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术水平，中国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
《中国青年报》上月18日发表题为“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的文章，开首第一句引用一位研究员的话“我没有量化的数据，但我对自己的学生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便把题目从疑问句“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变成了肯定句“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至少就我工作的经济学领域来说，按照学术水平衡量，不是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而是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当今中国博士生的学术水平远远胜于5年前的博士生，更远远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博士生。
中国的博士生教育制度始于1978年，要给博士生分代的话，最简单的分法可以分三代，就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的三代博士生。这三代博士生学术水平孰高孰低明明白白：本世纪博士生水平高于上世纪博士生，上世纪90年代博士生又高于上世纪80年代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最近几年的博士生更胜于前几年的博士生。就我自己以往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经历说，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的依据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博士生入学考试参考书。将近十年前我接手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的经济学试卷出题工作。在这之前，那里使用的考试参考书是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的《经济学》初级读本，外国大学一年级的教科书。今天，上海主要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至少达到了国外大学高年级教科书水平，部分学校甚至使用了国外大学研究生的教科书。
2. 博士生入学考试试题。十年前，在博士生入学的专业试卷上常常出现比如“你为什么要读博士”、“你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看法”之类题目。众所周知，这类题目最适合官、商或其秘书，也最适合考官随意评分。我接手出题工作后，立即公布三个出题原则，a）不出议论题，b）不出联系实际题，3）不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题目，而改为题意清晰、逻辑严格、正误明确的知识测试题目。如今，那些“你为什么要读博士”的题目也许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上海主要大学应当已经接受了我当初提倡的原则。根据这样的原则，官商考试并得高分的情形很难出现，而认真学习的人在考试中胜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当然，那些不根据考分而录取的状况另当别论）。
3. 博士生课程。中国博士生教育有课程阶段和论文撰写阶段之分。十年前，上海可能没有什么严格的博士生课程可言。学生到导师家里汇报汇报自己读的书即可，而导师要学生读的书大都属于外国大学生初级阶段的书籍甚至不入流的书籍。记得我第一次用课堂给博士生开课，用的教材是《Microeconomics of banking》（银行微观经济学），通知给博士生。他们都非常奇怪，怎么要上课甚至还要考试，到导师家汇报一下还不行了；而且竟然用那么难的教材。确实，当时没有一位博士生能够读懂那本书。可是，今天上海主要大学都正式给博士生开课，用的教材往往也达到了国外各大学高年级甚至研究生的正式教材。
4. 在职博士生比重。十年前，博士生中在职者非常普遍，从有权（官员）有钱（经理）者到本校与外校的教师甚至教授。他们不但入学常常有各种优惠，毕业亦有许多优惠。但今天，至少在上海主要大学，博士生中普通学生的比重非常高。普通学生入学和毕业都没有任何优惠，自然得努力才行。记得当年改变博士生入学考试出题时，由于新出题原则对在职者读博不利，一些博导提出异议，用比如在职者读博不用学校忧虑其就业问题等理由。我很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各级领导和许多同事师对我的支持。目前，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官商在职读博现象在这里已经不复存在。（当然，许多学校现在搞的类似MBA的DBA即工商管理博士另作别论）
5. 博士论文。十年前，博士生论文质量之差，可以说就平均水平而言，博士毕业生不知道什么是学术，以为写篇议论文便够了。至于高比重的在职者请别人写论文的事情就更等而下之了。但今天在上海主要大学，即使一个博士生剽窃，他至少也知道什么是学术论文了。剽窃是因为他写不出学术论文。可是写出十年前那种议论文对他依然毫无问题。十年前，他不用剽窃就可以轻松地拿到博士文凭；现在他即使剽窃也得去读点有水平的文章，至少这一点就表明，现在的博士生在学术水平上远远超过了上一代或者上几代。前几个月我对复旦大学一篇博士论文投了反对票，理由是一般议论而未深入。那位博士生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可十年前的博士生写出那样的论文还以为自己学术水平如何高呢。就我本人指导的博士生来说，他们在七、八年前撰写的博士论文放到今天我不会让其答辩，而他们在前两三年通过的博士论文我相信即使放到欧美国家的大学也能够顺利通过。
6. 发表文章。从中国主要学术杂志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博士生一代胜过一代。十年前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面向的是党政企业干部，今天的文章面向的是学者。十年前中国根本没有如今这种面向学者的学术杂志，那时和今天都被奉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在那时几乎谈不上“学术”。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中很多是博士生或者毕业不久的博士。就凭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想像中国博士生学术水平的进步。
当然，我这里谈的是我个人的经历和我多少了解的北京、上海主要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博士生情况，因此我明确认为在学术水平上中国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试想那些仅仅具备外国大学一年级经济学知识的上几代博士生，那些入学时考“为什么要读博士”的博士生，有什么资格和现在具有外国大学高年级甚至研究生经济学知识的博士生比学术水平？那些满是空洞肤浅议论的上几代博士生的“论文”如何与现在逻辑论证明确的论文比学术水平？就是官、商，今天拿博士头衔也比十年前难多了，不信你去找那些拿到和尚未拿到博士头衔的书记、局长、董事长聊聊：而难便意味着博士生水平的提高。
当然，我应当补充两点。第一，我所经历的中国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的现象，并不代表中国博士生在整体上已经很接近国际水平，但它应当能够表明中国现在的博士生比前几代博士生更接近国际水平。第二，上海、北京博士生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低水平状况也许正在中国二线三线地区的大学开演，而那些地区之辽阔、博士点和博士生增加之迅速，完全可能让上海、北京博士生水平的提高相形失色，让全国博士生平均水平下降，而我是以偏概全了。不过，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上几代博士生低水平状况重演。中国博士生教育和本科教育一样，进难出易。上几代博士生水平太低的重要原因是进入难度太低，入学考试太简单。因此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提高进入难度的建议：
各学校在博士生入学考试开始后立即在教育部确定的网址上公开考题。
这个方法容易实行，不需要成本。出题的博导们没有反对理由。一个专业领域可以出的考题太多了。如果一个博导出了三年题目就无题可出了，那他也不配当博导。同时各学校招收博士生的入学考试题目多少能够代表那个学校博士生的知识底线，博士生水平容易评价。其实，公开考题是我当年在上海财大接手经济学试卷出题工作后做的第二件事情（我出的考题见http://www.hujingbei.net/list.aspx?cid=16），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前面提及的改变出题原则。考题公开，无水平和低水平的题目将难以出现，知识性强的题目便会增加；再无漏题和虚评高分的腐败现象，官、商便会知难而退，有意于增进知识的人（包括在职者）便容易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中国博士生水平的提高便有了基础。
“夜话”2009年第15期，2009年8月12日
经济发展文论2009年第2期 饶晓辉: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与参数异质性
改变农民工状况需要废除现行户口制度—-对马丽农民工调查的评论
这次季风书店读书会请马丽同学介绍她最近做的农民工调查。我非常钦佩马丽同学，能够深入到农民工的住处、工地、学校，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状况，做了100多次访问交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她能够正视贫穷，走近贫穷。在西方大学，如果一门课程谈的是发展中国家，教师、学生都会讨论贫穷问题，年轻人的社会主义倾向很浓，什么事情都为穷人考虑。但在我们的大学里，许多人惧怕贫穷。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时曾建议研究生到乡村看看，住两天，但没有实现。在我们的课堂很少谈到贫穷。我们许多人谈到贫穷，会觉得自己就很穷，而不愿意走近更穷的人，不愿意正视贫穷，或者说惧怕贫穷。走近贫穷。我们在这点上做得不够。马丽做到了。她和我们不愿意接近的穷人交谈，她去我们嫌弃的棚屋，那些充满臭味的小农民工集聚的小街道，了解了农民工的真实情形。
我能够体会到农民工的情况。当年我自己从乡下回到城市，干的就是现在农民工的活。我被分配到环卫所扫马路。现在肯定是农民工在扫，我们这样的城市人人在管农民工。我们和他们的工资也许会相差五倍。这里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工不享受正常的工人的权利。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参与市场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
马丽用她的案例，她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向我们展示了农民工的贫穷和困境。马丽同时告诉我们，造成农民工的贫穷和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户口制度让他们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由于她访问的农民工都来自外地，没有上海户口，所以他们在上海只能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他们的孩子没有权利入上海的学校，他们自己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受到各种限制和歧视。而这种权利的差别就是通过户口制度确定下来的。我认为中国的户口制度不是户口登记制度，而是社会等级制度。历史上中国劳动力都是自由流动、迁移的。自由走，自由定居，几千来都是这样的。但偏偏在毛泽东政府时期建立了这个制度，把中国人分成两个等级的制度。我很高兴地听说胡锦涛跟网友谈话时提到何时废除它的。我觉得户口制度是非人道的。其次，它和比如太监、裹小脚制度类似，并不是人类共性的制度。人类开始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以后，也只有中国、朝鲜以及另一个非洲国家实行了户口等级制度。所有其他成功走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户籍制度。但它们的户籍制度只是一个户口登记问题，一个人只要有住处，无论住在自有房屋还是租赁房屋中，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在现住地登记户口。这是一种登记制度，而非审批制度。
所以，要改变农民工的处境，便需要废除现行户籍制度。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可能不是农民工自己能够意识到的。许多农民工没有意识到这里的不平等。对他们来说，能够进城已经很好。确实，和毛泽东政府时期相比，他们的境遇已经好很多，已经能够进城找工作了。许多农民、农民工不知道毛政府时期搞的户口制度是不对的，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户口制度依然也不对，不知道自己本来就应该有进城的平等权利。在马丽的调查中，一些上海人也不知道户口制度本身就是错的，不知道农民工和他们应当是平等的。
我很高兴地听说最近胡锦涛跟网友谈话时提到何时废除户口制度。这里的关键是废除毛时期建立并一直沿袭至今户口审批制度本身，而不是用各种方法绕过它。现在和毛时期不同，户口制度有了松动。满足这样那样的条件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如果不满足那些条件，很多人还会去买户口，大家用各种方式试图改变这个户口，成为上海人、北京人。我们不去想这个户口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采取相反的方式推崇户口。大家越来越推崇，户口越来越贵，越来越多人买。如果反过来，明确户口制度要废除，而且有个确定的时间表，几年内废除，户口的含金量就会大大下降。如果农民工能够在上海享受同样的权利，许多问题就能解决。农民工问题说到底是一是权利问题，二是贫穷问题。 面对他们遭遇的不公正待遇，面对他们的贫困现象，我们如何作为？居住在上海，看到上海城市很漂亮，我感到很骄傲，但同时也感到很羞愧。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规律，如果一个国家的首都越漂亮，这个国家的农村就越贫困，因为平均收入就那么多。所以当我们为上海骄傲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感到羞愧，因为我们上海人欠农民工很多，欠农民很多。
(上海季风书店2008年6月21日举办读书会，由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生马丽报告她的农民工调查，我应邀做了评论。最近在网址
http://cid-e9564fafd00a3598.spaces.live.com/blog/cns!E9564FAFD00A3598!1068.entry 上发现我的评论记录。在征得读书会组织者同意后，根据该记录加以整理成本篇夜话。）
“夜话”2009年第14期，2009年7月21日
经济发展文论2009年第1期 胡景北:中国乡城移民的宏观经济学
非学术标准：在我这里行不通
一位自称是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客人今天到我办公室，拿出一份据说是某个单位接收某位研究生就业的证明，要求我通过那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让他毕业，其理由是做教师的应当给研究生毕业，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就业难，研究生找到了工作，做教师的就应当通过他们的论文，让他们毕业、就业；而且这还是党和政府的政策。
我的回答很简单。即使那是党和政府的政策，那也是错误的政策。对我来说，学术第一；研究生论文合格的理由是学术标准，其他任何理由都免谈。而且，对我来说，一个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人如果不能坚持这一点，如果只是跟着政策走，他/她根本不具备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素质。是的，政策多变，但教育理念永远不会变。一个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人所应当具备的素质是根据教育理念去制定、检查、修改教育政策和反对或者至少“怠工”执行不符合教育理念的政策。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听到许许多多“要求”或者“请求”教师让研究生论文过关的理由，最近遇到的就有论文太仓促、别人已有好评、女研究生准备生育等理由。但最常见的理由是户口和工作。上海户口、工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论文通过就行了；如果不通过，户口、工作就都没了。我没有亲自听到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比如前两天听说北京一位研究生以自杀为理由，让教师通过了他的论文。正如上午那位客人对我说的，“教师要有人性”，我们教师要做的，似乎就是让研究生论文通过，毕业。
然而，我依然是那句老话：论文合格才行，论文合格就行，别的理由免谈。近几年中我的研究生中有人放弃了论文写作，有人推迟毕业。我否定了我参与评审的许多论文。有人找到我声泪俱下；有人对我义愤填膺，只是他们在我面前都没有争辩他们的论文合格。是的，教师要有人性。但一个人的人性要表现在他的正直上。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那不是人性，而是群体动物恐惧而从众的兽性。
正直就是坚持标准。学术有学术标准，虽历千年而不变，再历万年亦不会变。某泽某政府那么专制，自称开创了新时代，把学术变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学者变为官员的附庸。曾几何时，那个时代过去了，学术还是千年以来的标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字还是无法因为有权有势就变为学术。后来某小某执政以后，“政治挂帅”让位于“经济挂帅”，不但官员把学者继续当成附庸，大大小小有点钱财有点关系的人也学得了官员一套：只要自己需要，学术就得让步。从政府官员嘴里的稳定和谐口号，到学生家长举出的特殊情况；从导师的面子，到学校的声誉，每一条让论文过关的理由都以为自己比学术标准更重要。而其实，所有这些理由加起来在学术标准这条唯一理由面前依然苍白无力。
坚持学术标准当然意味着一些研究生不能按时毕业或者不能毕业，一些研究生不能实现自己户口、就业或者其他设想，一句话，一些研究生成为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失败者。这本来是正常现象。英语中有个专门词“ABD”，allbut dissertation, 指的就是那些完成了全部课程但论文不成功的研究生。一个人考大学会失败，一个人办企业会失败，为什么一个人写论文就不会失败呢？我们同情失败者、帮助失败者，但不能放弃学术标准去迁就失败者。这个世界的人是多样的。就像很多人不适合办企业、很多人不适合炒股票、很多人不适合演电影一样，很多人也不适合写论文。而不适合写论文的人也许擅长办企业、炒股票、演电影，所以，写研究生论文失败的人在别的方面完全可能是成功人士。一个人人生的成功和失败与他写研究生论文的成功和失败是两回事。如果一个研究生的家长、他的政府、他的学校、他的导师真的把研究生学习的成败看作人生的成败，那很简单，要求研究生把学术标准放在第一位，研究生论文的成功就充满了希望。如果指望用其他理由来保证他的论文成功，那也很简单：在我这里行不通。
“夜话”2009年第13期，2009年6月25日
（注：2020年9月发布于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时稍有修改。）
用八股方式写出合格的硕士论文
最近有好些同学与朋友和我谈到写硕士论文的问题。就我所工作的经济学管理学领域而言，我认为硕士生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目标至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目标是写出一篇合格论文以按时取得学位。第二类目标是写出自己想写的文字。就第一类目标的硕士生来说，我对他的建议就是写八股文。
世间都把八股文视为贬义词，其实八股文是基本本领。一个人可以不会潇潇洒洒尽心而作，可不能不会规规矩矩写文案。这文案规矩就是八股文。各种行业的写作都有八股文。政府机关公文、企业内部报告、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和律师事务所的办案文本都有八股文的一套。硕士论文也如此。
硕士论文的八股大体少不了几个部分。如果拼凑为八的话，可以分以下八部分：
1. 破题，就是点明你的题目，你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
2. 结构说明，指出你的全文结构。
3. 前人观点，简明扼要地介绍前人在你这个题目上的观点
4. 资料介绍
5. 资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6. 资料的数理统计分析
7. 对结果的解释
8. 总结
这里的主要部分是第1、3、4、5、6、7项。具体工作是第4、5、6项，关键是第一项破题和获得资料。找到一个好题目，再有资料尤其数据可用，论文就成功。不要说一个学期，集中精力，两个星期就能写好论文了。
这样一篇论文的价值在哪里呢？对科学来讲，它的价值是揭示事实，告诉世人某个事实是怎样的。对硕士生来讲，它的价值是训练自己揭示事实的本领。揭示事实并不容易，因为像太阳东升西落这样需要从科学上确定的事实在经济和管理领域数不胜数。揭示事实当然需要理论。但打算按时完成一篇合格论文的硕士生需要做的不是建立和扩展理论，而是根据现有理论“规规矩矩地”揭示某时某地的某个事实。
硕士论文的关键是破题。如何破题呢？世界上题目很多很多。最适合于写作合格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有着清楚逻辑关系的题目，也就是“如果有A，B将会如何”的题目。A很明确，B很明确，但A、B的关系并不明确，或者在你所关心的时间、地点上并不明确。你找到了这样的题目，如果再有A和B的资料，论文就写成了。这样的题目除了明确，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管你的资料显示出A、B的关系如何，你都可以解释，因为经济学管理学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原理或命题。你得出的A、B关系即使不符合常识或者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你都可以解释。而且，由于你的论文工作主要体现在4、5、6项，也就是揭示“事实”上，你的解释即使比较弱，也不影响你论文的合格。
“如果有A，B将会如何”题目很多很多。例如多发货币，股市会如何；多兼并，经济效益会如何。这些题目所需要的资料往往就在网络上。还有一些题目的资料可以通过调查问卷获得，例如年轻男性职工多，跳槽现象是不是也多的问题，你调查100位大学毕业的男女白领，就可以写成论文。
在近年的经历中，我读到一些不合格的硕士论文。它们共同的缺点大体是：
1）看不出论文中作者自己的工作，因为论文中所有重要内容都让人似曾相识。有时硕士生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在论文内不集中，很难辨认。那些作者经常会争论这段是自己的，那个观点是自己的。争论其实没有意义。当别人能够一眼看出你做的工作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出现。
2）不知道论文要说的是什么。一篇合格论文的第一条标准是有中心思想，用一两句话就能表述清楚的中心思想。从小学作文起，老师就强调中心思想。写一篇文章，你想告诉别人的事实或者想法是什么。如果别人不能明白你要说的东西，你的论文就很难合格。
3）空话。硕士论文是学术性作品。政府工作报告、单位总结报告、领导发言、新闻评论、大众读物之类文字无论多么权威、多么畅销，当硕士论文提交却都不合格。宣传鼓动文件、教育劝告文章也都上不了硕士论文档次。此外，以建立、改进、完善一个制度的设想为重要内容的文章，也够不上论文。
举一个例子，许多经济学管理学硕士论文都谈到投资者保护，洋洋洒洒一大段，可空洞无物。有个故事说的是猫正在吃主人为自家准备的鱼，厨师看见了赶紧劝告，可猫继续吃，直到把鱼吃完。我每次读论文中那些投资者保护文字，都看到了那位厨师的影子。就撰写硕士论文来说，问题根本不是应当保护，而是如何保护投资者。在如何保护上，论文要告诉世人不是比如银行与上市公司应当多公开信息，而是还有哪些信息银行与上市公司应当公开给投资者。对类似论文的作者我多次说过：你需要银行和上市公司公开什么信息呢？如果你说不出需要什么信息，那你说它们应当多公开信息就是废话；如果你能够说出，你的论文就深入了，一篇合格论文就成功了一半。而前面所提到的八股，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一篇论文陷入不知作者自己的文字在何处、不知作者所云和空话连篇的弊病。
“夜话”2009年第12期，2009年6月18日
为罗京送行
中央电视台的“国脸”罗京去世了。
仅仅48岁，他就因为疾病离开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持人的位置，离开了中国，离开了我们。
哀悼罗京，为罗京送行，那么年轻，那么英俊，那么沉稳的男中音。
我很少看电视，更少看新闻联播，但仍然在电视上见过许多次罗京，貌相加声音，我喜欢罗京。
哀悼罗京，为罗京送行。
同时，我也为罗京欣慰，不再受病魔的折磨了。
生龙活虎的人生应当属于像罗京那样的男子汉。如果不能生龙活虎地活着，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我还为罗京欣慰，不再受假话的折磨了。
罗京是不幸的。如果他今年仅仅28岁，他没有机会了解20年前首都新闻工作者高举着“不要逼我造谣”和“我们愧对人民”标语的游行，他甚至根本没有机会知道中国发生过那些事情，因此，他的字正词圆，他的一脸正气，本来可以是他真实心声的反映。然而，他是如此地不幸，20年前他就28岁了，他就是首都新闻工作者了。他看到了那一切，他听到了那一切，因此他不能不知道“逼我造谣”和“愧对人民”的含义，不能不知道真话和假话的区别，他的一脸正气也就脱离了他的真实心声。
有人评论说罗京过早患病与去世和他的工作压力有关：每念错一个字罚款200元，累计念错3个字就得进学习班。罗京是不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念错过字，念错过多少字，只有央视内部人知道。但我猜想罗京是重视职业规范的人，知道不念错字是播音员的基本职责，他对罚款的压力一定是淡然的。可是，他对说假话的压力却无法淡然。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需要工作位置，他需要养活自己和家人，他需要屈服，他需要先进，他需要字正词圆、一脸正气地对十三亿人说假话。对此，无论我们是否责怪他，他都不可能不责怪自己，他的良心都不可能安宁，因为他知道20年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他重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范，因为他明白新闻的生命是真实，而非党性。
哀悼罗京，为罗京送行。愿罗京在天上获得宽恕和安宁。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尤其是新闻工作者少受病魔的折磨，更少受不能不说假话的良心折磨，因为后者对新闻工作者身体的摧残胜于前者。
“夜话”2009年第11期，2009年6月11日
“无”言
“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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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9年第10期，2009年6月4日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
2008年5月7日下午，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席胡景北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大教室发表了题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的演讲。以下是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是当前的热点问题。2007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8%，其中四个百分点是由食品价格12.3%的上涨所拉动的。从1994-2006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食品价格、粮食价格有很强的相关性。那么，如何理解食品与粮食的价格波动？食品与粮食价格的波动牵扯到农业和非农部门的生产和需求关系。而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劳动力转移是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配置对两部门的生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以中国和类似中国的经济体系为背景，我们需要关注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机制。
我试图用非农部门新增就业与新增总就业的数量关系，来部分地指示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转移状况。假设非农部门所有的劳动力都来自农业部门，且城镇部门不存在就业问题，则从农业部门转入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数目也就等于非农劳动与总劳动的增量差。我定义h为非农劳动与总劳动的增量差占总劳动的比重，并用其表示劳动力的转移情况。h这个指标十分重要，因为在资本、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业工资提高的条件是农业转出劳动力大于新增劳动力，即h>0。从1953年到2006年，h总的变化趋势是从负数变为正数，而在1994年到2006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到粮食价格与劳动力转移有很大的相关性。我的研究目的不是做计量检验，而是通过理论模型建立粮食价格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逻辑联系，从一般意义上考察发展中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的某个时点上出现价格波动和市场均衡的机制。
下面介绍模型的基本设定。沿用我1994年提出的自耕农模型。经济中有农业和现代产业两个部门。两个部门都具有以劳动和资本为生产要素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经济中的总资本、总劳动给定，劳动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而资本不可以自由流动。假设农业部门的实物工资w1由农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Y1/L1决定，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出而上升；现代部门的工资w2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dY2/dL2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农业部门的实物工资由平均劳动生产率决定。这样的设定既不同于一般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工资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也不同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农业部门工资由“制度工资”决定）。我的理由是：假设农民都是“自耕农”，土地由农民自己拥有，且农民不能通过出租或转让土地获得收益。在这样的假设下，劳动力的转移会对工资的变化造成直接的影响。同时，即使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有较大的差距，由于工资的形成机制不同，也可以构成劳动市场的均衡。
劳动市场均衡的条件是：两部门以现代产业的产出所衡量的工资相等：pw1=w2。显然，农业部门产品相对于现代部门产品相对价格p的上升，会影响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配置。如果p上升，则以现代产业产出衡量的农业平均生产率上升，从而促使劳动力从现代部门流向农业部门。
接下来引入对农产品的需求。我们把它定义为Y1=cY。其中c为恩格尔系数，假设其为外生变量，在0和1之间，并不随收入变化。通过引入对农产品的需求，可以得到农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cY(p)=pf1(K1 $ L1)。根据瓦尔拉斯法则可知，只要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同时成立，则整个经济处于一般均衡。我的研究在数学上证明了这个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与唯一性。
考虑长期中资本积累对均衡的影响。当两个部门的资本都增加之后，它们的生产函数都会上扬，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就必须相应调整，以达到新的均衡。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实物生产函数的上扬和农产品需求函数的升高保持同步，价格水平就可能保持稳定。我们把这种发展定义为“均衡发展”。长期经济发展便可能表现为收入不断提高、资本不断扩大、工资不断上升、价格持续稳定的过程。由于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幅度低于总收入提高幅度，农业生产函数的上扬幅度也将低于总收入提高幅度，更低于现代产业生产函数上扬幅度，所以，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投资将主要表现在现代产业。在现代产业内的更多资本投资将提高现代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使现代产业工资高于农业工资，从而吸引农业劳动力向现代产业转移。而资本在农业的投资，又会上扬农业实物生产函数，使社会需求的农产品的生产能够为更少的劳动力所完成。所以，长期经济发展又同时表现为农业劳动力不断向现代产业的转移过程。
下面考虑短期内产品和劳动市场的波动。假定一个外部冲击提高了农产品需求，使农产品供不应求。若价格不变，农产品市场将通过要求供给增加来实现供求平衡。它体现为劳动市场的迅速调整，——一部分劳动力从现代部门返回农业部门，以便生产出适应需求的农产品。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劳动市场不调整，则产品市场的价格就会提高到使供求平衡的新水平。
可以看到，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可能是产品市场的均衡点，因为在这两个均衡点上，两部门工资不等，劳动市场不均衡，劳动力还会在部门间流动。而只要劳动力还在流动，农产品产量和总收入就会变化，因此产品供求和价格也会进一步变化。所以，农产品供求波动将造成劳动市场波动，后者将继而引发产品市场新的波动。如果农产品需求增加，在重新达到均衡前，农产品相对价格和农业部门劳动力会同时增加，直到实现新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共同均衡。然而，均衡的重新实现是需要时间的，故能够观察到相对价格和劳动转移在短期内的波动。
现实中，如果短期内存在不完全竞争状况或不能瞬时调整的状况，则短期波动可能更加剧烈。例如，如果企业因按照合同生产而不能在短期内随意减少工人，则相对价格的波动会更加剧烈。再如，由于中国农业工资长期大大低于现代部门工资，一方面，更多的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到现代部门；另一方面，农产量不能迅速适应需求变化，农产品价格继续上升。如果这种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和劳动转入现代部门并存的情况一直持续，使现代部门不再能承受工资的上升，则会出现发生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可能性。
注：这是2008年5月7日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报告的记录稿。我感谢记录稿的作者。该记录稿在发表前未让我过目。我在前两天偶然发现了它。转载时我没有做任何改动。文中的h与上篇夜话中使用的农劳比重差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使用。
本记录稿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http://www.cenet.org.cn)。网址：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31912；发布日期：2008/6/19 10:01:52；来源：[ccer]；题目：胡景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
“夜话”2009年第9期，2009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