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北的个人网站

说 　明

　　本栏目列出了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的“经济学”科目的两份试卷。一份试卷用于2000年，一份试卷用于2002年。在2000年，上海财经大学只有少数博士招生专业需要考核“经济学”；而在2002，该校大部分博士招生专业必须考核“经济学”。估计2002年状况在最近的将来会延续下去。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入学“经济学”试卷的设计和出题，首先考虑的是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生的经济学教学状况。大约从2000年开始，朱保华先生负责起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大约与此同时，我受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的委托，开始负责博士生入学考试的“经济学”试卷设计和出题。在朱保华领导下，经过胡永刚、孙经纬、王根蓓、伍山林等教师的具体工作，上海财经大学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水准迅速提高，与国际一流大学水平的差距迅速缩小。因此，博士生入学考试的“经济学”试卷也迅速改观。当然，考虑到外校和早先毕业的同志的报考、考虑到各博士招生专业的不同要求，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试卷设计又和该校的硕士研究生教学有一些区别。此外，为了让各专业的导师有足够多的机会遴选学生，“经济学”试卷的判卷结果将保证70％的及格率。具体做法是如果第一次判卷结果达到或超过了70％的及格率（可惜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便维持原状；如果低于70％的及格率，则所有考生的分数按统一比例提高。

　　硕士研究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和博士入学的“经济学”科目试卷的设计工作直接为学生、考生服务。我们的服务质量既和我们的内在动力、也和学生、考生以及所有人外在压力有关。在这里，试卷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产品，其质量可以直接得到评判。由于外在压力是产品质量提高和稳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我欢迎对2002年“经济学”试卷的批评和改进的建议。

 　　　　　　　　　　　　　　　　　　　　　　　　　　　　　　　　　　　　　　胡景北　　　　　　　　　　　　　　　　　　　　　　　　　　　　　　　　　　200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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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经 济 学 试 题

（2000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1、假定陈某人一家住公房50平方米。房改后每月房租每平方米提高了4元，同时他家又从政府领到房改津贴共200元/月。

（1） 请做图并分析住房制度改革对陈某人的各种影响。

（2） 假定社会上很多人的情况与陈某人相似，还有一部分人所住的公房面积比陈某人更大或更小，请作图并分析住房改革制度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2、    （1）在制定市场的法规和制度时，是否应鼓励竞争？为什么？

（2） 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曲线图分析竞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3、（1）试分析为什么环境保护不能通过市场竞争来解决。

（2）试用微观经济学理论简要分析政府保护环境的几种政策措施。

4、作图并简要分析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1） 在短期中的各种效果

（2） 在长期中的各种效果

5、作图并简要分析在一资本高度流动、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对宏观经济的各种影响。

6、试简要分析宏观经济学理论目前在中国是否有用？

 （第3、第6二题各为16分，其余各题均为17分）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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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现象受关注实质何在

    刘社建

  
郎咸平教授自8月9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后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由此也引发了关于郎咸平及有关国有产权改革的大讨论。郎咸平现象之所以如此备受关注，其背后隐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深层次矛盾与问题逐渐凸现后的国有资产流失、公平与效率以及经济学者的责任等诸多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旧有矛盾与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逐渐深入，一些新矛盾与新问题逐渐显现。“三农”、就业、城乡差距、投资消费失衡、国有资产流失、收入分配差距等矛盾与问题将对未来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而且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各利益集团从改革中获得的收益逐渐分化，原来所有利益集团都能获得较大利益的状况不复存在，而是某些少数利益集团获得了更多收益。尤其是当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少数人手中时，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存在的社会不公。当有郎咸平教授这样的经济学者旗帜鲜明反对国有资产流失时，自然极易得到共鸣与拥护。
  
郎咸平教授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言论足以振聋发聩，国有资产流失已到了非下大力气真正解决不可的地步。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且随着就业体制与社会保障体系等改革的逐步推进，经济主体风险逐渐加大，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在内的社会不公日益严重，普通公众正在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为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1998年国家出台稽察特派员制度，2000年稽察特派员制度演进为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国资委会成立以来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做出了不懈努力。2004年5月李荣融主任表示今后国资委对企业的监管主要通过董事会进行的构想，也预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努力方向。
  
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国有资产流失的状况仍没有根本改变，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有资产流失的方式与内容也有所转变。以前国有资产流失更多是由国有企业的内部人通过各种方式侵吞、转移、损害国有资产造成的，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壮大的经济实体民营经济的参与，也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状况。民营经济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肯定将会得到更大发展，但问题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代价。而对于一般公众而言，虽然并不能像专业学者那样真正洞悉可能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实质，但当有经济学者振臂一呼指出问题时，自然会得到诸多共鸣，从90％的网民对郎咸平教授表示支持中我们就可见一斑。郎咸平现象之所以如此受关注，其揭露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正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也有论者从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的角度为国有资产流失辩护，但是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市场化以及民营化的进程决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也不能为某些集团侵吞国有资产寻找借口。无论于理于法而言，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换取市场化是绝不可能的，那样所谓的市场化只是极少数人的市场化，普通大众不但不能从中获取好处，反倒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恶果。在一些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所谓的效率时，社会公众的效率与公平自非其关注对象。不可讳言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包括收入分配差距不公在内的社会不公日趋严重，而通过所谓民营化而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更加剧了社会不公，而且也出现了由社会不公导致的影响效率的状况。那种以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换取的效率并非效率，只能造成国有资产向少数人的集聚。尽管有论者声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改革将造成更大的流失，但这决不能成为国有资产可以向少数人流失以及某些民营企业侵吞国有资产的理由。公众对社会公平与效率的不满在郎咸平现象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这也是郎咸平现象受到关注的重要实质。
  
一些学者的表现也引起了公众对郎咸平现象的关注。当一些经济学者尤其是著名经济学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为国有资产流失辩护时，公众不得不对其良知与责任心表示怀疑。诚然，学者要有良知与责任心，但是这种良知与责任心应是对社会公众而不是对少数人尤其是其所属利益集团的良知与责任心，也不是借效率之名行私有化之实的良知与责任心。
  
郎咸平现象的出现是一种必然，关于郎咸平现象的争论仍将持续。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并不会因此而逆转；这一现象只会对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发挥积极影响，并促使其不断推向前进，更加有效地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下一步改革可供考虑的思路，有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使出资人尽快真正到位，尽早构建完备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完善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构建高效合理的制衡约束机制，在党管干部的前提下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市场选拔力度，选拔能力足够并尽职尽责的经营者，切实提高经营者的职业道德、专业素质与专业水平，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机制，并构建有效的重大事项责任追究制度。同时，也有必要努力加快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加强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供完善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必要的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MBO的合法性及当前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缺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4年12月18日

一、 MBO从小型国有企业拷贝到大型国有企业的问题

我国的国企产权改革所运用的管理层收购模式在县市中小企业里进行实施时，基本上未遇到阻力。自山东诸城“全卖光”开始，经历了一个开始由企业全体员工持股 [即EMBO] 到后来仅仅管理层人员持股[MBO]的过程。在这一阶段，许多企业的MBO尽管有许多阻力，职工有许多意见，但大都在地方政府的调和下最后完成。管理层收购这一国企产权改革模式只是在行进到大型国有企业时，才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舆论抵抗。
    由此看，中国的国有企业MBO改造与国企的资产规模和历史时期有密切的关系。当企业资产规模不大和企业效益不好时，社会还具有一定的容忍度，但当资产规模较大并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利润时，再推行MBO便有过度瓜分国有资产之嫌。

二、管理层收购[MBO]的推行与技术问题

即使在爆发了郎咸平引起的一场大争论之时，一些企业的MBO改制仍然在进行，例如，山东烟台市的张裕葡萄酒公司，从7月份开始改制，到10月底完成MBO收购。13名高管购买了30%的股份，意味着平均每一名高管要出资近2000万元购买自己所拥有的股份。[见《经济观察报》2004年10月18日第21版。]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张裕集团在职员工2846人，总资产为19.3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为14.7亿人民币，扣除少数股东权益的净资产为8.1亿元人民币。这次进行的产权改制方案为：管理层和职工收购45%的股权，向国内外投资者出售40%的股权，另外的15%归烟台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在企业内部成员收购的这45%的股份中，30%由13名企业高管购买，15%由全厂2800名职工购买。根据规定，普通职工最多只能购买5万元的公司股份，副处级最多可买50万元，处级领导可买80万元，高层集团领导可购买1000–2000万元的股份。这种购买方式被称为EMBO方式，即包括普通员工在内的企业产权收购。但从购买权限看，管理层人员与普通职工持股量的差距是巨大的。一个持股2000万的高管人员其持股量是一个普通职工5万元持股量的400倍。
当前我国所有进行的国企MBO操作方法，都是由管理层从银行或社会凑集资金，来收购属于自己的股份。张裕公司管理层也是用这种办法成立了一个控股公司。但是，在以往的许多收购过程中，都存在着企业资产评估的真实性问题。这种“自买自卖”导致多少国有资产被低估，是前一阶段我国国企改制的根本问题。

三、MBO的合法性问题

     至今为止，所进行的国企MBO改制在信息披露上都明显不足，内部人购买的行为缺乏透明度。特别是，国资委的许多决定缺乏法律的依据。
    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在郎案发生之后撰文指出：“这些年我国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主要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认识错误和混乱造成的，这种错误就是认为国有资产由政府代表，结果地方的县市政府有权处分国有资产，实际上就沦为县长、市长有权处分国有资产。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政府职权范围的事，行政首长有权作出决定。可见，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就会在地方形成省长、市长、县长可以随意处分全民所有的财产的状况。这是很不公平并且十分危险的。一些地方一二个领导决定，或某个政府部门决定，就把大片的土地、资源给转让、划拔给私人或私人企业，把国有企业给卖了，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代表机关讨论决定，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谁代表国家所有权？》，2004年10月12日。]
    当前很多国有企业的改制既没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更没有征求职工组织—-职代会和工会的意见，只是政府官员和企业的厂长经理说了算。从宪政和法制的角度考虑问题，国家财产所有权要从人民主权的角度考虑，处理它要从正当的法律程序考虑。经济学家们讨论问题不考虑这些法治国家重要因素，不讲正当的法律程序，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就不可能是正当的。
    谁有权处置全民所有的财产？按人民主权和代议制理论，只有代议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代表全体公民行使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行政机关不是人民的代表机关，只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它不能代表人民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这是一个宪政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依本人意见，处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仅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还不够，还要进行更广泛的人民公决，如果不能进行全社会的人民公决，至少需要通过本企业全体职工的公决。但就目前我国的做法，基本上将“人民”排斥在外。

四、对MBO合理性的质疑。

在大型国有企业中搞MBO所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经营者不一定是所有者，这是整个世界企业界所通行的规则。郎咸平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总韦尔奇为例，认为经营管理者就是公众资产的“保姆”，郎说：“韦尔奇做了20年的保姆，每年拿1000万美金的薪水，从来就没有当过股东，他的股权是通过激励机制按市价买回来的。通用是谁的？还是中小股民的。因为当初总经理这个机会是中小股民给你的，你做好是应该的。同样，国企老总哪一个的机会不是国家给的？如果不在1985年给你张瑞敏海尔冰箱厂，你将会干什么？你将会在贸易公司退休。现在国家给了你机会，你做不好反而是应该的，做好了倒变成自己的了，你们这些家伙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哎！跟韦尔奇相比，你们不感觉惭愧吗？这点小功劳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我告诉你，民营企业如果都象海尔一样享有这些资源，都能做得象海尔一样。家电有什么难做？又不是集成电路、人造卫星，告诉你，我都会去做。我们神话了他了。”[引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研究资料》2004年10期，48页。]
    郎咸平的话使我们感觉到中国社会认识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企业文化的人文差距。象烟台张裕公司的13位高管人员，凭什么非要成为企业产权的所有者才肯卖力？为什么非要拿到2000万元的股权才肯为这个企业卖力？这不是中国企业家的良心出了问题吗？除了良心还有什么？笔者认为还有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国家治理模式。
    对MBO做法的第二个质疑是对经营者的产权激励机制。什么是合理的企业激励措施？是不是把整个企业都送给经营者才是最好的激励机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当一些县市所属的小型国企进行MBO改造时，由于企业资产规模较小，在这种小型企业中往往是所有者与经营者集于一身。在这种小企业中，产权的因素往往对经营者影响较大。但在大型国有企业里，如果用产权形式进行激励，这样的结果便可能形成责任与义务和报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譬如烟台张裕公司，13名高管每人拿到2000万元的资产就能搞好企业吗？股权赠与真的作用巨大吗？如果说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严重低于经营者的劳动付出，那么今天只需提高经营管理者的年薪，便可以达到合理的平衡。
     但是，这些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和官员片面强调激励管理者的作用，“他们的理论主要有四个内容：1，把现代企业制度视为现代生产组织的唯一方式；2，把新制度经济学奉为神明；3，鼓吹股东主导方式；4，过分强调激励管理者的作用。按照他们的说法，为了搞好企业，要维护管理者的经济利益，而劳动者的利益是无所谓的……一部分国有企业经理人利用占有国有资产获得大量财富，通过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与，他们把国有资产化为私有财产。而这一切是在制度创新的旗帜下进行的，其理论基础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描述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事实说明，他们把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与说成制度创新是荒谬的。”[侯若石《质疑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张维迎、厉以宁和吴敬琏商榷》，2004年，]
    现代企业制度生存了近百年，正面临被改造的命运。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达国家企业实践看，以企业之间合作组成的生产价值链，才是制度创新，改革公司治理，强调企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才是制度创新。但以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为由，放大它的片面性，例如实施以产权变更和股权赠与为手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是制度创新，而是历史倒退。
      M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