能做普通人，我们也将心平气和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享受普通人生活的乐趣，而不为外界的轻视所累。

“双周夜话”2004年第22期                                            2004年11月9日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 对“匿名”先生留言的若干答复

 

谢谢“匿名”先生11月4日用仁义礼智信评价我的辞职的留言。我的答复牵涉到我原来的一些思索，所以可能长一些，并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范围。

 

“匿名”先生提出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从仁义礼智信角度考究一下，我辞职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比如第一条不智，就说得实在。象这类事情，如果在西方国家，那是肯定上法院，而且对我这样起诉的人是胜算在握；即使在中国，至少也应当到法院一试。法院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确证当年几位校领导的口头许诺，以及检查学校是否发生了某些不可抗力的事件使它无法履行诺言。这自然可以请求法院调阅学校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记录；我相信学校领导重视个人品行，不会否认其诺言，那么连调阅那些材料都不必要。西方国家正是靠许多人在受到不公时勇敢地对簿公堂，才使惯于机会主义的一些人类似的毁约想法不敢实行，才使那里的法制得以实现。因此，我承认我不诉诸法律（不管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不管法院是否立案。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去试探这条途径）而仅仅辞职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做法，就此而言，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指点。

 

应当说，我的身上确实缺少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相反地，我具有的基本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自重、自强、自省，简单地概括是自尊，洁身自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不诉求外界。如果外界条件过于恶劣，不能让他们做到自尊的时候，他们就退避山野，做一个委屈自己的自得其乐甚至不得其乐的隐者；或者离开故土，到外界有空间让他们自尊的地方去生活，也就是孔夫子说的贤者避世避地。中国的老子、孔子都希望甚至实行了后一种方式。象陶渊明、张志和这样的人实行第一种方式退避山野后，根本不顾及外面是何朝何代，实际上也和故土的变更无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质上只属于知识分子，而不属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对他们是外在的，和他们需要的自重、自强与自省完全无关。这些退隐者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文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因为文人的根本是人格，是自尊自重，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他们愿意退出尘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文人在自尊和遂志的两难之间经受痛苦煎熬的重要时期。一是元初，一是清初。元初不少前宋文人既有做官之念，又知做官之耻，于是生造了“吏隐”一词，以表示自己虽为新朝之吏，但其心同于隐者。清初文人在倍受精神折磨的时候逃入了青楼，便有了“狎妓不碍忧国”之论。但由于他们都放弃了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自尊自重传统，因此为当时和后世所诟。我常常想，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可能仅仅是托词，他也许是在用一个弱女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三户灭秦”之志，衬托出男性文豪人格的分裂，也表明自己虽不能隐于山林、但却用公开不合作及生存方式上的退隐维护自己人格的决心。

 

然而，最早在西方大量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但是自尊（它既包括了对自己的尊重，也包括了对外界的尊重，这就是自由和让别人与自己一样自由的要义），而且要求外界对自己的尊重（要求别人让自己和他一样自由）。由此生发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多少年来都象陶渊明、张志和那样行事，他们早就辞职回家种田了（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田地），世界今天不但没有那样独立的大学和学术，而且根本不会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他们不是那样，他们挺立着，因为错的既然不是自己，为什么自己要退避？为什么自己要离开？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和传统知识分子不相上下，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同时要求社会尊重他们的个人自尊，而且明白对他的尊重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尊重的时候才能够获得保证；而为了后者，强权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忽视自尊和尊重他人的文化就必须改变。所以，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仅仅追求内心的自由，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则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要求外在的自由，在整个世界的自由、在国家内的自由、在社区的自由、在就业单位内的自由，以及最后在家庭的自由，也就是说，从皇权往下一个一个层次地直到父权、夫权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在良知、道德和世俗的法律下享受自由和平等。

 

根据我对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我想对”匿名”先生提出的“不智”、“不义”和“不信”做一些解释。他对我的批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不采取积极诉求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反而消极退避、辞职离开，所为实系不智，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学生，亦有不义和不信之处。就此而言，我对我的同事、学生始终有一种深沉的内疚，我愿意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道歉。

 

但同时，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我的辞职在基本面上也许很难说不智、不义和不信。否则的话，比如老子离开中国、孔子不愿为官、陶渊明辞职、陈寅恪拒绝出仕都可以如此而论了。尽管我无法和这些后来竟然成为圣贤的人相比，但人皆可以成圣贤。圣贤需要良知和勇气。我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良知而是勇气。可令我们难以做出果敢决定的常常也是对他人利益的“过多”考虑。据说陈壁君在战后的南京法院上为其夫汪精卫和自己辩护时义正词严，令审判者难堪，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从沦陷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才成立了绥靖主义的南京政府。法国维希政府也这样为自己辩护。汪精卫政府和维希政府都不无道理，但人们仍然要把他们视为“伪”政府。而象比如耶鲁大学因在越战期间坚持自己独立精神而得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无疑损害了该校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利益。章伯钧以自己的右派言论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入了困境甚至监狱（其实，这也是强权者强迫某个人服从时常用的绥靖主义语言“考虑考虑对你家庭的后果”。）。再说陶渊明吧，如果他折一下腰，治下的百姓自然得福，家人也不至于跟他回乡（他的妻子、孩子能领会他的回乡之乐吗？）；如果他有学生在县城，又不能随他同行，他亦得抛弃学生。由他的不肯折腰之不智，自然就有了对百姓之不义和对学生之不信，更惶论对家人之不仁。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否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境界，甚至否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因为在考虑到这批人群、那批人群利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判，一切都可以委屈，自尊和洁身自好将不复存在，所以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将不复存在。

 

       在今天的“现代化”时代，依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特点，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令“匿名”先生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原因。“匿名”先生所说的不仁，和常见理解不同。但他揭示了一点，就是传统知识分子仅仅诉求内省的做法，无助于社会制度的演进。在他们用退隐方式获得一己之安宁的同时，却强化了大众对强权之畏惧。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提醒。长期的低调生活和读书中的思考使我成为传统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时代已经变迁，在建立让每个人能够避免人格扭曲、做到自尊自重的社会和文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我衷心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附：“匿名”先生留言

主题：不智、不幸和不争  (2004-11-4 17:21:31)

一怒之下，断然辞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职务，此举有三罪，吾今试举之：身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懂忿而辞职，此乃匹夫之怒，是为不智。如“赖”在院长位置上，再以院长身份与学校打维权诉讼，就凭此举的新闻价值，恐怕学校早就履行诺言了也！
    院长一职乃公器，非君一已之个人事务也，当年入选，曾对全院职工许下改革诺言，多少教职员工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事实上你和他们已成命运共同体，如今你一走了之，置同命运的众人于不顾，别人地位与子不同，焉可如此潇洒？此是不义！
    当年信誓旦旦，要把财大建成国内西方经济学重镇，培养一批人材，而今人材未成，莘莘学子望眼欲穿，而师长何在？此是不信！
    仁义礼智信五者，君已五居其三，剩下的仁和礼两条就不上纲上线了，如要罗织，这二顶帽子也不是套不上的，如你放弃与财大当局对簿公堂的机会，使得财大当局失去一次受法制教育的机会，进而使他们失去一次燔然醒悟，公开向你道歉，表现自己闻过则喜，从善如流风范的机会，是谓不仁矣！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0期                                      2004年5月26日

 

文献引用规范谈

 

       从我开始评阅论文起，我便采取了先看文献、后看内容的方式。若干年前我被分发到两篇参加上海市优秀论文评选的文章。这当然都是各高校已经精选出来的论文。但我一翻文末，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立即便否定了。自然，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被分发到这类潜在的优秀论文来评审。记得三、四年前，评阅一份西方经济学博士论文初稿，一看列举的参考文献全是中文文献，于是立即退回，并附上增添至少10份外文文献的要求。过了几天，论文初稿又送来了。果然后面的参考文献页重新贴过，加上了似乎不止10份外文文献。但仍然被我立即退回，理由是只有在正文中引用过的文献才能够列在书末的参考文献内，请作者把所列的文献相应地引用到正文中。自然，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读到那篇论文初稿，据说是另请高明评阅而且通过了。

       不过，说到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我自己也有愧。20多年前，当我写那篇“论服务业资本”文章时，我也是简单地把文献列在文末，而没有在正文中注出。不管今天可以举出多少原因来辩解，但欠缺总是欠缺，错误总是错误，是只能请求谅解，而不能指望世人不知不晓不笑的。因此，现在写作各类学位论文的人，为了避免未来出现有愧的心情，现在就避免类似欠缺或者错误才好。而我作为评阅者的责任之一，也就是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

       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否还有斯大林，一时记不清了）的话，要用黑体字印出来。而其他语录、资料的引用，好像是不特别标出的。我注意到学术作品引用文献的规则，是在读马克思《资本论》的时候，于是想模仿，才在那篇“论服务业资本”后加了参考文献（那时写论文是无需参考文献的）。以后转学西方经济学，慢慢摸索出了写学术文章的规范，也以为在学外国好的东西。后来和孩子一起读中国古典文学，读到《镜花缘》内多九公和南洋某国一女子就《易经》争强斗胜。多九公知道99种《易经》的注，而那小女子竟然晓得130多种。当时便感觉这文献引用，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后来再读旧版“唐诗三百首”，读其他中国早期作品，知晓“无征不信”、“无一字无出处”的古训，体会到以往中国学者对文献注解和引用的重视。我不敢肯定西方学者后来对参考文献的规范是不是从中国学得的。但我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今天往往愤愤然地接受的这一“国际惯例”，至少100年前还是中国学者不言自明的做法。100年绕了一个弯。要不是西方人把中国这个传统继承下来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传统坚持下来，我们为和国际接轨而不得不再进口，中国学者重视文献的传统，乾嘉学派的传统，恐怕一去不返了。

       不管是愤愤然还是心悦诚服，我所读到的论文，大部分在文献引用上已经很规范了。但前两天评阅一篇博士论文，却又发现了不少列出的文献没引用、引用的文献没列出、语录、数据没有出处的现象，于是有感而发。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要证明自己，所需要的可能不是他提出的新观点和了解的新知识，而是他知道了做学问的规范和思考问题的学术方法。这就和舞蹈学院毕业生举手投足便显出受过专业培训一样。否则的话，博士学习就失去了意义。有一位退休经济学教授对我说，原来他们写文章从来不加文献出处的，所以他们的学生这方面有所不足，也许可以原谅。这位教授对学生的心情值得理解。但从我们今天做学问的角度说，有鉴于此，反倒更不能原谅自己，在文献上更加注意才对。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3期                                                         2004年6月29日

 

 

世事的难和易

 

几天前在北京和当年的同学聊天，谈到我最近在上海的情况，同学感叹说世界上的事情难办。我还没有那样的感觉，因此回答说世事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容易了；假如我现在还是插队在乡村的农民，假如我还是刚刚毕业的普通教师，也许世事会难得多，而在我今天的位置上，罩着教授的光环，学术头衔已经到了顶峰，事情已经很容易了，已经没有理由抱怨世事维艰。

       确实，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很难很难。比如我们在学校内改变教学内容，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比如在社会上惩治腐败者，让别人说话，都很难很难，因为它们都牵涉到一些个人的利益，即使是腐败者也有自己的利益，即使不腐败的人也常常会照顾腐败者的利益。当你遇到只考虑自己利益的人，当你试图说服得过且过的人，当你鼓动没有责任感的人，当你和看法不同的人讨论的时候，当你强调别人不重视的问题的时候，当你要为众说纷纭的事情决策的时候，当你面对考试过关、文章发表、工资升降、职称评定、孩子升学一类的重要事情而无法把握的时候；当你┅┅，你自然会感到难。确实也难，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听到那么多穷人的故事，我们不会叹息腐败太盛；当然，我们也不会需要从孔夫子的慎独到孙中山的让位的先进文化，我们也无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因为，假如世事不难的话，中华民族也不会落到需要崛起的地步。

       然而，世事说难虽难，说易却也很易。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把世界上帝制传统最为深厚的中国改成了共和国。即使今天我们依然不能不感叹那么悠久的帝制竟然一下子就被那中国老百姓完全不熟悉的西方的共和体制代替了，而且再也不能够恢复。毛泽东一个长征25000里就走下来了，邓丽君的歌声一下子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就我自己来说，从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够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但竟然都有了。我和我的农民朋友一样，以为到学校工作，得到副教授退休就够了，没有想到今天却已经戴上了教授头衔。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当一次院长，按自己的意愿为大家去做事；更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辞去院长，按自己的意愿为自己来生活。所以，如果世事不易的话，自己今天也不会有这样不错的地位。

       其实，无论世事难易，按照自己的心愿做就行了。做成了，是幸运；做不成，也是幸运。因为成事在天，做成了，自己在其中出了一份力；做不成，自己在其中已尽了一份力。对于成败得失，我只能够说，如果出力了尽力了，就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份生活、一个天地。

“双周夜话”2004年第14期                                                      2004年7月12日

 

 

欢迎田国强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田国强先生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辞去了院长。我感谢学校接受我的辞职申请，并衷心祝贺田先生的就任。

 

田国强先生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是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田先生能够在美国工作的同时，就任经济学院院长，为国内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为国内大学教育和大学理念的改革贡献力量，我非常敬佩。如果清华大学特邀讲学的二十几位华人经济学者能够担任国内二十几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院长、主任，国内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进步。上海财经大学跨出了第一步，我衷心地希望上海财经大学成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功、田国强先生成功。

 

过去的二十年内，以“西方经济学”为名称的经济学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我的前任院长时期，“西方经济学”便变成了经济学院最重要的课程，成了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唯一的经济学考核内容。我在任上所做的，只是公开提出了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全面转轨或者用今天田先生的话说转型，也就是把原先秘而不宣的做法公开化了。田先生今天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课程体系改革、学科建设、引进人才、教师培训得便嘎措施，将把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可能最终完成转型工作。

 

确实，就象来自西方的化学在100年前取代了中国炼金术一样，今天，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取代中国原有的经济宣传和教育，也是一个即使反对者也只能够顺之而动的大趋势，所以我们看到比如不认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也要“西方经济学”博导头衔的例子。大趋势中出现反复，是正常现象。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高校教育上避免重大反复的主要方法，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要义，是让大家说话；而让大家说话的前提，是用公开化的制度来减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学科建设和高校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学术自由和学术公正。但在一个不让大家说话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自由的，在一个信息不大量公开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公正的。田先生在学术比较自由、比较公正的环境下从事学术工作有二十年之久，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发展和制度建设一定会呈现全新的面貌，并达到一流的目标。

 

谢谢大家。

 

 

 （2004年7月12日的发言没有包括第四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