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北的个人网站

前几天写了一篇回忆短文“文革停课时期的南京九中初一（2）班”。一位学长读后问我，为什么那篇短文不用“上山下乡”、而用“被政府迁移到农村”来标记我们当年去农村的那场历史事件？“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一代人极其熟悉的词汇，在各类知青文字内触目可见，用起来顺手、读起来顺畅。我自己过去写作时也毫无例外地用它。而“被政府迁移”，写起来费事，读起来吃力。因此，我理解这位学长的问题。

但我依然弃用“上山下乡”，而坚持用“被政府迁移到农村”。

我的改变肇始于2022年。那年我完成一本经济学专著并想用它纪念先父母，于是在序言最后一段写道“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大人。我从15岁上山下乡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然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写完之后。多次重读，总感觉有不适之处，可一时又不明白何处不适。踌躇数旬，才发现问题出在“上山下乡”这个词上。把它改成“被政府迁移”后，即把那半句改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不适之感顿时消失。

“上山下乡”和“被政府迁移到农村”两者在我的下意识中为何出现如此明显的区别？从上面引的那句话可以看出，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前者自己所为，后者被迫而为。回到前几天的回忆短文，那里的句子是：

“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地区。”

如果改成

“到了1968年冬季和1969年春季，我们又突然被命名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地区”,

语感上便有重大区别。语言学研究认为语感会影响读者的思维方向。确实，“上山下乡”和“被政府迁移”的语感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的思维引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山下乡”是我们的主动行为；“被政府迁移”是我们的被动行为，我们被他人所迫而不得不为的行动。在语感上，“上山下乡”把当年我们到农村去的责任甚至于荣耀归之于我们自身，也因此，至今还有少数知青在提及“上山下乡”时依然充满了自豪感。“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则把责任归之于当时的政府，彰显了我们这些中学生的无力和无奈，以及对“上山下乡”的控诉。根据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一个文盲看到苹果时会无意识地分泌唾液，看到纸上两个大字“苹果”则毫无反应。但一个识字者看到“苹果”两字时也会分泌唾液，产生进食的兴奋感。依此类推，尽管一位被迫下乡后的年轻人曾经千方百计地逃离农村，当他看到“上山下乡”四字时仍然可能产生兴奋感。这样的下意识感觉来自于他对当年历史的错觉，可“上山下乡”一词却在不知不觉中强化着他的错觉。“上山下乡”一词简洁有力、充满鼓动性，在生理学意义上容易激励人，虽然它是把人激励到错误的行动和思维方向去。打个比方，在纪念我们下乡六十周年之时，两条标语“纪念上山下乡六十周年”和“纪念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六十周年”，给每个人带来的语感、下意识反应和思维方向，显然大相径庭。

其次，无论我们的后人还是外国人，看到“我上山下乡”、“千百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这样的句子，很容易误解成我或者千百万学生主动上山下乡。为了避免他们的误解，我们需要解释，甚至需要很多文字去解释。可“我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千百万学生被政府迁移到农村”的说法虽然直白，我们的后人却易于了解真实的历史而难以出现误解。我们今天读历史，往往会因为当时的某个词争论不休。未来100年、1000年的后人读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历史也有困难。为了减少他们的困难，我们最好直白地描述我们经历的事实。

当然，“被政府迁移到农村”不是一个专用词，用起来不便。知青朋友和关心知青的人应当发明不易造成误解的专用词来标识1949年后城镇青年经历的大规模去农村事件。在没有找到这样的专用词之前，我宁可使用 “被政府迁移到农村”的说法代替“上山下乡”。

“夜话”2024年第2期，2024年1月21日

昨天，我响应法学界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对从9月1日开始公开征求意见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下：

“中国人大网”为公众提意见而设立了很方便的平台。打开供公众提意见的“中国人大网”主页http://www.npc.gov.cn/flcaw/

就会发现大字标题“正在进行征求意见”和下面列出的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五个法律草案。点击第五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就会看到网页http://www.npc.gov.cn/flcaw/userIndex.html?lid=ff8081818a22132f018 a499710595932

该网页要求必须填写的信息只有两项：省份和职业。姓名和联系方式都属于自愿填写。我填了自己的姓名。我是中国公民，但目前身在海外。可是“省份”一栏内的选项只有中国境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所以我只好选取出国前的户籍所在地“上海”。职业一栏，因为退休前在大学工作，我选取了“事业单位”。选完后，点击红色的“进入”按钮，便出现本文列出的第一个截屏页面，然后在“提出意见”下的空白窗口，写出自己的意见。我的意见很简单：

“建议撤销第三十四条第二、第三款，理由是其中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提法过分不严谨

建议修改第五十九条第四款第二条，修改为‘以围堵、拦截等方式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理由是现在该条中的‘侮辱、谩骂、威胁’的提法过于不严谨。”

感谢法学界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正是他们的大声疾呼，提醒我注意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的某些条文是如此地不合适。同时，我也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们“红卫兵”重视的区别不是中国和外国，而是无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加资产阶级。那时，自己是红透了的红色卫兵。记得自己读到《人民日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那样地激动，以至于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它。这篇社论说：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这篇社论提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成为后来有名的提法“四旧”。这篇社论同时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那些奇装异服、那些“端午”“中秋”节日，那些古书旧书海外来书，那些文物，都被“破四旧”运动扫入了“历史的垃圾桶”；那些“四旧”的代表者即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教授、学者、老师），都受到比如戴高帽子游街甚至鞭打至死的的残酷打击。

我在十几岁时的亲身经历，是不是要在我七十几岁再亲身经历一次？我试着把上面《人民日报》社论中的“无产阶级”改成“中华民族”、把“剥削阶级”等改成“外来势力”，那段社论就变为：

“中华民族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外来势力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中华民族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外来势力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外来势力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但愿我改写的这段社论不会真的出现在我们的官方媒体上，但愿“二次破四旧”和“二次文革”不会发生。可仅仅“但愿”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行动。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提出意见，反对泛化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是我们为抵制“二次破四旧”和“二次文革”出的一点力。现在已经有56,845人出了力，对该修订草案提出了意见。昨天我也为此出了一点力。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否也能够抽一点空，出一点力，就这个修订草案提出自己的意见？

“夜话”2023年第4期，2023年9月7日

我所敬重的厉以宁老师已经逝世两个多月了。上月初清明节祭奠父母时，我也祭奠了厉老师。和许许多多悼念厉老师的网友一样，我在祭奠时也深深体会到某种时代结束的感觉：“厉以宁时代”结束了，甚至“后厉以宁时代”也结束了，还有其他含义的时代也结束了。回忆四十一年前的1982年，当我有幸成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六大导师是陈岱孙、罗志如、杜度、胡代光、范家骧和厉以宁（排序可能有误）。如今，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厉老师也去世了：一个时代，以厉以宁为标志的我的学术导师们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但即使对于我，“厉以宁时代”也远远超出导师和学生两代人的含义。那么，“厉以宁时代”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厉以宁时代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它的第一个标志是厉以宁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引路人，第二个标志则是厉以宁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言人。就这两个标志而言，1978年后中国经济学和经济改革探讨应当存在一个 “厉以宁时代”。本文只想浅谈一下第一个标志。

厉老师作为经济学的引路人，对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1978年恢复高考时，经济学在中国仅仅意味着马克思名义下的政治经济学。恢复高考前，四人帮治下的复旦大学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印刷了上亿册。恢复高考后我们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只是删去四人帮专用词如“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后的过去教材的加厚版。那时候，经济学界的所有讨论都是在政治经济学圈子里绕弯子，例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服务业是否生产劳动、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绝对贫困化还是相对贫困化一类的讨论。讨论结果也仅仅由有关部门决定。至于非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部门的标准说法是自从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蜕变为“庸俗经济学”，根本不值得了解。所以，我上大学时所知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到1823年去世的李嘉图为止。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专制荒漠中，在改革开放刚露苗头的时节，厉以宁横空出世，凭其二十多年厚积的知识，突然发表大批介绍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著。仅从1978到1985年，厉以宁便出版了《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1978年）、《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980，合著）、《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1982，合著）、《工业区位理论》（1982，合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合著）、《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1983，合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1984，合著）、《教育经济学》（1984）、《消费经济学》（1984）、《简明西方经济学》（1985）等专著。厉以宁这些著作和他在其他场合如《国外经济学讲座》上介绍的西方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对刚刚进入大学的我们全是闻所未闻的新知识。这些知识吸引了每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学学子，也让最早和最多传播这些知识的厉以宁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引路人。

厉以宁的引路人作用尤其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引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厉以宁把中国经济学从狭隘和说教的政治经济学引领到广阔和活跃的“大”经济学，从此，经济学在中国不再仅仅是官方政治经济学的简称，不再仅仅是宣传口号的附庸，而同时有了可以争论、辩驳和反对的分支。第二，通过他的著作，厉以宁确立了后来改名为“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模式。这里，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还必须参照西方人自己的教学型式，那么，厉以宁的比如《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等著作，开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风气，其研究方法，至今依然是许多中国经济学著作和经济学博士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第三，通过在中国问题上应用西方经济学，厉以宁开创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先河。在厉以宁以前，中国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专属研究范围。任何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主要任务的学者（这里用“任务”一词，是因为当年的计划经济制度也计划学术，并把学术任务分配给不同学者。例如，胡代光先生便说过他是应组织要求而从统计学转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专业的）都不会越雷池一步。后来常见的“西方经济学对我国借鉴意义”一语，只是在厉以宁闯入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后才出现的说法。如果这样的说法仅仅是“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表述，那么，我们同时应当体会，从“体用皆马学”到“西学亦可用”，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和艰难的一步。厉以宁首先跨出这一步，别人迅速的接力才让这一步踏实。在这个方面，厉以宁甚至做成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空前并且至今还绝后的事情：作为一位西方经济学专业学者，他出版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旁边多了西方经济学领域。但两个领域的人互不搭理互不跨界。例外仅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人继续用经久不变的老调批判西方经济学。可厉以宁跨界了。如果说他在跨界建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综合体系方面是失败者，那么，他在把西方经济学扩展到中国经济研究方面则不但是成功者，而且是引路人。

当然，一个时代有开始也有结束。如果说中国经济学的厉以宁时代是从上世纪七十多年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那么，厉以宁时代是何时结束的呢？我想，它大概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结束。谈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如谈其后续时代的开始。“后厉以宁时代”的开始至少也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标志性现象。第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留学生归国从教和国内青年人直接接触西方经济学。当我1982年初到北大经济系读硕的时候，北大经济系一些本科毕业生则到西方国家求学。1994年，他们中间的林毅夫、易纲、海闻等和其他归国学者如张维迎等建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经济学留学生归国的重要事件。那时候，网络开始出现。它让国内青年学子有了直接获得西方经济学第一手资料的机会。当时世界上还不存在任何网络防火墙。这些年轻人如饥如渴地吸收从西方传来的西方经济学，而不再专注于厉以宁为代表传播的中文版的西方经济学。我曾经写过的上海财经大学孙经纬老师便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曾经说过当时许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比他们的导师更了解经济学，因为他们的导师还不会用网络，其经济学知识还停留在厉以宁传播的初等西方经济学范围内。就基本点来说，这些归国学者和青年学子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超过了厉以宁和停留在厉以宁著作上的国内学者。

第二个标志性现象和第一个现象直接相关。归国学者和网络自学者用的是西方原版教材，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不但开始直接采用西方教材，而且是西方大学今天用什么教材，中国今天就用那些教材。西方经济学教材和著作的翻译成了一股热潮。厉以宁开始的通过中介的西方经济学传播和教学模式被超越了。同时，中国大学经济学各专业教学中，西方经济学的比重开始超过政治经济学。

“后厉以宁时代”的第三个现象最为重要，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开始被广泛视为经济学本身；西方经济学不但被用于研究中国经济，而且在许多人眼中，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够用来研究中国经济：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体”而非局限于“用”。随着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杂志改版转向，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成为经济学者的日常工作。在他们的研究意识里，政治经济学充其量只余留少许痕迹。这和陈岱孙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呼吁、厉以宁老师身先士卒的“西学可用”，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到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清楚地超越了厉以宁时代，而跨入被许多归国学者和青年学子造就的新时代。由于这里缺乏类似厉以宁的远远走在同伴之前的代表性人物，因此，我把“厉以宁时代”称为“西学为用”时代，而把“后厉以宁”的这个新时代称为“西学为体”时代。

据说厉老师晚年讲过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我看来，厉老师不但完成、而且是辉煌地完成了他对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一个人能够引领一个国家的经济学二十年，这是难以想象的巨大的个人成就。在经济学传入中国的100多年历史中，厉以宁为经济学传播所做的贡献，应当超过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许没有做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他所提出的“非均衡”研究方法，他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制度刚性”论点，也许都不足以构成重要学术成就。但厉以宁对经济学尤其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贡献不在提出新理论，而在传播和应用现有理论到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厉以宁说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建立新理论，是作为他学生的我们、是他的学术后人的历史任务。可惜的是，用一位厉老师曾经的博士生的话说，至少在厉老师到上世纪末为止指导的研究生中（当然也包括他和我本人），没有人能够在学术上接上厉老师的班。我们也许在推动中国经济学进入“西学为体”时代的过程中出了一点力，但既难以建立新理论，也难以坚持这个时代，因此，在悼念厉老师的时候，我同样感受到内疚。现在，不但厉以宁时代结束了，“西学为体”的时代也结束了，我们面对着中国经济学的新时代，一个高涨的民族主义侵蚀了经济学的新时代。在这个时候，作为厉老师当年的学生，我在悼念他的时候，更希望把以他命名的时代具体化，更愿意回顾他二十多年坐冷板凳的坚忍不拔精神，他观察时局的敏锐眼光和他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厉以宁老师千古！

“夜话”2023年第3期，2023年5月2日

国庆长假期间，我回到第二故乡――当年插队的农村。阔别农村已经 23 年，离开上一次的访问也 3 年了。年轻时同滚一个草铺、共在一田插秧的农民朋友，熟知我当年大豌喝酒的“劣迹”，如今虽然蓝边豌升格为高脚杯，但车轮大战摆开，一餐之饮， 却也超过了我平素三、五年所喝的酒精。谈到如今粮食的高产量，不禁欣然；说到若干熟人的生活甚至今不如昔，又感愀然；提到一起挑粪抢墒插秧割麦挖河砍柴玩笑逗乐的当年二十岁左右的朋友们，有四位已经不在人世，更觉惨然。好在现在世道开明，谈锋所及，再无顾忌，况且大家皆在半百前后，尽管无夫子之德，不敢说略知天命，但做官发财子孝孙众等等万千百种想法，虽不能说全无，却也淡薄：因此都能畅怀，且至尽兴。

酒足之后，我走出房门。一阵凉风过来，顿时吹散了我的酒意。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浓重的夜色之中：面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暗黑夜色，不远处的村庄只能凭借感觉知道它的存在，而再也无法分辨出它的影迹。远处高高低低的山群，完全被墨黑墨黑的夜色笼住。仲秋的夜中，一切都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抬眼处，才呈现弧形的初月，此时却早早地升上了天空。暗重的夜色，把围着弯弯月牙的两条美丽弧线，清晰地映射在暗蓝色的天穹上。刚刚收完杂交稻而袒露在月光下的田野散发开来的泥土味，和快成熟的晚稻分泌出来的秋香味混合在一起，在这朦朦胧胧的暗色之中，好像又团成一种淡淡的气体，氤氲然地弥漫在被新月的柔弱光线安抚着的广袤土地上。

好一个安静、温馨、平和的世界，我不禁感到了醉意。

好像又回到年轻时的某个秋实季节。白天在大田里平田砍垡做底肥种麦子，晚上到打谷场拉起灯来给稻子脱粒。电动机在暗淡的灯光下沉重地哼着。丰收的年头，稻粒欢快地从脱粒机的转盘上跳开，再在木锨的指挥下聚成一垛垛金黄色的粮堆；灾荒的季节，懒懒散散汇拢在一起的稻粒，把本来暗淡的灯光映得更加阴涩。而不管风调雨顺还是旱涝洪蝗，土地在慷慨地献出水和营养的同时，也慷慨地送给稻子许多灰土。站在脱粒机旁几分钟以后，鼻孔就塞满了灰尘，吐出的痰都是黑的。秋天的夜，脱粒结束，下塘里洗澡已经太冷，于是就朝脸上扑几下塘水，然后挟床被子，和三两个同是年轻人的农民睡在稻堆旁。天上也是这样清晰柔和的月亮，四周也是浓重静谧的夜色，想搞清月亮身旁究竟有没有相伴的星星，眼皮却早已合在一处，更来不及思索是早霜在打湿着被子，还是晚露在滋润着面孔。

又一阵凉风吹来，把我从记忆中拉回。但我已经清醒，已经明白，在这块土地上， 在这片月光下，曾经有过自己真实的生活。我的青春在这里度过，而青春据说又是人生命中最艳丽的一页。

是的，青春是艳丽的。这首先因为青年人无忧无虑。无忧无虑使他们能够信奉真实和善良、追求美好和崇高，而健壮的体魄又使他们能够承受甚至是残酷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不过，青年人又是肤浅的：信奉来自书本，追求出于激情。但书本抵不上社会现实，激情拗不过平常生活。所以，艳丽的底色又是苍白的。如果他们不能把肤浅变为深刻，在他们跨入有忧有虑的成人阶段以后，他们就可能把自己青春时代的信奉和追求，看成一场浅薄的虚幻，而把那在尘世表面的沉浮视为生活的真实内容，把覆盖在泥土之上的柏油层，和耀眼灯光照亮了的半空，当作自己所立的地和所顶的天。

23 年前，我不期然地从宁静平和的乡村回到光怪陆离的城市，后来又忝列教师之 伍。在喧闹的环境内，在成就的竞争中，在物欲的诱惑下，在感情的纷乱里，在理性的逻辑上，既不能免于年轻时留下的肤浅，又平添了成年人特定的忧虑，应酬往来更使我陷入飘渺的幻觉。然而，站到年轻时信奉过的实在的土地上和追求过的纯洁的月光下，似乎忧虑之感顿无，惭愧之心忽生。生活的真实原来在这里，土地的真、人间的善、月亮的美，原来在这里，在几乎被我遗忘的乡村的大自然里。

“我还会到这里来的”，我对站在身边的朋友说。

注：本文曾载于《上海财经大学报》第289期第4版，2000 年 10 月30日。

“夜话”2023年第2期，2023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