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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

 

最近，许多人对农民工工资上升表示强烈的忧虑和批评。一些外国投资企业离开了中国，一些中国企业倒闭了，原因是农民工工资上升。物价提高了，原因也是农民工工资上升，国家统计局局长甚至提出“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www.gov.cn/jrzg/2008-03/22/content_926276.htm）。一时间，农民工工资上升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中国经济问题的原因。

做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经济学者，我的观点刚好相反：我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我相信他们工资的上升才揭示了中国经济的光明。

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是因为中国最近几年来农民工工资的上升，是农民工和企业自由竞争的结果。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农民工工资上升是不是值得欢迎，首先看上升的原因。如果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原因，是农民工用非法手段（例如暴力威胁）逼迫企业主或者管理层造成的，他们工资上升就不值得欢迎；如果是农民工集体罢工强迫企业主造成的，他们工资上升是否值得欢迎，先需要做番调查再说。可第一农民工没有应用非法手段（倒是不少企业应用非法手段减少他们的工资），第二他们也没有集体罢工：他们连组织罢工的工会也不许可成立。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主和管理层“良心”发现。可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后者不会叫苦连天，农民工工资上升亦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既然企业主不情愿给农民工加工资，既然农民工既不用非法手段也不能罢工，为什么他们的工资会上升呢？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市场自由竞争，是农民工用脚投票。你这个企业工资低，我农民工就走人。“三条腿的驴子难寻，两条腿的人好找”，你企业去找吧。企业能够找到人，工资就不必上升；企业找不到人，你就得升工资吸引我去。这就是竞争。在这里，千百万农民工的自发行动，几百万企业的自发行动，每个人、每个企业的自主决定，造就了这些年来中国农民工工资的上升。这样的结果，自由主义者完全认同，经济学者也应当完全认同，因为经济学者所服膺的经济学，正是以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为前提的。

自由主义者欢迎农民工工资上升，也是因为农民工属于务工者中间的最低阶层，是社会最贫困的阶层。他们的工资上升了，他们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他们脱离了原先的经济地位，社会才可能富裕，封建专制才可能最终消除，人与人的自由平等才有保证。假如社会经济自由竞争带来的结果是低工资、高利润与高税收，自由主义者虽然能够认可，但不会欢迎它，更不会把它视为一个社会的长期正常现象。现在，自由竞争带来工资的上升，自由主义者就不但认可，而且欢迎。工资的上升同时彻底打破了专制主义者对自由主义、对建立在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市场经济的诬蔑。专制者最喜欢声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只对富人有好处。可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历史证明，让穷人有自由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即使在穷人还没有获得平等权利的时候，已经让穷人解脱了饥寒交迫的困境，让穷人收入上升了。如果中国奉行自由主义，人人权利平等，在每个人获得好处的同时，穷人将获得更大好处。

农民工工资上升，一些外资企业离开了，一些内资企业倒闭了。它们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他们不离开不倒闭，那就得搞计划经济，农民工得“做革命的螺丝钉”，不管工资高低，派你到哪个厂你就得到那个厂。如果不搞计划经济，那就得号召多生孩子，“孩子越多越革命”。这样，二十年后，离开的企业能回来，倒闭的企业能再建，因为“两条腿的人好找”了。等不及二十年，那就从非洲缅甸北朝鲜引进劳工。再等不及，就只好让企业组织抓人队，抓农民当奴工，劳动成本最低，外企不必离开，内企无需倒闭。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奴工，反对计划经济，在这里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引进劳工和多生孩子实际上也不能避免农民工工资上升。台湾引进那么多“菲佣”、美国引进那么多移民，没有哪个国家搞独生子女，它们那里粗工即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还不照样上升？工资上升，一些企业离开了，一些企业倒闭了，他们的经济还不照样发展？而且，昨天那些企业不离开台湾、美国，今天中国不会有经济繁荣；同样，今天一些企业不离开中国，更穷的国家不会有明天的繁荣。世界有穷国，世界就不会安宁，自由主义就不会完全战胜专制主义。

至于把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归因于农民工工资上升，更是找错了原因。如果政府不超发货币，工资上升的结果是利润下降，价格不需要提高，通货膨胀不可能出现。工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利润率相对于工资的下降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知道，近三十年来中国资本增加的速度远远高于劳动力增加的速度。按1978年价格计算，中国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的比率，1978年是1万元左右，现在是30万元左右，提高了三十倍。资本增加的比劳动力快，人均资本越来越多，劳动力就越来越稀缺，工资就越来越上升。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价格稳定也好，通货膨胀也好，都不能逃脱这个规律。如果工资上升，企业主就提高价格，那么通货膨胀不过是企业主和超发货币的政府使工资上升徒有虚名的办法。可劳动力稀缺这个基本事实，让通货膨胀办法最终既不能避免工资上升，又危害了政府和作为整体的企业界。企业主在工资上升时继续增加利润的唯一方式，是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减少浪费包括减少管理层浪费。企业主和政府及早认识到人人平等和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真谛，他们就能顺应农民工工资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才容易实现。

所以，自由主义者欢迎中国农民工工资的上升，希望企业主和政府顺应农民工工资上升的大势。

 

“夜话”2008年第6期，2008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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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份之交的断想

 

 

2008年3月一瞬间就过去了，今天已经是4月1号。

    三月是一个从冬天到春天的月份。尽管三月还发生过几次寒流，但温暖的步伐更为坚实、更为有力，并最终代替了寒冷。

    三月，是生命勃发的月份。软弱的麦苗，突然站直了腰杆；低矮的油菜，猛地窜高了身材；说不出名字的各色树木，一下子都显出了绿色：绿色的胞芽、绿色的细叶。雪白的樱花、粉红的桃花、鲜红的山茶花率先展现出自己的风采，争芳斗艳，吸引着饱受灰色冬天折磨的人。

    在我年轻时务农的地区，油菜花一定绽放了。金黄的菜花和碧绿的麦苗交相辉映，在那蔚蓝的天空和灿烂的阳光下……

    如果说三月份是自然界大放异彩的月份，那么，四月份就是人类勤劳耕耘的月份了。

    三月份，人还猫在家里，把上年留存的种子拿出来，挑捡出形状端正、色泽鲜明的种子仔细地放在一边；把上年用过的农具拿出来，镰刀、锄头、箩筐、扁担一一整理齐全。

    四月份，人就忙在地头了。俗话说“清明前后，种瓜种豆”。瓜有南瓜、黄瓜、菜瓜、丝瓜、冬瓜，豆有毛豆、四季豆、豇豆。由于小孩子会摘黄瓜吃，人一般不种黄瓜。菜瓜也能生吃，但菜瓜粗，小孩子不喜欢吃；结的又多，还能腌制到冬天没有菜的时候吃，所以菜瓜种的很多。除了瓜、豆外，人还种各种蔬菜。种的最多的算辣椒和茄子。种子下地后就得浇水施肥。这时候就希望下雨。四月份的雨细而不烈，正好湿润土地。如果不下雨，人就得从池塘挑水浇地。忙的时候，池塘边常常穿梭不绝。挑水的多是女人，因为女人负责家里的菜蔬种植。四月艳阳、挑水用力，女人们都一改冬天的棉衣，换上过年时用花布缝制的单衣，活泼轻松、年轻美丽，让男人突然发现身边的女人竟然如此青春阳光。

    在我年轻的时候，四月份最恼人的事情是没有干饭吃。不但没有干饭，连稀饭也越发稀了，端着饭碗常常能够看见自己的鼻梁。上年分得的粮食已经要吃完了。地里的麦子尚未灌浆，根本没有吃的可能。秋天种的青菜、菠菜，这时候茎杆挺立，即使无需留种，也是既少又难吃。刚刚种下的瓜、豆只是希望，离能吃的未来还很远。四月份要干活。不干活以后没有吃的；可干活就要吃，没有吃就没有劲干活。事情就是这么难，人就遇着这样的窘境。也许是上天安排吧。四月恰巧是青春的日子，尽管忍饥挨饿，可温暖的太阳、清新的空气让人的四肢解脱了束缚，获得了力气，瓜、豆、菜种下了，稻子、山芋育秧了，到处生机勃勃。接着，豌豆头和豌豆成了最早可吃的过冬作物。在我务农的地区，豌豆是作为绿肥种植的，政府只考核它的种植面积，不考核产量的，因此农民可以随便到地里摘豌豆头和后来的豌豆吃。那时候，农民常常捧着一大碗煮熟的豌豆荚在村里边吃边串门，吃完了随便在哪家再盛一碗。豌豆是过年后第一次让人吃饱肚子的东西，人的嘴唇往往都吃绿了。现在煮豌豆成了城市饭店的一道菜，小碟子上十几个豆荚，吃的人都很矜持，不会想到豌豆贫贱的时候。农民也把豌豆当零食吃了。如今政府不再强征“公”粮，过年后农民家里总有些存粮可以接到麦收。也许，青黄不接的四月永远过去了：春天开始平等地对待农民和城市人，农民再也不必忍饥挨饿地种植希望、等待未来了。

 

“夜话“2008年第5期，2008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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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一位网友最近给我来信，说“以前大家都是没日没夜的干活，比现在的人勤劳多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都是任劳任怨，干的热火朝天．但到头来的结果却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物质极度匮乏，想买什么没什么。再看看现在，现在的人哪有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的人．但是现在商店里的商店琳琅满目，大家都能吃饱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用一个市场经济就可以解释的吗？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非常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也经历过那段热火朝天干活、饿着肚皮睡觉的日子，因此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我的看法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自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自由意味着一个农民、一个企业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愿意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自由意味着一个人生产得多，自己得到的就多；自由意味着一个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就购买什么，愿意购买多少就购买多少。自由意味着每个人有自己的人格和主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正是这样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让中国人摆脱了辛辛苦苦却忍饥挨饿的窘境，让中国人丰衣足食。

回想三十年前，我自己就是农民。那时候，农民只能够在生产队干活。非农产业是还没有割完的“资本主义的尾巴”，谁敢设想自己跑到外地去打工？生产队150亩耕地应当种些什么，收获后每个农民应当分得多少，是由人民公社决定的。农民分配后剩下的粮食只能够卖给政府，粮价是政府规定的。在整个过程中，农民没有任何自由。如果生产队多分点给农民，那叫“私分”；如果农民忍饥挨饿挤出点粮食卖给别人，那叫“投机倒把”。这些都是犯法的（至于法律当然都是领导尤其领袖的言论）。由于粮食少，政府就动员农民多劳动，“为革命出大力流大汗”。那时候的劳动真是辛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包括“革命化的春节”，都要干活。不干活就是“怕苦怕累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公社、大队领导监督得也真紧，种麦子时墒沟挖多深，插秧时秧插多密，都得接受检查。哪个生产队先进，哪个生产队落后，学习、总结，和如今学校里的各种检查、评比不相上下。我务农那十年，化肥、农药开始用了。每个生产队分配多少化肥、农药，都是政府计划。天气也好。照说什么条件都具备，可粮食产量就是提不高，大家肚子就是吃不饱，常常需要聆听毛泽东号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常常需要提醒自己已经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了，在别的国家，别的时代可连稀饭都吃不上的。

是的，30年前，中国人有英明领袖，但没有个人，没有自由。我们以为自己根本不需要自由，因为自由了，每个人随心所欲，社会就动乱，经济就失衡，我们就会像别的国家民众那样连半饱都做不到。今天，尽管中国在许多方面还不自由，但中国毕竟远远离开了毛泽东的绝对专制。在经济领域，生产者、消费者毕竟有了广泛的自由。再也没有人来强制检查农民把麦地的沟挖得多深、稻田的秧插得多密。“私分”、“投机倒把”这类犯法行为随着粮食由农民自己决定留多少卖、和卖给什么人而成为不言自明的正当行为了。政府也不再规定城市人到哪个粮店买米，到哪个地方工作了。

三十年前，中国没有了英明领袖，中国人开始自由了。那时候，还是那么多土地、还是那么少资本，还是那些被领导监督着才干活的农民，在没有领导也就不再出大力流大汗以后，粮食却多了起来，中国人却开始天天吃干饭了。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看看农民我们就知道了。当一个农民有了自己，当一个农民可以为自己而决定生产多少粮食的时候，粮食就多了起来。这就是独立人格带来的经济结果，这就是自由的结果。三十年前，当英明领袖终于没有能够万寿无疆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多少中国人茫然失措，不知道自己幸福的半饱生活还能不能维持。今天，我清楚地认识到，正是没有了英明领袖，正是每个中国人成了独立的自己，正是自由，才让我们中国人摆脱了悲惨的半饱生活。

毫无疑问，资本投资、技术进步、教育普及、独生子女以及其他许多政策，都是最近三十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专制制度下，中国也有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和教育普及，中国也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和各种增产节约政策，中国甚至组织职工、学生无偿地帮助农民种植和收割粮食，更不用说还动员了几千万市民尤其毕业生移居农村，增加农业劳动力，可用尽千方百计，粮食还是生产不出来，民众还是吃不饱饭。相反，一旦把自由还给农民，在改革最初几年，中国没有增加农业投资，农民干脆连已有的脱粒机、脱粒机都不用了，靠古老的传统技术，粮食就多了起来，中国人就开始吃饱饭了，中国人从此离开了吃不饱的历史。

所以，自由，以及自由必然意味着的每个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每个中国人不再匍匐于君主、救星、政府、组织，才是最近三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人饿肚子生活的关键因素。

“夜话“2008年第4期，200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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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张图解释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

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提高很快。在上涨的物价中，农产品价格尤其猪肉价格的上涨又特别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工资在上升、农村收获和播种大忙时的季节性雇工工资也在上升。工资的上升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成本的提高，推动物价进一步上涨。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前中国物价和工资上涨造成的通货膨胀。解释这样的通货膨胀现象需要我们有一个严格的逻辑体系和理论框架。而我在经济学上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观点，为解释它们提供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用下面的工资－物价变化图，试图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解释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

 

每一位学过高中解析几何的人都可以理解我的工资－物价变化图。图中的pYA、qYI分别是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函数，它们表示，如果资本、土地、价格等各种条件不变，产值怎样随劳动力的增加而增长。横轴从左边看是从零开始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从右边看是从零开始的工业劳动力数量。工农业劳动力加起来是社会的总劳动力。如果工业劳动力是M1，农业劳动力是L1，图中L1上的垂直线和两个生产函数的交点在纵轴上就表示工农业的产值，它们加起来便是社会的总产值或者总收入。一部分总收入要用来购买农产品消费。它们形成了图中的农产品需求曲线。显然，在A点上，对农产品的需求，正好等于L1数量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数量，因此农产品供求平衡，农产品价格p和工业品价格q稳定。另一方面，左原点和A之间的直线于横轴的夹角a1，表示农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或者工资。右上方的夹角b1，表示工业部门内，M1数量的劳动力中最后增加的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产值，它相当于工业工资。这两个角同样大小，工业工资和农业工资便相等，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整个经济在稳定发展。

 

但是，如果由于什么原因，比如大规模的猪瘟导致猪肉产量下降但需求未变，或者收入增加导致对农产品需求提高可产量未变，农产品市场便出现供不应求状况，农产品价格p上涨。假如像图中箭头表示的那样，p上涨到p2，农业产值提高并和新的农产品需求相等。可此时，农产品市场并不能平衡，因为农产品产量没有提高，仅仅价格上涨了。人们用原有的收入只能买到更少的猪肉，不满情绪自然滋生。更重要的是工业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同时代表农业工资的夹角a变大了，农业工资现在高于工业工资。两者都要求工业部门提高工资，否则的话，一部分农民工就打算离开工业重归农业，因此劳动力市场变得供不应求。而如果劳动力一变化，原有的产量便会变化，农产品市场在价格上涨后形成的供求相等又被打破。因此A2点不是一个均衡点。

 

当然，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回归农业，经过一段时间后，农产品产量会提高，价格会有所下降，产品市场会重新实现供求平衡。同时，工业劳动力少了，工业生产函数上的切线更陡了，工业工资提高了，a和b两个角重新相等，劳动力市场也会实现供求平衡。可即使如此，经济仍然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波动，波动的结果，虽然经济重归平衡，但价格和工资都提高了。

 

可是，中国农民工集中的许多企业往往按订单生产，企业常常也有自己的生产计划，因此不能简单地让农民工离开。可如果不让他们离开，企业资方就得提高他们的工资，一要保证工资购买猪肉的购买力，二要适应农业收的提高入。虽然资方尽可能不把工资提高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但工资提高后，生产成本总是增加了，因此，企业会上涨工业品价格，造成新的一轮通货膨胀；同时资方也不得不减少利润并削减生产计划，因此，经济波动更加严重。

 

针对这样的经济波动，政府有一些有效的经济政策可实施。从长远看，政府最需要做的是促进农业投资。在工资－物价变化图中，农业生产函数的形状主要决定于农业投入的资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个大趋势，但农业劳动力的转出农业需要更多资本转入农业来补偿，农业产量才能够跟上对其需求的增长。它们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均衡。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核心就在这里。我希望，我绘出的这张图，能够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点。

附件：胡景北工资－物价图的数学证明（点击下载）

“夜话”2008年第3期，2008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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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1958年开始的大饥荒的目的

    一位“同济校友”最近给我留言，希望知道我为什么对1958年开始的饥荒“耿耿于怀”。我关注1958年开始的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我过去完全没有想到在毛泽东执政时期竟然会发生那么严重的饥荒。我年轻的时候，太多地接受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家，是全世界人民最伟大的导师，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之类的教育，报纸、广播（那时至少老百姓还没有电视）、学校老师天天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毛主席的话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因为毛主席比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1969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并环绕地球播放“东方红”，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欢欣鼓舞，因为全世界人民终于都能够听到毛泽东的颂歌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怎么可能设想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的中国会有饿死人的饥荒发生？怎么可能设想在他的领导下，老百姓不是最最幸福的？实际上，只要一个人那样设想，你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除了相信毛主席以及党报传达的毛泽东的思想外，根本不可能有其它的想法。所以，我今天完全能够体谅我的许多朋友干脆否定大饥荒这回事，因为对他们确实不可能设想，在那样一位伟人的领导下会出现那样的灾难。而我，本来还没有重视这个灾难，可许多朋友的否认，却让我警醒，让我感到了某种义务，让大家知道灾难真实情况的义务。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应当知道毛泽东造成的大饥荒了。那时，我们从城市初到农村，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教育，就是回忆旧社会的苦，体会新社会的甜。当时人民公社领导请贫下中农来做忆苦思甜报告。我所在生产队的一个老农开口就说1958年如何苦。他的话立即被打断，领导告诉他不准说1958年苦，否则就是反革命。我当时就对那个老农非常气愤，这个贫下中农觉悟怎么这么低。彭德怀、刘少奇之流用三年自然灾害诋毁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贫下中农受刘少奇的毒害也太深了。

    

    是的，我们可以说，尽管1958年开始的中国饥荒特别严重，但许多国家、许多时代都有饥荒。中国古代饥荒便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的饥荒也不少。比如那位“同济校友”说的1942年中国河南省旱灾，死了3百万人（我相信他写的“300百万人”是个笔误）。我们假设那时候河南省的灾区全都在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可那时候，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毕竟没有自认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他是否像中国古代许多皇帝那样，为那场严重饥荒下过“罪己诏”一类的自我批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一定程度上容许报纸对自己的批评，他承认有这样的大饥荒存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非洲诸国，毕竟没有出过“人民的大救星”、“句句话是真理”的伟大领袖，所以，那里有饥荒，领导者承认，大家也知道。

 

     我不知道那位“同济校友”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是否已经成年。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谈论1942年的饥荒，那么，另一个人也应该能够自由地谈论1958年开始的饥荒。令人奇怪的是，这里竟然存在着天壤之别：1942年的饥荒在当时和现在都能够自由谈论，1958年的饥荒当时却禁止谈论，现在也仅仅在网络上才能够谈论。这样奇怪的天壤之别不能不使人感到毛泽东执政的饥荒下饿死的人太悲惨了：当时就禁止谈论禁止纪念，现在依然禁止谈论禁止纪念。饥荒是我们民族的悲剧，禁止谈论禁止纪念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而且，我担心，只要它还禁止谈论禁止纪念，只要专制还活在部分同胞的心里，我们民族就不能避免再次发生类似1958年的饥荒和大量饿死人的危险，而那些在1958年以及随后几年饿死的人，是每日辛辛苦苦耕作、任劳任怨忍受的人，是对“伟大领袖”没有任何二心的人，是我们民族最底层也是最根本的人！！他们被饿死，比起啧有烦言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被迫害，更加揭示出我们民族的悲剧和专制的残酷。

 

因此，毛泽东执政时期的饥荒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就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需要有人追问，有人盯着那样。如果没有别人盯着，那就让我盯着吧。那位“同济校友”希望知道我盯着这场饥荒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很清楚，1、澄清大饥荒的事实；2、纪念大饥荒的死难者，3、追究大饥荒的执政者责任，4、吸取教训，并且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前面三点（建议在中学教科书里就专门说明大饥荒及其教训），以便永远地避免这样的饥荒在我们民族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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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同济校友”给我的留言

作者“同济校友

标题：

时间：2008-1-10 23:30:27

胡老师，你为什么对58年的饥荒如此耿耿于怀？1942年河南光旱灾就死300万人，那个年代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你盯着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参见：www.hujingbei.net的留言板相应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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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8年第2期，2008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