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同学、几十年的老朋友吴宗宁上个星期三（2015年1月15日）病逝。噩耗传来，心痛欲裂，潸然泪下，泪珠悄悄流下面颊、落在衣上 ……
在几个不眠和难眠的深夜，吴宗宁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炎炎赤日下他陪我为家母运菜；凛冽寒风中我陪他寻病人住处；我们共同在句容县插队时的深情交往，他在沈从文先生家的初展医术 ……，直到二十多天前我在南京时他的平静面容和清晰思路。当时他在因颈部肿瘤入院治疗后已经出院，住在一位自告奋勇担负起照顾他责任的于先生家里，他和我谈到他的病，提到沈荷清等九中老同学，问到我的家庭生活。他自己和于先生对他的病情进一步好转都很有信心，于先生并且说准备过些天让他站起来活动活动。可是，仅仅二十多天之后，他竟然就走了，并且永远地走了 ……
……
至迟从14岁起，我和吴宗宁便在学校相识了。不过，无论我怎么努力，我还是回忆不起我和他最初是怎样认识的。吴宗宁记忆力非常强，前几年和他谈起九中当年的事情他还如数家珍，记得一清二楚。如果他在世，一定能够指出我们最初相识的时间和事情。我的记忆力比他差得多，只能估计我们最初认识的时间应当在1967年春、夏季。我们都是南京九中的学生。1966年春季学期“文革（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在初三（1）班，我在初一（2）班。文革打破了班级界限，各个班级“自愿”参加文革的学生按照派别、兴趣和运气重新组合成形形色色的“战斗队”并占据教室和办公室。我是1967年天暖后才到学校参加文革的。走进几个月没去的学校后，我首先到的是初一（2）班原先在3号楼的专用教室。当时该教室被以高三（4）班一批同学（记得应当有陈虹、黄述林、孙振亚、朱笑弥等人）为主的战斗队占据着。我到了那个教室，也就成了那个战斗队的一员。高三（4）班可能是九中文革时期最活跃的班级。我所在的这个战斗队后来又成了九中更大规模的“新红联”组织的核心。吴宗宁应当从文革开始后始终在学校内，他不但和高三（4）班这批同学非常熟悉，而且也是“新红联”骨干之一；因此，我们应当在那里很快互相认识并成为好友。
当时，家父在外地中学任教并因为文革管制而无法回南京探亲，家母在附近科巷菜场上班。家母幼时裹脚，行走不像大脚女性那样自如。然而，她依然被分派用板车把菜从中山门的蔬菜批发市场拖到科巷菜场。在今天的南京博物院朝市内一侧，当时辟出一处场地让城外种植蔬菜的生产队把菜运到那里，城里的菜场到那里采购。无论生产队还是菜场，运菜都靠人力板车。家母体弱又加小脚，拖菜对她是太艰难了。尤其是中山门建在高坡上，上坡费力还好，下坡则特别危险，因为人不跑车跑，不小心就会车翻人伤。有时她就让我跟着板车，下坡时往后拽绳子来减速。那一年夏天，吴宗宁知道我帮助家母拖菜后就要陪我一起去。那时候他已经长高成人，看起来孔武有力；我尚未发育，矮小孱弱。所以，他去帮助，家母就轻松多了；后来他提出由他来拉下坡的板车。他能跑，下坡时干脆洒开腿带着板车一气从中山门跑到明故宫，然后在树荫下停车等我和家母。家母去世前还多次提起吴宗宁那两年帮他拖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到了1968年下半年，文革已成强弩之末，为了让耽误了几年的小学生进中学，我们这些中学生不得不离开学校了。政府当时只给中学生一条路：下农村。我少不更事，积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于1968年底去农村了。吴宗宁和许多年长同学应当已经意识到“伟大号召”有偏颇之处，很抵触下农村。但面前只有一条路，他被迫在1969年初去了农村。他和我下到的农村地区都是江苏省句容县即现在的句容市。不过我们两人插队的村庄距离很远：我在县北宁镇丘陵中的宝华公社，他在县西南水乡内的三岔公社。我那里靠近南京市郊沪宁铁路上的工业重镇龙潭镇，交通方便，农村副业多，收入亦高。他那里则是纯农业区，水道杂乱交错，往往看到对面村庄而无法找到旱路进村，因此也贫困得多。同时，我年龄小且迷信政府，所以容易“驯育”，很快适应农村和农活，几年后成了农活高手，每年所得工分常常超过同龄的农村青年，年终分红总能分到一些现金。吴宗宁已有思想，不可能甘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现代奴隶，他要寻求自己的出路。可他心高气傲，不屑于用送礼或谄媚的方式跳出农门。在偶然之中，他触及了草根中医并在黑暗中找到了自己愿做又可做的事情。九中当时是南京最好中学之一，小升初入学考试严格，考入九中的学生个个都是聪明人，吴宗宁亦是我见过的高智商者之一。如果不是文革，如果换成自由的国度，吴宗宁本可能大有作为。文革和专制改变了绝大多数当年九中学生的命运。吴宗宁还算其中幸运的，他毕竟找到了中医这个方向：有了这个技能，他不需要依附于某个工作单位；而在中国，每个单位都是专制的。我们大多数人的人格尊严不是中央政府的国家专制、而是我们每日经历的单位专制摧毁的。前面提及的高三（4）班学生黄述林可能更为九中同学所熟悉。在我看来，他当年选择独自养蜂以求生的道路，其原因和吴宗宁走上行医之路相同。他们都是不愿低下自己高贵头颅的人。而我当时的认识还迷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头颅才高贵、其他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应当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专制宣传中。
在那个绝对专制和极度匮乏的插队时期，吴宗宁的学医行医极其困难。大量中医书籍在文革中被视为“封建主义毒草”而禁止阅读，少量的“新针疗法”书籍对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用的我们当年也是天价。他只能从一些家有中医书籍的同学那里借阅，只能向当地土医生求教，只能用自己的身体试服草药试扎钢针。初期他为农民治疗时得到的除了感谢便是一顿饭。因此他生活非常困顿和艰苦。他到宝华公社找过我几次，几乎都是因为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和我一家的知青关磊是个好人。尽管他与吴宗宁过去从不相识，但依然和我一样热情招待他，拿出我们最好的食物，烧我们平时舍不得吃的干饭招待他。夜里他和我挤在80厘米宽的小床上抵足而卧。临行前我只能从生产队搞副业的收入里借几块钱给他。在插队后期，我已经有了终老黄土的心理，准备种种地、读读书了此一生。但吴宗宁始终还有幻想，还想探求前程。他父母在文革中被政府从南京遣送去遥远的安徽农村，他在南京、江苏已经无家可归，因此，在送他的时候，我们都明白我回头还有陋室可居，他前行之处则是黑压压的苍茫大地，可我们也只能一次次地无语告别 ……
所幸老天有眼，再伟大的人也逃不脱死亡的一天。毛泽东一死，文革结束，吴宗宁和其他知青一起返城了。他被分配到江苏省粮食船队工作，用小货船在江苏的内河沿岸运送粮食。接着，大学恢复高考招生。可是他的船队常常在路上，到南京而且能上岸休息几天的机会寥寥无几；政府还没有允许他父母返城：所以即使他能在南京几天，他也没有安静的住处；他还需要照顾那时病重并在不久后去世的姐姐；同时还有几个危重病人要他治疗：因此他完全没有时间复习和参加高考。1978和1979两年举行的三次高考，是被文革改变命运的当年中学生重回原先人生轨迹的关键时机。我幸运地参加和通过了高考。但是，大学的门是那么狭隘，所以，无论每个个人被摒弃在高校之外的原因是如何地不同，绝大多数个人不可能像我那样幸运。例如，吴宗宁和我当初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南京数得出的好学校，可我们的同窗依然没有几个人在那两年考入大学。
没能进入大学最终意味着吴宗宁的人生道路必将是特异的。他依然在船队上班并在南京上岸时行医。在我们又一次同在南京的几年里，我们常常晚上会面，我陪他一起去病人家。他上岸后要么住集体宿舍，要么住他父母亲返回南京后被安置的带防震棚的狭小旧房：这两处都无法接待病人。因此他只好去病人家里看病，而病人家中常常晚上才有其他人有时间。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竺桥附近找一个病人住址，昏暗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可问路的人，门牌号码几乎无法辨清，两个人转得饥肠辘辘，最后才找到病家。此时我坐下休息，吴宗宁却必须强打精神、集中精力为病人治疗 ……
正是在陪他到病家的路上，我第一次听说了“红斑狼疮”、“白血病”一类令人不寒而栗的字眼，第一次感受到病魔的恐惧。事实上，在1980年前后，吴宗宁在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病人圈子。这些病人都被医院宣布为绝症并拒之门外。按照中国人“病急‘乱’投医”和民间行医的传统，这些“绝症”病人和民间行医者组成了一个“市场”，即使在文革那样彻底的“破四旧”运动中，这样的市场依然活跃在地下。看过奥斯卡获奖影片《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的人都知道，在欧美国家，行医者和医生是两回事，那位治愈国王口吃的行医者既不能自称医生也不能接受他人对他的医生称呼。但在中国传统中，行医者和医生是一回事。近年来政府效法欧美，颁发行医许可。但民间的“绝症市场”没有受到影响。我不肯定吴宗宁后来是否取得行医许可，但他的医名渐渐扩大了。今天在网络上输入“吴宗宁 南京”，我们会发现不少关于吴宗宁为文学大家沈从文治疗的记录。沈夫人有一位弟弟在南京中山植物园工作。当时物质匮乏，吴宗宁为获得一些药草曾千方百计进入中山植物园，后来通过病人圈子他和沈夫人弟弟相识了，后者又把他介绍给深受病患之痛的沈先生。吴宗宁为沈先生治病那段时间，我已经从南京大学毕业并考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同为当年九中同学、文革中在初二（5）班的章铮也在北大读研，我们都有幸跟着吴宗宁拜见了久仰的沈先生。吴宗宁在治病之余也到北大看我们，我们三人一起在未名湖畔不止一次散过步。那时的吴宗宁多少有点踌躇满志的样子。据说他被任命到叶剑英抢救医疗组的第二梯队中，据说《新华日报》发了一篇以他为主题的文章（我当时没有去查阅，最近在网络上简单搜寻尚未发现该文章），据说北京有关部门要求江苏为他安排医生的工作，等等。
当然，像吴宗宁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获得单位领导的欢心。他的民间行医可以逃脱单位专制，但工作安排逃脱不了。最后的结果是他被安排在船队卫生室，而卫生室后来就是他在珠江路的家。这样的好处是他不需要常年在船上跑运输，他可以有规律地为病人看病了。但他的正式地位依然只是船队的低级粗工，这个地位一直跟着他到退休。不过，我相信他宁愿接受这样的地位，也不愿意生活在一长制的货船上。他要的是自由，而他的医术又让他有了自由的立身之本。
感谢天主，我的身体一直不错，没有需要吴宗宁的治疗，但对吴宗宁的医术也就没有切身体验。我陪同他到病人那里治疗时看到他用的钢针又粗又长，整个针常常有十厘米甚至更长，而他就把这么长的针大部分都刺入病人身体。后来我看到学院派中医行医，用的针似乎不超过五厘米。我想，吴宗宁能够用针刺有效治疗或者延缓某些绝症病情的诀窍大概就是入针深。但入针深易伤及皮下组织与血管而引发危险，因此为针刺治疗之忌。吴宗宁对针刺的应用之妙也许就在于针刺的忌与不忌之间。我也曾陪他购买中药、配药和熬药，然后与他一同把药送给病家。他甚至还在我父母家为病人熬过中药。我的感觉，他的中药如果有效，也是因为他的胆大，而不是因为他读过多少中医古籍、了解多少古方秘方。我和他的青春年代是一个没有书可读的时代，温饱生计又占用了我们绝大部分时间，因此，我们后来所做出的“创造”靠的是我们多少具有一些知识后的敢作敢为，而非丰富知识基础上的顺流而下并进而水到渠成。吴宗宁建立医生名气如此，我自己当年写文章时也如此。
我于1982年初北上读研，就此“最终”离开了故乡南京。以后我虽然经常回去，但每次时间都很短，极少超过一个星期。我回去都会去看他，而且常常就在独身的他那里和他抵足而卧。他在所谓的单位卫生室工作，仅仅拿到微薄的工资，没有奖金和补贴。后来单位改制，他和几千万下岗工人一样被留职停薪，连那点工资也没有了。另一方面，一些病人给他的报酬常常是烟、酒一类的礼物，这使他的生活更为窘迫。不过，很多病人给了他帮助和温暖。在我的印象中，他的珠江路房子好像是病人送的。前几年我去南京时，他因中风正住院治疗，几个他的绝症病人家属轮流值班看护他、为他购物、烹调、洗涤，安排得井井有条，让我非常感动。在他临终前照顾他的于先生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自得的感觉。他曾对我说吴宗宁对他家有救命之恩。但仅仅这一点可能难以完全解释于先生耗力耗钱的奉献行为。无疑，民间绝症市场的行医者在品行、医术诸方面参差不齐，但总有像吴宗宁这样重医德又有一己医术之人，而民间市场上病人和医生形成的感情之深，则是正规医疗系统远远不可能达到的。我想，吴宗宁在看到自己治疗效果时的欣慰、病人病情的好转、病人对他的深情，足以使他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
愿吴宗宁安息主怀！！
愿吴宗宁的亲人、病人、他和我的所有九中同学像吴宗宁生前所做所愿的那样保持身体健康！
吴宗宁，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夜话”，2015年第3期，2015年1月16-22日
附录：我的2000年7月1日的日记
“昨天晚上在南京，为吴宗宁过生日。他父亲和其他家人亲戚，他个人的一些朋友到场。章铮和我共同请了一些九中的老师和老同学。老师到了杨宝善、冯亦同和陈平。同学到了朱笑弥、孙振亚、唐双九、沈荷清、朱小曼、吴志明、孙旭生、彭士林、严焘、郑步华、金瑞、张吉华、芦珍娣、曾红、潘蓉蓉，当然还有我哥哥，还有吴宗宁的初三（1）的十几位同学，包括刘继红和徐鹤卿，可能还有些同学，记不清了。吴宗宁和章铮让我主持，我就说了我们借吴宗宁生日一聚的动机：章铮和我都是九中老同学里最年轻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其他老同学，吴宗宁同学，都是我们的老师和当年的引路人。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向带领我们走上今天这条人生道路的老同学致敬。同时，章铮和我后来走上了一条被社会承认的正规道路，而吴宗宁走的另一条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上，我们都需要奋斗。而吴宗宁所走的道路，困难比我们的大得多，但是他始终努力，在他的道路上努力不止，我们对此很钦佩，今天也借这个机会向他表示敬意，表示五十岁生日的祝贺。”
（2015年1月20日注：没有对该日记做任何修改。里面提到的姓名或有别字，请恕。
2024年1月8日注：2000年7月1日日记中，“严杰
应为”严焘“。另，参加者还有当年九中初三的同学俞鸣。这里，感谢严焘学长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