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
今年的春节，我特别怀念我的父亲，刚刚离开母亲和我们子女两个多月的亲爱的父亲。
父亲是2008年11月10日（农历十月十三）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
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半月已经过去了，可和父亲告别好像就在昨天。
父亲是幸运的，他去世时非常安详，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和蔼、安宁、满足，就像幸福地入睡一样。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带着这样温暖幸福的脸色离开世界，而这个人又竟然是我的父亲！
善终是中国传统追求的最高境界，父亲达到了。所以，父亲是幸福地离开世界的。
一位朋友得知后发信给我说：“离开我们这个充满痛苦的世界，应当是幸福的。”
不过，在我看来，父亲并不认为他刚刚离开、而我们依然生活着的世界是充满痛苦的。确实，对这个世界，父亲比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抱怨。但是，我们兄弟姐妹从没有听过他抱怨。他离开世界时的幸福神情也表明，他对人世是留恋的。
我清楚地记得，四个半月前的2008年10月12日，我在南京看望父母。由于体弱，平日健谈的他当时极少说话。但那天上午他抬起手唤我，对我说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他已经90多岁了。人活到90岁，就没有罪了，所以他现在也没有罪了。他只是希望在他走的时候，四个子女能在他身边。
父亲离开世界的时候没有愤慨的感觉，对让他经受了那么多苦难的社会没有任何抱怨。相反，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没有罪过，自己是不是让别人让社会受过苦。最后，他得到的结论是即使他有过罪，上天也已经宽恕了他，他已经没有罪了。
从那以后的几个月里，父亲的话始终盘旋在我的大脑中。是不是那种“没有罪”的坦然感觉让他安详又幸福地接受死亡。父亲读过私塾，知道孔夫子不言神鬼，亦知道善终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视的人生结局。不过，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部分儒生一样，父亲也知道佛教和基督教。根据后两者，没有罪意味着死后转世将是个福人，或者进入美好的天堂。这样，死也许反而是他所企望的了。
父亲是无疾而终的。社区医生在开具死亡证明时也不知道如何写原因，但他们又不许可写“无疾而终”或“年老而终”一类原因。医生于是去问主任，主任略加思忖后曰“写心脏病吧”，对曰：“他没有心脏病”，又曰：“那没有办法，只好写心脏病”。于是，我们家族病史中便凭空多了“心脏病”，而我也才醒悟到疾病统计竟也不可信。好在父亲的在天之灵已经不知道这件事，他已经幸福地离开了我们。
但是，让我思索更多的是父亲关于他没有罪了的话。我不知道“九十以后无罪过”一说起源何处，但这对父亲已经没有意义，他相信就行。可是，为什么他想到自己有罪呢？我初入社会的上世纪60年代是把人区分为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革命者是好人，就像保尔想的那样，在临死前，想到把自己献给了人类解放事业就够了，而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会有罪。鲁迅这位当年唯一被当作革命文人宣传的作家（其他作家包括茅盾、巴金等等都是反动文人）去世前说的“一个也不宽恕”，更被当成对反革命战斗到底的名言。对鲁迅或者对革命者来说，生前是没有任何罪可言的，因为都是别人欠他们的，而他们从不欠别人的。父亲不是革命者，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他还曾被官定为“历史反革命”。是不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人容易想到自己的不是、自己的罪过呢？曾经在曼彻斯特的名著《光荣与梦想》中读到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时候自问道：“这是我们的过失吗？是我们错了吗？”当时我便有所触动。作为革命者的赫鲁晓夫不会这样问自己，他只会责问对方。但是，不革命者或反革命者的这种自责自问，也许更加触动人的心灵。父亲读大学时报考的是“公民训育系”。我不知道这相应于当今中国大学的什么系科。仅仅顾名思义，这个系毕业生从事的大概是公民素质教育吧？从事这个专业的人，本身素质便应当很高。一个高素质的人可能革命、也可能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但他或她似乎总应当是一个谦恭、感恩、宽容、首先责问自己的人吧？父亲选择这个系，父亲在这个系受到的教育，是不是部分说明了他的人格，说明了他在临终前的自责自问以及最终获得的安宁和幸福？
我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不算长。父亲在我四岁时被政府分派到外地工作；等他65岁回到南京，我却已经到外地读书并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工作与生活过，即使到南京探望父母亲也是行色匆匆。只是父母亲在上海小住的时候，我向二老请教过一些事情，也参加过父亲和老同学的聚会，所以，我也许能了解父亲思维和情感的大体脉络——不过也仅限于此。父亲入私塾早，但进学堂迟，20岁才读初中，接着在日本侵略我国时随学校西迁到重庆，后考入也是抗日战争初从南京迁去重庆的中央大学。父亲在中国传统教育中长大，以后又接受了现代新式教育。从根本上说，父亲是中国传统熏陶的追求忠孝双全的男性，现代教育只是扩展了忠孝的范围和方式。就“忠”而言，父亲心目中的当代圣人是孙中山先生。父亲直到临终都能够熟背《总理遗嘱》。两年前，我起草庆贺父亲90寿辰发言（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109&cid=27）时，父亲想加一段，对我口授说：“中山先生早已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生而有幸，跟随世界潮流九十年…”。但父亲接着犹豫起来，斟酌着字句，最终也没有继续，因此那一段没能加成。
是的，对父亲来说，90年沧桑的回顾太让他感慨了。像父亲这样年轻时朝气蓬勃、视国家和民族重于一己的人，回顾自己一生时不可能不感到青春血液再次汹涌，不可能不想到“世界潮流”。恰恰在父亲生命的九十年中，世界潮流一变再变，今日顺流，明日却成逆流，让人无所适从，更让多少满怀理想的有志青年昌、亡而不知所以。影响父亲思想的前辈、与父亲有所接触的同辈，现在大都辞世了。父亲多次说他很幸运，活到了90多岁，看到了中国和世界的新变化，看到了中山先生100年前开启的“自由、共和”潮流终于呈现为世界潮流。确实，20世纪中，多少次自由被划定为忌语，共和被武断为腐朽；多少个皇帝宣布自己开创了人类的新时代，多少热血青年不自觉地为“打倒共和、恢复帝制”献出生命，并且让更多无辜者也惨遭厄运。日转星移，到了21世纪，中华民族终于认识到中山先生提出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才是我们民族应当顺应的世界潮流。看到此，父亲一生的心结得到了宽解，个人遭受的苦难得到了消释，我想，父亲也才能够以安宁、平和的心情离开他所留恋的世界。
在1949年以前，父亲基本上先是学生，后当教师。在学校里，他为自己的社会理想奋斗过。他最得意的人生就在那时，尤其在他经过激烈竞选而胜出、当选为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时期。也许，每个理想主义者都有自己一生中最无私又最为得意、至少是最难以忘怀的一段时期。今天60岁左右的一代人最难以忘怀的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纯洁的热情和忘我的投入；70多岁的一代人最喜欢回忆的也许是1950年以后从事新中国建设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时期，那壮丽的共产主义前景和每个人无私的奉献。更老的革命前辈所得意的人生阶段是艰苦战斗后胜利的喜悦，那枪林弹雨中的无畏与勇敢。父亲最得意的是他在众多竞选者中最为成功地说服了许多学生而得以胜出。我们离开那种用竞选方式选择领导人或者团体首领的方式好像已经很遥远，最近的一次也许是北京大学学生选区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了。不过那也过去快30年了。可惜我入北大迟了两年，没能亲历那场竞选。因此，今天的我很难想象那样一种和平竞选的状况，很难想象几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如何有精力到各个校区、各个学院发表演讲争取选票。中央大学当时是中国最好大学，其地位还胜于今天的北京大学，学生中人才济济，具有政治抱负的学生更是首选中央大学。父亲出生农民，没有地位或背景；虽然他年龄比较大，但其时新学推行不久，大龄学生比比皆是，父亲并无年龄优势。我想，也许他在高中时主持学生消费合作社的经历对他帮助很大。不过，最重要的应当是他的社会理想和所提出的解决社会与学生关心问题的方式，以及他的正直和热情打动了许多人。可惜的是，不知道是担心影响子女，或顾虑于如今依然存在的言论管制，还是秉持传统知识分子的矜谨自重，他从来没有和我们谈过他年轻时的理想和经历，只是偶尔提及他当时想的是中国和平、民主和富强，也只是偶尔地表露出他对社会对历史的感慨，就像他要在我写的发言稿上加上“世界潮流”一段话那样。
1949年以后，父亲先是失业，靠拖板车、卖柴草为生。人力板车现在已很少见，是不是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不许板车进城？我少年时常常帮助母亲拖板车。父母亲在南京城内外拖草拖菜，中山门是必经之地。但中山门建在陡坡上，上坡时费力也罢，下坡时车推着人跑，一不小心便人倒车翻，非常危险。父母亲为了抚养我们付出了多少辛劳！直到1957年，父亲才被政府分派到江北远郊的中学教书，但政府仅仅给他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待遇，并且还只能到乡村教书。到了文化大革命，则连书也不让教了，强迫他必须农村劳动来养活和“改造”自己。他是50多岁被迫离开学校到当时的江苏省江浦县农村生活和劳动的。父亲下农村和我下农村不同：我抱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我年轻，从头学农活不难；我是知青，在农村受到优待；我插队的地方属于富裕地区。而他？他能有那样的理想吗？他能学会什么农活呢？他能不受到歧视吗？他去的地方那么贫穷，连农民都难以维持生计，他能够坚持生活下去吗？可他在那里生活了九年多，他一生的十分之一时间，比我插队的时间还长。一直到1979年，由于他原先任教的中学多方努力，他才重新回到讲坛，其时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而一直到他七十多岁，政府才承认了他的大学学历。
所以，父亲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有理由抱怨社会、控诉命运。但是，他却从不抱怨和控诉。他做农民的时候，我去看望他，他从外拎来一小桶混沌的水沉淀一下来煮饭，我烧火，他问我在乡下的情况，粮食够不够吃，种点什么蔬菜，有报纸读吗，有书看吗，并叮咛我不要看坏眼睛。但他无论对自己的处境还是对我的处境都没有发任何牢骚。除了要保持身体健康外，他对我没有提任何希望与要求。然而，他又没有任何沮丧和忧愁的表现，绝望更与他无缘。那时我对陆游的诗词有兴趣。陆游虽自号“放翁”，但亦常叹“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我以为自己很理解陆游的忧思，满怀报国之志向，却无报国之机遇。但我那时完全不理解父亲。当然，那时候，除了“感谢共产党和感谢毛主席”的感情外，我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谦恭和感恩一说，完全不明白无论一个人的遭遇多么艰难，都应当想到自己逢到这样的遭遇而非更难的遭遇已经是一种幸运，已经应当感谢社会、感谢他人了。
父亲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前身体都是健康的，老年时也只是偶有感冒而已。可父亲的健康首先是心理的和精神的，一种谦恭的心态使他容易平静和安宁，一种感恩的心情使他容易满足和幸福。正是心理和精神的健康让他从无忧愁，从不绝望，更从不抱怨，亦让他坚强和平静地度过难以忍受的艰难岁月，尤其是我今天依然难以想象的精神创痛。扪心问一下，如果在我50来岁的今天断言我所学的知识都是反动的，因此强迫我到农村干活养活自己，我能像父亲那样保持平静和安宁吗？我能不始终耿耿于怀吗？我能不像鲁迅那样到死也不宽恕一个吗？我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只是明白我比父亲还差得很远。
就具体的感谢来说，由于我对父亲的经历了解太少，我只清楚父亲感谢母亲陪伴了他一生；感谢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和他本人晚年的命运。在他八十多岁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他深怀感激地写道：“现在我的四个子女和我的老伴都在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国家每月还发给我一千多元退休工资。我对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无比敬佩，我永远怀念邓小平同志！”父亲还深深感谢他任教的中学校长1979年积极努力把他从农村要回学校。有一次父母亲在上海小住，突然和我商量想找一位姓范的女士，也是父亲抗战期间在江苏旅渝联合中学和中央大学的老同学。原来上世纪50年代时，人民政府非说他是国民政府留下来的潜伏特务，因为中央大学有人作为特务留在大陆，且有一人身份不明。人民政府虽无实据，可一口咬定，父亲再申辩也无用。范女士知道消息后，主动向人民政府表示父亲不是，她本人才是特务。父亲解脱了，范女士却受了十年牢狱之灾。十年囚禁对一位中年女性意味着什么，我想是再清楚不过的问题了。而这位女性竟然为父亲做出了如此严重的牺牲，我应当永远记住她的姓名：范美玉。父母亲和范女士在上海重新见面的时候都非常激动。通过这件事，我想父母亲在年轻时、在艰苦和不公的年代里，一定受到了许多许多人的帮助。所以，对父亲来说，好人是多的，社会是好的。我们的社会确实充满了痛苦，但只要我们谦恭一点、感恩一点，就会发现它同时又充满了人性和安慰，充满了善良和希望。我想，这也许是父亲留给我的最重要教诲了。
父亲实现了善始善终这一中国人生命的最高境界。我无限缅怀父亲，在这牛年春节，也在今后的每一天。
恭附父亲遗作
胡业仑： 中央大学四年略记(http://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48&cid=61)
“夜话”2009年第3期，2009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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