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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4年第18期                                                           2004年9月14日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期                               2004年1月7日    

 

新年的感觉

 

在温和的冬日里，新的一年来临了。我的个人网页也进入了新的一年。我的网页常常更新“双周夜话”。但近来的缓慢更新，却在新年迄始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必须直面的决策前：继续或者停止。如果说在去年元旦，我想过停止“双周夜话”；可在今年元旦，却好像有一种激情，继续写下去。网络是自由的天地，是每个人可以说话、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既然已经开始在这里说话，既然内心里好像还有话可说，那就继续，即使是自言自语。网络的自由也包括了自言自语的自由，这是纸质媒介和其他商业性、宣教性的媒介无法比拟的地方。 

新的一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幸运地跨入了新的一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危险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假如地球的转动偏了半度，假如地震发生在上海，假如公共汽车急刹车时被撞到头部，假如吃了毒猪肉，假如染上非典，假如… 无数的假如随时都可能打断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很幸运，在这无数的致命假如的包围中走过了半生，又走入了新的一年。 

我的幸运在于，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走入新一年的。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帮助和指点；许多朋友、许多书籍教会我生活。我能够从一个贫穷且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孩子，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教师，经济上不拮据、文化上不苍白、情感上不孤独、人格上不屈辱、而且未来风险也不大。所以，我是太幸运了。社会给了我太多，别人给了我太多。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谢同学，他们给了我一同学习的机会；当我和朋友共事时，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启发和帮助了我。我不是基督教徒，没受过感恩的教育，但竟然也有了感激的心情，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还在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懂得了放弃的好处。照说，在我从贫困低贱的底层走向社会时，应当学会的是抓住一切机遇，而不是放弃。但我学会的竟然是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我可能做了官，可能有两三套房子，可能…， 至少也不会还乘公共汽车吧，就象一位外地朋友听说我在公共汽车上受撞时说的那样。但我不但放弃，而且竟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放弃，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并且在于，在放弃了那么多机遇以后，我竟然还获得了许多；而且，在我从社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许多许多的同时，竟然也为社会、为别人做了一点可以说是自己的工作。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幸运。我不特别看重经济学、最大化、博弈论这些自己专业的知识，就是因为我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不去盘算。似乎都很吃亏，但五十年过去，却发现不但省却了盘算的精力和烦恼，不但获得的远远超过了放弃的，而且都是光明正大地获得的，心情自然是愉快的，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我相信，新的一年同样会令我感激、平静和愉快，会让我保持幸运的感觉。

双周夜话2004年第2期                                   2004年1月26日

 冬季的寒冷和温暖

刚刚整理完自己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翻译稿。一位尚未谋面的外国朋友竟然对它发生了兴趣，希望得到它的英译稿。在别人的帮助下，翻译完成了，电子邮件发出了。在这个被中央供热系统变得十分温暖的房间里，我突然想起，正是十年前，新搬入一所房子，没有暖气，手头也没有取暖电器。1993－1994年的冬天好像特别寒冷，边看书边搓手、边写字边跺脚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但我那时似乎忘却了取暖的问题，恍惚之中，完成了那篇文章。 

如今时过境迁，条件改善，凭借着空调，冬天不必搓手跺脚了，脚上的冻疮亦绝迹了多年。但我如今做的，仅仅是翻译过去的文章，那在寒冷的房间里用286计算机写下的文章。新的思想、创造性的思维，不是消失在房间的温暖空气中，就是逃逸出双层玻璃的窗子，到广袤的世界畅游去了。 

也许，在寒冷的时候，任何火花，包括思想的火花，都是那么地珍贵，以至于思维全神贯注地在寻找它。而随着生活水准的与时俱进，身在冬季却越来越远离寒冷，火花的价值自然越来越小，思维再也不用心寻找它了。 

记得某位哲人说过，人文思想的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历史：人们不断地回到早期的思想重新出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由于生活水准大概是不可逆地向上提高的，所以，人文思想就不会和生活水准与时俱进。自然，这是就人类全体发的议论。就个人来说，是不是也如此呢？可能也如此。年龄也许是个原因。年轻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粪土当年万户侯，思路敏捷，容易抓住问题并突破之；壮年后总怕考虑欠全面，不敢擅越雷池，更谈不上大胆突破。可壮年后的生活水平显然高于年轻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寒气袭人的冬季出文章，在寒气全无的冬季却只能够复述那些文章，除了年龄原因外，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看上去完全没有促进自己思想的活跃和火花的迸发。由此看来，现在自己没有新的研究，不能够归之于自己的房间在冬季的温暖还不够舒适，在夏季的凉爽还不够惬意，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自己现在不再全神贯注、不再用心地思索和追寻。

写于2004年1月15日

“双周夜话”2004年第21期 　　　　　　　　　　　2004年10月25日

 

你最好一笑置之

      

       恰巧两个月前，我写了今年双周夜话第16期“说真话”，就网民Skywalker对我的评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把Skywalker的评论作为附录加在我的短文之后的时候，我有过一瞬间的犹豫，因为最妥当的做法是仅仅附上他对我个人的评论，而把他对经济学院教师的那篇评论全部附上，无疑有不妥之处。但我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出如何把他对我的评论分离出来而又保证将来能够检索到，同时作为刚刚交班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我感到有义务让学院所有老师知道外界对他们的有一定水平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完全是负面的。正如我向包括田国强院长在内的经济学院现领导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仍然是院长的话，我会把Skywalker的评论发给每位教师。

      

今天，Skywalker真实身份已经被查出（据说仅仅是个本科生！！！）；他的评论已经从他最初发表的网址删掉了；据说他受到了诋毁他人名誉的上诉威胁，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朋友劝我把他的评论从我的网页上删除，以消除“不良影响”并平息“公愤”。

      

然而，我不认同“不良影响”和“公愤”之说。Skywalker的评论激起强烈反响和造成“不良影响”甚而“公愤”是两回事。他的评论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它是国内少见的对经济学教育有水平的评论。首先，他的评论直指个别教师，而不是笼统地就经济学院而言；但他的评论又触及了大批教师，所以又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学院的总体评论。其次，他的评论是未来导向型的，爱憎分明。再次，他的评论直指要害，尖锐有力，在若干点上甚至恰如其分。让这样的评论从此消失，也许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史研究的一大损失。试想，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撰写包括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史，Skywalker的评论可能会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我们今天写起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教育之所以难有深度，部分原因不就是缺乏对那些年代经济学教育的批评性言论吗？那时没有网络，批评性言论（无论对否）无处可说，所以我们看到的文献都是褒奖性的，可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又传播了多少五十年后看确实有用的知识呢？让不同意见保存下来，是中华民族治史的传统，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得以保存的条件。同样，让与自己不同甚至错误的看法保存下来，既能够激励自己，也能够让后人、外人更准确地评价自己。一个学者、一个学院不会因为恶意评论而垮台，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学术和商业不同之处，况且Skywalker的评论整体上还算不上恶意评论。

 

其实，一个本科生能够写出这样的评论，本身便值得我们尊重：他至少在关心着经济学、关心着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思考着经济学院的未来。他的评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竟然还有学生对这么多教师作出如此的评价，可见学生眼光之犀利、要求之严格，绝非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学生座谈会发言所能够表现出来的。其次，我们真像评论所说的那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学生有那样的印象？如何通过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工作改变那样的印象？确实，有Skywalker这样的学生，哪一位教师还能够自以为是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得奖后曾经说过，没有责难他的那些学生，就不可能有他的创造性工作。是的，没有这样的学生，学者只能够靠孔夫子或者康德的“内省”来发展自己的学说。但内省习惯的修成比起得到学生的责询和外界的批判显然是更困难的，所以学术才需要公开批判，学者才需要接受公开批判，包括根本不如自己的人的批判。

 

当然，作为年轻人的写作，Skywalker的评论没有全面地对待各位教师，没有指出他们处境的困难和他们取得的成绩，而且不乏过激之词，不乏对部分老师的苛评和错评。然而，要求年轻人“全面”与“平和”就几乎相当于要求他们“老龄化”。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在于他们攻击的那一点是否正是我们自己的要害且薄弱之点。看来Skywalker在一定程度上是击中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教师的薄弱要害，不然的话，他的批判不会受到注意，更不会产生所谓的“不良影响”以至于“公愤”。

 

Skywalker对我的评论是中肯的。也许它会在我的学生、朋友中造成对我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这能使他们对我的评价更客观，所以我接受这样的影响。对我过去的同事，我的建议是，即使Skywalker对你的批判过火甚至荒唐，你最好是一笑置之。如果你感到Skywalker 没有尊重你，那么，你的反应若超过了一笑置之，你可能就是不尊重自己了。大学教师是一个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它之所以受到尊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对个人君子风度要求最高的职业。你和我一样，在年轻时想到高校教师的职业时都会心潮澎湃，都会下决心当一个谦谦君子、为人师表的教师。今天我们幸运地从事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大学教师的强处在于自己对学术工作的信心，在于自己为人处事的君子风度，而不在于别人（包括像毛泽东这样最有权威的和像Skywalker这样最没有权威的人）的批判或褒奖。所以，即使Skywalker对你的评论完全错误，你在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在世俗行为上，也最好一笑置之，并且相信三、五年后或者历史会给出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