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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自由第一位

 

 

　　今天是教师节。

　　当教师从上大学始。那时我刚刚从农民转成城市清洁工。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兴奋，心情反而沉重起来：作为农民、作为清洁工，我能够得到和那个阶层相应的经济不拮据、又有一定文化水准的平静生活；同时，我可以评论社会却又无需为社会负责，因为无论社会好坏，那个阶层的人是很少责任的。但一入大学，进入高阶层，我个人就可能成为社会好坏的原因之一，我就必须对社会负责了：可我有能力负责吗？有勇气负责吗？我无法回答，因为当时的我对自己竟然能够上大学是毫无精神准备的。

可我还是走进了大学，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以至于教师节也成了我的节日。

　　作为大学教师，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呢？我认为第一位的责任是学术自由。大学是学术的殿堂，是保存尤其创造知识的园地。而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学术必须自由。大学教师的第一义务是保证学术自由。这是因为，知识是思想的成果。思想是个人的。每个人在思想，而不是整个人类在思想。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而一个人的思想又无法从外部控制，所以，正当的方式是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他们具有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能够进行系统性的思考。让他们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尤其是系统性观点，便是学术自由。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系统观点，是每个有思想有观点的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要求。学术自由，不过是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这一要求。

　　人们常说教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但它和学术自由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学术自由，我们不知道应当教什么书，应当育什么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么多学生走上街头，疯狂地毁坏文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时的学校仅仅允许一种思想、一类书、一种人，完全没有学术自由。在那种环境下教育出来的学生，不懂得尊重别种思想、别种人；一有触动，容易走向极端。而在一个尊重学术自由的学校里，学生容易看到各个理论的正确性和局限性，感受到平等宽容的争辩讨论气氛，容易形成独立思想和正直人格。在大学里，学术专制把人当作特定观念的工具来教育，学术自由才把人当成具有独立思想独立品格的人来教育。大学教师要教书育人，可大学要做到正面意义上的教书育人，大学必须有学术自由，大学教师必须意识到自己对学术自由的职业责任。

　　大学是保存和创造知识的场所，教书和育人要用知识，因此，大学面临着什么知识具有保存和创造以及教育价值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学术自由环境下的竞争。有了学术竞争，有价值的旧知识和新知识才能辨别出来，大学也才可能执行保存、创造和教育知识的任务。没有竞争，我们不知道某种知识是否有价值；可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术竞争，因为学术竞争的前提是思想表述的自由和表述者的没有恐惧。在学说上，正如在商品市场上一样，没有一种（思想）产品是完美的。任何有价值的思想知识，其价值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正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竞争，才能够让各种思想各种知识的相对性暴露出来，让新思想新知识不断涌现。把某一特定思想、特定知识的价值绝对化，甚至用它“领导”其他思想和知识，其实就是否定学术自由，其结果自然是学术的衰落和思想的禁锢，是教书育人的失败。

　　自然，大学也是社会的一个机构。在部分行政色彩强烈的国家如中国，大学属于某个行政系统，有谁是领导机关、用什么方式来领导的问题。但它并不意味着大学里的学术存在领导权或者指导思想的问题。这是因为，学术自由无论作为理念还是原则，都超越了具体的大学领导权和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和后者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学术机构的任何领导权、任何指导思想都不能够束缚个人头脑中的思维活动和学术创造，它们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借助世俗权力来阻止个人表述其思想。因此，学术上的领导权、指导思想等等的概念，只是和学术专制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因为专制者需要的才是领导权，专制者需要的才是挑选出一种思想来“独尊”。只要抛弃学术专制，承认学术自由，学术领导权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就成为假问题。

　　在我个人研究的经济学领域内，总有人提出独尊马克思。当然，一个人可以独尊马克思或者独尊她（他）偏爱的任何理论或学者，但她（他）同时应当尊重别人的偏爱。而这一点就已经是学术自由。如果所有人都偏爱同一个理论，学术自由没有必要；如果有人偏爱不同的理论，学术独尊没有理由。学术自由允许的，恰好是每个人独尊自己偏爱的思想；它所反对的，仅仅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偏爱强加给别人。那些要求每一个经济学者独尊马克思的人，忘记了马克思的格言是怀疑一切。当马克思让自己怀疑一切的时候，他自然也让别人怀疑一切。马克思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的时候，他自然也会让我们在我们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这里，人和人是平等的，思想和思想是平等的，这就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至少不会有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学术自由，已经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活力。马克思主义是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产生的，它也只能够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教师的社会责任底线，同时也是愿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师的马克思主义底线之一。其实，正是因为我为马克思理论创造过新知识（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arx2000.htm），我才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也才体会到学术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途径。那些强调独尊马克思主义的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泥塑的偶像，结果成为强迫所有经济学者独尊他们个人的某些“观点”。而他们个人的观点之所以不值得尊重（更不值得独尊），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把自己的研究放到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讨论。

　　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最基本的人文环境，也是我们大学教师、学生最基本的个人素质。意识到学术自由，我们便意识到自己观点的相对性。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激情，并且还不知道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学术自由也会让我们下意识地拒绝自己观点绝对正确的感觉，从而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批评和讨论。同样，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严格挑剔别人观点时注意到其相对正确的地方。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讨论中更多地关注一个问题的视角、一个概念的提炼、一种观点的逻辑，而不会纠缠于动机、功用、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作为教师，我们特别在学生面前负有学术自由的责任。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论文导师从来没有要求和他的观点一致，因此我没有体会过迎合导师的烦恼。现在我当教师，同样不给学生这样的烦恼。学生论文只要概念清楚、逻辑明了即可。观点是否和我一致，是否“正确”，无关紧要。作为教师，我们有启发学生思路、揭示他们想法的模糊之处、帮助他们明晰概念和逻辑的责任，更有鼓励他们思维、尊重他们观点、熏陶他们学术自由素质的义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尤其需要尊重他们的版权，因为他们的论文是他们个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我们的指导起了多大作用，我们也只是指导，而不参加直接写作，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姓名列入毕业论文的作者内。同样，在基本上从毕业论文中抽出来的内容发表时，我们也不应当把自己视为作者之一。我们争取学术自由，不但是让教师学术自由，而且特别是让学生自由，因为创造性思维是学生的特长，因为学术自由是他们应当养成的生活习惯，因为学术的未来靠他们对学术自由的坚持。

　　有自由、学术兴；无自由，学术亡。大学要成为知识的圣地，传道解惑、教书育人要成为高尚的事业，今天学者、学生的学术所为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学术必须自由。作为大学教师，我明白自己对学术自由的个人责任。这就是我在今年的教师节，忆起我走进大学前的犹豫，而生发的感想，遂写下这篇文字。

 

　　　　　　　　　　　　　　　　　　　　　　　　　　　　　　　　　　　　初稿于2005年9月10日　　　　　　　　　　　　　　　　　　　　　　　　　　　　　　　　　　　　修改于2005年10月10日

“夜话”2005年第1期                                          2005年1月31日

 

 

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

       ――从伊拉克大选说起

 

　　昨天（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举行了1953年（我出生的年份）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尽管各种报道说法不一，但我可以肯定的两个事实是：一半以上的伊拉克选民投下了选票，选举过程没有特别重大的舞弊贿选现象。就此而言，伊拉克选举成功了。

　　毫无疑问，这一次伊拉克选举是外来力量促成的。没有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推翻前伊拉克专制政权，没有多国部队对各种反对武装的强大镇压，这一次自由选举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竟然有那么多伊拉克民众勇敢地走到了投票站，投下了一生以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签注的选票，仅仅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表明，刚刚在三年前举行的只有一个候选人、并得到了99.99%选票的伊拉克选举是多么地令人恶心，而两年前还以“伊拉克人民”名义所做的专制主义宣传又是多么地令人可笑。

　　是的，伊拉克民主是外来力量强加给他们的。但这么多选民自愿地冒着生命危险投票，却向世界证明了他们需要民主。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他们自己争取不到或者很长时间内争取不到民主，不得不忍受本民族的专制。外来民主力量利用某个契机推翻了他们的民族专制，为他们创造了民主的前提，甚至“强迫”他们接受民主制度，为他们打开了通向历史的大门。这里，契机定义是重要的，打开历史大门是重要的，为此而付出的牺牲也是重要的。外来民主力量必须在这三个问题上作出恰当的决定。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外来民主力量向其他民族推行甚至强加民主制度的历史。俄国、中国在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尽管层次不同）是接受外来民主观念的例子，德国、日本、印度在二十世纪中的民主化则是接受外来民主强制的例子。伊拉克事件只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延续而已。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便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对这段历史持自己的评价。可是，如果我们假设德国、日本、印度现在还是专制国家，世界会是什么局面，我们就会明白，把民主制度强加给这些国家是多么地必要。就说我们的近邻日本吧。即使日本某个派别想发动战争，向选民解释战争理由和国内各种意见的公开争论，也会大大降低这个派别实现战争想法的可能性。就发动战争来说，一个民主国家需要道义理由，但一个专制国家只需要言论控制下的谎言。因此，如果日本现在是专制国家，中国面临的危险将严重得多。

　　德国许多学者承认德意志民族没有民主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德国民主制度是外来力量强加的结果。正是外来力量用扳道岔的方式强制改变了德国的政治道路，德国才有了如今的公民平等、自由和富庶。今天，能够自由表达意愿的德国人已经养成了平等、民主的基本习惯；他们感谢当年的外来力量。即使在同样没有民主传统、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责任的反省远远不如德国深刻的日本，民主制度也已经扎根。德意志民族、日本民族、伊拉克民族，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不是没有民主的历史传统，就是民主传统过于薄弱，不足以依靠自身力量在比如一、两百年的时期内建立起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民族需要外来民主力量，需要在强加的民主下形成自身的民主传统。就此而言，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即使当人类社会已经走入二十一世纪，即使在大多数人已经具备知识的“知识经济”时代。

“夜话”2005年第2期                                                                2005年2月28日

 

 

学者的无欲则刚

 

“无欲则刚”从林则徐的名句“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来，说得是男子汉大丈夫（用这个词仅仅指男女皆可具备的某种人格，并无性别之意）的刚强正直源于其没有欲望。既然无欲，也就不必为欲而求人，自然容易刚强正直。这就像佛家说的“忍，无可忍”。既然无可忍，忍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别人需要忍受的东西，佛者平静处之，没有忍受的感觉。但林则徐说的无欲，又和佛者不同。林则徐的无欲指的是没有功名之心、财富之求、升仙之念，而无欲所奠定的刚直，却为着实现个人良知、民族兴盛之欲。若再细细计较，其实功名、财富、升仙之欲望，都不能够算错。欲望能够促使人努力。“哀莫大于心死”，说得便是没有了欲望，既无所求，便乏进取，以至于近乎凄冷。因此，问题其实不在有欲无欲，而在实现欲望的方式，就此而言，林则徐的无欲又可以理解成欲望的实现不应当以良知为代价。

 

前几天和朋友谈到无欲则刚，便牵连到发表欲。既为学者，又为大学教师，不会没有发表欲。刚正不阿不在于发表欲的有无，而在于用符合良知的方式实现之。我在几年前寻求发表《略论服务业资本》时，有的杂志犹豫；有的杂志要求缩短，我皆以历史文件为理由，坚持原样发表。但是，在准备《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投稿时，我却犹豫了：我明白文章阐述的机制仅仅以市场经济为条件，是不是为便于发表，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那篇文章的内容完全不需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修饰词，但加上可能更容易发表。后一种考虑最后占了上风。文章是寄出去便发表了，可“白纸黑字”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痛。是的，无欲则刚，我当时的发表欲让我不能刚正，让我写下了当时就意识到不应当写的文字。因此，即使我的发表欲不能算错，但我为实现它而违反自己的良知，却使我在白纸黑字前自取其咎。

 

    学者对无欲则刚的重视，应当高于其他人，因为其他人的行为都很难准确“再现”，所以“历史是什么”的答案众说纷纭；可学者留下的白纸黑字是其个人历史的见证。学者是知识的象征，他的行为无法用“无知”来开脱；他违反良知的文字不是屈服于世俗便是献媚于权势写就的。就此而言，学者和有志于学术的人下笔应当慎重，应当想到生前身后事，而不能把日常的科研考核治标放在首位。我们生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内，学术文章很难发表，宣讲性的媚俗媚势的文章大行其道；学术文章需要锤炼，考核却要求我们发表短、平、快的作品。但正是这样一种世界特别需要学者，需要坚守良知的学者，需要他人对学者的监督和自由批评。“无欲则刚”将成为我牢记的箴言。同时，我又强烈希望世界早日正起来，因为自律尽管非常重要，但他人对学者、对我自己公开的自由批评和苛刻要求更为必要：它们才是保证我本人在内的绝大部分学者坚守良知、自动实现无欲则刚的制度条件。

“夜话”2005年第9期      　              2005年12月22日

 

210感怀

 

“去年你怎么能在210室度过了冬天？”一个朋友在刚刚过去的北方寒流中问我，他感到那里冷得难以忍受。

“也许去年冬天没有这么冷吧？”我回答说。

搬出210，已经有7个月了。但我仍然常常想起它。210室是一间宿舍，位于校区的最深处。墙外的工厂十几年前还很有名气，现在已经停产，几无人烟。隔壁房间基本无人居住，整栋楼居民也不多。因此，只要墙外不远工地上的混凝土搅拌机停止吼叫，周围便是一片静谧。楼旁小径有几颗树，不高，形似棕榈，冬天也苍翠着。我喜爱在那里散步，百米左右距离，来回走走，很安宁。

然而，210室内没有它的环境惬意。超过三米的净高和超过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面积，仍不容光线穿过。老式长条地板留下又宽又深的缝隙。在我搬入之前，管理部门刚刚用石灰填塞了它们，涂漆后，外观很受用。但一走动，石灰便跃然而起，成了扫之不尽的垃圾来源。冬天冷，坐在床上看书，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农村的小屋。当然，和30年前相比，现在有了可调可阅的素琴、金经，只是谈笑虽无鸿儒，往来亦少白丁，一如既往。

不过，30多年前我去农村，带着的是壮丽的革命色彩；这次搬入210，却怀着更多的自责。我到农村时正值青少年。那时候，听到的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学习的是雷锋爱憎分明。谁好谁坏，好事坏事，伟大领袖定了标准。领袖一声号召，我们立即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跟地（主）、富（农）、反（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斗争。可是，当贫下中农在集体劳动时教导我要偷懒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没有了标准：这些被定为我们学习榜样的好人，为什

“夜话”2005年第8期                                               2005年12月8日

 

 

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

 

由刘国光引起的关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争论，涉及的首先不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孰优孰次或孰本孰用的问题，而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对此，我的短文“学术自由第一位”已经做了说明。每个学者都可以偏爱或者研究某一个理论，而无须接受特定的“指导思想”或者“领导”。在理论研究和争论上，学术自由是根本的。只要我们承认学术自由，刘国光提出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权问题就是假问题。

这场争论也涉及到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仍然有生命力，我们应当如何发展它呢？但我要提出的更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人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我的答案很明确：自由主义者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一个学者如果不具备自由主义的情怀和理念，这个学者根本上就和马克思主义无缘，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说自由主义者才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呢？我的理由如次：

1. 马克思本人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特征――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是马克思一生都在坚持的原则。马克思无论在他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还是在他憧憬的未来社会制度内，都把人的自由放在第一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是自由的，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是自由的，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投资和生产；同时，他们双方又尊重对方的自由。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更是自由人的结合体。人生而自由，每个人有研究并形成自己系统思想的自由，对马克思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正如李健先生最近在他的“重新回到马克思”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重新回到马克思，就是要“象马克思一样，成为永远而坚强的自由主义战士”。

2. 就自由主义的学者来说，他们不但对现实社会持批判性态度，而且和马克思一样，对人类迄今为止的理论成就也持批判性态度。他们明白任何现存理论都有其价值和局限性。他们要做的是发现这些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并且推进旧理论的发展和新理论的建立。没有这种批判态度，一切发展、一切创新都是空谈。而刘国光对“指导思想”不容置疑的态度，刘国光对马克思理论的辩护性态度，只会从根本上阻碍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和发展。

3．自由主义者能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他们尊重学术自由、承认学术上的自由竞争。因此，当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明白自己没有政府的保护伞，他们也不需要政府的保护伞。他们明白，如果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承认，那只能够是学术自由竞争的结果。因此，他们必须仔细阅读马克思著作，理解马克思思想，认真推敲自己观点，防止任何可能不严密之处，并且准备与任何人、包括反对马克思的人平等地辩论自己的观点。自由主义者从其自由主义情怀和理念延伸出来的学术平等和严谨态度，是刘国光这样倚仗学术专制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难以理解的。

4．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人，也都是自由主义者。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上推进了农民理论研究，但列宁一生都坚持言论自由，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言论自由。斯大林才把不同意见者视为异己而清除之。西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例如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斯威齐(Sweezy)、巴兰（Baran），解释马克思理论本身的森岛（Morishima）、罗默（John Romer）等，在学术自由、个人自由的意义上都是自由主义者。而那些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什么贡献呢？没有，完全没有。

当然，在刘国光看来，斯威齐、巴兰、森岛、罗默都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曲解马克思，就是用数学方法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了。因此，无论邹恒甫或者其他学者如何介绍外国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刘国光都不会承认那些研究属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去世后研究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在就是他们了。所以，刘国光才敢说，不发表他的文章，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刘国光这些政治经济学专家教授们，囿于辩护性与灌输性的宣讲，离真正的研究差之何止万里。刘国光本人除了口头上喊马克思主义外，自己又做过什么马克思研究吗？没有，完全没有。在介绍刘国光获取中国经济学奖的网站上，列出了刘国光著作近30种，但没有一本著作是直接研究马克思理论的 （http://www.macrochina.com.cn/prize /brt/liuguoguang.shtml）。我们不禁要问，除了空喊马克思以外，刘国光懂得马克思吗？刘国光研究过马克思吗？反对自由主义的其他许多政治经济学的专家、学者，研究过马克思吗？懂得马克思吗？在他们中间，最有名的大概要数王亚南，《资本论》中文版的译者之一。刘国光和他相比，只能算后辈。我手头就有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可翻开这本书，我读到的根本不是研究，而是学习心得和思想汇报，充其量不过是《资本论》讲解。这样的书以《“资本论”研究》为名，既亵渎了《资本论》，又亵渎了研究这个严肃的词汇。我翻译过《消费理论》，但是我仍然不懂消费理论。由此我敢断言，翻译了《资本论》的王亚南，并不懂得《资本论》。他的《“资本论”研究》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

    因此，要懂得马克思，要发展马克思，一个人必须是自由主义者，必须是学术自由的身体力行者。舍此，发展马克思便是空谈。过去，马克思在个人贫困生活中自由地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今天，如果舍弃自由主义，仅仅靠金钱、权力来发展马克思理论，肯定不会有结果。对此，我有发言权。我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学者中，我直接研究过《资本论》。我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arx2000.htm），试图把消费或劳动力生产过程纳入《资本论》体系并由此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也许我的文章有错误，但它至少是真正的研究型文章。王亚南、刘国光以及国内那么多缺乏自由主义精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授，发表的直接与马克思有关的文章何止千百篇。可他们没有任何文章在深度上可以和我的这篇文章相比，因为他们写的几乎都是学习马克思的心得文章。他们这类文章全部加起来，也不及我的一篇研究论文。这里不是数量之分，而是层次之别。我的文章也是白纸黑字，不服者可以争论。而且，我的文章是中文；没有数学，纯粹文字叙述；应用了历史方法；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因此完全符合刘国光要求的“规范”。我相信，读过我的文章，人们会发现这里存在另一种马克思研究，没有任何政治保护伞的马克思研究。与此相比，刘国光的马克思“研究”与研究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而我之所以能够做到研究马克思理论，就在于自觉地想象自己处在自由竞争的环境，没有任何权势，也反对任何权势，除了以理服人外，别无他途。而这已经是学术上的自由主义。偏爱马克思理论的学生，提倡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如果想达到研究的层次，就应当同时了解自由主义的精髓，培养自由主义的情怀，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承认学术自由。做到了这一点，中国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希望。

“夜话”2005年第7期                                2005年11月13日

惜乎哉 刘树成

 

难产而终于出生的2005年第10期《经济研究》，今天放到了我的书桌上。难产的原因是《经济研究》编辑部有人不同意发表已在网络上和其它杂志上发表的刘国光文章。而这期《经济研究》带着刘国光文章出世，不蒂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刘国光的文章不具有任何经济研究的性质。说到底，刘国光的文章仅仅是被父母宠惯了孩子，刚刚发现世界不限于父母手掌大小时，而向父母提出的一手遮天的蛮横要求。

不过，最令我痛心的，不是刘国光竟然写出这样自毁名声的文章，不是《经济研究》竟然刊出了这样的文章，而是作为《经济研究》主编的刘树成，竟然容忍了这样文章的发表。

惜乎哉，刘树成！

原先便听说刘树成多次表示，如果有人强迫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刘国光这篇文章，他就辞职。然而，在《经济研究》第10期上，主编后面的大名，仍然是刘树成。

翻阅一下近五年来的《经济研究》，任何人都会发现，刘国光文章根本不适合《经济研究》的风格和水准。阅读一下刘国光文章，任何人，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也同样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篇研究型文章。因此，除了被强迫之外，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对这一点，天下人心知肚明。

在强迫《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的压力面前，如果刘树成以辞职抗争，那股强迫的压力也许会知难而退，《经济研究》的声誉、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也许会免受凌辱。即使刘树成抗争失败，而不得不辞职以抗议，那么，强权者也知道了，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来生活在奴化环境中，他们仍然是不可侮辱的。《经济研究》声誉虽损，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反而会升到新的高度，中国经济学家的整体人格反而会被世人刮目相看。

惜乎哉，刘树成！

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上，我们记得的伟人是马寅初。在那毛泽东的话被奉为“句句真理”的时代，在那连巴金都“不违心”地写出献媚文章的时代，马寅初英雄造时势，单枪匹马与强权抗争，虽辞去北大校长而不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时势已变，连御用文人都不敢再言“句句真理”。在这个时候，只要刘树成应时而起，顺势而立，刘树成便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继马寅初之后的第二位英雄，刘树成便将青史留名。马寅初需要等待三十年才得到人心，刘树成一天都不用等待，立即就会得到人心的公认；他为抗争强权而不惜辞职的行为，亦将被后人永久铭记。

惜乎哉，刘树成！

有人对我说，如果刘树成辞职，他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不知道孩子在这里的作用，也不想了解刘树成妻子在这件具体事情上的看法。但是，强调“女人”的阻力，却仅仅是中国男性最受用可也最无聊的女性“祸水论”再版。占据要职的男性，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心悸腿软，却把责任归之于女性的“辫子长、眼光短”。其实，有几个女性不希望夫婿或知己是刚强正直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希望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况且，今日经济之宽松，物产之丰富，即使刘树成辞职，衣食住行也不至于拮据，刘树成又何必为那微不足道的“主编补贴”屈膝？也许，为刘树成辩护的理由是他继续担任主编所能够从事的事业。然而，太多的男性把官位与事业混为一谈，把世俗名利与事业混为一谈，而把自己的人格缺陷推到女性名下。可是，在这里，我们只要想一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8年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唯一举起反对之手的人，是一位女性，我们就会明白女性“祸水论”的荒谬，明白官位的考虑，毁了中国多少男性的尊严，也许这一次还毁了刘树成。

惜乎哉，刘树成！

在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中，安德烈亚说：“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个不幸的国家。”伽利略反驳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伽利略说的对。马寅初在1949年前没有成为英雄，刘树成在学术自由的国家里也不会遇到成为英雄的机会。一个每位国民说真话都不必恐惧的国家，是不需要英雄的。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因为那里大多数国民还在颤抖着、犹豫着甚至盘算着是否说真话，所以，这个国家才需要不颤抖、不犹豫、不盘算地说真话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才成为英雄。我们正是这样一个不幸国家的国民。让我们的国家走出不幸状态，是我们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但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在需要英雄的同时，又给它的国民创造出许多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机会。经济学是当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社会变动、历史转折的重大考验，他们建功立业的机遇也最多。这样的机遇既可以是提出慎密思考的理论观点或政策建议，也可以是大义凛然地直面危机。当然，一个人遇到怎样的机遇，和他的运气有关；可一个人遇到机遇时能否抓住，则直接和他的个人品质有关。在后一种情况下，尼采说的完全正确，责任是一个仅仅对个人才有意义的概念。当今的中国需要英雄，当今的中国提供机遇，而一个人能不能抓住机遇，做出英雄的业绩，成为女中豪杰、男中丈夫，不但要看她（他）对人性脉搏和历史趋势的把握，同时要看她（他）挺身而立的勇气和决心。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把个人行为的责任推给集体、制度或者环境，尤其是刘树成这样被冠以或者自称为“经济学家”和“学者”的人。

惜乎哉，刘树成！

 

初稿于2005年11月9日

修改于2005年11月13日

邹恒甫应当说话

 

IAS被关闭或者被拆分。邹恒甫应当说话，应当公开说话。这是因为，IAS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来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的影响早已超出武大、超出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而波及到了全中国。它是中国高校推广和学习现代经济学标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不亚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句话，IAS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公共产品，而不再是邹恒甫本人或武大甚至武大某个学院的私人产品。这是邹恒甫为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所有其他中国人望尘莫及的。

 

然而，正因为IAS已经成为公共产品，IAS的关闭或拆分（下面简称关闭）也就成了公共问题，而非邹恒甫或者武大的私人问题。邹恒甫和武大有义务向公众做出说明。由于我们不可能指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做什么说明，我们自然期望邹恒甫会向我们说明IAS为什么关闭，说明如果他不同意关闭，他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什么步骤争取IAS的恢复。

 

这样一种公开说明，在美国是一种义务和必须。它是限制政府或某个机构重大随意性行为、提高政府行为可预期性的保障之一。在中国，这样的公开说明虽然刚刚开始出现。但邹恒甫有长期的美国经历，网络又在控制言论的中国开辟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公开讨论天地，IAS的关闭更引起了网络讨论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邹恒甫不出面，是说不过去的。邹恒甫如果不公开出面向大家说明情况，关于IAS关闭的一切就会始终像黑幕一样为人不解，经济学在中国推广的这一章就会以一群疑团结束。这是因为，只有邹恒甫具有向大家说明情况的公信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的信誉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况且，邹恒甫是IAS的主任，IAS关闭，他责无旁贷地应当向大家说明情况。

 

有人说IAS的关闭和目前中国政治气候转阴有关，而邹恒甫可能打算继续在中国做些实事，因此现在避避风头，不说话更好。但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政治气候转阴，邹恒甫也会有做实事机会的。十年前他开始创办中心时，政治气候比现在阴得多，他不是在一片怀疑声中办成了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阅读回忆1957年反右的作品时常常扼腕长叹，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后人长叹。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

 

当然，邹恒甫完全不必发表激烈的言论。邹恒甫应当以理服人、以情胜人；承认缺点，做出一定让步，以达到IAS恢复的目的。IAS无疑有许多缺点。邹恒甫应当坦然承认这一点。同时，与IAS的成就相比，IAS的缺点无疑不足以证明IAS需要关闭。因此，IAS应当恢复，恢复后的IAS将采取措施，纠正其中最严重最紧迫的缺点，把IAS在原有基础上办得更好。

 

我认为，邹恒甫至少应当向我们大家说明：

1）哪个部门关闭IAS的，关闭的理由是什么。

2）如果他本人也不知道或者没有得到正式说明，他应当告诉大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关闭。

3）如果他知道关闭的理由，他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可以公开；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充足。如果他不认为， 他是否准备把IAS关闭的问题提交到上一级部门（如果是商学院关的，提交到武大；如果武大关的，提交到教育部）审查，希望上一级部门能够撤销下一级部门的关闭决定。

4）如果他不知道关闭理由，他应当向大家表示将向有关部门要求其对关闭IAS的正式说明并要求公开其说明，并同时向上一级部门提出请求报告，请求它立即调查和审查IAS关闭事件。

5）他应当许诺在一周或两周内再向大家说明进一步的情况和他为恢复IAS的工作进展。

 

    以上只是我对邹恒甫的建议。他当然完全应当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出公开说明。关键是，只有邹恒甫说话了，希望恢复IAS的努力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邹恒甫是我极为敬重的人。我衷心地希望邹恒甫做好，尽力恢复IAS，为学子、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经济学，为正在中国推广经济学的人，也为他自己。

“夜话”2005年第4期                                                                2005年7月12日

 

 

请尊重学者

 

 

网友“落叶无痕”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对翻译质量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批评 （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 92504&ID=73199 &replyID =73199）。翻译质量问题完全应当呼吁。译者的自律、出版社的自律，以及公开的舆论批评，甚至监管，都值得我们考虑。在这里，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是最重要的。它是译者和出版社自律的最重要保证，也是监管者自律的最重要保证。因此，我对落叶无痕的公开批评表示支持。

 

落叶无痕同时批评我为王根蓓翻译的《高级宏观经济学》所写序言中对该书翻译质量不负责任的褒奖之词。我完全理解落叶无痕的感觉，我只要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自己也会汗颜。考虑到这里涉及的是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而非仅仅王老师个人的不当，我决定澄清一下。王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三、四位最先从事高级经济学教学的老师之一。她自学和教学非常辛苦。我愿意支持她。因此，她请我作序时，我很快答应并写完发给她。我了解这本书的英文版，但我没有读过出版前的译稿，所以我的序言对译稿质量没有做任何评论。《高级宏观经济学》翻译出版后，我看到我的序言被加上了正面评价译稿质量的文字，立即向王老师提出质疑，王老师向我表示道歉。今天，我在这里向落叶无痕和其他读者道歉。我没有事先要求阅读译稿，没有事先向王老师特别强调我未读译稿从而无法对译稿质量表态，这是我的疏忽。如果不是落叶无痕“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逼使我公开表态的话，我可能仍然不会澄清这件事。为此，我向落叶无痕表示感谢，并且特别感谢网络提供了一方自由天地，让“指名道姓的直接和公开批评”有了可能。

 

不过，我澄清这件事，决不是对王老师个人提出指责：王老师也是目前制度的受害者。我想提醒的是国内不尊重学者个人的风气。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除了这次序言改动外，至少还有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1998年《经济研究》杂志对我的文章“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改动。它至少造成了该文文献引用的不规范，而这是我经常要求学生避免的。

2．2002年上海财经大学用我的名字和文章申请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宣传和研究奖（并且竟然得奖）

3．2005年同济大学用我的名字申请博士点。

 

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形下发生的。考虑到现代通讯技术的发达，我不能不表示遗憾，对那些“荣誉”不能不表示拒绝。可更奇怪的是，很少有人发现这里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很少有当事者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这就使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学术制度和中国民情民俗的基本问题。

 

谈论中国学术制度和民情民俗问题不是这篇短文的任务。在这里我仅仅想就学者的个人名誉问题说几句话，并且顺便向我过去工作的上海财经大学、现在工作的同济大学同仁们进一步说明我为什么表示遗憾。大家知道，学者之所以必须自律，公众之所以认为学者能够自律，就是因为学者留下的文字是可以对证的，学者留下的文字和其行为是可以对照的。学者是有知识的人。每一个普通公民可以像孔夫子说的那样，期望学者“行有余，而后学”，即不但有知识，而且首先有良心有道德。可仅仅有知识（这是学者之所以能被称为学者的原因）这一点，就剥夺了学者以“不懂”、“不知道”来为自己良心辩护的权利。一位在机关工作的朋友对我说德国肯定禁止读《资本论》的时候，我知道他缺乏知识。若一位学者说这样的话，我只能认为他撒谎，因为我不能说他无知，也不能说他不懂不知处慎言的道理。所以，学者写错的文字、做错的事情，是不能够用任何社会的、强权压迫的、功利的、世俗的理由来辩护的：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必须负有个人良心和名誉的责任；白纸黑字，又使得学者无法像政治家、企业家、其他公民那样用事实不清为自己辩护。正因为如此，学者的名誉是透明的。

 

学者名誉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人主义。学者的观点是他们个人的，学者的文章著作是个人署名的，民众和历史记得的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尽管他们的成就或失败有许多人的功劳与责任，但他们的成就或失败首先仅仅是他们个人自己的成就或失败。集体创造、集体堕落或者说集体责任，不适用于学者。巴金1949年以前的成功是他的个人成功，任何其他人对他成功的贡献都很次要；同样，巴金1949年以后的失败也是他的个人失败，无论毛泽东的专制还是周恩来的引导都远远不能抵消他的个人责任。这就是学者的个人性。学者是以个人人格和知识立身于世的。学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李白、曹雪芹、马寅初，在国外，卢梭、牛顿、爱因斯坦、凯恩斯都是以个人身份创造历史的，他们和某个单位、某个政府、某个国家本质上是无关的。孔子多次出国甚至要出海，卢梭曾是法国政府追捕的要犯，可今天中国和法国分别把孔子、卢梭列入本国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中。所以，学者的个人名誉独立于任何其他集体名誉和他人名誉，独立于例如家庭名誉、单位名誉、政府名誉、民族名誉、国家名誉、主义名誉甚至人类名誉（尤其在强权者把自己利益与这些名誉混同的危险仍然存在的时代里）。

 

学者名誉的透明性和个人主义特征，在促使学者自律的同时，也要求社会其他人尊重学者的名誉（学者自然也应当尊重他人的名誉）。一个个人、一个单位、一个政府的利益无论多么正当，都不应当以自己的利益来要求学者，不应当要求学者扭曲自己来服从其他个人的、单位的、政府的利益。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和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学者会犯判断错误。但这样的错误却是社会应当公开批评但必须容忍的。为什么社会应当容忍学者的判断错误，应当给学者发表错误判断的机会？这里的理由就是学者在单位、政府利益前的个人独立思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个人责任，比起他们判断的正、误本身重要得多。用他们的判断错误来否定他们的独立思考，社会就容易失衡，文化就容易窒息，单位、政府、国家的错误就容易发展到极端。这样的教训，对我们中华民族是太深刻了。从历史上看，学者的判断错误尽管经常发生，但对学者声誉没有严重的影响。相反，学者声誉的毁灭或者严重损害，几乎全是因为他们个人良知的错误。学者有知识。就像巴金，1949后的他不可能突然丧失文学史的知识。落叶无痕之所以因为我对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的上海财大翻译本的褒奖而起鸡皮疙瘩，根源在于他不相信我缺少翻译知识。因此，如果一个学者的判断错误使他人有理由认为不是其知识的问题（更不用说学者还自诩为有知识的人），学者就会受到公正性或非功利性怀疑，学者的名誉才真正会受到损害。毫无疑问，学者的名誉首先建立在学者的自律上。但同时，社会对学者名誉的尊重，社会不从其他方面“无意识”地损害学者的名誉，包括不用制度方式（例如每位教授每年应当发表多少文字或者获得多少科研经费的要求）或非制度方式“无意识”损害学者声誉，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强烈地希望社会（包括个人、单位、政府）尊重学者的文字，尤其是出版社、杂志、报刊尊重学者的文字，因为这是学者的根本所在；我也强烈希望社会尊重学者的个人行为尤其是他们与学术相关的个人行为，尊重他们姓名的使用权，杜绝在他们不知晓的情况下使用他们姓名的作法。

 

附：落叶无痕的批评 “上财翻译的两本LJ！！！”

 

　　我们这个学期要学习高宏和高微，老师推荐我们直接购买英文的影印本，据说说的夸张点，中文的翻译比用“金山快译”译出来的还差。无奈兄弟们E文不好，还是弄来中文版对照。结果差点被气的吐血。

 

　　翻译的真的实在是让人无语。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拜读拜读。

 

　　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 戴维罗默著 王根蓓 译 陈雷 校

　　高级微观经济理论 杰弗瑞 A 杰里 菲利普J瑞尼 著 王根蓓 译 朱保华 校

 

　　胡景北先生给高宏中文版做序。看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特别是在学术浮躁甚嚣尘上的今天，从事翻译这项冷寂的事业，需要非凡的毅力与耐心。我的同事王根蓓能出色的翻译出《高级宏观经济学》，其中的甘苦只有内中人才能体味，其为学为人的坚毅与执着实属难能可贵，这也正是我乐意为她的译著做序的原由”

 

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04&ID=73199&replyID= 73199

“夜话”2005年第3期                                                     2005年5月10日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开始于农村。

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在江苏省农村插队，田间劳动之余喜欢找几本书看看。那时的舞台上只有样板戏，书店里几乎也只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像《三国演义》、《啼笑因缘》等等都是“毒草”，禁止阅读。虽然我在农村偷偷地读过一些这样的书，但地下流传的这类书毕竟太少，满足不了阅读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我自然而然地响应起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读起马列毛的著作，并且非常认真地读。在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按照父母地位被分成三类：一类人不可再教了，一类人名为“可以教育好的”青年，第三类人没有专用名词，但显然是“根红苗正”、无需教育的青年接班人。我当时被划入“可以教育好”一类，心里很感动，毕竟不算不可救药的青年，于是读起马列毛著作特别虔诚。在农村期间，我从《毛泽东选集》，读到列宁著作，再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和《资本论》。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许多章节。正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阅读，我知道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且产生了兴趣。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在禁止之列。而我当时既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经济学说存在，更以为象《三国演义》、《啼笑因缘》这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被禁止阅读是最适当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很自然地接受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直到今天，尽管各种外国经济学说又一次传入了中国，我们仍然看到一些人持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的看法。

由于我在没有教师、没有同伴、没有辅导书的情形下长期自学马克思经济学，所以我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因此，当我作为大龄青年于1978年走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开始听教师讲授《资本论》的时候，我无法接受教师的正统理解：他们把《资本论》课程变成了一门寻章摘句的玄学和一字不易的神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关键原因可能不是制度，而是那些教师不再是社会的贫穷者而且害怕成为贫穷者。我是在做着社会最苦最脏的体力劳动之余读《资本论》的，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资本论》是为穷人写的，因为《资本论》把社会问题归结为富有者统治的制度而不是穷人的不觉悟、不努力、不自救。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皆出身于富裕家庭，马克思凭着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即使今天在德国仍然是凤毛麟角的博士学位。他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富裕家庭。但是，马克思走了另一条路。在他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他是全英国（甚至全欧洲）最穷途潦倒的博士。据说，他的家里没有一个凳子或者椅子的四条腿全是稳的。不过，到他家的人只要和他讨论起来，就会忘记凳子的不稳。幸亏大英图书馆对读者完全免费并且把为读者服务视为图书馆的宗旨，否则马克思的抱负亦成泡影。当然，一个博士任凭家里极端贫困，不但不去找工作，反而天天泡在图书馆里，这样的人，无论在夫权制的中国，还是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都是难以想象的。马克思自然不愿意贫穷，但为了自己的抱负，在不得不贫穷的时候，他不惧怕贫穷。这就是马克思作为学者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孔夫子以来的若干学者所具有的素质。而今天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师，心里想着的往往是手中的饭碗和房子，最担心的就是陷入贫穷，自然无法理解马克思。

在大学里，我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现在是不是仍然能够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照说，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比马克思更多，资本主义在马克思身后的发展应当更加明确地显示它的本质特征，我们今天也 比马克思有更多的经济条件：我们可以一边当教师一边研究；尽管还不富裕，但毕竟比马克思这样的社会闲杂人员或无业流民好得多；最后，研究马克思也许还会得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政府的大力支持。不过，唯物主义在这里大概不适用。例如唐诗宋词，后人条件再好也写不出可以与李白、杜甫一比的诗篇；所以，我们现在条件再好，可能也写不出《资本论》来。但经济学很象自然科学：没有牛顿、爱因斯坦，别人也会建立类似的物理学理论。不过，无论如何，一旦这个问题提出，我就被吸引住了。我需要认真领会马克思为什么那样地提出他的问题，为什么那样地重视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我那时的结论是，从学理的角度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验证他的历史哲学，让他的历史哲学落到某个实处。而历史又是人的历史。人演绎自己的历史既不是以一个一个的个体身份、也不是以全体人的身份，而是以人组成的不同团体出现的。这是因为，如果以全体的身份出现，历史便是人和不同于人的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如果以个体身份出现，两个不同人之间会出现许多种类的关系；在它们之中，哪一种关系可能对人类历史演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本身就成了非常困难的问题。避免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便是把人组成的团体视为历史演化的基本单位，把这些团体之间的互相作用视为历史演化的推动力。而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在所有团体中，抓住了两个团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是除了整体“一”之外的最小整数，因此是最抽象的结构；比“两”个更多的团体则可能模糊历史演化的真实。但哪两个团体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最重要呢？马克思认为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他看来，社会一旦有了少量剩余产品，就需要少数人管理它们，人就分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因为对剩余产品的管理本质上不是针对自然界，比如防止剩余产品被自然界损坏，而是针对可能对这些产品提出过分要求的人，所以，那些不充当剩余产品管理者的人，自然就成了被管理者，即管理者通过管理物而管理着作为被管理者的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透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没有剩余产品，管理者无物可管，人与人的关系不通过物的中介，推动历史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剩余产品非常多，人人都有时间管，人人都成了管理者，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到那时，推动历史演化的又重新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他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关系。恰恰在人类既有了剩余产品、可剩余产品又不多的时期，人类需要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通过这两个团体的关系，马克思便能够用一个统一的框架，解释人类脱离原始状态以来到今天的几千年历史。而《资本论》的目的，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解释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或者说通过解释他面前或者他被卷入其中的历史，来证明这个框架的可行性。

我在大学后期，中国经济学界正在争论服务业产值是不是应当计入中国的国民收入统计中。这本来是个实际问题，与马克思研究并不直接相关。但在那个年头，凡写文章就必须引用马列毛的话来支持自己，因此争论各方打的是语录战。这自然是官员作风在学界的扩张，因为官员必须遵循长官的言论。我无官之念，不受所累，虽然关心这场争论，但我更关心如何把服务业这个马克思没有专门考虑的经济活动纳入到他的《资本论》尤其是他的历史哲学框架内：如果我是马克思，我继续往下写《资本论》，我应当如何写关于服务业的一章。后来，我写了“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士论文。在这篇论文开首，我写下了一句“作者的话”：“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对可能得出的结论，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这是迄今为止自己写得最满意的一篇文章。我后来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并且特别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细化我在这篇论文内无意写下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供应日趋减少，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这里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农业劳动力，而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些劳动力如何转移到资本主义的现代部门，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如何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内。当然，我的这篇论文有许多可以批评和争辩之处，而且又是在别人（即使是马克思这样被公认的大师）的理论框架内写成的，自己的创新实在很有限。

大学期间，我开始接触别种经济学，并且为了发展马克思理论而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因为我那时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各种知识的最高综合。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西方经济学为自己的研究生专业，以后我便在这个领域工作。不过，我对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兴趣从未降低。当然，又经过二十多年的读书，今天的我已经不再盲目崇拜马克思理论。在我看来，马克思理论是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之一种。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和未来。但它又不是唯一的一种。它留下的空间足以建立起好几种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就马克思理论本身来说，也有许多基本问题需要思索。比如，为什么一有了剩余产品，过分要求尤其是管理者的过分要求就出现了呢？剩余产品多到什么可以具体想象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度，一个人相对于他人的过分要求才会消失呢？如果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作为兽的动物特征就可以说明他的过分要求的话，那么，人要具有什么样的人的特征，才能够在剩余产品很多的时候失去他的过分要求呢？马克思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经济发展程度或者剩余产品多寡。但近几千年来，人类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可人的不同于兽之特征的演变似乎在循环之中，以至于今天我们很难说人为人的特征就比1000年前高许多。再比如一个人会不会提出过分要求应当和他的道德水准有关。未来的不需要把人区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新社会应当具备的基础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这样的道德水准在新社会建立之前就应当基本实现，就像马克思本人强调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应当在新社会出现之前实现一样。可如果这样的话，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方式要为未来社会准备的，将不仅仅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而且也同时是很高的道德水准。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全部道德看法就得改变。不过，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又比如，马克思把历史演化的主体更多地放在贫穷者或者被管理者团体上。可被管理者之所以被管理，除了社会原因外，也有个人的原因。我本人如果二十岁的时候在农村不读书，我今天更可能属于后来返回城市接着又下岗的知识青年（为什么称为“知识青年”？我们当时其实并无知识！）之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把自由散漫的农民训练为具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工人阶级。但要成为管理者，组织性纪律性是远远不够的：管理者最重要的特征是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为被管理者考虑，尤其把被管理者的被动性完全归结为社会原因的理论是不够的。马克思自己能够从富裕家庭走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动性而甘愿落入贫穷；但人类新社会的希望可能更多地在于贫穷出身的人不但主动争取个人富裕，而且具有更广阔的社会主动性。而马克思对缺乏主动性的被管理者的过分重视，也许造成了后来在他名义下建立的社会制度，都试图用压抑个人主动性的方式来确保缺乏主动性的一批人的利益，其结果则是这些制度无一例外地变成了一潭死水。因此，马克思虽然抓住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但他对这两大人群的基本看法却值得讨论。总之，马克思理论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理论，它启发我们去深刻思索人类的基本问题。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并且能够形成一些系统的想法，以回应马克思和象他那样的杰出学者对我的引导和启发。

 

                                                                               （为一篇约稿写的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