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谈俄乌战争、核能、人工智能等问题

马斯克和多夫纳于2022年3月下旬在位于美国加州Fremont市的特斯拉工厂会面并交谈。交谈内容涉及俄乌战争、核能、人工智能、出生率下降和老人统治等话题。多夫纳(Döpfner),德国人,1963年出生,是德国和欧洲最大的媒体集团AxelSpringer 的CEO。

图片:马斯克与多夫纳在加州Fremont市的特斯拉工厂交谈。 Jason Henry摄

多:在我们谈论未来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现在。欧洲正在打战。如果你看到普京入侵乌克兰和杀人的可怕画面,你会有什么想法?

马:在今天这个时代看到欧洲打仗,我很惊讶。我原先以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这类事情。战争令人担忧。如果普京能逃脱惩罚,那就会向其他国家发出信息:他们也可以逃脱惩罚。

多:你对普京的行为感到惊讶吗?我的意思是,我记得几个星期前的讨论,当时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他不会入侵。许多美国人则相信他会入侵。您当时的预期是什么?

马:我当时最多猜测他想占领乌克兰的东部三分之一。坦率地说,如果你只是听到普京的那些言论,那么很明显,他至少要得到乌克兰部分地区,那些有很大比例说俄语人口的地区。他在格鲁吉亚已经这样做了。

多:不过,如果你仔细听听独裁者的话,他们非常频繁地说出他们想做的事情。你只需要把他们的话当真。

马:是的。他们并不遮遮掩掩。

多:但到目前为止,普京有可能取得与他想实现的目标相反的东西。他想把美国与欧洲分离开来。他想削弱北约。但到目前为止,他强化了北约。他团结了西方。他的入侵几乎成了将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两党共同话题。关于俄国入侵的长期结果,你是比较悲观,认为这将加强普京,从而为中国或其他地方类似例子铺平道路?还是你更为乐观,认为这可能是西方采取一种不同的安全政策的转折点?

马:我确实认为这将震惊西方。当然,我想,人民会意识到,我们面临更严重的威胁,因此我们不应该有那么多内部争吵。

多:泽连斯基说得非常清楚:”我需要弹药,而非逃命”。欧洲,尤其是德国,在俄国和乌克兰问题上挣扎了很长时间。美国政府呢?

马:我认为美国政府所做的比人们可能意识到的要多。它只是没有展现在公众场合。但是,重要的是要做一些严肃的事情。我们不能让普京占领乌克兰。那太过分了。

多:世界部分地区,特别是欧洲,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大屠杀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即不再军事干预,尽可能不参与战争。现在,我们有机会吸取真正的教训,那就是再不能发生种族主义,再不能发生种族灭绝,再不能绥靖。

马:绥靖政策显然对抵抗希特勒没有作用。如果当时的人早点阻止他,世界会好得多。对每个人都更好。

多:你做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48小时之内,你就应乌克兰数字信息部长的要求,向他们提供了星链(Starlink)装备,保证他们的互联网联结。你的动机是什么?这件事是如何做到的?

马:我们的确想到乌克兰可能需要星链,我们采取了一些预备性措施,确保我们可以快速提供这些装备。听到乌克兰请求后,我们非常迅速地动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 入侵当天,乌克兰的卫星互联网连接就遭到网络攻击而永久关闭了。手机信号塔要么被炸毁,要么被卡住。俄罗斯人知道乌克兰有一个光纤主干网。他们很可能切断了这些光纤网路。乌克兰几乎没剩下什么网络联结。因此,星链可能是,而且在乌克兰某些地区肯定是唯一的互联网联结通道。

多:如果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攻击卫星怎么办?这是对星链的一个威胁吗?

马:在这场冲突的背景下,我很想回顾几个月前的俄罗斯反卫星演习。反卫星武器给卫星运营商带来很多问题。它甚至对空间站都有某种危险,尽管那里也有俄罗斯的宇航员。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这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一个信息。但若想攻击星链,你会发现那并不容易,因为有2,000颗星链卫星在天上。这表示你需要大量反卫星导弹。我希望我们不必对此进行测试,但我认为,我们发射卫星可以比他们发射反卫星导弹更快。

多:俄罗斯表示将停止向美国提供火箭发动机。这对你的空间探索公司(SpaceX)来说是一种威胁还是机遇?

马:在SpaceX,我们设计和制造自己的火箭发动机。因此,我们根本不用任何俄罗斯组件。

多:俄罗斯停止向美国提供火箭发动机对美国有危险吗?

马:波音和洛克希德严重依赖俄罗斯RD-180发动机。凭良心说,这是一款伟大的发动机。他们希望将来能用Blue Origin的发动机摆脱这种依赖。我相信,还有使用RD-181的Antares公司。因此,俄罗斯禁运的结果是这些公司将无法飞行。

多:凭借知识、产品和服务,埃隆·马斯克几乎是一个现代战争中的战略武器。你如何看待自己在这种背景下的角色?

马:我认为我可以在冲突中提供帮助。未来有可能变得更好。我尝试一系列行动,想尽力提高未来变得更好的可能性。显然,有时我在这方面会犯错误。我做任何我认为最有可能确保未来是对人类有益的事情。这些事情是我将采取的行动。

多:几个月前,我们就恩斯特·荣格的名著《钢铁风暴》进行了交流。那是一本大约一百年前出版的关于荣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的书。你对它非常着迷。为什么这本书对你如此重要?

[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1895-1998,德国士兵、作家和昆虫学家,参加过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著作主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亲历回忆录《钢铁风暴(Storm ofSteel)》(1920年版)等。]

马:我读了很多书,出于某种原因,我对战争和历史着迷。这不仅仅是战争史,而且是一般的历史。荣格的书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精彩个人经历叙述。我从那本书中得到的教训是,我们再也不想那样做了。

多:围绕这本书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说它美化战争…

马:绝对不是!

多: …它既不积极,也不消极。它只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描述了发生的事情。

马:没有人在读这本书时说,我也想那样做。对我来说,阅读历史真是令人着迷。我的意思是,吸取历史的教训,这样我们就不会重蹈覆辙。

多:历史不会重复,但它会押韵。这些天我们就看到如此的押韵。回到战略大局。普京的可怕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在2011年放弃核能所犯的战略错误的结果。

马:非常重要的是,德国不再关闭核电站。我认为关闭核电站是极端不理性的。

多:如果我们真的想减少普京的力量,减少欧洲和德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我们必须脱碳。这是唯一的办法。更多的核能是我们摆脱像普京这样的独裁者和专制者的关键吗?

马:我想表述得明白无误。你们不仅不应该再关闭核电站,而且应该重新开放那些已经关闭的核电站。这是你们获得能源的最快方式。现在继续关闭核电站是发疯了,特别是在你们那样的一个没有自然灾害的地方。如果你在的地方会发生严重地震或海啸,那就会比一个疑问号更严重。如果没有巨大的自然灾害风险,——德国便没有——,核电站实际上就没有危险。

多:难道没有更安全的替代方式可以产生类似效果吗?太阳能和风能是行不通的。您对未来的能源政策还有其他想法吗?

马:我认为从长远看,文明需要的大部分能量将来自太阳能,你必须用电池储存它,因为很清楚,太阳只在白天照耀,有时天空云层还很厚。所以你需要太阳能电池。这将是文明获得动力的主要长期方式。但从现在到那时,我们需要保持核能。对此,我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关闭它们是完全发疯的举动。我想说清楚,完全是发疯。

多:让我们看看德国是否听进了你这句非常明确的话。

马:我认为这是国家安全风险。

多:15年后气候问题会是什么样子?比今天更好?

马:从可持续能源的角度来看,要好得多。

多: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马:是的,绝对的。我们将解决气候问题。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也是特斯拉的基本目标。

多:你曾经说过,出生率下降是有史以来最被低估的问题之一。为什么?

马: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下行动,即我们有太多的人。事实并非如此。出生率一直在剧烈下降。不幸的是,我们有来自联合国的荒谬的人口估计。它们需要更新,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意义。看看去年的增长率就知道了。看看有多少孩子出生,然后乘以预期寿命。我想说,计算结果就是未来生活着多少人。此外,看出生率的趋势是正还是负?它是负的。除非出生率有所改变,否则现在就是最好的情形。

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替代方案。你最近展示了一种人形机器人“Optimus”[人形机],并分享了对它为世界能够做些什么的巨大期望。我认为人形机不仅在人类第一次访问火星时会大有帮助,而且也可能会改变人工智能的游戏规则。您能说说你的看法吗?

马:你知道,对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我有些惶恐。我当然不想拥有任何可能对人类有害的东西。但人形机器人正在出现。看看波士顿动力公司。他们每年都会展示更好的机器人产品。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多:具体来说,人形机将用于特斯拉的工厂。这是它的用处之一。但除了特斯拉工厂外,它的更广泛用处是什么?

马:人形机是个通用机器人,有点像机器工人。它的最初角色必然是从事重复、无聊或危险的工作,是人们基本上不想做的工作。

多:人形机为什么有两条腿?是因为让它看起来像一个人,还是这更实用?我认为四条腿更好。

马:哈哈,四条腿好,两条腿坏。这让我想起了奥威尔。人类被设计成有两条手臂和十个手指的双足类物体来和世界互动。因此,如果你想让一个机器人适应并能够做人可以做的事情,它必须和人有大致相同的大小、形状和能力。

[奥威尔George OrwellEric Arthur Blair的笔名),1903-1950,英国作家、记者和政论家,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著作《动物农庄(Animal Farm)》(1945)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名世。该两书都有中文版。在《动物农庄》中,猪打败人后宣布“四条腿都是好家伙,两条腿都是坏家伙”。]

多:你认为人形机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帮助我们做家务和类似事情吗?

马:是的。它是一种通用又专门的类人机器。

多:原型机将在今年年底前准备就绪。什么时候会成为大规模销售的产品?

马:我想我们今年在原型水平上会有一些很妙的东西。在明年年底之前,它应当至少能够适度量产。

多:你说人形机的潜力比特斯拉的潜力更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必须真的是一个大众市场产品。但无论如何,人形机也是对出生率不断降低问题的一个解决方式。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我们将需要更多的机器人来完成工作。

马:面对人口增长率降低现象,人形机将很有用处。但是,如果人口增长率降低现象继续下去,会发生什么呢?人类消亡了。这是我们想要的吗?

多:或者被人工智能取代了。由“脑机链”(Neuralink) 驱动的人类。

马:脑机链在短期内只是为了解决脑损伤、脊柱损伤之类的问题。因此,在今后许多年,脑机链产品只会对那些失去手臂或腿部,或只是遭受某种创伤性脑损伤的人有所帮助。这就是脑机链今后许多年有用的地方。

纳:你能想象有一天我们能够将人类的大脑容量下载到人形机中吗?

马:我认为这是可能的。

多:这将是永生的另一种方式,因为我们会将我们的个性下载到机器人中。

马:是的,我们可以下载我们认为让自己如此独特的东西。现在,当然,如果你不再在你的身体里,世界肯定会有所不同,但就保留我们的记忆和我们的个性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到永生。

多:我感到,发明家和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预测的2025年的奇点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这个时间线是否仍然现实?

[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1948-,美国工程师、企业家和未来学家,入选美国国家专利局建立的“国家发明者名人堂”,著作有《智能机器时代(The Ag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1990)、《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2005),《如何创造心智(How to Create Mind)》(2012)并预告2022年出版《奇点更近了(The Singularity is nearer)》等。奇点指一经跨越就不可返回的点。Kurzweil说的奇点,主要是技术突破人的身体和大脑限制的时间点,他的预测应当是2045年。《奇点临近》有中文版。]

马:我不确定它是否有非常清晰的边界。我认为边界应当很模糊。我们已经有如此多的在我们身外的计算。我们的记忆存储在我们的手机和电脑中,并带有图片和视频。电脑和手机放大了我们的沟通能力,使我们能够做一些过去人认为是神奇的事情。现在,您可以让世界两端的人视频通话,而且几乎是免费通话。这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已经用计算机大规模地放大了我们的大脑。我们可以有一个有趣的比率,就是粗略计算机器的计算量,然后除以生物的计算量,看这个比率如何随时间变化。随着机器计算如此之快的发展,机器计算量如此增大,这个比率应该会迅速提高。

多:谈到速度,你有一个想象,有一天,星舰可以在30分钟内从地球的任意点A飞到任意点B。这是你的想象吗?这像一辆环球超级出租车。你可以从旧金山立即飞到内罗毕吗?

马:星舰着陆声音很大。因此,你可能会用它连接毗邻大洋或大海的城市。这样,你可以在离岸足够远的地方着陆,使着陆噪音不会对人们造成干扰

多: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会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吗?

马:是的,它就像一枚洲际火箭。

多:你们解决了那么多人类的问题,提出了那么多的解决方案。但我很惊讶,有一个话题似乎没有让你着迷:长寿,显著延长寿命。你为什么对此没有热情?你个人对长寿不感兴趣吗?

马: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努力让人们真的活很长一段时间。这会导致社会窒息,这里的真理在于,大多数人不会改变想法。他们只是死了。因此,如果他们不死,我们将陷入旧观念之中,社会不会进步。我认为,我们已经碰到了老年人统治的严重问题,就是那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太老了。在美国,领导者是太、太老了。如果你比其他人老好几代,你根本不可能与其他人保持联系。美国的创建者规定了官员任职的最低年龄。但他们没有规定最高年龄,因为他们没想到人们会活这么久。他们应该规定官员最高年龄的。要使民主制度发挥作用,领导人必须与大部分人口保持合理的联系。如果你太年轻或太老,你就不能说你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多: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最高任职年龄?您想多大年龄合适?

马:我认为,对于政治领导层来说,理想情况下,他们的年龄应当在人口平均年龄的上下10岁,或者至多上下20岁以内。对我来说,我当然想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健康。但我不怕死。我认为死将是一种解脱。

多:你可能无法在你的有生之年看到SpaceX的愿景成真?

马:我想活得长,想看到它成真。

多:你如何看待自己——净资产约为2,600亿美元——被当作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马:我确实认为普京比我富有得多。

多: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马:是的。

多:你知道约翰·劳(JohnLaw)吗?

马:不知道。

多:约翰·劳在300年前曾经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他是一个苏格兰人,生活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他是个赌徒,”不地道的情人”,后来成为非常成功的投资者和金融工程师。他当时是地球上最大的艺术收藏家。通过对密西西比公司股票的追捧,他在法国制造了一个股市泡沫,并最终变为第一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约翰·劳曾经拥有美国大约30%的财产。最后,他破产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出了什么错误,你失去了一切,那时你会怎么办?

马:我有很多次以为自己失去了一切。谁创办了一家汽车公司和一家火箭公司时会期待它们成功?至少我没有期待成功。我成功的机会不到10%。在2008年SpaceX第三次发射失败后,我知道如果第四次再失败,SpaceX将死亡。我们没有钱来发射第五次。特斯拉曾多次濒临破产。我们甚至将在2008年融资的最后一天关门。请记住,当时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已经破产,福特正处于破产的边缘。所以,想象一下,在通用汽车破产之时,你要为一家电动汽车初创公司筹集资金的情形。人们看我竟然还来请求,对我非常恼火。但我们能够筹到刚刚够的钱来勉强维持。我们在2008年可能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小时结束了特斯拉的一轮融资,那是平安夜。如果我们没有这一轮融资,我们将在圣诞节后两天破产。

多:埃隆·马斯克不仅是位企业家,还是位慈善家。你的基金会的目标是什么?

马:我确实想强调,SpaceX和特斯拉打算从根本上提高未来的质量,特别是有益于人类的质量。特斯拉通过加速可持续能源的方式。而 SpaceX 则通过使行星间交流成为可能的方式。更多的工作超出我自己的能力。说到捐款,我要说的是,有效地把钱捐出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你关心做好事的现实,而不是做好事的感觉,你就非常难以有效地捐钱。我关心现实。感觉丢一边。人需要被帮助,显然有环境原因,有教育原因,特别是科学和工程教育的原因,儿童保健原因。如今,饥饿与其说是没有足够食物的问题,不如说是政治和后勤保障问题。世界有大量食物。在美国和许多国家,更严重的问题是肥胖而非饥饿。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能够把钱有效地捐出去的方式。

多:如果你在谷歌搜寻“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我想你会有超过2亿个搜索结果和近8000万推特粉丝。你绝对是地球上最广为人知的人之一。广为人知对你来说是一种乐趣还是一种负担?

马:它让我在街角买咖啡变得很困难。我也很难到处走走,或者至少去逛商店或在街上逛逛。现在很难做到。

多:这让我想起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他曾经对我说,你无法想象这是多么可怕:你走进一家餐馆,每个人都认得你,来到你的桌前,请求你签名。这太可怕了。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更糟糕。那就是:再也没有人来到你的桌前。

马:哈哈哈。我只是想找到一个街角的桌子,在昏暗的光线下或什么地方,可以一个人坐一会。

多:你最迫切地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马:在近期,最紧迫的是完成全自动驾驶,在比人类驾驶更安全得多的水平上实现全自动驾驶。在基本点上,它可以归结为解决现实世界的人工智能问题。这消耗了我大量精力。另一个近期目标是让星舰运转起来,不仅要让它进入轨道,而且要实现快速的重复使用——这确实是火箭事业的圣杯,是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所必需的条件。我认为这些事情可能会在今年完成。

多:在你真正想实现的东西中,什么是你认为不可能的?

马:“不可能”是个太强的词。

多:你不喜欢这个词。

马:这是一个太强的词。我从物理学角度看待事物,”不可能”这个词在物理学中或多或少是被禁止的。我真的很担心这个出生率的事情。多年来,这一直困扰着我,因为我没有看到它的转变,反而每年都更糟。我用这个问题把我的朋友都搞烦了。

多:沃尔特·艾萨克森正计划写你的传记。他写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史蒂夫·乔布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莱昂纳多·达芬奇的生活。在这四个人中,你想和谁见面并喝一杯酒?

马:我很荣幸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我认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晚餐上是最有趣的。

多:您认为他们谁和你最亲近?莱昂纳多·达芬奇吗?

马:我很不一样。但是,实际上我可能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最亲近。他做了很多科学和工程的事情。达芬奇写了一本书,认为自己首先和最终都是一名工程师。实际上,在他申请最终使他能够创造所有那些艺术的职位时,他想的一切都与他的工程理念有关。只是最后,他提到自己做些艺术。达芬奇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工程师。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趣。他为他的时代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多:你说你不能孤单。我非常赞同这种感觉。孤单的感觉来自哪里?

马:我认为它只是人的自然反应。

多:很多人如果独自一人,会感到高兴。

马:真的吗?我想大多数人都不高兴独自一人。

多:你感到孤独吗?

马:我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是的。

多:因为你找不到你喜欢分享感受和想法的人?你是地球上最广为人知和最受关注的人之一。每个人都想和你说话。但这好像没有用。

马:有时候我很孤独。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孤独的时候。这是很基本的情形。比如说,如果我在研究星舰火箭,而我只是独自呆在我的小房子里,特别是如果我的狗不在身边,那么我会感到非常孤独,因为我一个人在一个小房子里,连狗都不在旁边。

多: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马: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是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谈论出生率的事情。这可能是对人类文明未来的最大单一威胁。然后是人工智能出错的担忧。我认为宗教极端主义是另一个担忧。

多:你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马:我最大的希望是人类在火星上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

多:你曾经说过,如果你不置身于爱情中,你就不可能幸福。你现在幸福吗?

马:我认为爱能够分为许多度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要让一个人完全幸福,我认为这个人必须在工作中幸福、在爱情中幸福。所以,我想我是中等幸福的。

多:对项目、对工作的爱能弥补人与人之间的爱吗?

马:我想尽可能地直白地说。如果人类在火星上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城市,我会很幸福,因为那样的话,人类的寿命尺度可能会大得多。我想我们真的只有这根小小的意识蜡烛,就像虚空中的一盏小灯。我们不希望这根小蜡烛在黑暗中熄灭。

(完)

(注:方括号和斜体字为译者所加。英文原文附后。翻译会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请尽可能参照原文,并请在www.hujingbei.net告知所发现的错误之处,谢谢!胡景北,2022年4月8日)

“夜话”2022年第5期,2022年4月8日

注:关于本文在微信公众号经历的说明:

本文中英文曾于加州时间2022年4月7日晚、4月8日上午和傍晚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三次。第1、2次审核后被拒发。第三次审核通过,于4月8日下午6:40(北京时间4月9日9:40)发出,但随即于下午8:32(北京时间4月9日11:32)被删除。三次发布截屏和删除通知与删除原因见下述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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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Original

Elon Musk Discusses the War in Ukraine and the Importance of Nuclear Power — and why Benjamin Franklin Would Be ‘the Most Fun at Dinner’

Mathias Döpfner: Before we talk about the future, let’s look at the present. There is war in Europe. If you see the horrible images of Putin’s troops invading Ukraine, killing people. What are your thoughts?

Elon Musk: It is surprising to see that in this day and age. I thought we had sort of moved beyond such things for the most part. It is concerning. If you can get away with it, then this will be a message to other countries that perhaps they could get away with it too.

Döpfner: Have you been surprised by Putin’s behavior? I mean, I remember the discussions in the recent weeks when most of the Europeans thought he is not going to do it. A lot of Americans were convinced he is going to invade. What was your expectation?

Musk: My best guess was that he would seek to capture the Eastern third of the country. Frankly, if you just listened to the rhetoric, then it is clear that he was going after at least portions of Ukraine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percentage of Russian speakers. He did that already in Georgia.

Döpfner: In a way, if you listen carefully to dictators, they very often say what they want to do. You just had to take it seriously.

Musk: Yeah. They are not subtle.

Döpfner: But so far,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Putin achieves pretty much the opposite of what he wants to achieve. He wants to disentangle America from Europe. He wants to weaken NATO. So far, he has strengthened NATO. He has united the west. It is almost a bipartisan topic that unites democracies and open societies. With regard to the long-term outcome, are you rather pessimistic that it is going to strengthen Putin and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other examples like China or elsewhere? Or are you more optimistic that it could be a turning point for a different security policy of the West?

Musk: I do think this will strike the West. I suppose of course that people realize, maybe we should not have all these internal squabbles when there are more serious threats.

Döpfner: Volodymyr Zelenskyy put it very clearly. “I need ammunition, not a ride”. Europe, particularly Germany, struggled a long time. How abou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Musk: I think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has done more than people may realize. But it is just not been very public. But it is important to do something serious. We cannot let Putin take over Ukraine. This is crazy.

Döpfner: Parts of the world, particularly Europe, have learned the wrong lesson from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And that lesson is: no military intervention ever again. Trying not to get involved. Now, there is the opportunity that we learned the real lesson, and that is never ever racism, never ever genocides and never ever appeasement.

Musk: Appeasement obviously did not work against Hitler. And how much better would the world had been if they had stopped him early. Better for everyone.

Döpfner: You did something very concrete, 48 hours, upon the request of the digital minister of Ukraine. And that was delivering Starlink material in order to grant internet access. What was the motivation, and how is it developing?

Musk: We did think that Starlink might be needed, and we took some preemptive actions to ensure that it could be provided quickly. When the request came, we acted very rapidly.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satellite internet connectivity of Ukraine was taken offline by a cyberattack on the day of the invasion permanently. The cell towers are either being blown up or they are being jammed. There is a major fiber backbone which the Russians are aware of. It was quite likely that they will sever that fiber link. This would leave Ukraine with very few connections open. So Starlink might be, certainly in some parts of Ukraine, the only connection.

Döpfner: What happens if the Russians and Chinese are targeting satellites? Is that also a threat for Starlink?

Musk: It was interesting to view the Russian anti-satellite demonstration a few months ago in the context of this conflict. Because that caused a lot of strife for satellite operators. It even had some danger for the space station, where there are Russian cosmonauts. So why did they do that? It was a message in advance of the Ukraine invasion. If you attempt to take out Starlink, this is not easy because there are 2000 satellites. That means a lot of anti-satellite missiles. I hope we do not have to put this to a test, but I think we can launch satellites faster than they can launch anti-satellites missiles.

Döpfner: Russia said that they are going to stop the delivery of rocket engines. Is that a threat or an opportunity for SpaceX?

Musk: At SpaceX, w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ur own rocket engines. So we did not really own any Russian components at all.

Döpfner: Is it dangerou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usk: Boeing and Lockheed have strongly relied on the Russian RD-180 Engine. Which I should say, to be fair, is a great engine. They are hoping to move away from that in the future with engines from Blue Origin. There is also the Antares which uses the RD-181, I believe.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fly as a result.

Döpfner: With knowledge, products and services, Elon Musk is almost a strategic weapon in modern warfare. How do you see your role in that context?

Musk: I think I can be helpful in conflicts. I try to take a set of actions that are most likely to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future will be good. And obviously sometimes I make mistakes in this regard. I do whatever I think is most likely to ensure that the future is good for humanity. Those are the actions that I will take.

Döpfner: A couple of months ago we had an exchange about Ernst Jüngers famous book “Storm of Steel”. You were very fascinated by that book, which has been published roughly a hundred years ago, about Jüngers experience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hy is that book so important for you?

Musk: I read a lot of books, and for some reason I am fascinated by war and history in general. It is not just history of war, but just history in general. Jüngers book is an excellent personal account of World War One. The lesson taken from that book is we don’t ever want to do that again.

Döpfner: There is a big controversy around that book. Some people are saying this is glorifying war…

Musk: It is definitely not!

Döpfner: …It is rather positive nor negative. It is just describing what happened in a terrible way.

Musk: Nobody is reading that book and says, I want to do that too. For me, it is just fascinating to read about history. I mean, learn the lessons of history, such that we do not repeat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Döpfner: 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rhymes. And we see a rhyme these days. Back to the big strategic picture. The terrible actions of Putin are, to a certain degree, also a result of strategic mistakes that Europe, particularly Germany, has made, the dropout of nuclear energy in 2011.

Musk: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Germany will not shut down its nuclear power stations. I think this is extremely crazy.

Döpfner: If we really want to reduce Putin’s power as well as Europe’s and Germany’s dependence on Russian energy, we have to decarbonize. It’s the only way. Is more nuclear energy the key to free ourselves from dictators and autocrats like Putin.

Musk: I want to be super clear. You should not only not shut down the nuclear power plants, but you should also reopen the ones that have already shut down. Those are the fastest to produce energy. It is crazy to shut down nuclear power plants now, especially if you are in a place where there are no natural disasters. If you are somewhere where severe earthquakes or tsunamis occur, it is more of a question mark. If there is no massive natural disaster risk-which Germany does not have-then there is really no danger with the nuclear power plants.

Döpfner: Aren’t there any safer alternatives that could have a similar effect? Solar and wind won’t do it. Do you have any other ideas in mind about future energy policy?

Musk: I think long term, most of civilization’s energy is going to come from solar, and then you need to store it with battery because obviously the sun only shines during the day, and sometimes it is very cloudy. So you need solar batteries. That will be the main long-term way that civilization is powered. But between now and then, we need to maintain nuclear. I can’t emphasize that enough. This is total madness to shut them down. I want to be clear, total madness.

Döpfner: Let’s see whether this very clear words are heard in Germany.

Musk: I would say this is a national security risk.

Döpfner: How is the climate issue going to look like in 15 years? Better than today?

Musk: From a sustainable energy standpoint, much better.

Döpfner: So we are go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Musk: Yes, absolutely. We will solve the climate issue. It is just a question of when. And that is lik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Tesla.

Döpfner: You once said that the decrease of birth rate is one of the most underestimated problems of all the times. Why?

Musk: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operating under the false impression that we’ve got too many people. This is not true. The birth rate has been dropping like crazy. Unfortunately, we have these ridiculous population estimates from the UN that need to be updated because they just don’t make any sense. Just look at the growth rate last year. See how many kids were born and multiply that by the life expectancy. I would say that is how many people will be alive in the future. And then say, is the trend for birth rate positive or negative? It is negative. That is the best case, unless something changes for the birth rate.

Döpfner: That is also why we need alternatives. You have recently presented Optimus, a human robot, and shared great expectations, what that could do for the world. I assume it is not only about the first visit to Mars that could be done by Optimus, but it might also be a game changer in AI. Could you share this vision?

Musk: With respect to AI and robotics, of course, I see things with some trepidation. Because I certainly don’t want to have anything that could potentially be harmful to humanity. But humanoid robots are happening. Look at Boston Dynamics. They do better demonstrations every year. The rate of advancement of AI is very rapid.

Döpfner: Concretely, Optimus is going to be used in Tesla factories. That is one of the use cases, but what is the broader use case beyond Tesla?

Musk: Optimus is a general purpose, sort of worker-droid. The initial role must be in work that is repetitive, boring, or dangerous. Basically, work that people don’t want to do.

Döpfner: Why has Optimus two legs? Just because it looks like a human being, or is it more practical? I thought four legs were better.

Musk: Haha, 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 Kind of reminds me of Orwell. Humanity has designed the world to interact with a bipedal humanoid with two arms and ten fingers. So if you want to have a robot fit in and be able to do things that humans can do, it must be approximately the same size and shape and capability.

Döpfner: Do you think that Optimus is going to play a role in our daily life, helping us in the household and things like that?

Musk: Yes. A general focused humanoid.

Döpfner: The prototype is going to be ready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When is it a product that can be mass marketed?

Musk: I think we will have something pretty good at the prototype level this year, and it might be ready for at least a moderate volume production towards the end of next year.

Döpfner: You said the potential is bigger than the potential of Tesla. If that is true, then it must be really a mass market product. But anyway, Optimus is also an answer to the problem of dropping birth rates. If we have not enough human people, we need more bots to get work done.

Musk: Optimus will be helpful with respect to dropping growth rates. But if these things continue, then what happens? Humanity dies out. Is that what we want?

Döpfner: Or repl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 beings powered by Neuralink.

Musk: Neuralink in the short term is just about solving brain injuries, spinal injuries and that kind of thing. So for many years Neuralink’s products will just be helpful to someone who has lost the use of their arms or legs or has just a traumatic brain injury of some kind. That is what Neuralink will be useful for many years.

Döpfner: Could you imagine that one day we would be able to download our human brain capacity into an Optimus?

Musk: I think it is possible.

Döpfner: Which would be a different way of eternal life, because we would download our personalities into a bot.

Musk: Yes, we could download the things that we believe make ourselves so unique. Now, of course, if you’re not in that body anymore, that i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a difference, but as far as preserving our memories, our personality, I think we could do that.

Döpfner: The Singularity moment that the inventor and futurist Ray Kurzweil has, I think, predicted for 2025 is approaching fast. Is this timeline still realistic?

Musk: I’m not sure if there is a very sharp boundary. I think it is much smoother. There is already so much compute that we outsource. Our memories are stored in our phones and computers with pictures and video. Computers and phones amplify our ability to communicate, enabling us to do things that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magical. Now you can have two people have a video call basically for fre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world. It’s amazing. We’ve already amplified our human brains massively with computers. It could be an interesting ratio to roughly calculate the amount of compute that is digital, divided by the amount of compute that is biological. And how does that ratio change over time. With so much digital compute happening so fast, that ratio should be increasing rapidly.

Döpfner: Talking about speed, you have the vision that one day, Starship could be able to get from A to B in 30 minutes all around the globe. Is that correct? It’s like a global super taxi. You can just go from San Francisco to Nairobi?

Musk: The landing will be loud. So you would probably be connecting cities that are next to oceans or seas. So you can land far enough offshore that the landing noise is not disturbing to people

Döpfner: Coast to coast would be a realistic option?

Musk: Yes, it is like an intercontinental rocket.

Döpfner: You have solved so many problems of mankind and presented so many solutions. I’m surprised that one topic does not seem to fascinate you as much: Longevity. 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life span. Why aren’t you passionate about that? Aren’t you personally interested in living longer?

Musk: I don’t think we should try to have people live for a really long time. That it would cause asphyxiation of society because the truth is, most people don’t change their mind. They just die. So if they don’t die, we will be stuck with old ideas and society wouldn’t advance. I think we already have quite a serious issue with gerontocracy, where the leaders of so many countries are extremely old. In the US, it’s a very, very ancient leadership. And it is just impossible to stay in touch with the people if you are many generations older than them. The founders of the USA put minimum ages for a local office. But they did not put maximum ages because they did not expect that people will be living so long. They should have. Because for a democracy to function, the leaders must be reasonably in touch with the bulk of the population. And if you’re too young or too old, you can’t say that you will be attached.

Döpfner: Is there a kind of ideal, maximum age? How old would you like to get?

Musk: I think for political leadership, you want to be ideally within 10 or at least, 20 years of the average age of the population. And for me, I certainly would like to maintain health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But I am not afraid of dying. I think it would come as a relief.

Döpfner: You may not be able to see the vision of SpaceX come true in your life?

Musk: I would like to live long enough to see that.

Döpfner: How do you feel, being – at a net worth of USD 260 billion roughly – perceived as the richest person on earth?

Musk: I do think that Putin is significantly richer than me.

Döpfner: You really do?

Musk: Yeah.

Döpfner: Do you know John Law?

Musk: No.

Döpfner: John Law used to be the richest person on earth 300 years ago. He was a Scottish guy and lived in the end 17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e was a gambler, ‘un homme à femmes’, then a very successful investor, and financial engineer. He was the biggest art collector on earth. He created a stock market bubble in France through a rush behind the shares of the Mississippi company. And was ultimately the reason for one of the first financial crises. John Law used to own roughly 30%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n. In the end, he went bankrupt. Did you ever think about what would happen if something were to go wrong and you were to lose everything?

Musk: There have been many times when I expected to lose everything. Who starts a car company and a rocket company expecting them to succeed? Certainly not me. I had less than 10 percent chance of success. After the third failure of SpaceX in 2008, I knew that if the fourth launch failed, SpaceX would be dead. We had no money for the fifth launch. Tesla’s been on the verge of bankruptcy many times. We even closed on the last day of the financing round in 2008. Remember, back then General Motors and Chrysler had gone bankrupt and Ford was on the brink of it. So, imagine trying to raise money for an electric car startup while General Motors was going bankrupt. People were very angry that I even asked. But we were able to raise just enough money to squeak by. And closed the financial round for Tesla on the last hour of the last possible day in 2008. Christmas Eve. Had we not closed the round then, we would have gone bankrupt two days after Christmas.

Döpfner: Elon Musk is not only an entrepreneur, he is also a philanthropist. What are the goals of your foundation?

Musk: I do want to emphasize that SpaceX and Tesla fundamentally inte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future. Especially in terms of usefulness to humanity. Tesla by accelerating sustainable energy. And SpaceX by making multiplanetary intercourse possible. This is more than I can do myself. When it comes to donations, I’d say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give away money effectively. If you care about the reality of doing good and not the perception of doing good, then it is very hard to give away money effectively. I care about reality. Perception be damned. So, there’s obviously environmental causes, there is education, especiall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Pediatric healthcare. Hunger these days is more of a political and logistics problem than it is not having enough food. There is a lot of food. In the US and many countries, the issue is more obesity than it is hunger. So, I’m always looking for ways to give away money that are effective.

Döpfner: If you google Elon Musk, I think you would have more than 200 million search results and nearly 80 million Twitter followers. You are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people on earth. Is popularity a pleasure or a liability for you?

Musk: It makes it difficult to go buy coffee at the corner. It is hard to go around places, or at least be able to just go to the store or walk down the street. Now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do that.

Döpfner: It reminds me a bit of a former chancellor of Germany, Helmut Kohl, who once told me, you cannot imagine how terrible it is to go into a restaurant and everybody recognizes you, comes to your table, asks you for an autograph. That is terrible.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in life that is worse. And that is: if nobody comes to your table anymore.

Musk: Hahaha. I just try to find a corner table that is in a dimly light or something, where I can stay out of the way.

Döpfner: 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most urgently want to achieve?

Musk: In the short run, and the most pressing is completing full self-driving, so that we have full self-driving operating at a substantially safer level than humans. Basically, it comes down to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eal world AI. That consumes a lot of my mind. And getting the starship to work. Not only getting it to orbit but achieving rapid reusability – which is really the holy grail of rocketry that is necessary for humanity to become a multiplanet species. And I think those things might happen this year.

Döpfner: Anything that you really would like to achieve, which you think is going to be impossible?

Musk: Impossible is a strong word.

Döpfner: You don’t like that word.

Musk: It’s a strong word. I approach things from a physics standpoint and the word impossible is more or less banned in physics. I’m really worried about this birthrate thing. That’s been troubling me for many years, because I just don’t see it turning around. Every year it’s worse. And I drive my friends crazy with this.

Döpfner: Walter Isaacson is planning your biography. He has written about the lives of Albert Einstein, Steve Jobs, Benjamin Franklin, and Leonardo DaVinci. Among the four, with whom would you like to meet and have a glass of wine?

Musk: I would be honored to meet any of them. I think Benjamin Franklin would be the most fun at dinner.

Döpfner: And who is the one you think you are closest to? Would it be Leonardo DaVinci?

Musk: I am pretty different. But it might actually be Benjamin Franklin. He did a lot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aVinci wrote a book, seeing himself first and foremost as an engineer. Actually, in his application for the position that eventually enabled him to create all of the art, it was all about his engineering ideas. Just in the end, he mentioned doing some art. I think it’s funny that DaVinci really thought of himself as an engineer. But he was pretty impressive for his time.

Döpfner: You said that you cannot be alone. I very much share that feeling. Where does it come from?

Musk: I think it’s just a natural human reaction.

Döpfner: A lot of people are happy if they are alone.

Musk: Really? I think most people are not happy being alone.

Döpfner: Do you feel lonely?

Musk: I mean, there are times when I feel lonely, yes.

Döpfner: Because you cannot find people with whom you like to share your feelings and thoughts? You ar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looked after persons on earth. Everybody wants to speak with you. But it seems not to work.

Musk: There are times when I’m lonely. I’m sure there are times when everyone is lonely. But it’s pretty basic. Say if I’m working on the starship rocket and I’m just staying in my little house by myself, especially if my dog is not with me, then I feel quite lonely because I’m just in a little house by myself with no dog.

Döpfner: What is your biggest fear?

Musk: What are the existential threats that humanity faces? I spent a lot of time talking about the birthrate thing. That might be the single biggest threat to the fu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n there’s the concer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ing wrong. I think religious extremism is another concern.

Döpfner: What is your biggest hope?

Musk: My biggest hope is that humanity creates a self-sustaining city on Mars.

Döpfner: You have once said, if I’m not in love, I cannot be happy. Are you happy at the moment?

Musk: I think there are degrees of love. But certainly, for one to be fully happy, I think you have to be happy at work and happy in love. So, I suppose I’m medium happy.

Döpfner: Can love for projects, for work, compensate for love among people?

Musk: I tried to be as literal as possible. I would be happy if humanity has a self-sustaining city on Mars because then, probable lifespan of humanity is much greater. I think we really just got this little candle of consciousness, like a small light in the void. And we do not want this small candle in the darkness to be put out.

Source: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elon-musk-interview-axel-springer-tesla-war-in-ukraine-2022-3?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com&utm_campaign=sf-bi-cars&fbclid=IwAR2t_p_xQFGlladtI8hogmWkjkGiivcU-Wk88BzO9eAsSc3beuStfxXdWcc. Retrieved Apr042022.

胡景北:普京为什么开战?

从2月24号开始,普京发动的侵入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超过十天。我坚决谴责俄国的侵略行为,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卫国斗争。我的理由很简单:1994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时,安理会五大国(中国、俄国、法国、美国、英国,后四个国家按照汉语拼音排序)都庄严承诺,保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乌这场战争开始后,我国政府同样而且多次表示:“中方主张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这一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在乌克兰问题上同样适用。” 而当年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样做出庄严保证的俄罗斯,竟然不顾世界的共识和人类今天所达到的文明底线,不但从乌克兰东部地区分裂出两个新国家并派兵到那里“维持和平”,而且以“乌克兰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为理由,把战火直接烧到乌克兰全境。

 其实,乌克兰过去是不是一个国家这件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现在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俄罗斯近几十年来承认的国家,是联合国承认的国家,是与我国和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才强调尊重和保障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在乌克兰问题上同样适用”。既然适用,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就是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略行为,就应当在全中国也在全世界受到谴责。

许多人已经分析了普京为什么使用全国大部分兵力发动这场残酷的战争。有人说是因为北约要拉乌克兰入伙并把重兵放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有人说美国挑拨俄罗斯发动战争以便让西欧和俄罗斯为敌,有人说普京为了实现大俄罗斯梦,为了重建沙皇的辉煌(普京痛恨十月革命,认为乌克兰是列宁斯大林搞出的怪胎,而他自己要做的就是消除该怪胎。所以他不会重建苏联的辉煌),等等,等等。这些说法都有自己的理由。我在这里提出另一种说法,就是普京要继续当俄罗斯总统的话,总得拿出点东西来证明自己,而吞并乌克兰就是他现在唯一能够拿出来的东西。按照依普京定身制作的俄罗斯现行法律,下一届总统选举在2024年,也就是后年。普京虽然已经当了十八年俄罗斯总统,但还是具有再当两届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也就是说,2024年和2030年他依然可以参加总统竞选。当然,没有这场俄乌战争,普京在2024年也有几乎百分之百的可能性被再次选为总统。可事情不像我们外人所想的那样简单。外人以为总统非他莫属,但他自己不会信心满满。他的信心不足,不是担心有人和他竞选,而是担心自己在俄罗斯亿万人面前腰杆挺不起来:这么多年的总统,自己有何功绩?御用文人的吹捧和他本人内心的感觉是两回事:内政尤其经济没有起色,连学个中东国家卖石油卖木材致富都没有学成,并且找不出一个内部的“反俄集团”来替罪;外部夺了个克里米亚半岛,但那弹丸之地,就算是功绩,也在上次2018年总统选举中用过了。要自豪地再次当选总统,做个三十年总统,必须有大功。遍查国内国外,最容易建功的,也许就是吞并乌克兰了。人口上,乌克兰有不少俄罗斯族人;历史上,俄乌两国是非纠缠不清,自己总能找出理由吞并它;军事上,自己有绝对优势。至于过去的庄严承诺,就当作过时的历史文件抛弃。

在我看来,像普京这样的独裁者即使一开始是心理非常坚强的人,但独裁时间愈长,保住独裁的愿望愈烈,便愈担心别人尤其民众不服,愈想找出敌人来打击并借以立功,因此,他们的心理愈虚弱。面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选,在想到自己的以往政绩时,普京的心理绝不会像我们外人以为的那样坦然。因此,普京发动罪恶的俄乌战争,很可能是为了下届选举,为了“内心踏实地”再次当选总统。但我却估计,他立功心切,反倒会坏了自己大事,下届总统说不定就因此泡汤。

“夜话” 2022年第4期,2022年3月7日

注:本文第一稿于北京时间3月7日下午发出,但一分钟后即被封。后用替换和删去疑似”敏感词“的方式修改了三次,皆被禁群发。见下面的截屏。

千秋功业,何不为之?

最初看到徐州丰县铁链女的消息,我十分震惊和悲伤。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竟然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实在是难以思量。而它之所以能够发生,不仅是董某民一人之恶,而且是当地主流文化之恶。谈恶先谈善。在拐卖妇女问题上的主流文化之善的标志,就是如果某个人“购买”了被拐卖的妇女,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当地老百姓都会谴责他,更有许多人会向政府报告,而政府知悉后会迅速和严厉处理。这就类似于当前禁毒的情形。人人知其恶,政府惩其厉。而主流文化恶的标志,便是人人知道却互相庇护、政府知道却听之任之(如果不说是庇护的话)。我们在徐州地区看到的,正是这种恶的主流文化。比如,董某民不但不隐藏自己“购买”而且用铁链锁颈女人的事实,反倒以正能量的姿态宣传自己(若非如此,铁链女至今还不为外界所知),足见当地民众对拐卖妇女之认可。而当地政府在事发后用正式通告一本正经地否认铁链女事和拐卖妇女有关,进一步证明当地主流文化之恶。

    如果我们处理铁链女事件的目的不限于解救铁链女个人,而是根除当地的拐卖妇女现象尤其是拐卖妇女的文化,我们就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击溃这个丑恶文化,把它从当地主流文化的地位彻底推倒。因此,我曾经在自己的短文(可惜无法发布)中建议,在中央的指挥下,动用军队或至少外地武警,在徐州地区,逐个县、逐个乡、逐个村核查买卖妇女情形,解救被买卖被拘禁的妇女,惩罚犯罪者包括渎职者。这里完全没有什么“法不责众”的问题。法律不仅针对个别人,也针对群众。同时,将一支军队或武警以打拐为专项任务,长期驻扎在徐州,彻底改变当地的买卖妇女环境,铲除当地的买卖妇女恶文化。

    关于动用军队推倒某地区主流文化,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的经验。比如,美国部分地区过去公立学校按肤色分,黑人不能入专为白人的学校。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教育部门决定让九名黑人学生转到原先只有白人学生的中央中学时,当地白人群众非常愤慨,群起反对,当地由白人组成的政府甚至应群众要求而派国民警卫队到学校前,和白人群众一起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学校。国民警卫队后来被迫撤出,可依然有许多白人持枪“保卫我们自己的学校”,不让黑人学生入校。那些黑人学生还受到死亡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出美军精锐部队101空降师,用亮出刺刀的伞兵队伍,护送这九名学生第一次步入中央中学校园。并在随后一段时间内继续驻守城市尤其校园,保证黑人学生安全地留在学校学习。正是通过这样的雷霆之势,那里的白人种族主义文化第一次被压倒了。而这样的丑恶文化一经压倒,就再也不可能重回主流。白人黑人以及其它肤色的孩子同校学习,终于成为主流文化。

    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魄力。拐卖妇女在中国至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各个朝代虽然都予以打击,但始终未能以大魄力根除之,以至于贻患至今。今天,我们完全有能力根除之。其方式也很多,而不一定是我建议的方式。无论如何,彻查铁链女事件,结束中国拐卖妇女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功业。成其事者,将永远被记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而不管她或他是否有其它过失或者罪行。举一个不很恰当的例子。以我们视为历史罪人的慈禧来说,一个杨乃武小白菜的冤案大白,一个废除科举,却是她的两项流芳百世之功。今天,彻底清查铁链女事件,彻底改变徐州地区拐卖妇女的丑恶文化,从根本上消除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中国拐卖妇女历史,正是我们的领导人建立不世之功的机会。大丈夫当机立断,是男儿建功立业!千秋功业,何不为之?!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3期,2022年2月21日

注:这是该文改正别字(从“杨白劳‘改成”杨乃武“, 以及将题目和末句从“千秋功业,何不为之?”改成”千秋功业,何不为之?!“)后的第一稿。该文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时多次被禁发又多次修改,第四稿才被同意发布,但在大约2分钟后亦被封杀。

胡景北:做个记载

得知我的一些校友本月15号的联#ming*信后,写了一篇短文,表示自己的支持。让我非常遗憾的是,这篇短文竟然被禁止发布。为通过审核,我多次修改内容和题目,可依然被禁。这里,我把被禁止发布的页面做个截屏,也做个记载,更做个抗议。

“夜话”2022年第2期,2022年2月18日

注:本文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第一次发布时的题目是“做个记载,做个抗议”。但网络审核后禁发。本文随后修改了两次,一是把改成现在的题目,二是将北大校友、徐州八孩母等词汇删去,并对联名信做特殊处理,这样才在第三次发布时通过审核,发布出去。此时应当是美国加州时间22:45, 但随后便在22:52被禁。参加下面两个截屏。 (胡景北 记于2022年2月18日, 加州时间23:11)

胡景北:我是北大校友,我加入校友联名呼吁

前天,2022年2月15日,以汤敏、陈汉聪为首的北大学子发表联名信,呼吁彻查徐州女子被拐事件。我支持这一呼吁,愿意参加该联名信签名的网络接龙。由于我暂时无法获知网络签名接龙的网址,我在这里公开表示我的签名意愿。按照签名格式,我的签名如下:

  胡景北,1982

  恰恰四十年,1982年2月,我到北京大学报到入学。和每一个有幸成为北大学生的人一样,当我跨入北大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不仅为了改善个人处境,而且也为了改善中国和世界普通人处境而入学的。四十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和世界普通人的境况有了明显改善,而中国的改善尤其突出。四十多年前我在农村经历的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常情形,如今几乎不复存在。所以,当我看到关于徐州丰县八孩母亲猪狗不如的惨况时,我从心底感到震惊和悲伤。同时,徐州属于我的家乡江苏省。我的护照中“出生地点”一栏,填写的便是“江苏”,因此,在震惊和悲伤之时,我不得不为自己感到羞耻。现在,我自愿参加汤敏、陈汉聪等北大校友的下述四点呼吁:

  1.采取公正、严谨、透明的程序,对杨某侠的真实身份进行调查认定。

  2.对杨某侠被拐的20多年间涉嫌渎职及违法犯罪行为的相关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处理。

  3.对徐州地区、全国各地相关被拐妇女儿童事件进行全面清查,解救目前还处在被虐待或不公正对待的被拐人员。

  4.启动《刑法》相关条款修订程序,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

  徐州八孩母亲的惨况仅仅是拐卖女性的冰山冒出水面的一角。我们不但应当打碎这座冰山,而且应当在短期内就以雷霆万钧之势打碎它。打碎的标志,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买卖妇女是重罪;就是买卖妇女如果还会出现,那也是例外个案,而不是一个地区的“正常”现象。在比如徐州这样的地区,我们应当通过短期的雷霆之势,从根本上打击这种丑陋文化,把它从实际上的当地主流文化地位彻底打下去。

  因此,我另外提出两点建议:

  一,成立高于公安部的国家级别的专门负责打击拐卖妇女和儿童的机构。这是清华大学谢丹夏教授提出的。我在这里附议。目前在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下有一个处级单位“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办公室(打拐办)”。但公安部却设有局级的“禁毒局”。显然,与禁毒相比,打击拐卖妇女的任务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也更需要一个权威行政机构。

  二,动用部队或至少武警,在徐州地区逐个县、逐个乡、逐个村了解买卖妇女情形,解救被买卖被拘禁的妇女,彻底改变当地的买卖妇女环境。

  关于第二点,我们可以参照国外的经验。比如,美国部分地区过去公立学校按肤色分,黑人不能入专为白人的学校。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有关部门决定让九名黑人学生转到原先专为白人学生的中央中学时,当地白人群众非常愤慨,当地政府亦应群众要求而派出国民警卫队,和白人群众一起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学校。国民警卫队被迫撤出后,依然有许多白人持枪“保卫我们自己的学校”。黑人学生还受到死亡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出美军精锐第101空降师,用亮出刺刀的伞兵队列护送这九名学生第一次走进中央中学校园。军队在随后继续驻守城市尤其校园,保证黑人学生安全地留在学校学习。正是通过这样的雷霆之势,那里的白人种族主义文化第一次被压倒了。而这样的丑陋文化一经压倒,就再也不可能重回主流。当地绝大部分人终于认识到黑人与白人同校学习的权利,当地主流文化也就改变了。

”夜话“2022年第1期,2022年2月17日

注:本文是最初文章的简易版。最初文章在为通过微信网络审查而修改多次后依然被禁发,为此将其缩为简易版,目的是让文章保持在A4纸的一页内,以便转换成一篇完整文章的图象,然后发布在本人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但即使如此,依然被微信网络审查者禁发。记于2022年2月18日。

从“第三次分配”想到“第零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最近成了公众关注的热词。这个概念是北京大学厉以宁先生发明的。根据他的定义,第一次分配是市场经济按照自身规律(即按照每个人拥有的人力财力物力和它们的价格)把国民收入分配给每个人;第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强制地把市场经济内获得高收入的那些人(以下简称富人)的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以下简称穷人);第三次分配则是富人通过捐赠等形式,自愿地把自己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厉先生讲得好。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在这三次分配之前,我们中国还有更重要的第零次分配。

是的,“一”不是起点,“0”才是起点。我们日常所说的“从0开始”,就是这个意思。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我看来,这个“道”,便是某种零,从零生一,才有了后来的二、三以至万物。收入分配中的“道”便是第零次分配,是厉先生所说的三次分配的前提。第零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在百姓(或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分配:多少归百姓,多少归政府。这里说的“归政府”,指的仅仅是政府拿走并自己使用的那部分收入。因此,它和厉先生说的“第二次分配”根本不同。厉先生的第二次分配指的是富人部分收入经由政府而转移给穷人。这里,政府仅仅扮演中介的角色,既不把这些转手的“钱”占为己有,也不挪用这些“钱”。但在第零次分配中,归政府的钱,就是政府占为己有并自行使用的钱。

我们用一个例子说明第零次分配的特殊重要性。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民收入也分成个人收入和政府收入两部分。农民和城市人的个人收入,不是按照市场规律,而是按照维持低水平生存的标准来确定。个人收入确定后,其余都归政府:农民多收的粮食要交政府,企业盈利也全部缴政府。这样确定的第零次分配,完全排除了市场,因此,厉先生所说的那三次分配毫无用武之处:那时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所以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无从谈起;农村和城市人的个人收入仅仅足以(常常还不足)维持低水平生存,所以第一次分配也无从谈起。

中国的改革是从改变第零次分配格局开始的。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便是把原来的第零次分配次序颠倒过来:原来先确定农民自留的粮食,剩下全交政府;现在改成先确定农民交政府的粮食,剩下全归农民自有。因此,交了政府粮食之后,那些会种地的勤劳的健康的劳动力多的家庭,自有粮食就多,反之就少。所以,自有粮食的多少大体反映了农民人力资本的价格差异,用厉先生的话说,自有粮食在农民之间的分配,由市场规律决定。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厉先生说的“第一次分配”。经由这样的分配,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便出现了。自有粮食多的农民出售粮食,钱也多了;钱用来投资(比如用来买化肥),中国又出现了资本或者私人资本。利用资本,富裕农民生产出更多自有粮食,农村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城市的情形和农村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贫富差距扩大更快。那时节的标准口号是政府给企业“分权让利”。让利,类似于农村包产到户:原来全部利润交政府,现在利润包干,交了政府的,剩下自己支配。后来又变成“利改税”,就是把交利润改成缴税。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政府和城市老百姓瓜分维生工资以后的剩余。

国民收入扣去维持生存部分以后是所谓的剩余。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改革,把政府独占剩余的第零次分配格局,改变为政府和百姓(或市场)分享剩余的格局。在新的分享性第零次分配格局下,由于农民愿意为自己多产粮、企业愿意为自己多获利,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蛋糕迅速扩大;同时,剩余中直接由老百姓支配的部分亦越来越大,直接由政府支配的部分越来越小。就我自己的粗略估计,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的蛋糕至少扩大了十几倍;而市场或者老百姓直接支配的剩余,从百分之0应当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以上,政府支配部分应当从百分之百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以下。经济学家往往仅仅注意蛋糕的扩大并把它称之为中国经济的奇迹。但中国第零次分配格局变化的重大意义,毫不逊色于中国蛋糕扩大的意义。

百姓或市场支配部分的出现和扩大,意味着个人收入开始并越来越多地按照市场规律分配。这就是厉先生说的第一次分配。毋庸讳言,市场分配个人收入会造成富人和穷人。因此,中国需要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部分不是市场第一次分配、而是非市场因素导致的。例如,最近十年来所揭露的大量贪官,其财富皆来自权力。我本人即使在清水衙门的学校工作,也一样体会到权力在提高个人收入中的作用。又例如,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制度与特殊的工会制度,是造成农民工收入低于市场水平的两大因素。当然,无论如何,1978年改革以来出现并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确实不但需要大大强化的第二次分配,也需要厉先生所说的第三次分配。

然而,在讨论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记第零次分配的重要性。不错,经济学教科书仅仅讲述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不提第三次分配,更不提第零次分配。经济学不提第零次分配的原因在于,我国目前讲授的经济学是欧美国家的舶来品。当经济学成型时,欧美国家的第零次分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经济学家不需要再考虑第零次分配:他们可以直接从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选择开始讨论第一次以及第二次分配。而我们中国一直到1978年,甚至现在,第零次分配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所以,在中国,我们不能不讨论第零次分配。

欧美国家解决第零次分配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大宪章开始规定国王征税须得到臣民的同意。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索之一便是路易十六和第三等级在征税问题上谈不拢。“无代表、不纳税”则是1776年美国革命的主要原因。法国和美国革命的结果之一,就是征税须公民代表投票同意。就此而言,欧美国家大体建立了一个把第零次分配格局保持在某种合理范围的机制。我国目前尚缺乏类似功能的机制,其实,从我国历史看,第零次分配问题处理不当,常常导致整个国家的灾难。撇开1978年之前情形不谈,就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几乎都因为政府在第零次分配中拿的过多。我国最早的陈胜吴广起义,便源自政府的劳役过重。最晚的太平天国起义,亦提出“抗征粮、抗征赋”。我们在学校里熟背的“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李闯王,更是靠“不向政府纳粮”的口号才打进北京城。注意:这里的劳役和粮赋的“征”、“纳”,指的都是百姓和政府在第零次分配中的关系,而非贫苦农民和地主在第一次分配中的关系。同时,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政府在第零次分配中拿的适当些,“轻徭薄赋”,经济发展便快,老百姓日子亦比较好过。问题在于,二千多年来,中国的第零次分配格局总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中国至今仍然缺乏一个保证第零次分配格局基本合理的“机制”。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仍然是今天的中国急需完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夜话”2021年第11期,2021年9月12日

(本文于2021年9月12日发布在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发布的这里的文本删除了原文“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索之一便是皇帝路易十六和第三等级在征税问题上谈不拢”一句中的“皇帝”。 胡景北,2021年9月13日)

从马丁·路德·金博士论文抄袭说起

凡是关心国际形势的网友,大都知道马丁·路德·金其人。上世纪中期,几乎和我们的红卫兵运动同时,马丁·路德·金领导了大规模的美国民权运动。他于1968年遇刺逝世后,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以个人名义特地发表纪念声明。那时节,我还是中学生,在学校停课闹革命,对党报发布的毛的每篇文章(然而也只有很少几篇),都会认真读、反复读。这篇声明更是学习了许多次,因此也记住了马丁·路德·金的大名。

马丁·路德·金曾于1955年在美国的波士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下面我们直接称他为金博士。金博士遇刺后,美国全国悼念(应当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吧?)。1983年美国联邦政府甚至立法,把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定为“马丁·路德·金节”。用某人姓名命名法定节日,中国还没人获此殊荣,美国亦只有哥伦布和金博士两人。这里还得加一句:哥伦布节在美国广受争议,不少人主张取消之;但金博士节几乎没有争议。

不过,金博士节建立当初便出现争议。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有人发现金博士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美国和中国不同,其政体有点像联合国的味道。所谓United States,直译应当是“联合的诸国”,而不同于中国的标准翻译“合众国”。因此,1983年美国联邦政府虽然立法建立金博士节,但各个州可以决定自己是否承认这个节日。很不巧的是,这边刚刚立法,那边就传出金博士论文抄袭的流言。这流言自然不受待见,媒体也不予理会。直到1989年,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才第一次载文说明金博士的论文如何如何地抄袭。那时虽然网络不发达,但美欧之间的报纸发行从无国界,因此,英国的报道不但为欧洲人所知,也为许多美国人所知。所以,关于金博士抄袭剽窃的流言就借助境外势力在美国流传。可即使如此,美国主流媒体也一拖再拖,差不多一年后才由《华尔街日报》带头报道。报道一出,就成了美国那些天的特大新闻(very big news),舆论汹涌,认为该流言是污蔑的人众多,还有不少人甚至认为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金博士节的各个州搞的鬼。

不过,学术作品是否规范、是否抄袭,涉及的是不会改变的白纸黑字,因此和其它事情规范与否的争论相比,澄清起来容易得多。金博士虽然已经去世二十多年、其博士论文更是三十多年前的作品,但白纸黑字没有变化;流言说的被他抄袭的文章和著作的白纸黑字也没有变化,所以,流言是否正确或者正确程度几何,找几位学者对照一下文字即可。在汹涌的舆论面前,波士顿大学也就不得不成立金博士论文调查委员会。又过了将近一年,该委员会得出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其最重要的三点如下:

1.“毫无疑问,金博士的博士论文存在抄袭,他没有明确标示引文出处,或者错误地或过于一般地标示出处,以及在离引文或直接引用的文字很远的地方标示出处。(There is no question but that Dr. King plagiarized in the dissertation by appropriating material from sources not explicitly credited in notes, or mistakenly credited, or credited generally and at some distance in the text from a close paraphrase or verbatim quotation.)”

2. 同时,虽然金的博士论文违反了学术规范,但论文核心部分依然“对学术研究做出了知识上的贡献(an intelligent contribution to scholarship)”,因此保持他的博士头衔。

3. 但是,在波士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金博士的论文中,需要插入一份“处分书(disciplinary letter)”,明示该论文的抄袭情形。

调查报告一公布,美国各大报立即跟上。《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波士顿大学调查委员会确认金博士抄袭”,而《洛杉矶时报》的标题则为“即使有抄袭,金的博士头衔依然保住了”。虽然美国各方面意见继续争论很久,但大家都接受了波士顿大学的结论,金博士抄袭的风波亦渐渐平息。到了2000年,美国全部50个州都承认了金博士节。

从金博士论文抄袭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 名人,包括去世的名人,都会被公众检视。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个极偏门的神学话题。如果金博士后来未成为名人,那么,除了必须阅读的评审委员之外,翻阅金博士论文的人应当不会超过十位,因此没有人注意该论文是否符合规范。可一旦成为名人,情形便大不同。

2. 文字作品是否符合规范,有白纸黑字作证,判定起来不难。

3. 判定文字作品是否规范的困难,在于找到不带情绪的学者。波士顿大学找的学者,专业性自然不必说,其公正性,也通过若干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得以保证,比如(1)公开学者姓名;(2)这些学者不受当时执政的共和党领导,也不受美国政府、国会和法院以及波士顿大学校长的领导;(3)这些学者(包括他们的家人)的地位包括薪金不受他们对金博士论文评价的影响。

4. 调查结论,从“流言(或申诉)不实”到“取消学位”两个极端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大很大的区间,足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中间结论。波士顿大学的结论,便是流言确实,但错误未达到取消学位的程度,而正式收藏的论文中得插入处分决定。因此,我们听到世上有某人博士论文抄袭的流言,既不必立即联想到他人污蔑,也不必立即联想到该人博士帽子要飞。

5. 事情澄清之后,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都放下了。当然,如果名人还在世并被查出确有违规,名人还是要道歉的。不过,绝大多数名人面皮都很厚,道个歉对他们不成问题,让众人释然总是件好事。尚在世的金博士论文评审导师便道了歉。

“夜话”2021年第10期,2021年8月20日

参考文献

纽约时报,1991年10月11日,波士顿大学调查委员会确认金博士抄袭。New York Time, Boston U. Panel Finds Plagiarism by Dr. King, Oct. 11, 1911, Section A, page 15. https://www.nytimes.com/1991/10/11/us/boston-u-panel-finds-plagiarism-by-dr-king.html. Retrieved Aug. 18, 2021.

洛杉矶时报,1991年10月11日,即使有抄袭,金的博士头衔依然保住了。Los Angeles Times, King’s Doctorate Upheld Despite Plagiarisms, Oct. 11, 1911,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1-10-11-mn-189-story.html. Retrieved Aug. 19, 2021.

维基百科,马丁·路德·金博士论文的著作权问题。Wikipedia, Martin Luther King Jr. authorship issu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tin_Luther_King_Jr._authorship_issues. Retrieved Aug. 18, 2021.

Luker, Ralph, 1993, Plagiarism and Perspective: Questions about Martin Luther King, Jr (抄袭和作者自己观点:关于马丁·路德·金的若干问题),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Review, vol: 68: 152–160.

——–, 2004, On Martin Luther King’s Plagiarism …, (关于马丁·路德·金的抄袭等问题), 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blog/9172. Retrieved Aug. 18, 2021.

“夜话”2021年第10期,2021年8月20日

国家统计局最近修订的就业数据讨论

2020年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得到的人口数据,曾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统计局不但依据该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修订了早先发布的2011—2019年的人口数据,而且也修订了其它许多数据。国家统计局在最近出版的《中国统计摘要-2021》“编者说明”中指出“2011-2019年人口数据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进行了修订”,而没有同时明确指出其它修订数据。本文仅仅讨论总就业数据的修订,说明普查后的2020年就业人数和普查前的2019年就业人数相差过大,使得以往各年的年度统计丧失了可靠性,并迫使国家统计局修订2011-2019年就业数据。但如此一来,依据那些年度统计数据所做出的无数市场分析和实证研究(包括本科硕士博士论文)便沦为无效劳动。本文呼吁国家统计局采取措施,把年度就业统计提高到令人基本满意的质量水平。

下面的表1列出了国家统计局对2011-2019年全国就业的修订数据。与此相对照,表1也列出国家统计局直到2020年所发布的该时期年度数据(即“普查前数据”)。表1同时列出两套数据之差和其占修订数据的比重。

表1 全国总就业:修订前后数据,2010-2020年

                                               单位:万人,%

表1的第3栏清楚显示,2011-2019共九年的修订数据不但全都小于普查前数据,而且“小于”的绝对数和比重全都逐年提高。到该期间的最后一年即2019年,修订数据比普查前数据少了2,000余万人,接近修订数据的3%。我们知道,普查前后的两套总人口数据的差异曾经引起许多争议。然而,普查前后的两类总就业数据差异比两套总人口数据差异还大得多。例如,2019年总人口数据在普查前后相差1,003万,而该年总就业数据相差2,024万,是前者的两倍多。如果考虑就业人数远远小于总人口,那么,就业数据的质量更远远次于人口数据的质量。

比数据差异更重要的是趋势变化差异。我们用下图揭示普查前后的两套数据所代表的全国就业总趋势。两条就业曲线的比较说明,如果普查后修订的数据更符合事实,那么,全国总就业从2011年就开始低速增加并在2015年便转而减少。全国总就业最高峰是2014年的7亿6千3百多万,之前和以后皆没有超出7亿7千万;而根据普查前的年度统计,全国总就业在2017年甚至超过了7亿7千6百万。因此,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前发布的年度就业数据,大大高估了就业增加的趋势,造成了严重失真。

图1 2020年普查前后数据揭示的总就业趋势,2010-2019年

不过,2020年普查发现的就业数据问题不是新鲜事。同样问题也出现在2010年人口普查时。以2000年普查后数据为起点,图2绘出2010和2020两年人口普查前后数据的曲线。这些曲线清楚地表明,国家统计局在本世纪以来的二十年内,总是高估甚至严重高估全国的就业人数,以至于到了普查前一年即逢九年份,普查前的就业人数皆比普查后的就业人数多出2000余万,相对差异皆近于3%,迫使统计局不得不对前九年发布的数据大幅度地加以修订。

图2 2010和2020两年普查前后的就业数据,2000-2020年

一些读者可能觉得“迫使”一词用得重了:统计局修订数据是为了我们好,而非“不得不”。应当说,仅仅总就业数据失真还难以说明统计局修订数据之“不得不”,可用就业增量和增长率来说明便很清楚。比如从南京开车到上海,300千米用了三个小时。但驾驶员把最初两个小时的速度说得太快,每小时便达到150千米,则按他的逻辑,第三小时他或者休息或者必须倒车一段路程后再开。由于他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倒车,所以他在前两小时的时速肯定达不到150千米。统计数据的问题也是如此。市场分析和理论研究用到的不仅是总量数据,而且是它们的增量和增长率,后者对于研究和分析尤其重要。下面的图3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就业的增长率。很清楚,因为前九年数据过大,若不修订,逢十年份的就业增长率将是无以为信的过小负数,若不倒车,不修订数据,逢十年份的数据太失真,数据系列更是无法继续下去;但踩倒车,修订数据,把逢十年份的巨大失真分散到前九年,则又把利用前九年数据进行的市场分析和理论研究置于极其危险的失效境地。仅就直到今年夏季通过答辩的近几年全国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的本科硕士博士论文来说,只要它们严重依赖国家统计局逐年发布的2011-2019年的总就业(以及城乡就业和三个产业就业,因为总就业一变,这些分项就业数据必须随之而变)数据,它们的研究结论从而整个论文就可能作废。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国家统计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挑战,便是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把日常和逐年的人口与就业统计提升到一个基本符合研究要求的质量水平上,而不再需要每十年大规模修订一次数据。我衷心希望,十年后我还算健康,能够看到2030年的普查数据和直到2029年的逐年统计数据基本契合,而不会重蹈2010和2020两年普查后的覆辙。

图3 2010和2020两年普查前后的就业增长率,2000-2020年

“夜话”2021年第9期,2021年8月8日

参考文献

普查后修订的总就业数据:国家统计局,2021,中国统计摘要-2021, 4-2。

2001-2009年逐年总就业数据:国家统计局,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0, 表4-3。

2011-2019年逐年总就业数据:国家统计局,2020,中国统计年鉴-2020, 表4-2。

《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修改建议

尊敬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各位领导:

您们好!

我仔细阅读了您们公布的《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受益良多。我十分敬佩您们对中国医疗保障事业的满腔热忱、对广大患者的深切关爱以及对医疗保障法制建设的专业精神。我完全相信,即将正式通过的《医疗保障法》会成为指导我国未来医疗保障法治化建设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值此征求意见之际,我想结合自己多年来对新兴的互助医疗(或医疗互助)保障模式的观察研究,对这部立法提一点补充意见。部分出于对我国医疗保障事业的关心,部分出于个人专业研究的原因(我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德国科隆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博士,回国后先后在上海财经大学和同济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我很关注最近十年来,在 我国的职工互助、居民互助和村民互助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出现的网络大病互助医疗保障事业。这是在互联网时代顺应广大群众需要而自然兴起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性互助医疗保障新模式。它既不同于事前承诺刚性兑付的商业保险,也不同于单向的慈善救助,而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事后共同分摊费用的互助型医疗保障形式。据统计,目前全国注册参加者累计已达3.4亿人,为因大病而陷入困境的参加者筹集的资金已达数百亿元,受益者也达到数十万人。无论从参加者规模、医疗保障互助金筹集规模还是受助人规模来看,互助医疗近年来对我国广大群众尤其是中下层群众医疗保障的贡献都有超越商业健康保险和慈善捐赠之势。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这样的互助医疗事业所筹集的互助金,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直接划转给受益的大病患者。这一比率远远高于商业健康保险金和慈善捐助资金两者用于病患的比率。因此,商业性互助医疗保障事业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大众性和经济上的高效性,是商业健康保险和慈善捐赠都无法比拟的。

我相信,您们对商业性互助医疗保障事业的上述发展一定了如指掌。因此,《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亦提出“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您们领导的国家医保局在最近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3162号建议的答复》中亦明确指出,“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不仅仅是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而是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基于上述事实与背景,我想提出的意见仅仅是在《医疗保障法》中进一步突出医疗互助事业与商业健康保险和慈善捐赠的并列地位。我的两个修改建议具体如下:

1.《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增加“医疗互助”

修改意见稿 第二条  国家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救助等相互衔接、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建议修改为(建议增加处为着重线上内容)

第二条  国家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救助、医疗互助等相互衔接、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2.《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二条删除“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句,增补专门针对医疗互助的第二十三条,原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第二十四条,以下条目序号相应修改

修改意见稿 第二十二条  国家鼓励社会慈善捐赠支持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筹调动慈善医疗救助力量,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慈善医疗救助款项筹集及使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建议修改为(建议删除处为括号内内容)

第二十二条  国家鼓励社会慈善捐赠支持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筹调动慈善医疗救助力量(,支持医疗互助有序发展)。慈善医疗救助款项筹集及使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建议增补医疗互助专项条款内容如下:

    第二十三条 国家鼓励和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医疗保障事业,发展医疗互助包括职工、居民和村民医疗互助、商业性医疗互助及其它医疗互助事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规范各类医疗互助尤其是商业性医疗互助的管理,推进医疗互助有序发展。

原第二十三条序号相应改为第二十四条,其余条文序号相应修改。

以上修改建议,如能得到您们的考虑,我将不胜感激!

    此致

敬礼

胡景北

2021年7月12日

(胡景北,身份证号码:310090;退休前工作单位:上海同济大学)


“夜话”2021年第8期,2021年7月14日

注:本建议信在网络公布时,身份证号码仅部分显示。

附:《医疗保障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公告截屏

出处:http://www.gov.cn/hudong/2021-06/16/content_5618310.htm,2021年7月1日下载。

为网络互助医保事业正名!

从2011年张马丁创立医疗费用互助的网络平台“康爱公社”起,中国系统性的面向大众的互助型医疗费用保障事业已经走过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来,互助医保企业从一个增加到几十个,互保参加者从十几人增加到一亿多人,互保受益者和互助金的数量,也从当年的几个病患和几千元,增加到如今一年至少几万个病患和几百亿元。就拿我本人参加的康爱公社来说,它是拥有200多万成员的中等规模互保企业,可仅仅2020年一年,康爱公社便动员互助金近1.2亿元,向2,300多位患病社员拨付互助金1.16亿元(注1)。就“赔付”额来说,康爱公社应当达到了中等保险公司的商业医保规模。而那些拥有几千万成员的互助医保企业,其赔付金额和受益者的数量,更是远远超过康爱公社。因此,在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费用保障体系之旁,互保和同为补充医保体系的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捐助、各单位或部门兴办的比如职工医疗互助等一起,为缓解医疗费用给民众造成的困难,避免“大病返贫”,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互保事业的第一批参与者,我欣喜地看到十年来那么多患者的经济困难因互助医保而得到缓解,看到更多的人因互助医保而增强了未来抵御高额医疗费用的信心,因此,我由衷地祝贺康爱公社成立和互助医保行业诞生十周年。

从2011年张马丁创立医疗费用互助的网络平台“康爱公社”起,中国系统性的面向大众的互助型医疗费用保障事业已经走过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来,互助医保企业从一个增加到几十个,互保参加者从十几人增加到一亿多人,互保受益者和互助金的数量,也从当年的几个病患和几千元,增加到如今一年至少几万个病患和几百亿元。就拿我本人参加的康爱公社来说,它是个中等规模的互保企业,可仅仅2020年一年,康爱公社便动员互助金近1.2亿元,向2,300多位患病社员拨付互助金1.16亿元(注1)。就“赔付”额来说,康爱公社应当达到了中等保险公司的商业医保规模。而那些拥有几千万参加者的互助医保企业,其赔付金额和受益者的数量,更是远远超过康爱公社。因此,在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费用保障体系之旁,互保和同为补充医保体系的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捐助、各单位或部门兴办的比如职工医疗互助等一起,为缓解医疗费用给民众造成的困难,避免“大病返贫”,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互保事业的第一批参与者,我欣喜地看到十年来那么多患者的经济困难因互助医保而得到缓解,看到更多的人因互助医保而增强了未来抵御高额医疗费用的信心,因此,我由衷地祝贺康爱公社成立和互助医保行业诞生十周年。

    然而,恰好在这十周年之际,互保行业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生死考验,而考题则是:互保企业应当依照保险法规还是慈善法规来监管?例如,水滴公司今年在赴纽约上市之前关闭其经营的水滴医保互助,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该互助的定位不明。而“定位不明”的真实含义又在于,无论依照保险还是慈善法规监管,各互保企业都得关停。这里的原因是互保企业提供的产品,既非保险也非慈善法规所规范的产品,如果用这两套法规中的任何一套来监管,其结果只能是互保产品停产、互保企业关闭和互保行业终结。

    所以,解决互保行业定位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跳出上述考题。而直接承认互保产品没有为现行的保险和慈善法规所规范,因此,在这两套法规作出重大修改之前,互保产品便既不属于保险产品也不属于慈善产品,互保企业也不属于现行的保险业或慈善业。这样,在考虑互保行业监管时,我们需要问的不是“互保属于保险业还是慈善业”,而是“和保险产品与慈善产品相比,互保产品有什么特点”,并根据互保产品的特点,设计监管法规。这里,我先列举以下两个特点:

    (1)互保原则是后付费。互保者中出现病患,互保人才付费。而现行健康保险的原则是先付费。

    (2)互保宗旨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慈善医助宗旨只是单方向的“我为人人”。

    仅仅这两个特点就意味着,互保是一种全新产品。确实,一种全新产品在推出初期往往难以分类和监管。例如,软件产品最初推向市场后,监管和统计部门完全不知道把它归于何种产品类别,但这不妨碍软件企业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全新产品,互助保障或互保比之健康保险与慈善医助,具有显著的优点。这里,我也先列举它的两个优点,即政治上的大众性和经济上的高效性:

    (1)政治上的大众性。它特别体现为互保面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比较弱势和贫困的下层群众。而健康保险和慈善仅仅面向小众。互保能够吸引广大民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互助金低收费。就我了解的康爱公社来说,2020年全年,每个社员平均付费低于100元(注1)。健康保险的付费,就我查到的2021年5月的资料来说,该月每件新增健康险的平均收费接近1,800元(注2)。显然,健康险远远超出大众的承受能力。因此,健康保险服务的只能是少数富有者。另一方面,慈善事业虽然能够解救一些因高额医疗费用陷入困境的普通民众,但慈善事业能够顾及到的困难者仅仅是困难者中的极少幸运儿。对绝大多数陷入医疗费用困境的民众来说,慈善捐助是不可指望的。职工医疗互助等其它补充医保方式,同样局限于小众。可以说,在整个补充医保体系中,只有互助医保面向大众、服务大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网络诈骗盛行、P2P爆雷等不利背景下,互保企业在最近十年依然能够迅速扩展的原因:广大群众特别希望在政府的基本医保之旁再找到适合自己的补充医保。

    (2)经济上的高效性。互保企业能够实现商业保险和慈善机构无法想象的大众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互保这一全新产品的高效率。医保效率高低的最重要衡量指标是医保“赔付”占医保收费的比率,即所谓的“赔付率”,也就是参与者缴纳的比如100元钱中有多少元用于参与者的医疗上。可惜,我没有找到国内这方面数据。这里,我只好用监管比较严格和数据比较公开的美国资料,来反衬中国互保的高效率。

    1. 首先看美国基本医保企业的效率。美国和中国不同,它的基本医疗保险也是私有保险企业做的。美国法律规定,这些企业至少必须将其收到保费的80%用于病人,即赔付率不得低于80%;保险公司的所有费用包括利润,不得超过医保收费的20%(这个比率也被称为“保费损失率”)。若达不到规定,就说明投保人过多缴费,保险公司就得相应退款给投保人。我在美国的朋友就收到过这样的退款。就2018年而言,美国有近900万投保者收到总额近14亿美元的医保退款(注3)。

    不过,这里也应当提醒一下,就是该法律实施之前,许多保险企业赔付率很低,少数企业的赔付率甚至只及50%。因此,尽管那时美国保险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但它们依然效率很低(注3)。现在,美国那些提供补充医保的保险公司,不受法律规定的最低赔付率约束,效率继续很低,我自己估计,它们的赔付率甚至达不到70%。

    2. 其次,我们看美国慈善机构效率。以美国红十字会为例。该机构2019财年全部收入中,90%用于慈善,即“赔付率”为90%(注4)。不过,美国人从事义务劳动很多,尤其是为红十字会义务劳动。这些义务劳动若按照市场价格计入成本,美国红十字会的“赔付率”恐怕要降低10%甚至更多。以义务劳动不那么普及的德国为例。德国红十字会2019年仅仅人员支出(Personalaufwand)便接近当年收入的20%(注5)。

    综上所述,我们以85%作为美国基本医保和慈善的“赔付率”,应当不会低估它们的效率。而美国补充医保赔付率要低得多。以此为对照,我个人猜测,在中国,由政府管理的基本医保、以健康险代表的商业医保和慈善医助的赔付率应当都不会高于80%。

    那么,中国互助医保企业的赔付率如何呢?说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据我所知,互保赔付率最高的康爱公社,高于96%;最低的相互宝,92%。也就是说,中国互保的赔付率,远远高于已经算高效率的美国基本医保企业和美国慈善机构的赔付率,也应当远远高于中国商业医保和慈善医助两者的“赔付率”。我们必须想象,在我们中国,互保仅仅需要占互助金6%左右的费用,就可以完成健康险和慈善至少需要20%、甚至高达30%-40%的费用才能够完成的医疗费用救助或保险!正是这多倍的效率,让互保脱颖而出,让互保能够面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大众。

    互保的高效性,是互保存在的经济学根据;面向和服务大众,又凸显了互保的政治优越性。孟加拉国人开创的小额贷款,既帮助了大众,又具有经济效率,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如果有什么项目可以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话,互助医保就是这样的项目。

    互保能够高效率地面向大众的原因,是互保产品的基本设计和互保市场的激烈竞争。各个互保企业产品虽有不同,但全都遵循张马丁十年前的基本设计:双向互助、事后筹款、柔性给付。这样的产品设计亦使它不同于保险和慈善两个行业的产品。因此,对互保的监管,既不适用保险法规也不适用慈善或公益法规:互保监管需要自己的独立法规。

    毫无疑问,互保需要监管,互保必须监管。而监管的目的应当是为互保产业确立其健康发展的基本轨道,从而为互保保驾护航,而不是否定甚至取消互保。如果我能够多少提些建议的话,那么,在我看来,除了对互保企业虚假陈述、诱导购买昂贵健康险等违规行为的管理和处罚外,互保监管的重点也许在于:

    (1)互保产品和互保企业的性质。监管应当确认互保产品的特殊性和有用性,确认互保企业的营利性质和它在全国补充医保中的特殊作用。

    (2)互保企业的停业。近来好几个互保企业停业以及互保转为保险公司或慈善机构的传言,让群众最为担心互保企业停业。因此,监管有必要特别强化对互保企业停业的审查和制定限制互保企业停业的法规。

    (3)互保企业的赔付率。当前互保企业的超高赔付率和互保市场的高度竞争有关。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互保企业走向寡头垄断从而勾结起来共同降低赔付率的可能性。因此,监管也许应当规定互保企业的最低赔付率,例如不能低于90%。

    (4)参与者的预存金。互保参加者为避免经常支付小额互助金的麻烦,会预存比如几十或几百元钱在互保企业的专用账号上,让企业在筹款日自动扣款。由于参与者众多,这样的预存互助金往往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政府应当对此类资金的安全性做出若干强制性的规定。

    (5)资助资格的核定。困扰互保企业的一大问题,是参与人患病并取得资助资格的核定。一些互保企业自行核定,另一些企业交由外部专门的病案审查企业核定。实践中经常出现造假现象,甚至病案审查企业和病人串通造假。当然,基本医保和商业性健康险也常常遇到造假现象。网络上充满了保险公司和互保企业不让参与人获得赔付或互互助金的帖子,其中很大部分是内容不实帖子。互保企业管理费用本来就低,处理这些造假现象又花去大量费用。因此,我建议政府对互保行业的监管法规,应当包括对病案造假者的惩罚措施。

(本文得到了许永国博士的帮助,这里谨表感谢。)

“夜话”2021年第7期,2021年6月29日

资料来源:

注1.康爱公社,2021, 康爱公社2020年互助年报,https://mp.weixin.qq.com/s/Vk0jnVP0jUn5Yl9jiNEqMw. 2021年6月29日下载。

注2.中国银保监会:2021年4月人身险公司经营情况表;2021年5月人身险公司经营情况表。

注3.Norris, L., 2020, What Is the Medical Loss Ratio and Why Does It Matter? (最高保费损失率是什么,为什么它是重要的?)https://www.verywellhealth.com/what-is-the-medical-loss-ratio-and-why-does-it-matter-4161024.2021年6月25日下载。标题翻译部分根据文章内容。

注4.KPMG,2019,American National Red Cross: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June 30, 2019.(美国国家红十字会:2019财年合并财务报表)

注5. Deutsches Rotes Kreuz, 2021, Deutsches Rotes Kreuz: Jahrebuch 2020.(德国红十字会年鉴-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