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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4年第25期                                                 2004年12月24日

 

 

平安夜

 

 

       今夜是平安夜。

       我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也许是少年时候崇拜毛泽东的口号听得太多了，崇拜毛泽东的决心也下得太多了，以至于产生了逆反心理，难以接受在教堂中听到的那些崇拜言词，因此至今才没有皈依。.

       其实，我对所有信奉宗教的人都很尊敬，包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其他宗教，因为在我看来，至少就平均水平而言，信奉宗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更加善良、更能自律。

       同时， 我非常喜欢“平安夜”这首今夜教堂内必定吟唱的歌曲。

       我第一次感受到“平安夜”这首歌是在五年前。那一次，我突然感到这首曲子是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脑海里不由地映现出一幅图画。一个可爱、可尊的生命就要诞生了。人们围坐在即将成为母亲的玛利亚周围，安静地等待着、安静地期待着，没有烦恼、没有急躁、没有焦虑。这时，有人低声哼起“平安夜”，然后大家轻轻地、慢慢地、柔声地唱起来。音乐渗进静谧的气氛，气氛融入平和的音乐，玛利亚所住的马厩变得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让我的心绪在歌声中安定，烦躁在歌声中消散 ……

       那时我还不了解歌词。现在令我喜欢的，仍然是它缓慢、平和、安详的曲调。

       今晚我本来要去上海大剧院聆听“平安夜”的，和我所尊重的教徒在一起。

       但上午接到通知，音乐会临时取消了。

       现在，当我接近午夜时分从办公室回到家，我仍然按捺不住地弹了几遍“平安夜”，平静而温馨的音乐，平静而温馨的夜晚，愿我所爱的人平安、平静，愿天下人平安、平静，也愿我自己平安、平静：

   5·65 3·︱5·65 3·︱2 2 7·︱1 1 5·︱……

“双周夜话”2004年第18期                                                           2004年9月14日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期                               2004年1月7日    

 

新年的感觉

 

在温和的冬日里，新的一年来临了。我的个人网页也进入了新的一年。我的网页常常更新“双周夜话”。但近来的缓慢更新，却在新年迄始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必须直面的决策前：继续或者停止。如果说在去年元旦，我想过停止“双周夜话”；可在今年元旦，却好像有一种激情，继续写下去。网络是自由的天地，是每个人可以说话、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既然已经开始在这里说话，既然内心里好像还有话可说，那就继续，即使是自言自语。网络的自由也包括了自言自语的自由，这是纸质媒介和其他商业性、宣教性的媒介无法比拟的地方。 

新的一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幸运地跨入了新的一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危险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假如地球的转动偏了半度，假如地震发生在上海，假如公共汽车急刹车时被撞到头部，假如吃了毒猪肉，假如染上非典，假如… 无数的假如随时都可能打断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很幸运，在这无数的致命假如的包围中走过了半生，又走入了新的一年。 

我的幸运在于，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走入新一年的。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帮助和指点；许多朋友、许多书籍教会我生活。我能够从一个贫穷且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孩子，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教师，经济上不拮据、文化上不苍白、情感上不孤独、人格上不屈辱、而且未来风险也不大。所以，我是太幸运了。社会给了我太多，别人给了我太多。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谢同学，他们给了我一同学习的机会；当我和朋友共事时，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启发和帮助了我。我不是基督教徒，没受过感恩的教育，但竟然也有了感激的心情，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还在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懂得了放弃的好处。照说，在我从贫困低贱的底层走向社会时，应当学会的是抓住一切机遇，而不是放弃。但我学会的竟然是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我可能做了官，可能有两三套房子，可能…， 至少也不会还乘公共汽车吧，就象一位外地朋友听说我在公共汽车上受撞时说的那样。但我不但放弃，而且竟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放弃，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并且在于，在放弃了那么多机遇以后，我竟然还获得了许多；而且，在我从社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许多许多的同时，竟然也为社会、为别人做了一点可以说是自己的工作。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幸运。我不特别看重经济学、最大化、博弈论这些自己专业的知识，就是因为我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不去盘算。似乎都很吃亏，但五十年过去，却发现不但省却了盘算的精力和烦恼，不但获得的远远超过了放弃的，而且都是光明正大地获得的，心情自然是愉快的，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我相信，新的一年同样会令我感激、平静和愉快，会让我保持幸运的感觉。

双周夜话2004年第2期                                   2004年1月26日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刚刚整理完自己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翻译稿。一位尚未谋面的外国朋友竟然对它发生了兴趣，希望得到它的英译稿。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译完成了，电子邮件发出了。在这个被中央供热系统变得十分温暖的房间里，我突然想起，正是十年前，新搬入一所房子，没有暖气，手头也没有取暖电器。1993－1994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边看书边搓手、边写字边跺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但我那时似乎忘却了取暖的问题，恍惚之中，完成了那篇文章。 

如今时过境迁，条件改善，凭借着空调，冬天不必搓手跺脚了，脚上的冻疮亦绝迹了多年。但我如今做的，仅仅是翻译过去的文章，那在寒冷的房间里用286计算机写下的文章。新的思想、创造性的思维，不是消失在房间的温暖空气中，就是逃逸出双层玻璃的窗子，到广袤的世界畅游去了。 

也许，在寒冷的时候，任何火花，包括思想的火花，都是那么地珍贵，以至于思维全神贯注地在寻找它。而随着生活水准的与时俱进，身在冬季却越来越远离寒冷，火花的价值自然越来越小，思维再也不用心寻找它了。 

记得某位哲人说过，人文思想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人们不断地回到早期的思想重新出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由于生活水准大概是不可逆地向上提高的，所以，人文思想就不会和生活水准与时俱进。自然，这是就人类全体发的议论。就个人来说，是不是也如此呢？可能也如此。年龄也许是个原因。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粪土当年万户侯，思路敏捷，容易抓住问题并突破之；壮年后总怕考虑欠全面，不敢擅越雷池，更谈不上大胆突破。可壮年后的生活水平显然高于年轻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寒气袭人的冬季出文章，在寒气全无的冬季却只能够复述那些文章，除了年龄原因外，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看上去完全没有促进自己思想的活跃和火花的迸发。由此看来，现在自己没有新的研究，不能够归之于自己的房间在冬季的温暖还不够舒适，在夏季的凉爽还不够惬意，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己现在不再全神贯注、不再用心地思索和追寻。

写于2004年1月15日

“双周夜话”2004年第21期 　　　　　　　　　　　2004年10月25日

 

你最好一笑置之

      

       恰巧两个月前，我写了今年双周夜话第16期“说真话”，就网民Skywalker对我的评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把Skywalker的评论作为附录加在我的短文之后的时候，我有过一瞬间的犹豫，因为最妥当的做法是仅仅附上他对我个人的评论，而把他对经济学院教师的那篇评论全部附上，无疑有不妥之处。但我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出如何把他对我的评论分离出来而又保证将来能够检索到，同时作为刚刚交班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我感到有义务让学院所有老师知道外界对他们的有一定水平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完全是负面的。正如我向包括田国强院长在内的经济学院现领导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仍然是院长的话，我会把Skywalker的评论发给每位教师。

      

今天，Skywalker真实身份已经被查出（据说仅仅是个本科生！！！）；他的评论已经从他最初发表的网址删掉了；据说他受到了诋毁他人名誉的上诉威胁，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朋友劝我把他的评论从我的网页上删除，以消除“不良影响”并平息“公愤”。

      

然而，我不认同“不良影响”和“公愤”之说。Skywalker的评论激起强烈反响和造成“不良影响”甚而“公愤”是两回事。他的评论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它是国内少见的对经济学教育有水平的评论。首先，他的评论直指个别教师，而不是笼统地就经济学院而言；但他的评论又触及了大批教师，所以又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学院的总体评论。其次，他的评论是未来导向型的，爱憎分明。再次，他的评论直指要害，尖锐有力，在若干点上甚至恰如其分。让这样的评论从此消失，也许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史研究的一大损失。试想，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撰写包括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史，Skywalker的评论可能会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我们今天写起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教育之所以难有深度，部分原因不就是缺乏对那些年代经济学教育的批评性言论吗？那时没有网络，批评性言论（无论对否）无处可说，所以我们看到的文献都是褒奖性的，可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又传播了多少五十年后看确实有用的知识呢？让不同意见保存下来，是中华民族治史的传统，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得以保存的条件。同样，让与自己不同甚至错误的看法保存下来，既能够激励自己，也能够让后人、外人更准确地评价自己。一个学者、一个学院不会因为恶意评论而垮台，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学术和商业不同之处，况且Skywalker的评论整体上还算不上恶意评论。

 

其实，一个本科生能够写出这样的评论，本身便值得我们尊重：他至少在关心着经济学、关心着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思考着经济学院的未来。他的评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竟然还有学生对这么多教师作出如此的评价，可见学生眼光之犀利、要求之严格，绝非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学生座谈会发言所能够表现出来的。其次，我们真像评论所说的那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学生有那样的印象？如何通过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工作改变那样的印象？确实，有Skywalker这样的学生，哪一位教师还能够自以为是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得奖后曾经说过，没有责难他的那些学生，就不可能有他的创造性工作。是的，没有这样的学生，学者只能够靠孔夫子或者康德的“内省”来发展自己的学说。但内省习惯的修成比起得到学生的责询和外界的批判显然是更困难的，所以学术才需要公开批判，学者才需要接受公开批判，包括根本不如自己的人的批判。

 

当然，作为年轻人的写作，Skywalker的评论没有全面地对待各位教师，没有指出他们处境的困难和他们取得的成绩，而且不乏过激之词，不乏对部分老师的苛评和错评。然而，要求年轻人“全面”与“平和”就几乎相当于要求他们“老龄化”。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在于他们攻击的那一点是否正是我们自己的要害且薄弱之点。看来Skywalker在一定程度上是击中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教师的薄弱要害，不然的话，他的批判不会受到注意，更不会产生所谓的“不良影响”以至于“公愤”。

 

Skywalker对我的评论是中肯的。也许它会在我的学生、朋友中造成对我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这能使他们对我的评价更客观，所以我接受这样的影响。对我过去的同事，我的建议是，即使Skywalker对你的批判过火甚至荒唐，你最好是一笑置之。如果你感到Skywalker 没有尊重你，那么，你的反应若超过了一笑置之，你可能就是不尊重自己了。大学教师是一个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它之所以受到尊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对个人君子风度要求最高的职业。你和我一样，在年轻时想到高校教师的职业时都会心潮澎湃，都会下决心当一个谦谦君子、为人师表的教师。今天我们幸运地从事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大学教师的强处在于自己对学术工作的信心，在于自己为人处事的君子风度，而不在于别人（包括像毛泽东这样最有权威的和像Skywalker这样最没有权威的人）的批判或褒奖。所以，即使Skywalker对你的评论完全错误，你在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在世俗行为上，也最好一笑置之，并且相信三、五年后或者历史会给出公论。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1期                                  2004年6月2日

“驶入黑暗”

几个星期前在德国的一个夜间和朋友从外地回波恩(Bonn)。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视野内仅有我们一辆车。时近子夜，阴云笼罩，伸手不见五指。微弱的车灯，只能照见高速公路前面十来米处白色的车道线；遇到弯道，就只能看到车子前头几米远的一侧白线。我紧盯着车道线，脚上的油门几乎没有离开过140公里的速度。偶然间我望了一下远方，黑沉沉的天空、黑茫茫丘陵、黑黝黝的前方，我的头脑里突然显现出一句德语“Fahrt in die Dunkel” ―― “驶入黑暗”：我们在黑夜中行驶，我们的前方是一片黑暗，我们正在驶入这黑暗中。

是的，驶入黑暗，不但夜间行车如此，人类社会、个人生活也莫不如此。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特别强调人类展望未来时的恐惧心情。比如，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已经懂得了避免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道理，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逃脱了用暴力来改朝换代的“宿命”。我们不知道石油用完了怎么办，不知道人人有汽车、有房子的时候如何刺激消费。我们不知道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家庭、婚姻制度造成的后果，也不知道二十多年来的西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固然，有时候我们很有信心，眼前一片光明，就象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红卫兵的一员对毛主席的万寿无疆充满信心一样。在那个时代，“毛主席真能万寿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即使我们也有信心，但我们毕竟明白了自己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车轮将驶向何方，不了解重大政策将有什么长远影响。对这类关乎未来的问题，我们毕竟处于黑暗中。我们在高速前进，但我们甚至连偶然间眺望一下那黑洞洞的远方都不敢。

个人对自己未来的无知程度不亚于人类全体。无论身体、家庭、学习、工作，任何东西都有风险，任何未来都深藏于黑暗之中。当我们用“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安慰没能跨入大学的朋友时，我们是否同时在向大学生警告未来的黑暗呢？我们拿到就业位置、步入婚姻殿堂、获得权力或职称的时候会欢欣鼓舞，会忘记我们正驶入黑暗，因为我们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需要自我慰藉。可实际上，我们向前方看到的也许仅仅是几步，充其量不过几年。所以，当我们接受或者拒绝一件事情，当我们用无作为的方式拖延决策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祸福，我们其实在走入黑暗，无论我们的步伐是坚定的还是蹒跚的。

是的，驶入黑暗，就像我们的汽车驶入无边夜色一样，我们的人生也在步入不可知的未来。汽车最终还会自动地迎来城市的灯光或者黎明的晨曦，人生花费了巨大努力，却不一定能够实现这点希望。不过，开车的经历同时告诉了我，即使一个人的未来黑漆漆的无法辨认，即使一个人正在走入黑暗的未来，但只要他把自己的步伐保持在人生道路上的两条白色车道线内，不逾越先哲确定的人生准则，他就不会出故障，更不会翻车。夜色下的驾驶员看到的虽然仅仅是车前很短一段车道线，但他知道在车道线内行驶就是安全的。同样，先哲们确定的人生准则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和自由平等这样几条。我们只要遵循这几条，不受任何理由的动摇，“不逾矩”，我们就能坚定地前行，即使在黑暗中。

“双周夜话”2004年第24期                                                         2004年12月9日

 

 

还是说一说好

— 对“不说也罢”朋友留言的一些回应

 

不说也罢：

　　朋友，“不说也罢”有时很必要，但有时又必须说。你说出你的感觉（即使不算观点或者成型的理性思考吧），就能够逼使别人把他的想法明确起来，因为一个人的想法使别人感觉不好，这个人就得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出你的感觉，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读了崔之元评论朗咸平的文章， 你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你到底相信谁？在你还无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确实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能够相信自己了，你才能够对纷纭的众说做出判断。这就是古人说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的是思考，而不仅仅是阅读。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这一点。在相似的年龄段，我读的书比我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少得多，业余时间也少得多，但我做了一些思考。所以，朋友，思考吧，不管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不管“舆论一律”的要求是不是限制你发表和交流你的思考结果。要明白， 只有思考后才能够知道你有没有值得发表和交流的思考结果。

　　联系到你的问题，我想说一说的是：

　　1． 都是国外的理论?

　　问题是，我们有中国的理论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需要中国的理论吗？如果需要，那么印度、越南、坦桑尼亚是不是都需要他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呢？

　　自然，这牵涉到对理论本身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呼吁中国理论、中国经济学，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重，考虑到中国的重要性，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够在其框架内解释中国的基本事实，这种理论可能从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理论。就此而言，在欧美出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理论，就有了一个应用到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主要民族、主要国家的问题。如果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主要民族中失败，我们就有必要突破它们的框架去设想新的理论，或者得承认一种过去赞誉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存在。但这里的问题是：

　　a. 我们了解在欧美出现的那些理论吗？

　　b. 我们会应用那些理论吗？

　　c. 我们即使了解/会应用，但结果肯定是五光十色的。于是：我们的结果丰富了还是突破了西方的理论？

　　这里不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一种理论在中国最早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应用于全世界；同时，别人也是这样的愿望。这都无可指责。 某一个确实正确的理论总是由某个人创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理论只能由中国人创立，就像欧美人、阿拉伯人也没有理由要求某个理论只能够由他们民族中的某个人创立一样。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欧美人形成了自己的所有权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管理的理论。无论从晚清算起，还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算起，中国人努力了很长时期，还是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在二十世纪后，人们必须熟悉世界上的现有理论，然后才能够讨论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就给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熟悉世界。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创立理论时只要熟悉自己的历史就够了。当然，一个中国人熟悉了国外理论后，可能就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中国人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人的理论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天才的存在。会有青年人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抛在脑后，在基本熟悉了现有国外理论后，能够一下子击其要害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建立起同时能够解释中国和国外的理论，如果国外的理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想到，那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理论，我们中国人不应当用它谋取狭隘的民族利益。

　　2． 前经济学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地关注经济学入门后的问题，而太少关注前经济学的问题。其实，经济问题仅仅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对个人来说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生问题的一部分那样。所以，经济学是以公认的社会准则、人生准则为前提的。正是在其基础上，经济学展开自己，并从而使在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问题的解决符合社会或人生的目的。

　　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批评的现行改制方式，就是抓住了工人和经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其地位不平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自由契约。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不平等呢？崔之元就不愿意多说了。比如从工人角度说，在中国是否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让工人有独立工会并且发挥作用，才能够算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崔之元的标准，美国的这个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独立工会，工人和经理之间就不可能平等，他们之间的契约就不是自由契约。市场经济是以参与者的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工会，市场经济的前提也就不存在。

　　因此，崔之元的问题在于他能不能够把他的平等权利观点贯彻下去。如果贯彻下去，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够有独立工会，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人的文化水平比起比如150年前的英国高得多。我们支持那时候的英国工人结社，为什么禁止现在的中国工人结社？崔之元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被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有多大部分已经被利益集团操控呢？是不是中国不准工人结社就是因为中央政府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呢？

　　其实，崔之元所说的美国的情况，说到底，是那里大体实现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前提，或者是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这里讲的前经济学。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他们能够规范经济的前提，是社会有一个使市场经济得以在公认社会原则和人生原则基础上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在良知前的自律，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特别同情弱势团体的大众媒介的自由、通过公众的政治自由得到保证。因此，谈论国有企业在外国照样搞得好、谈论国外也实行社会分红的时候，崔之元和我们大家不应当忘记那里大体存在着前经济学的条件：平等、自由和自律。如果崔之元在这些条件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下来坚持国有企业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将是苦果。当然，这一点也表明，把国有企业问题、社会分红问题仅仅看成经济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它们首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本来想不说也罢， 可是仍然和你一样， 还是说了一些。一个以自由/平等/自律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大家说话。很可惜，“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是要珍视自由的人付出代价来争取和保护的，而“说一说”的代价实在不能算大。因此， 朋友， 还是说一说吧。

 

                                                                                               2004年12月9日初稿

                                                                                               2004年12月10日修改

 

附：“不提也罢”先生留言

主题：重提朗顾之争 (2004-11-29 22:56:16)

 

1。经济学家们把我们都搞糊涂了，都是国外的理论，都是国外的资料，我们相信谁？2。许多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拿回一些资料，翻译出版，换回自己所要的职称、声誉等，他又凭借这些声誉去到处讲演、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过着滋润的生活，但这些东西有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到底相信吗？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403这是看了崔之元的演讲后的感觉。当然，对于能跟踪国外研究进行时的各位不在之列。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