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公历2017年11月7日，是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
我已经好久不写网络短文了，本来也不打算写“十月革命”百年祭的。当然，全世界今年都是这样。俄国自己不但不纪念，反而在前几天为“十月革命”后受迫害的政治受难者树立起纪念碑；把“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当作本国政府合理性前提的各个国家，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官方纪念活动。甚至世界各国主要媒体亦很少关注它。《纽约时报》电子版首页有一篇包括“周年”一词的标题文章，但那篇文章纪念的是现任总统川普被选出一周年。回想50年前。我的一位德国朋友是俄国文学教授，1967年他正在当时的列宁格勒（现名为彼得堡）搜集博士论文资料。前不久他告诉我，列宁格勒从1967年初开始就筹备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临街房子重新粉刷，到处张贴着有列宁像和布尔什维克口号的宣传画和海报。但今年，彼得堡以及莫斯科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十月革命”百年庆祝活动。在我们中国，1967年11月曾举行隆重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亲自做了长篇纪念演讲。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作为主席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做过任何演讲。被写入党章的林彪副主席，也仅仅在极少几次极其重要的公开场合演讲过，所以，林副主席亲自讲话，充分显示了对“十月革命”的重视。五十年历史不算长，但对同一事件的纪念，五十年前后竟然如此大相径庭。
不过，今天我决定写一下“十月革命”，是因为它对我个人的影响太大了。从少年起，我就时时受到关于十月革命如何伟大的灌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即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我耳熟能详的句子；我青少年时接受的所有社会科学教育，都和“十月革命”直接联系在一起；我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也和“十月革命”直接联系在一起；加上对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类小说的阅读甚至反复阅读（那时不属于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可读的小说很少），我必须承认，“十月革命”对我的思想和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例如，我过去对社会科学中的进步和反动、先进和落后之类的概念，便完全基于“十月革命”的影响：支持和同情“十月革命”的，就是进步和先进的；反对“十月革命”的，就是反动和落后的。读到一本书上提及某人是进步人士或进步知识分子，我便下意识地知道他/她是支持“十月革命”的。这样的思想和心理影响，也许是最近若干天来，我经常想到“十月革命”的原因吧。所以，尽管我早就提醒自己不为“十月革命”百年写任何文字，但今天还是觉得，为抚慰自己的心，多少写一点吧。
写什么呢？关于正在和英法俄三国同时作战的德国为了避免腹背受敌而在列宁许诺回俄国就争取和德国休战之后对列宁发动“十月革命”的几乎是决定性的帮助，关于“十月革命”当天和随后的情形，关于当今世界尤其俄国历史学家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关于“十月革命”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影响等等，几乎都可以写，然而，我决定为“十月革命”写点文字之后，时间的短促不允许我搜集足够资料来写这些话题。因此，我只能缩小范围，写一点近期的心得。这里，我从现任俄国总统普京最近关于“十月革命”的一段讲话开始。普京在今年十月十九号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十月革命”时如是说：
“今天，当我们考虑一个世纪之前即1917年俄国革命的教训时，我们发现它的结果是那么地模糊不清；我们必须承认，1917年俄国革命的正面影响是那么紧密地和其负面影响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扪心自问：当时是不是可能不搞革命而走演化之路？当时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以贯之的渐进运动向前，而不必摧毁我们的国家和残忍地杀害上百万生命？”（“Today， as we turn to the lessons of a century ago， namel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we see how ambiguous its results were， how closely the negative and， we must acknowledge， the positive consequences of those events are intertwined. Let us ask ourselves: was it not possible to follow an evolutionary path rather than go through a revolution? Could we not have evolved by way of gradual and consistent forward movement rather than at a cost of destroying our statehood and the ruthless fracturing of millions of human lives.”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5882， 下载于2017年11月7日。该网页是俄国总统主页。英文翻译由俄国总统府提供，中文由笔者翻译。)
普京这段话没有直接针对“十月革命”，而笼统地针对“1917年革命”。我们知道，1917年的俄国发生了两场革命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基本是和平革命，沙皇被迫但亦是主动退位，类似中国清帝退位前的内战在俄国完全没有影子。因此，普京说的摧毁国家和杀害数百万生命的1917年革命，指的仅仅是当年的“十月革命”。普京提出的1917年革命有无必要的问题，也指的是“十月革命”有无必要的问题。
不过，公历1917年11月7日当天和前后几天在当时的俄罗斯首都彼得格勒（后来改称列宁格勒，现在又改为彼得堡）发生的政权接替事件，根本没有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引用文献说“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该书上卷，第74-75页）。无论俄国当时人口比现在、也比当时的中国少到何种程度，十位数的死伤人数在当时的俄国都不算严重事件，和普京所讲的数百万人被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917年2月到11月，俄国发生多次政权更替事件，11月7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布党）夺取政权并组成临时政府，并不能引起俄国社会的特别反响。特别反响和流血与大规模杀戮发生在1918年1月列宁解散俄国立宪会议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列宁的解散立宪会议，俄国就不会有随后的内战和大规模杀戮，十月革命也不会成为俄国和世界的重大事件，更不需要我们今天还来纪念与反思。正是列宁利用掌握政府权力的机会强行解散立宪会议，才给11月7日政府更替事件赋予了特殊作用，该事件才被命名为“十月革命”，也才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因此，谈俄国“十月革命”，就必须谈俄国立宪会议，必须解释卢森堡所说的“列宁解散立宪会议之谜”，即列宁和布党政府为什么强行解散自己先前一直声称拥护的并且是由自己组织选举选出的立宪会议。不过，这篇临时写就的心得只能就1917年11月7日政府更替和1918年1月解散立宪会议的关系做些许说明并表述一下个人感想。解释卢森堡之谜则需要专门文章。
谈到俄国立宪会议需要追溯一下历史。1905年俄国沙皇迫于压力，决定成立俄国杜马即俄国议会，并在1906年举行了杜马或议会选举。不过，按照沙皇随后颁布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议会地位不高，其成员只有一半经选举产生，其余由沙皇任命；议会通过的法律也必须由沙皇最终同意方可。1917年二月革命后，沙皇退位，“俄罗斯帝国基本法”不再适用，各派政治力量都同意召开立宪会议，并且是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然后制定和通过宪法并在这之后依照宪法成立正式政府。所以，无论是1917年二月革命还是“十月革命”抑或这期间产生的其它各届政府都他称也自称为“临时政府”，都许诺本政府能够比前政府更快更顺利地召开立宪会议。例如，“十月革命”当天，列宁就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列宁全集》第33卷第5页）。第二天即11月8号，“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工农临时政府，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同上，第22页），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不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从现在起一直到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为止，农民代表苏维埃，首先是县苏维埃，其次是省苏维埃，是地方国家政权的全权机关。”（同上，第64页）。就当时俄国面临的最重要两个问题即战争和土地问题来说，在11月8日讨论的关于和德国停战的报告中，列宁说：“我们将考虑任何和平条件和一切建议。我们将予以考虑，这并不是说将予以接受。我们要把它们提交立宪会议讨论，立宪会议有权决定什么可以让步，什么不可以。” （同上，第22页）。当天宣布的“土地法令”同样说“下附农民委托书是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编辑部根据242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拟订的，公布于该报第88号，在立宪会议对伟大的土地改革作出最后决定以前，各地应该以这份委托书作为实行这一改革的指南。”而该农民委托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土地问题只有全民立宪会议才能加以通盘解决。”（同上，第18页）。据前引的沈志华书，列宁在11月7日获得政权后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该书上册第80-81页）。在这样的保证和声明以及全国民意之下，俄国各派政治力量当时的工作重心，都不是对11月7日政府更替的争论，更没有战争与杀戮可言：它们的重心都是立宪会议，都试图在预定的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优势。列宁和布党更是利用所掌握的临时政府权利，试图赢得公众手中的选票。
应当说，列宁和布党政府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立宪会议选举在“十月革命”前便预定的日期11月25日如期开始。由于国家辽阔和当时经济发展状况，选举持续了一个星期。11月28日，彼得格勒市的选举结果揭晓，布党得票最多。当天列宁会见美国记者，有报道说：
“鉴于彼得格勒选举揭晓，布尔什维克获得6席，美联社记者特走访了为自己的党取得巨大胜利而兴致勃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
——您对立宪会议选举结果有何看法？——记者问。
——我认为，这次选举是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巨大胜利的证明。5月、8月和9月选举中投布尔什维克党的票数不断增长。在这个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势力很强的城市里布尔什维克在12个席位中获得了6席，这就意味着在俄国获胜。
——立宪会议的组成假如象彼得格勒选举结果预示的那样，您是否认为立宪会议会批准人民委员政府的全部措施？
——是的，会批准的。到那时，情况即使象您假设的那样，也决不会有多数人反对我们，因为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在彼得格勒将形成多数（12票中占7票）。
——哪些党将参加新的人民委员会？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认为，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上，第97页）。该报道被苏共中央收入《列宁全集》，由此可以设想该报道内容和文字应当得到列宁和随后的苏共中央认可。）
然而，事情的发展显然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尽管列宁和布党拥有掌握临时政府和具体组织选举的优势，尽管他们在部分地区获胜，但全国的最终选举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完全不同：布党仅仅获得24%选票，在立宪会议的703个席位中只占了168席。而“俄罗斯社会革命党”获得40%选票。在我阅读的文献中，列宁没有批评过立宪会议选举方法和程序，也没有对在自己领导和实施的选举过程中依然难免出现的舞弊或作假提出过指责，更没有提出过诸如投票人数过少（超过6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这在当时的状态下已经很高。例如，美国第一次国会选举中，投票者占人口比重不高于6%）或因其他问题需要重新计票等等责难，也就是说，列宁没有否认过该次选举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当然，如果否定这一点，他便需要解释自己组织的这场选举为什么非法和失效。既然合法和有效，列宁和布党自然应当接受选举结果。这是列宁和布党先前的许诺，也是当时俄国各派政治力量的预期。
然而，列宁的选择不但是否定选举结果，而且是否定选举本身，其理由也竟然是选举结果不符合布党政府即苏维埃政府的意愿。根据沈志华书引用的语录，列宁在得知全国选举结果后，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该书上卷第82页。该书标示这些语录引自《列宁选集》中文版，1960年，第3卷第379页）。不过，列宁和布党一开始还不敢公开否定立宪会议选举结果。他们首先做的是利用政府权力改变选举结果。例如，布党政府在选举结束后不久发布了“罢免权法令”，即俄国各地苏维埃政府有权改选当地已经选出的立宪会议代表（“每一个选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及农民代表苏维埃，都有权决定改选参加市的、地方自治的以及包括立宪会议在内的一切代表机关的代表。苏维埃也有权决定改选日期。”引自《列宁全集》第33卷第103页）。这种做法显然不得人心，所以各地苏维埃几乎都没有利用该权力。列宁和布党又采取其他许多措施改变选举结果，并将原先预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日期推迟。但所有这些措施皆成效甚微，并且受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对。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列宁不得不在12月19日发布了“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该声明全文很短，我转载如下：
“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 主要由于前全俄选举委员会的过错，立宪会议的选举拖延了下来，加之反革命集团组织了立宪会议特别委员会同苏维埃政权建立的人民委员部对抗，因此到处都在传说，立宪会议决不会按照目前的组成情况召开。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声明，农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敌人恶意散播的这些传闻纯属谣言。根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立宪会议的代表只要有半数即400名按照规定到塔夫利达宫办公室报到，立宪会议即可召开。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同上，第150页）。
在这份声明内，列宁承诺立宪会议将按照目前代表组成状况召开，而且只要在703代表中有400人到场，立宪会议即可召开。然而，事实上，在发现无法大规模改变选举结果之后，列宁就一改过去强调立宪会议是最高立法机构的说法，而要求立宪会议接受苏维埃的领导。“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发表不到一个星期，列宁就提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因此，“立宪会议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危机。唯一可能无痛苦地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是：让人民尽量广泛地、迅速地实际行使改选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立宪会议自己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这种改选的法令；立宪会议无条件地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以及它在和平问题、土地问题和工人监督问题上的政策；立宪会议坚决站到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革命势力的营垒中来。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因立宪会议而产生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作掩护。凡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同上，第163，166-167页）。其实，即使在列宁所说的这些条件中，前两个关于改选的条件已经符合，最后一个关于立宪民主党的条件也符合，因为该党已经在前几天已经被布党政府宣布为非法而排除在立宪会议之外。所以，列宁提出的条件归根结底就是将立宪会议“无条件地”降格到苏维埃政权之下。这就和列宁与布党以前对立宪会议和苏维埃政权关系的声明，和其他党派以及俄国大众的希望和预期完全对立了。
1918年1月18日，立宪会议在布党政府推迟后的日期在塔夫利达宫召开了。与会的布党代表一开始便提议让立宪会议通过把权力交给苏维埃的决议后自行解散。遭到否决后，布党政府便用断电和不提供饮食等方式阻止会议进行。会议代表只好点蜡烛、吃外面送来的三明治开会。在这种情况下，布党政府当天便干脆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强行解散立宪会议无异于向全体选民宣战，因此，立宪会议的强制解散，如普京所说，不可避免地摧毁了俄国国家正在形成中的共和体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上百万人被杀害的内战；进一步，俄国内战向全世界的扩展，导致了可能高达上亿人的无辜死亡。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1918年1月18日的解散立宪会议，才把1917年11月7日政府更替的作用突出了：没有1917年11月7日的政府更替，1918年1月的立宪会议不可能被武力解散，所以，1917年11月7日发生的“十月革命”，只有在我们了解了立宪会议之后才可能理解。
如果我们设想，假如列宁接受立宪会议，服从立宪会议确定的宪法和依照宪法组成的新政府，那么，100年后的今天回顾，列宁将为俄国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做出巨大贡献，因为他组织实施了俄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身份和财产限制的普选；由于他承认立宪会议并且自己就是代表之一，他应当会在制定俄国第一部宪法上发挥重要甚至关键作用以至于今天俄国人可能尊敬地把他称为“宪法之父”；只要他在其他事情上做得妥当一些，他和布党虽然在1917年议会选举中失败，但完全可能在四或五年后的下一次选举中获胜，他自己成为俄国民意选出的总统。如果这样的话，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将是一部和平发展的历史，今天的俄国将受到自己和其他国家更高的尊重。列宁本人也将得到俄国人和全世界人一致的尊重，“列宁格勒”作为纪念他的一个城市名，也许会永远保留下来，和西半球的城市“华盛顿”相互辉映。另一方面，1917年11月7日发生的政府更替事件，将不会被冠之以“十月革命”之名，也不会在今天还提醒我们反思。
然而，列宁选择了另一个方向，暴力的方向，用暴力来维持他到手的权力，而不管这一权力是否应当属于他。当然，青年时就热衷恐怖主义的列宁不但对运用暴力和恐怖主义毫无犹豫，暴力和恐怖主义还是他最为娴熟的运作手段，他和以前的政治暴力使用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革命”用作“暴力”的修饰词。其实，还在立宪会议代表选举期间，列宁就对“立宪会议”这个话题表示说“至于立宪会议，有一位报告人说，它的工作将以国内的民意为转移；但我要说：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同上，第89页）。同时，在面对公众的广泛反对时，列宁用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来为自己辩护。他在立宪会议开会前就强调：“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不仅可以剥夺他们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剥夺他们的普选权。不好的议会应力求在两周内将它“解散”。革命的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最高的法律。”（同上，第189页）。列宁随后的做法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设想：他在立宪会议开会首日就强行宣布解散议会；在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内，把大多数人变成“社会主义的敌人”，因此剥夺了他们的人身权利、出版自由和普选权。
以“十月革命”之名为人所知的俄国事件已经过去100年了。当今的俄国重新回到了1917年11月25日选举的立宪会议的政治轨道，普选出来的议会重新成为俄国最高立法机关，人身权利、出版自由、普选权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大体实现。但是，无论俄国还是全世界仍然需要反省“十月革命”。
回到“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1967年。那一年，林彪发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在总结“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经验教训时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说过：‘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他继续说道，列宁解决了夺取政权的问题，毛泽东则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应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解决了巩固政权的问题。这些话有一定道理，但又仅仅限于前现代或者古代范畴之内的道理。在前现代社会中，每一次斗争尤其战争确实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比如，清军三百多年前入关是为了夺取政权、一百多年前消灭太平天国是为了巩固政权。崇祯和李自成抵抗清兵是为了巩固政权，太平天国起义是为了夺取政权。然而，所有这些前现代意义上的斗争，都是为了一人一派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十月革命”同样如此，解散立宪会议充分表明“十月革命”是为了列宁一人和布党一派夺取政权。就此而言，“十月革命”并没有超出前现代战争或斗争的范畴。
前现代的战争、斗争和政治革命既然都是为了一人一派夺取和巩固政权，它们在原则上就和正义无关。谁的力气大，谁就是皇帝。虽然每个想当皇帝的人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时候都要找出天命所授、历史所归、民心所向、真理所握等等的理由，可正如陈胜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其实谁都可以当，谁力大谁当，就像群居兽群产生兽王那样。因此，前现代政府从一姓一派到另一姓另一派的更替都是使用暴力手段的改朝换代；更替后的巩固依然靠暴力手段。
然而，从800年前英国订立《大宪章》开始，人类政治斗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们开始具有正义或非正义的区别。为争取自身权利的英国贵族在战胜皇帝的情形下，竟然不再废掉此姓皇帝而立他姓皇帝，反倒提出原先皇帝照旧当皇帝，但签下合同，承诺贵族不但不因与皇帝打战而受罚，反而可以自行且任意选出二十五位代表，这些代表的决议具有高于皇帝“圣旨”的地位。这就是双方在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的最重要条文。《大宪章》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开始从一个人向一群人以及他们代表的转移，标志着一姓一派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古代历史开始结束。从那以来的八百年人类政治斗争史的内容，说到底只是不断扩大选民群体，从最初需要贵族爵位，到后来需要财产，再到后来只限男性，20世纪初开始包括女性，再到1917年俄国立宪会议选举时开创的不分种族、身份、职业、地位、贫富、男女及其它标识的所有成年公民，再到把俄国立宪会议选民资格的规则推广到全世界其他国家。正义的政治斗争，就是扩大投票人群体，落实主权在民的斗争；非正义的斗争，则是抵制选民群体扩大、甚至反对主权在民、坚持一姓一派夺权固权的斗争。
所以，在纪念“十月革命”百年的时候，我想，我应当做到的，是认清历史和人心的大势；认清任何天命所授、历史所归、民心所向、真理所握等理由，都不足以支持一人一派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不足以抵制主权在民的世界大潮流；认清政治斗争的正义标志是落实主权在民，是实现政权在不同人不同派别之间以民意为基础的和平转移。只有这样，我自己才能理解“十月革命”，理解“十月革命”以来的俄国和世界百年史，理解我置身于其中的人类，理解我自己五十年来的思想和心理演变。
注：本文引用的《列宁全集》为中文第二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翻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本文所使用的日期皆为公元纪年日期，它比“十月革命”期间的俄国历法日期早13天。
本文写作于2017年11月7-10日
“夜话”2017年第2期，2017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