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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7年第11期 |
2007年6月1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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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邹恒甫扼腕 邹恒甫和张维迎都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国内办学，普及与提高国内的经济学教育水平，其功当有公论。张维迎在国内企业改革问题上观点鲜明，国企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无论成功与否、评价如何，就理论解释与政策建言而论，张维迎自有其地位。邹恒甫与张维迎又都供职于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那里的经济学、管理学教学改革曾得力于两人。我与邹恒甫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有所不同，与张维迎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看法差异很大，但我尊重这两位国内难以多得的学者。我也曾耳闻他们的矛盾。尤其邹恒甫口无遮挡，常评论国内经济学界名人包括张维迎，贬远多于褒。按国内惯例这是对被评者的大不敬，但由于他一扫国内官话评人必褒的庸俗风气，却也令大众耳目一新。 然而，邹恒甫近日公开发表的致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走得过远，不仅无助于驱逐庸俗风气，反会助长庸俗风气。邹恒甫信的起因，是作为光华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解除了邹在光华学院的职位。作为局外人，我不知道光华学院的教授聘任和解聘制度，不明了光华学院解聘邹恒甫是否合乎程序，不清楚邹恒甫是否在光华学院甚而北大内部提出了申诉。邹恒甫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本来应当告诉部长从而也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并特别说明自己的解职如何地不符合程序或者——如果符合现有程序的话——现有程序是如何地不合理不合法，以及自己的申辩请求在光华学院与北大如何地受到冷遇，以至于只好向教育部申诉。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没有读到这样的内容！ 假如邹恒甫真的在光华学院受到了不符合程序或者符合程序但程序规则是“恶法”的冤屈，邹恒甫做的应当是申诉程序或申诉正义，通过自己的冤屈揭示出光华学院无程序或“恶法”的荒唐，从而要求建立程序与正当规则并依法治院，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平反自己的冤屈。在全世界，程序和正当规则的建立，最初几乎都是因为个别人的冤屈清楚地暴露了原有状态的黑暗面，才使新程序与规则的建立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中国遣返规则的改变就是因为孙志刚因之而死，让公众无法继续忍受原有规则。当然，在从上到下层层专制的中国更多出现的是被冤屈者躲到一边默默地舔去自己伤口的血。可邹恒甫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现在依然在美国有职位，因此第一他应当明白民主是怎么一回事，明白美国大学内部权力制衡与民主决策的机制；第二他应当有底气反抗他遭受的单位专制（如果光华学院也是单位专制的话）；第三他应当清楚他反抗的方向是彻底消除单位专制，在光华学院建立新的管理制度，而不是仅仅为自己伸冤。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也没有读到这样的字句！ 相反，我在邹恒甫信中读到的是张维迎人格的道义批评。我不了解张维迎的人格。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平反“冤屈”，邹恒甫需要的不是道义诉求，而是民主与法治；是消除单位专制，而不是换一个好人来专制。张维迎是不是好人并不重要。比如，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希望自己担任院长，都有权力为自己的当选拉票。在中国，敢于表示自己要当院长、校长、省长、总理并为此拉票的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现在，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开始了差额选举，差额必然导致拉票。所以，我们实在不必把拉票视为坏人做的坏事。同样，我们也不应当注重某个“长”是否好人，我们应当注重的是某个“长”是否依法办事以及法律规则的质量。以好人自居的人，被大众认为是好人的人，所干的坏事常常超过坏人干的坏事。世界上最严重的坏事差不多都是在好人专制下干的，因为好人更容易丧失敬畏之感，公众也更认为无需用法治约束好人。邹恒甫在民主国家待了二十几年，明白中国和美国大学教授管理制度的“天壤之别”（邹恒甫信中用词），他也应当理解这种天壤之别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彻底抛弃了中国儒家的“好人专制”观念，应当明白制度建设是保护每一个人同时也是保护他本人的最有效方式。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中亦没有读到这样的意思！ 将近两年前，我就邹恒甫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的变故写过一篇短文《邹恒甫应当说话》（www.hujingbei.net/shuangzhouiyehua/ Yehua2005No06.doc）。在那里，我曾经说：“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可邹恒甫近日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却令我现在便扼腕长叹，并为他写下这第二篇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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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给我未来的孩子
“夜话”2007年第1期 2007年1月2日
转载
给我未来的孩子
张 梅
孩子，我首先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决不可怜。在那种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决不要放弃。
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世界，能有缘结伴而行的又有几人? 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你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一样妩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
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之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脸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
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两小时来读书，要回信给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
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
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地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网友雪芳推荐了这篇文章。这里转载于http://www.e-duzhe.com/bbs/ dispbbs.asp? boardid=2&id=380，并改正了个别别字。这篇文章可能发表在1992年的《读者》杂志上。如果这里的转载侵犯了版权，我谨表示道歉并愿意承担责任。接受网友推荐，把这篇题为“给我未来的孩子”的文章转载于此，首先是提醒自己，因为尽管年过半百，但深感自己依然在成长，所以依然需要把志士仁人们对孩子和青年的希望继续看作对自己的希望。 胡景北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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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现代人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夜话”2007年第5期 2007年3月13日
宽容：现代人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今年的第一期夜话，我转载了张梅的文章“给我未来的孩子”。她希望她的孩子追求理想、踏实、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正直、勇敢、独立，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是转载给自己读的。在为她的文章感动的同时，我又感觉到除了她列举的品质外，一个优秀的人似乎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品质。积自己五十余年的经历，我相信宽容也是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优秀品质之一。
宽者，阔、舒也；容者，纳、包也。阔而能纳、舒之可包的宽容，最初表示房、仓宽大可居人或可储谷，后来引申到宽厚容人的品德。古人对宽容评价极高。孔夫子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尚书》称“有容德乃大“。不过，古人所指的宽容，含有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意思。《尚书》比较完整的句子是“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以忍为先。孔子说的宽猛相济、以宽服民，则把宽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当然，无论把宽容当作手段还是视为德行，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宽容都是一种明智做法或优秀品质。在日常生活中，谁都免不了错误；在个人行为上，谁都少不了缺点。一个人如果斤斤计较他人的错误或缺点，这个人就显得心胸狭隘，既不为大家喜爱，也难以为自己释怀。反过来，如果对他人缺点、错误采取宽厚谅解的态度，则既能服人，又可舒己。自然，宽宏大度不易做到。它需要“忍”，忍受、忍让，需要难得的“糊涂”。我们从小都读过廉颇、蔺相如的故事。这段故事之所以历代流传，是因为蔺相如的宽容大度让人感动。廉颇挑衅，他避让；廉颇认错，他宽抚，毫无自倨自得之感。蔺相如的大度宽容，应当是我们的楷模。
不过，我今天想说的现代人应有的宽容品质，和蔺相如式的宽容虽然又着密切联系，但根本点不同。现代品质的宽容，出发点不是他人的缺点错误，而是他人与自己同样正确；内涵不是宽恕、容忍，而是他人与自己的平等。对他人错误、缺点的宽容，现在和过去一样都是必须的。现代品质的宽容绝不否定宽恕、容忍。它只是超越了宽恕、容忍的范畴，而提出了自己正确、别人也正确的问题。在生活中，一方正确、一方错误是常有的情形，例如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可在生活中，双方都正确亦是常见情形。关羽为与刘备相聚，挂印而去，有其正确一面；曹操知刘备是天下唯一能与自己争雄的人物，不容关、刘相聚，也有正确一面。若曹操只认自己一方之理，在关羽一意孤行时对其或杀或囚，史家当不会以曹操为错，毕竟事业至上。但曹操知关羽也有正确一面，因此不但不以恕、忍之心，反倒以敬佩之情送袍放行。自己对，关羽也对，这是曹操当时的心态。
现代意义的宽容，就是在坚持自己价值的同时也承认他人价值、要求自己空间的同时亦给予他人空间。宽的辞源是阔大，容的辞源是包纳。人世大小，在乎于心。世界是大家的，人世就大，就能容纳所有人；世界是自己的，人世就小，容不得他人。具体地说，世界可以是家庭、朋友、单位（比如工厂、学校、班级、生产组、社区等等）、地区、国家、地球、宇宙。宽容就是相信世界属于大家，自己有一份，别人也有一份。让别人在这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不是自己的宽宏大度，更不是自己的宽恕和容忍，而是别人本来就有权利占一席之地，别人的权利本来就不比自己权利低一点少一分。因此，现代人的宽容，不是“咬碎钢牙朝肚里咽”的忍受、不是不得已的退让、不是对别人错误的宽恕、不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不是“难得糊涂”的自寻安宁，不是出于善良而“不忍罚”的宽厚、不是发自宠爱的放任。现代人的宽容也许包括了这一切，但它的本质与传统的宽容截然不同。现代人宽容的核心含义是相信各个人的人格平等，相信每个人有权利追求他自己认为的幸福。简单地说，宽容就是自己有理想，也让别人有不同的理想；自己独立、也让别人独立；自己勇敢、也让别人勇敢；自己正直，也让别人正直。
这里我们遇到了正直和宽容的矛盾。如果宽容不是出于恕和忍，难道还有不同的正直吗？是的，生活中有着不同的正直。自己正直，反对自己的人也完全可能正直。例如，提倡中国农村土地国有制的人可以是正直的，提倡私有制的人也同样可以是正直的；佛教徒正直，天主教徒同样正直。我们认为殉情的祝英台正直，她父母甚至祝英台本人都会认为逼婚才是正直的。因此，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正直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理想、幸福或者真理常常不是唯一的。在几何学中，一条线的每一点都可以引出一条垂直线。同样，生活的每一个角度都有它的正直。我们没有任何标准说一个人只有站在某一角度上，他才是正直的。因此，自己在某个角度上是正直的，别人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可以是正直的。
既然各个人的理想、幸福、正直可能不同，他们之间的相处就需要以互相承认对方正确、正当的宽容为基础。宽恕、容忍是绝对不够的。宽容对应的英语词汇是tolerance。和中文的宽容一样，tolerance既有宽恕容忍之意，也有“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或行动”（the capacity for or the practice of recognizing and respecting the beliefs or practices of others，《金山词霸》“tolerance”词条）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里，后一种意义变得特别重要。这种意义的宽容，在中国和世界各民族传统上很少受到重视。在中国历史上，“独尊儒学”或“独尊马学”的知识分子谈不上对别种观点的宽容。在西方和中东历史上，天主教、伊斯兰教谈不上对异教徒的尊重。因此，各民族历史上充满了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战争和专制。不同理想都正确的宽容理念是和自由主义一道出现的。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主义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一个人与生俱来便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因此它同样强调了幸福的个人主义含义：每个人有自己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这样，自由主义便强调了不同价值观的并存与相互尊重。由此，人与人之间除了对抗和服从外，又多了平等共处的宽容关系。因此，在专制气氛下，一些英汉字典虽然带有敌意地把互相尊重的tolerance解释成“一种自由主义观点”，却也正确地指出了宽容和自由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平等共处的宽容，市场经济如何可能、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男女平等如何可能、信仰自由如何可能？相互尊重的宽容才使我们不再需要在压制别人和服从别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今天，每个人都和几百年前一样，不喜欢别人的某些追求、想法、行为、性格、爱好甚至长相，不喜欢某些观点、主义、组织甚至国家。这是人的正常情感。可宽容的品质让我们超越这种情感，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同时，自觉地尊重别人，让别人说话、行事、自得其乐。宽容渐成习惯，我们就能进入宽容的境界，大大方方地看待人世，在勇敢、独立地坚持自己人格、自己信奉的正直时，也让宽容给予自己愉快和开放的心绪与不同于自己的配偶、亲属、同事以及其他团体、阶级、民族的人平等相处。
送孙经纬
“夜话”2007年第6期 2007年3月20日
送孙经纬
寒假中就知道孙经纬离开上海财经大学、离开上海了。可回到上海才感到他真的离开了：既不能和他在一起喝咖啡，也不能拿起电话就聊天了。
我和孙经纬认识的时间不算长。最初相识好像是八、九年前一次下四国军棋。相知就更迟了，而且缘起于高级经济学教学。我们那时都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最早提议在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引入高级经济学的似乎是当时在那里负责硕士生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朱保华教授。孙经纬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学校研究生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提议，参加者甚众，反对者甚多。我那时没有承担硕士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任务，也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学校也很少去。可也被召参加会议。在那个会上，我积极支持朱保华、孙经纬，支持使用原版的西方高级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负责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教授拿出来的梁小民编著的《高级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高级经济学》教材相距很远。那次会议后，孙经纬也许就把我视为他的相知了。但那次会议后，上海财大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谁来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原先讲授硕士生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等专业的老师退出了；西方经济学专业的三、四个教师不可能承担全校那么多课程。这时，孙经纬、王根蓓、伍山林、胡永刚老师勇敢地站出来开设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没有他们，上海财经大学当年根本不可能在硕士生教育中引入高级西方经济学。这里，我必须说，他们上课非常辛苦。他们不是海归，甚至没有在国内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学习过，缺乏严格的经济学或数学训练，但他们凭着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对学生负责的感觉承担这些课程。他们边自学边上课，边上课边自学。他们成功了，可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惊人的。同时，他们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过相应的报酬。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准备给硕士生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增加工作量报酬，却受阻于从事硕士生政治经济学教学教师的攀比和学校统一课酬规定。因此，我始终感到有愧于他们。我到过这几位教师的家，知道他们的物质条件明显低于许多其它老师。今天，在上海财大对海归实行特殊收入政策、海归也承担起高级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时候，我作为一名老海归，一方面为最近回国工作的海归可以取得优越物质条件表示高兴，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除了物质条件外，他们还需要或者更需要展示出自己的精神风貌。
孙经纬本来在上海财大财经研究所工作，后来转到工商管理学院，先担任院长助理，后担任副院长。作为一名只有讲师职务的年轻人，他能够在教授、博导众多的工商学院脱颖而出，担任那里的领导工作，靠的是他对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方向的准确把握，他开设课程的高层次，他艰苦的自学努力，他的公正和自我牺牲。他很清楚当今管理学和经济学融合趋势，指出管理学的问题抽象到理论层次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工商教育要办好，非把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不可。我曾经说过，上海财大2003年之所以不再任命政治经济学教师、而任命我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是因为校内各个管理学科强烈要求强化西方经济学教学，我指的便是陈信元、孙海鸣、戴国强诸教授领导下的会计、工商、金融等学院的要求。在当时，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要求走得比程恩富领导下的经济学院远得多。
我不知道孙经纬何时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但让我敬佩的不是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而是他一旦认识后，就开始了艰苦的自学。他曾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听课，他自学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高级教科书，有的书读了好几篇。做过教师的人都知道读书和上课是两回事。读书可以不求甚解，但上课就必须向学生讲解清楚；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讲解清楚。教师的水平也正表现在对难点的清楚讲解上。可高级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我自己就有许多难点没有搞清楚过，只是没有开课和讨论才掩盖着而已。孙经纬开过高级微观经济学I、II、III课程，用Tirole 的《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开过产业组织课程。博客上有种说法“上海财大有三多：食堂多、美女多，听孙经纬课的人多”。我已经离开了上海财大，无法证实这三多，但我知道孙经纬对课程难点是下了功夫的。这里我想提及的另一点，是孙经纬坚持用国外教材。当时希望我们编教材的人很多。上海财大那么多学生上西方经济学课程，加上考博、考硕的外校同学，需求量肯定是大的。但孙经纬明确反对，他认为我们自己编的不会比原版教材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强迫学生用更差的教材呢？而奉命行事或为钱行事，在他看来，都不应当是大学教师的所为。
孙经纬对国内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改革的许多独到想法强烈影响了我。我在经济学院院长任上的许多做法和他商量过，有些甚至就出自于他。他对田国强教授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态度非常积极。在田国强上任初期的困难阶段，他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田国强最初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硕博连读，没有他参与决策的工商学院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在我印象中，田国强任职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两人几乎每天要通一两个小时电话。当时有一种说法，上海财大只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支持田国强，一个是他，一个是我。可我那时已经不能算上海财大的人了。为什么孙经纬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我的体会是孙经纬把田国强的改革视为实现自己对上海财大、对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的梦想，因此，无论改革对他个人的影响好坏与否，他都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应当说，在田国强主导的财大改革初期，孙经纬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今天，当财大改革似乎已经走上不归路、当田国强得到一片赞誉、而我本人也沾到光彩的时候，孙经纬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相信，未来能够给孙经纬最大安慰的，就是田国强、谭国富诸位院长和上海财大各位领导能够把上海财大建设成一流大学。
我对孙经纬的知，是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以后。那时我到办公室的时间多了，他本来便整天待在办公室，因此我们交谈频繁起来，我惊异地发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发现自己和他在许多学术、社会、人生问题上“所见略同”。他向我提出过许多建议，给过我许多鼓励，也对我发出过许多质疑。例如对我去年那篇短文“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把私事、公事搅在一起。我很快体会到他的质疑是从他对我个人的要求出发的：他不愿意看到我做错事情，不愿意听到我的各种理由。在他面前，错就是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一个人有他这样直率的朋友是很难脱离正轨的。
孙经纬离开上海是因为母亲不愿离开家乡又需要他养老。尽孝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退职的主要理由。李密的《陈情表》感动过一代又一代士人。然百年以降，因尽孝而退出官场、职场之人之事几不再见，因此很少有人相信孙经纬的理由。我没有问过他离开上海是否还有更深层原因。也许，每个人心底深处都有一些痛处需要保护，我们不必追问。无论如何，我确信他是抱着对上海财大的期望而离开他为之付出了自己最好时光的财大的。他曾经针对某个爱情事件评论说：“同情她的处境，尊重她的选择，自己要无怨无悔。”他的评论给我深刻印象。今天，我体会到，这个评论也许反映了他对学生、对上海财大、对世界的态度。一方面，尊重别人，一方面，自己无怨无悔地付出。当然，他还没有结婚，甚至可能没有恋爱过，他对爱情的评论似乎更带理想色彩，而欠切肤之感。不过，独身也许是他能够专心自学并且领导好上海财大工商学院的特殊条件之一。我在德国见到一些独身者，他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收入全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我孩子在那里参加的足球俱乐部、象棋俱乐部都是这样的独身者办的。然而，孙经纬独身，不是因为他孤僻：他是一个开放和活泼的人；自然也不是因为缺乏愿意与他交好的女性，而是他（还）没有遇到让他倾心的女性。他和我谈过我的短文“一般均衡和爱情”，我知道他在爱情上和在人格上持理想主义。不过，理想主义者遇到喜剧是偶然，落到悲剧是常态。所以，理想主义者必须有悲剧的心理准备，才能够坦然地对待人生。孙经纬是有这样准备的。可即使如此，我仍然衷心地希望孙经纬能够在千万人群中，寻觅到自己的另一半，在爱世界的同时又能够特别的爱上某一个人。这是因为我相信，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生命的真谛就在于追求，追求美好，追求至善，而这同时意味着追求爱情。
我没有到车站或机场为孙经纬送行，就以这篇短文送他，已经在千里之外的他。
三十年农村变迁
“夜话”2007年第9期 2007年5月5日
三十年农村变迁
今年五一长假，我走访了年轻时生活了八年多的村庄。离开那里已经三十年了。
那是1977年，也是五月份，农活开始紧张起来。农民每天一早下地，到太阳下山才能收工。因此，离开村庄，离开急需劳动力的生产队，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所以，我理解交白卷的张铁生在白卷上写下了感言：他无法在乡亲们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地复习备考。在当时情况下，我也许会像张铁生那样做出参加体力劳动而非复习的选择。另一方面，那样的选择在不同时代都可能出现。三个月前，我参观了杰克·伦敦（Jack London）纪念馆，知道他曾因成绩差而被三年制学院开除，他发奋读书并考取了四年制大学，可为了帮助父母维持生计，他没有读完一年便退学了：他同样无法在父母亲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读书。
问题是，为什么三十年前农民必须那么辛苦，农业必需那么多劳动力，以至于我们不参加劳动就于心不安？
三十年后的现在，当我和年轻时的朋友坐在一起“忆苦思甜”时，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现在舒服多了，农业劳动轻松多了。我们也才发现，农活本来不需要那么辛苦，农业本来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三十年前，我所在的生产队，120亩地，50个劳动力，无论按照今天的标准还是按照七十年前中国学者思考中国工业化时的标准，劳动力都是太多，都应当转移出农业。可是，三十年前，中国大陆有谁觉悟到农民太多呢？我们缺少农民，缺少人，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必须下地干活。学校在农忙时专门放假（“忙假”），让学生回生产队干活。几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必须回队劳动，否则家里就分不到粮食。一年365天，我们也就在春节休息三、五天，甚至在“过革命化的春节”号召下，正月初二就干活了。农田有数不尽的活儿要干。春季的麦田拔草、施肥、清猪圈、捞塘泥，割草，做草塘泥、夏季的收麦、插秧、交公粮、稻田拔稗、施化肥农药、收早稻种晚稻，秋季的收稻、交粮、挖墒、种麦，冬季的清墒、植树、水利。平时每天太阳出山就干活，太阳下山才收工。农忙时，天蒙蒙亮便开始挑肥料、整地、拔秧；天黑后还要挑把子、脱粒，早班、晚班甚至夜班连轴干。那时候，田里种什么作物是由政府规定的。我所在村庄位于江苏省南部，历史上实行的是两作制：秋末种麦、夏初种稻。我在农村期间，政府又安排改三作制、种双季稻，即冬初种麦、夏初早稻、秋初晚稻。农民也就更忙更累。作为农民，当时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人，缺劳动力。我们太辛苦了；甚至那么辛苦，也满足不了政府加大农业劳动投入的要求。我们生产队不但欢迎政府派下的知青落户劳动，当时有位自称中专毕业的男性青年，不知何故经过我队而又没有确定去处，队里竟也高兴地收留了这个劳动力。
今年重返生产队（已改名为“村民小组”），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民劳动少了，劳动强度低了。许多农活根本消失了。割草挑粪、积肥拔稗、挖墒清墒之类的劳动，现在没有人再干了。三作制、双季稻二十年前就废除了，理由是人太苦。如今农民干脆连两作制亦放弃了：麦子不种了，一年仅种一茬稻子。在他们看来，一茬稻子收成够吃了；粮食价格便宜，种麦收麦又苦又累，所以不种了。即使稻子一茬，农民也无须特别劳累：田平整好直接洒稻种，既不要在水还冷得彻骨时下田育秧，也无需脸朝黄土背朝天插秧了；到收获时还雇收割机来帮忙。所以，现在不但学校不必放假支农，外出做工的农民无需回家帮忙，就是留在村庄的农民也没有早班、晚班、夜班可干了。一年365天，种田无需100天。三十年前的五月初，正是积肥的关键时期，我们在每块田的角落堆一个高高的肥料堆，以便麦子收割后就近挑肥料压田，因此田野上到处可以看到挑担子的农民。如今田野上没有人影。农民不是外出打工，就是休闲在家：农民倒真是多了，因为没有农活可干了。我到了各户人家，除了个别人在菜地干活外，大多数人都在休闲。因此，假设今天还有像张铁生那样对农活不能置之不理的青年，他们也有许多时间安心学习了。
三十年不算长。农民多甚至过剩也不是百年可以形成的现象。可是，为什么三十年前中国那么地缺少农民以至于需要他们那么地辛苦劳作呢？学者们也许会提出各种解释。作为三十年前农民的我和始终是农民的我的朋友，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政府现在不强迫了。政府不再强迫农民交公粮（可城市人却也没有缺粮！），也不管农民如何种田，甚至还扔掉了“为革命种田”的神圣光环。三十年前，不说种麦交公粮的大事，就是“人积百担肥”、“墒挖半尺深”的号召，就让农民疲于奔命、苦于劳作。三十年后，农民管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吃饭和收入，粮食既不见少，劳作也大为轻松。据说近几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农民的幸福感最强。我原先不相信。这次重返农村，在惊奇于麦地里竟然有牛散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以为的麦地，长着的原来是一片野草，也才领悟古时文人感叹的“农家乐也”，也许正回到现代中国的农家。
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夜话”2007年第8期 2007年4月22日
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今天，我把自己十八岁时，也就是1971年写的第2本日记上网公布。这是一段我个人的历史，也是一段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历史。
重读这些三十六年前的日记，我不能不百感交集，那个社会、那一时代、那种语言、那些人；那挑秧时每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紧紧抓住田埂的步子，那对真理的渴望和对毛泽东的崇拜…..
重读这些日记，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年头、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生活，我不想说青春无悔，因为面对刘少奇的冤魂、面对在忆苦思甜时因为提及“1958年更苦”而受到批评的农民，我不能说青春无悔；我也不想说青春有悔，因为我很难想像自己会有一个更好的青春，在那个时代。
重要的是教训，为自己，也为由于那个时代而陷入了“有悔”和“无悔”悖论中的中国，为了中国不再出现类似的灾难。
对我来说，在所有教训中，最深刻的教训是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好像是一个常识，一个最浅显明白的常识。可是，恰好在我的日记中，在我的青春信仰中，成为好人的路只有一条：在大千世界里，在茫茫人生中，只有一条路才能让人成为好人，这就是“听毛主席的话”。
从我上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要当好学生，就必须当毛主席的好学生。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不可能是好学生。
接着我知道了，要当毛主席的好少年，毛主席的好青年，毛主席的好农民。我没有当过兵，做过工，但我知道如果当兵、做工的话，一个人就要当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工人。
我相信了这些。我相信了一个人要做好人，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蒋介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不听毛主席的话，赫鲁晓夫、肯尼迪不听毛主席的话，他们不是好人；同学、亲戚、父母如果不听毛主席的话，也不是好人。
好人自然要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可如果对不听毛主席话的人善良，善良就会变成罪恶（对敌人的善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如果在坚持和毛主席不一样的话上正直，正直就成了“死不改悔”；如果不是为毛主席努力，不是为毛主席负责，那就走到了反面，反而会成为危险的坏人。
十八岁的时候，我坚信这一切，我的日记渗透了这样的信念。
那时候，我希望自己是个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
又过了两个十八年，今天我认为自己是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可我不同于自己十八岁时所想像的“好人”，因为我今天认识到了：成为好人的路不至一条——成为好人的路有很多条。
如果毛泽东是好人，听毛泽东话的人是好人；那么，不听他的话的人也完全可能是好人，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
是的，毛泽东可能是好人，蒋介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赫鲁晓夫、肯尼迪也可能是好人。
如果说我自己十八岁的时候听毛主席的话是好人，那么，今天我不听甚至反对他的话，我同样会是好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才是好人。如今所有人都承认，当时的保皇派、逍遥派都可能是好人，而造反派也有许多不好的人。
今天我明白，一个孩子是做爸爸妈妈的好学生，做班主任老师的好学生，做共产党的好学生，做耶稣基督的好学生，还是做孔夫子的好学生，她/他都能成为好学生。
今天我明白，一个人不管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还是反革命，都能成为好人。
今天我明白，仅仅善良、正直、努力、负责任还不足以成为好人。一个好人必须同时认识到，自己成为好人的路不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成为好人的路。一个好人同时还必须宽容，必须让别人有走别的道路的自由。
今天我明白，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主义的路，完全可能让一个人成为好人。但是，把它说成唯一正确并且强迫别人走这条路，则不应当是好人所为。同样，把爸爸妈妈的话或者老师的话或者耶稣基督或者孔夫子说成唯一正确并且强迫别人相信的行为，也不应当是好人的行为。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让别人选择最适合她/他自己的道路。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在担心别人选错路的同时，也让别人担心自己选错路。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相信和自己不同的人也能成为好人，也是好人，那就互相尊重、互相宽容、互相自由。
既然成为好人的道路有很多条，那就放弃强迫别人走自己道路的专制和暴力，从家庭开始，到单位、到地方、到国家、到全世界。
我希望，我的青春日记，我在那个不但为今天的人们难以想像，其实也为1949年、1965年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时代写下的日记，能让我自己和其他读者更加尊重别人的观点、别人的道路，使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社会更加宽松、更加自由。
附：胡景北日记 II（1971.05.16－197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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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感恩
“夜话”2007年第4期 2007年2月16日
春节感恩
看一下时钟，国内已然除夕上午。父母、亲戚、朋友大概在准备今天的晚餐吧？网上有人建议除夕放假，我很赞成。春节前后，除夕是最忙碌的，不但要准备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而且要为节日几天准备好饭菜。我母亲信奉“大年初一不动刀”，需要动刀的节日菜肴必须在除夕准备好，所以童年时每逢除夕，不但我们孩子要被母亲叫住帮忙，连从不参与烧饭理菜的父亲也得打杂。今年，虽然我离开上海前便在信箱里发现了餐馆年夜饭广告，但绝大多数同胞肯定还是待在家里，毕竟这是个家庭的节日。所以，除夕放假，对家庭主妇和参与家务的男性都是一个福音。
由于时差，Stanford还有好几个小时才入除夕。除夕、春节做什么、吃什么呢？前天一个朋友让我去他那里，并且要为我买飞机票；另一个朋友促我立即改签机票回上海过年，反正年后学校很快开学，我也得上班的。我谢绝了他们。可对除夕、春节做什么、吃什么，脑袋里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概念。向父母、孩子祝福春节，在网络上向朋友贺岁，是必不可少的。其余呢？不知道。一个人平平静静、安安静静，读读书，散散步，是我过去的梦想，也许今年除夕、春节就如此吧。今天又刚刚买了一本《Great American Short Stories》（美国优秀短篇小说集），够春节的周末两天看了 －－ 况且计算机里还有音乐、柜子内还有酒与茶。
朋友的邀请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感恩情结。平平静静、安安静静应当是生活中最昂贵最难得的东西。但如果它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外界的强加，它是没有价值的。过去在农村过年，也是平平静静、安安静静，但那和贫穷、闭塞联系在一起，谈不上free to choose (自由选择)。如今，可以和朋友过年、可以和家人在牌桌上等待午夜的鞭炮焰火、可以大快朵颐，美餐一阵、可以“侃山”，上至天文下及地理；但还是喜欢平平静静、安安静静。内心明白，能够自由地选择如此的过年方式，是自己的运气，应当感谢上天、感谢家人、感谢朋友的。
怀着这样的感恩心情，我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表发到网上，让网友自由使用。通过沈建飞先生的帮助，这些数据去年底就整理好了。我还根据这些数据显示的图形，写了一篇夜话，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发了一通感慨。可为自己整理和为大众整理毕竟是两回事。让大众使用的数据，应当清楚而没有歧义、简洁以方便使用、缺陷也能够让他们一眼看出。为此，我在书桌前坐了差不多两天，核对数字、检查程序、编写说明、征求意见。现在终于完成，可以发到网上了。
同时，我声明，不但上述数据表，而且www.hujingbei.net网址上的所有内容，网友都可以自由、免费地在网络上转载和使用，而且不必要请示或者通知我。网络是自由世界。信息自由交流的前提是信息自由使用。我自己的文字，是使用包括免费使用了许许多多人的文字才写成的，因此它也应当让别人免费自由取用。即使我的文字有错误有缺陷，它们也只能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和纠正。所以，在承担对这些文字责任的同时，我愿意把我的文字作品变为自由使用的公共物品。
公布上述数据，是我整理这些数据时就做出的决定；公开声明自己的网络作品是公共物品，是我得知网络作品专利权争议后便有的想法。春节的感恩情结促使我完成这些心愿。我们民族有清明节感谢祖先的传统，有事情成功后谢佛的习惯，有谢天谢地的成语。记得三十多年前一次知识青年开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出了“谢天谢地”，立即被旁人用“应当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抢白得无地自容，自己也深感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如今，在春节来临之际，在感谢朋友和家人的同时，我又感受到“谢天谢地”，感谢上天，感谢世界，感谢社会，让我能够自由选择，能够安静平静地享受我们民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也让我能够回报一下世界、朋友和家人。
2007年2月16日于St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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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转移：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夜话”2007年第10期 2007年5月26日
农民转移：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如果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民向工人、乡下人向城市人的转移。中国经济第二重要的现象至少可以列出五到十种。但我认为，第一重要的现象只有一种：农民的转移。1978年，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二、劳动力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民。200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五十七与百分之四十五，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各下降了二十五个百分点。再过三十年，我们将看到中国大多数人、大多数劳动力不再是农民。想到这一点，任何一位了解历史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彻底转变中国经济格局和社会格局的时代，一个我们甚至不敢想像其后果的时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思索，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几乎所有展望，都把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今天，我们终于发现这一前提即将失效，农民在中国即将成为少数人！
即使在狭隘的经济学领域，农民转移问题也具有根本意义。中国的“世界工厂”与巨额出口顺差、内需不振、收入分配、房地产等问题，离开农民转移都无法理解。没有上亿农民向工商业的转移，我们不可能生产出全世界到处可见的中国产品，不可能拥有万亿外汇储备，更不必讨论内需问题。没有上亿农民的进城，中国不会出现城市贫困，中国收入分配不会形成如今的格局。即使看起来面向高收入者的房地产问题，没有农民进城和他们对住房的需求，房地产市场也不会红火到如此地步。
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固然可以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增加资本与劳动力和通过提高技术来实现。但中国有几亿农民要转变为工人，这却是其他国家没有的特点。而只要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显著，农民到工人这一转变本身，就会提高产值，带来经济增长。所以，不理解农民转移，我们便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举个浅显的算术例子：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的收入为5千元，一个工人的生产率则是5万元。工人生产率是农民的十倍。因此，即使中国不增加一个劳动力、一元资本，也不提高技术，但只要中国让一个农民转移到工业，中国国内总产值就会增加4万5千元。如果中国让1万个农民转移到工业，国内总产值将增加4亿5千万元；一亿个农民转移则增加总产值4万亿5千亿元。而中国2005年国内总产值也才达到18万亿元。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制度、增加资本、提高技术，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地择业、工业能够自由地择工，保证农业有能力释放几亿人口，保证工业有能力接收几亿人口。
农民转移不仅仅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中国收入分配和中国人口的福利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78年以前的中国计划经济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它和农民没有关系，农民的福利没有提高。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复兴与中兴时期，农民生活都有好转，但没有农民到工人的转移，农民就只能处于长期贫困之中，经济增长的福利只能归于少数人。我们可以说，没有农民转移，大多数中国人就不得不置身于经济增长之外，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不会扩散到他们身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有了农民转移，农民便直接参与了经济增长，直接获得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中国才有了大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国才可能彻底摆脱贫困。大部分农民通过转移，在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把自己转变为城市人，并且创造了条件，使小部分仍然留在农业的农民能够转变为农业工人（农业劳动者），这样，中国也才能够最终告别经济增长仅仅有惠于少数人的历史。
在中国，虽然我们1982年就有了第一篇把农民转移当成理论问题讨论的文章，1994年有了第一个以中国农民转移特点为背景的理论模型，但与二十多年来农民转移的规模相比，经济学对农民转移的研究是太苍白了。当然，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仅仅四十年前，中国政府还动员几千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务农；仅仅三十年前，我们的报纸还宣传人力支农；仅仅二十年前，《经济研究》上的学术文章还用“盲流”称呼农民工；仅仅十年前，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才意识到农民转移对经济增长尤其地方富裕的作用，而直到现在，比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选题中，也还没有农民转移的题目。去年开始的新农村运动，甚至还带上了让农民留在农村的希望。而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才刚刚成型。不过，即使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的过去，我们也应当抓住现在，抓住这个中国经济甚至中国社会当今最重要的农民转移现象，做出自己的研究工作。
建议实行大学教授转校聘任制度
“夜话”2007年第7期 2007年4月4日
建议实行大学教授转校聘任制度
最近网上和网下议论纷纷的热点，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与张鸣两教授因为萧延中的教授职称评定问题而引发的争论。按照张鸣的激愤之词，现今的中国大学不但衙门化，而且简直黑社会化了。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偏激，但中国许多大学里评职称时拉帮结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凭年头升职称，亦是中国大学的耻辱，后代人论及此，真不知如何叹息才好。中国现行的大学教授评任制度，至少有两大欠缺，一是各个大学内部缺乏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二是各个学校之间缺乏流动，或者说缺乏大学教授的统一市场。这两大欠缺相辅相成。没有流动或市场，拉帮结派、找关系靠年头评任教授才有可能；没有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市场又形成不了，因为就象商品一样，没有质量监管体系、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情况严重的商品，是形不成统一市场的。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教授对保持、发扬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负有特殊作用。现行大学教授评任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我不擅长于政策建议。只是由于我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针对“户籍制度不宜改”的观点提出了“户籍制度五年内即宜改”，而近年来的事实又支持了我那时的预期，因此现在大胆提出大学教授转校聘任的改革建议。我建议从现在着手，经过三年准备期，到2010年，中国开始实行新的教授评定制度。我所建议的新制度的核心，是大学教授实行转校聘任，即一个人要想获得教授职称，他不能够在他当时工作的学校内申请和评定，而必须向招聘教授的其他学校申请并在其他学校聘任。具体地说，转校聘任制度的改革包括以下内容：
1． 各个大学不得在本校教师内招聘教授职称的教师，不得授予本校教师教授职称。
2． 各个大学需要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必须在除了本校外的全世界公开招聘。当然，初期可以限定在全国公开招聘，但至少必须在全国公开招聘，而不应当在更狭隘的地区或省市内招聘。
3． 每个希望获得教授职称的人，必须到独立于他现在工作的单位或者学校的其他学校应聘。由于中国大学将实行四级教授制度，现任教授要提升到更高一级教授，也必须到其他学校应聘。
4． 实行教授应聘的最高年龄限制。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建议应聘最低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45岁，应聘最高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55岁。
5． 决定一个人是否达到教授职称资格的唯一标准是他的学术水平，具体标志是这个人独立发表的文字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准。因此，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完全可能因为其一篇文章的学术水平而被聘定为教授，相反，一个写有几百篇一般论文和著作的人一生都应与教授无缘。
6． 招聘教授的学校必须把应聘者的姓名和代表其最高学术水平的作品在网络上和相关报刊上公布，以接受社会的监督。教授聘任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和每个成员的投票情况应当公开。
7． 如果一个学校聘任的教授，其学术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应聘者或者（在无其他应聘者的情况下）明显低于教授应当具有的学术水平，这个学校的教授聘任委员会的相应成员应当受到严厉处罚，至少终生丧失成为教授聘任委员会成员的资格，甚至取消其教授资格。
8． 国家成立教授职称仲裁委员会，对有关争议做出公开讨论和最终决定。该委员会每个成员的投票也应当公开。
9． 取消非学术性教学工作的教授职称。
至少就我了解的经济学学科而言，应当取消政治经济学本来就不具有的学术外表，还其宣传教育的本色。如果这样的宣传教育还需要维持的话，应当为它们建立另一套头衔和待遇，而与学术分开。
不这样分开的话，学术和宣教就会混为一谈，评定教授按照学术水平就会成为空话，学术独立也会成为空话。当然，这样做需要执政党为民族负责的情怀和勇气。我相信中国现在或者最近将来的领导人一定有这样的情怀和勇气，会把政治经济学一类宣教工作排除出学术评定范围。
10． 全国公立大学实行基本统一的大学教授薪金制度，并完全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私立大学的大学教授的薪金制度，应当类似于公立大学。
取消教授从科研资金提成个人收入的“潜规则”制度。这样的做法按照国际惯例是贪污。中国必须尽快改变这一制度，才有可能排除商人教授的趋势，重建大学学术氛围、重建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同时取消按成果、教学工作量、带研究生、参加答辩、学术报告甚至出卷、阅卷、参加普通会议等的报酬。对在应聘时索取和接受特殊待遇的教授按收受贿赂罪惩处。
11． 对教授实行全国统一的户口、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以保证教授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
基本统一大学教授的薪金和户口、社会保障制度，是大学教授流动的制度保证。既然中国能够对干部实行这样的制度，对比干部数量少得多的教授，实行这一制度应当更无困难。
12． 所有教授在各学校间的调动采取招聘、应聘和聘用方式。废除现有的教授调动制度本身从而废除教授调动的黑箱做法和一对一的特殊待遇私下谈判做法。
13. 在从2010年起对全国所有新任教授采取上述制度的同时，对旧制度下获得教授职称的位置，分五年或十年逐步转为公开招聘。
在新旧制度并存时期，未通过新制度而获得教授职称的教授，待遇应当低于新制度下产生的教授。
1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相应地建立大学教授的专门法规，并对新旧制度并存时期的长度和过渡方式做出专门规定。
当然，建立教授职称转校聘任的制度，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和规范。本文提出的具体建议本身也需要讨论、修改甚至放弃（如果有更好建议的话）。另一方面，教授职称转校聘任，其实又是许多国家久已行之的有效做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转校聘任制度本身，就用外部评价方式，大大降低了非学术因素尤其人情因素在教授聘任中的作用。和国外的通行做法相比，本文建议所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公开性，公开应聘者借以证明自己学术水准的作品，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对掉以轻心甚至营私舞弊的评委的惩罚。
公开应聘者的作品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国大学现在的评价体系不公平不严格。其实，现在各大学教授职称委员会的评委都很明白申请者中哪一位或哪几位的学术水平更高。但是，他们常常顾及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此不能严格地把学术水平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年轻的佼佼者往往成为他们照顾关系的牺牲者。在国外，35岁以前当教授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中国教授实行公开招聘、公开评定，35岁或更年轻的人担任教授的现象也会很多，因为许多年轻人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过了50多岁的教授候选人或现任教授。通过公开应聘者姓名和其标志作品，局外人和应聘者自己能够对所有应聘者的学术水平做出上下高低的评价，评委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会大大减少对其他非学术因素和关系的考虑，学术水平高的应聘者便容易被聘上。就中国人民大学争论的例子来说。假如它招聘国际政治方面的教授时公开应聘者的资料。萧延中若应聘，自然有局外人比较他与其他应聘者的水平，其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局外人，在这样的社会监督面前，评委自我约束程度会明显提高，拒绝照顾关系的决心会大大增强（我相信，至少绝大部分现任评委内心里并不愿意照顾关系），投票结果有利于水平最高的应聘者的可能性会显著上升。诚然，即使公开投票也会有差错或者舞弊，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萧延中没有被聘上并且认为评委没有履行好职责，他还有申诉的渠道，而张鸣、李景治就萧延中是否达到教授水平的争论亦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展开，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校名听上去就让人严肃和尊重的学校，也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心理上得到某种特殊的安慰。
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公开处罚， 在中国当前学术评价不公正不严格的状况下，对于保证教授评定的学术标准也是必不可少的。公开评委的投票，意味着每个评委必须在公众面前承担自己投票的个人责任。这样，一个学术水平明显高于竞争者的人如果没有被聘上，相关的评委便不能用集体决定来搪塞，不能用投票状况的保密来掩饰个人品行的软弱甚至良知的湮灭。公开投票和公开处罚能够大大提高评委掉以轻心和营私舞弊的风险。这两项措施还能够减少教授评定的成本，因为各个学校成员众多的评价委员会以及繁琐的评价程序，其实都来源于逃避个人责任。我在德国读博士，论文只需要指导教授和学院（系）指定的另一位教授认可就行。所以，如果论文质量低却被通过，这两位教授的个人过错清清楚楚，因此他们也就不得不郑重地负起责任。中国的一篇博士论文，至少要指导教授（有时还有副指导教授）、预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外聘盲审的三或五位教授、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还有学校学位分委员会和委员会的诸位教授的认可，才能最终通过。结果呢，论文质量依然没有保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教授（包括指导教授）承担个人过错，都是集体的过错（所谓“制度”原因）。公开投票、公开处罚，让评委承担个人的人格责任和知识水平责任，我们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评委、那么多评审程序。最后，国家仲裁的目的是防止某个学校或地区的评委集体作弊。在中国许多学校还是单位专制的情况下，评委集体作弊的现象必须事先加以预防。
中国大学制度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教授主导、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一新制度的根本基础在于教授素质的提高。提高和保证教授素质的条件有很多。教授转校聘任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然，仅仅教授转校聘任的单一措施，尚不能实现改革、建立新制度。所以，仅仅教授转校聘任是不够的，但缺少教授转校聘任又是万万不可的。同时，和高校改革的其他措施相比，教授转校聘任比较容易实行，因为它牵涉的人数毕竟不是非常多。受到这一措施负面影响最大的是熬年头盼着升教授的副教授和其他大学人员，以及刚刚或者将要调入学校工作的部分官员们，因为他们都希望戴着教授头衔退休。不过，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只是因为中央还没有改变旧制度，他们才存着这样的希望。如果中国坚决地改变现行教授内部评定制度，建立新的学术至上的教授制度和公开公正的聘任制度，他们不但理解，而且会支持的。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夜话”2007年第2期 2007年1月16日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2006年10月，我为自己的“夜话”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事后，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有关部门也向我“请教”这个问题。因此，我想在这里做些解释。
写作“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首先是一种冲动，一种为自己负责、为国家、民族负责的冲动。在那篇文章起首处，我问我那时的老师为什么不告诉我群众运动也可能犯下罪行。可我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不但毛泽东有责任，刘少奇有责任（尽管他那么惨），周恩来有责任（尽管他那么苦），我们每个当事人也有责任，我自己也逃不脱责任。假设我当时更多点宽容，假设我多读点其他书籍，也许我不会那么极端地把专制主义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如果说我还可以用年幼来减轻自己当年的责任，那么现在我早已不年轻，甚至还忝为知识分子，因此，当我回忆起四十年前我卷入其中的向毛泽东欢呼的一百多万青年人情景的时候，我明白如果我畏于言罪而不说点什么的话，我将有愧于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和我自己的良心。
其次，作为当事人，我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不一定正确，并且也许会使我思考文化大革命时不那么冷静，所以写出的文章不如比方50年后的人写更深刻更理性。即使如此，我相信有着切身感受的作者写出的文章也有其价值。我们知道，杨振宁近年的婚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人因此而对年龄悬殊的婚姻有了切身的感受。其实，在那么多发表议论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在小说中没有读到过类似年龄差距的婚姻呢？可读书的感受是一回事，事情发生在熟悉的人甚至自己身上所造成的震撼型的感受是另一回事。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事件，我们既应当有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也应当有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可未来历史学家的设身处地毕竟需要以当事人现在写出的亲身体验为基础，而不能异想天开。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在复述和以亲身感受分析文化大革命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没有从我们的民族消失。假如国家领导对某个公民的申诉信大加褒奖并号召全体人民公开揭发各个单位各级政府头目的“不良”言行，国家领导既得人心，平民又能出口怨气，某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许等不到“让历史来评论”再需要的50年就会发生。我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正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国家领导维持权力的正当方式，也不是平民一吐怨气的恰当方式。国家领导要维持权力，自当以造福平民为本；平民欲减少怨气，则必以约束官员为要。而在这两方面，我们既有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现成观念可用，又有他国具体落实此种观念的方式方法可学，因此更不必借助文化大革命这种犯罪式的手段。我们也无须在黑暗中摸索寻找新的手段，就像我们不需要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摸索建立“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我相信，只要政府和民众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中国完全有可能和平地建立起“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政治制度并走上长期稳定的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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