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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自由主义

―― 对若干误解的澄清

一、前言

    最近，郎咸平先生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在非国有化（即私有化）改制中重大弊病，提出了“新法治主义”，要求以法治手段规范国有企业改制（见《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2月13日）。我赞同郎咸平这一观点。实际上，从我意识到国企非国有化改制的规模和弊病开始，我就提出了类似观点，要求国企出售的公开化。但是，我对郎咸平用“新自由主义”名称概括国企非国有化改制中的弊病，并把对这些弊病的批评理解成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却有不同看法。我同意郎咸平的这类批评，但我不同意他使用的名称，因为他所批评的根本不是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而是有权有势者对权力的滥用。这类滥用，本来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最为深恶痛绝的。所以，郎咸平用自由主义指代拒绝规则和法治的权力滥用，应当是一种误解。由于他的误解广泛流传，由于其他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张冠李戴的各种误解和责难广泛流传，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有必要说明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立场，澄清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有必要指出，那种不讲法治，主张“无论什么方式，实现‘国退民进’就行”的观点和做法，其实和自由主义完全无关；倡导类似观点和支持类似做法的学者不属于自由主义者，而属于“机会主义者”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范围。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解释的是

1．只有自由主义理念才能够指引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2．法治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自由主义是实现法治的最有效形式

3．中国的自由主义针对当今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立场是市场化、私有化、法治化

4．中国的自由主义要求用法治规范中国经济的私有化过程，反对巧取豪夺式的无名、无法、无序的私有化。

5．法治主义或者新法治主义只有在自由主义理念统率下才能够促进中国的长治久安。

二、中国需要理念

    我们先来看郎咸平批判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是什么。他在题为《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中对新自由主义作了如下的简单表述：

    “… 国有企业、政府全面退出经济舞台。…自由经济、民营经济，更可以向美国靠拢的经济体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小政府角色，应该提倡个人主义。”（引自郎咸平：《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载： 李健、王小卫编著，《出路》第60页）

    我们知道国际上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简洁表述是“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如果把郎咸平说的民营经济理解成民营化，而中国的民营化含义即国际通行词汇私有化；小政府和个人主义则与民主化有密切联系，所以郎咸平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表述，和国际上公认的新自由主义概念基本一致，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比较客观的”。（出处同上）

    问题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又有多少值得批判呢？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特别是在一个过去没有市场、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民主的国度内，难道不是应当大力提倡、呼吁的吗？当然，我注意到，和其他误解与责难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人不同，郎咸平多次表示过，他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是尊敬的。确实，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但也正因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主义或学派竟然受到了包括尊敬它的人的误解，这些误解便特别需要澄清。

    回顾过去的二十六年，中国在经济领域内走的大体上是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指引的道路。正是这条道路，给中国带来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几乎所有人绝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没有市场化、没有私有化、没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化，中国很难达到今天的经济水平，中国普通人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发言也不会象今天这么自由（尽管今天的自由程度还太低）。试想二十六年前，郎咸平能够在大陆自由发表言论吗？当他、当我们在享受二十多年来的变革成果时，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享受的正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成果。

    郎咸平认为对当今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理念，而是数据，希望大家用数据说话。数据自然是重要的，尤其是官方和企业应当但没有公开的数据对于我们认识中国问题、对于股东认识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数据不能够否定理念。同时，数据的局限性在于，如果我们不提醒自己，数据容易使我们落入就事论事的技术性讨论。所以，数据需要用理念来高屋建瓴地加以把握。就此而言，理念甚至更为重要。理念给我们方向和信心。理念使我们即使在数据不能显示明确结论的时候，甚至在数据显示了明确否定的结论时依然不迷失方向、不丧失信心。比如，尽管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数据非常出色，但理念让当时世界许多人明白计划经济不可行，也迫使当时的政府用一切方法封锁和诋毁它。如果数据能够决定理念的优劣，中国政府那时便没有必要严密地封锁自由主义理念。历史尤其二十世纪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如果没有理念，即使我们有数据，我们仍然没有方向和信心，我们只能在数据指示的范围内，走一步看一步，也就是采取投机的方式。而后者正是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

    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说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无论邓小平执政还是江青、张春桥执政，无论采取市场经济指向的还是计划经济指向的政策，中国经济都会出现增长。当时的情形，稳定就会带来增长。无论谁在当时取得了政权，都会鼓励经济增长。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在当时当地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恰好采取了市场经济指向的政策。假想邓小平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指向的政策，他在当时也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甚至也可能有后来的二十年增长，创造出前苏联在上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但从长期观点看，从理念的角度看，他那个计划经济的猫仍然是错误的，一时的鼠灾消除会带来更大的鼠灾。因此，判断一个长期经济政策，理念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问题正在这里。邓小平采取了正确的改革政策，但他又从实用主义角度看待自己的政策，并把偶然成功的猫论视为一般原则，实际上把机会主义视为一般原则。这样的机会主义后来迅速蔓延到各级政府和公众。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但成了中国改革的原则，其实也成了中国改革的现实。至于河那边是什么，摸着石头可不可以过河、会不会到河中间没有石头可摸、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等等问题，没有人思考、没有人敢于思考：这样的思考甚至是个禁区，更不用说公开讨论了。1978年开始改革至今，中国连一种改革的理念、改革的目标都没有明确过，这才是中国改革最深刻的悲剧所在，也是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反复陷入“改革成果更需要改革也更难改革”怪圈的最深刻原因。因此，当我们今天回顾中国二十六年的改革，观察当前的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革，展望未来的改革前景，我们不但要谈数据，而且要谈理念。

三、自由主义理念才能够指引中国

    如果谈理念，那么，什么理念才能够指导中国的改革，给中国方向、给中国人信心呢？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在当今世界流行的理念中，只有自由主义能给中国以方向、给中国人以信心。

    自由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除了带上当代色彩的“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之外，它的基本内容就是每个人天然地拥有和任何他人一样的免受压迫、免受恐惧的权利以及独立自主的行为和言论的权利；政府是人们建立起来保护而非压抑个人自由的公共机构；个人天然地享有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压迫、恐惧的权利，拥有在政府面前和任何他人（包括政府最高官员）一样的行为和言论权利；个人的这些权利或者自由仅仅受他们共同制定的法律约束；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依据法律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他人损害，包括不受政府的损害。

    在现实生活中，损害个人自由的最大危险是政府。所以，个人需要用法律来约束政府、用新闻自由来监督政府、用私有财产保证自己独立于政府的生活能力、用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社会自由来保证自己不受政府干涉的选择自由。

    自由主义当然还有其他内容，但我列举的这些内容无疑属于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也许可以用一句话粗糙地概括“个人自由、法律约束”。自由主义可以舍弃比如“私有化”的内容（在比如当今的美国，私有化就并非必须的内容。在比如五十年前的世界上，私有化也不是自由主义的必备内容），从而不再冠以比如“新自由主义”的名称，但任何类型的自由主义都不能舍弃我所列举的个人自由的内容，否则它从根本上就不是自由主义。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所列举的内容，早已经成为国际上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其他主要思想流派的共识，成为包括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比如全球化、私有化的各个团体的不言而喻的共识。之所以成为共识的原因，我们举一个就足够了：没有这些共识，那些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各种流派；那些反对全球化的大小团体也许早就被取缔了。实际上，所谓的现代社会，就是以“个人自由、法律约束”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其他思想流派只是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要求对部分人的自由加以更多的约束，可他们始终承认个人自由的基本前提。例如社会主义流派要求增加对富人的约束、要求在个人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上更多地考虑穷人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但社会主义流派并不要求剥夺或者严重限制富人的自由。我们在中国往往感到奇怪的是，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放弃了“社会主义”旗号、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后，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依然在欧洲流行。然而，如果我们了解，欧洲社会主义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当作自身行动纲领的前提，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它不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共进退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我之所以还把现代社会各思想流派的这些基本共识称为“自由主义”，除了习惯之外，一是考虑到它们最初在世界上是以“自由主义”被宣传、被为之奋斗、被开始实施的历史，二是考虑到当今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比起其他流派来说，更重视它们的外延和它们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

    把这些以“自由主义”冠名的共识应用到中国，中国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立场，可以归纳为市场化、私有化和法治化。市场化让个人和企业独立决定自己的需求、供给、消费、储蓄、资源配置、资产配置。私有化让个人在自主积累私产的同时，把原先过大的国有资产和公有制范畴下的集体资产转移为个人资产。法治化是用法律方式保障和约束个人、企业与政府独立自主的经济行为，保证他们中间每个个体在应用自己新获得的经济自由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市场化给予个人经济决策的权利和责任，私有化大大有助于建立以私人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法治化要求市场化、私有化以符合公众正当心理和常识的方式有序地开展，从而把个人、企业的经济自由纳入到现代自由、法治社会的范畴内。当然，中国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问题会有具体的观点，但其基本立场，至少包括了市场化、私有化、法治化三点。

    从世界大势看，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和十多年来的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制无疑受到世界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刺激。其实，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跟着世界潮流变化。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思潮是推动全世界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改革的主要精神力量。在经济领域内，所有国家都在扩大政府的作用，都规模不等地对私有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前苏联、中国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把这一思潮的实践结果推到极端。但前苏联、中国制度的基本性质依旧应当在这一世界潮流内得到理解。同样，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随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执政而成为舆论界和政治界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扭转了全世界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改革的方向：从更多的政府扭转为更多的市场。在经济领域内，所有国家都在扩大市场的作用，都规模不等地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而作为当年社会主义思潮极端结果的前苏联与中国的制度，更在这一世界大潮的冲击下解体，并接受了市场经济和其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国退民进”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中国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法治化，也是当今中国的大趋势。

    可是，狭义的“国退民进”只发生在原先的市场经济国家内。在前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许多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们需要完成的是比“国退民进”更基本的任务：建立现代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建立现代的公民和政府关系。显然，这样的任务在自由主义成为世界主流思潮时更容易完成，甚至只能够在自由主义思潮成为主流的时代完成。这是因为比如中国面临的建立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任务，必须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完成。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和其他流派相比，自由主义更强调每个人同等的发言权和法律面前的同等地位，更强调对容易损害自由和法治的政府抱有强烈的警惕性。而没有个人自由和法律平等、没有个人对政府损害自身自由的警觉，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公民—政府关系都无从谈起。因此，只有中国承认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中国才有了让各种思想派别、各种经济政策、社会政策表演自己的平台；中国才有了法治主义（或新法治主义）、社会主义（或新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或新激进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形形色色其他流派和它们的政策此消彼长、互比短长的竞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够历史地理解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理解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制的意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自由主义理念、澄清广泛流传的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对中国才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就像在社会主义思潮流行的时代，我们必须防止其极端形式那样（这里的教训对我们中国人是太深刻了），在当前的自由主义思潮下，我们也必须防止其极端形式。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之一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自由主义思潮下走入极端将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下就将走入专制主义。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下必然滋生和蔓延的强盗型的权力滥用和与其共生的“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大众投机心理，常常需要超人的社会理想和暴力两者协同才能够制胜，而这两者的协同又正好导致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实现预示着它赖以建立的精神基础――超人理想的破灭，因为超人理想本身便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据此建立的制度必须专制，才能够维持自己。但专制制度也不能够长久。它压抑的人性一旦爆发，在专制制度毁灭的同时，却又由于在专制下长成的人民不习惯自律而出现全民性的强盗和投机倾向。对此，我们只要想到下述事实就能够理解：对那些迫于高压而循规蹈矩的人来说，自律始终是个陌生的概念。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中国没有成形的宗教、没有成型的讲求自律的贵族阶层，那么，专制制度解体时出现的全民性强盗和投机倾向更加值得警惕。

    因此，为了既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反对专制主义，为了让中国走出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循环，尤其是为了防止中国在未来社会主义思潮重新高涨时再次走上专制的极端，作为学者，我们在强调自身自律的同时，需要强调自由主义的法治内容。而这正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近三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在领导世界潮流的西方国家里更强调的是减少规章、简化法律、弱化政府。新自由主义这样强调的根据，是自由主义要求的自由和法治在西方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但是今天的中国既缺自由，又乏法治。所以，在中国的环境下，我们需要的正好是西方国家学者在五百年前强调的、后来被所有非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接受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每个人在不损害他人同等自由前提下的自由；所有个人包括政府和各种社会机构在内的个体法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损害他人正当自由的行为尤其政治和经济的强盗行为必须受到足以遏制这些行为的公开惩处。如果说这就是理念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正需要这样的理念来指引。中国的改革，无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还是股票市场，无论政治民主化还是社区公民参与制度，都应当和自由主义或者现代社会的这一核心理念联系起来。

四、自由主义包括了法治

    我们在上一节理解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应当不至于成为郎咸平和网络上许多朋友反对的对象。但他们又确实在反对自由主义。那么，他们反对的中国自由主义是什么呢？从郎咸平列举的现象看，他们最为反对的是中国股市和产权改革：“上市公司可以无所顾忌地圈钱而无严刑峻法的惩处，国企老总也可不顾全体员工多年辛苦，在MBO这种‘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条件’之下，侵吞国有财产”（见《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2月13日）。

    郎咸平指出的现象是事实，郎咸平的反对呼声对反思和规范中国经济改革有着重大意义。对此，郎咸平功不可没。使我遗憾的只是，郎咸平用错了旗号：上市公司无所顾忌地圈钱和国企老总无所顾忌地侵吞国有财产，正是那些人滥用自己手中的经济权力或者政治权力的突出表现。这样的滥用、甚至是强盗型的严重滥用，恰恰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最不能容忍、最为反对的现象。理由很简单：上市公司的圈钱自由，正好损害了股东尤其中小股东保护自己财产的自由。在上市公司圈钱和中小股东保护自己财产的两种自由之间，显然中小股东保护自己财产的自由才是正当的，应当用法律保障的；而上市公司圈钱的自由，是一种强盗型的无理要求，其思想应当用法律抑制、其行为应当用法律惩处。国企老总的侵吞国有财产的自由，正好损害了财产所有者 ―― 中国公民保护自己财产的自由，因此前者同样需要用法律加以抑制和惩处，而后者需要用法律来保障。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事情其实非常清楚：上市公司和国企老总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这样的逻辑和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毫无共通之处，怎么可能把它混淆成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呢？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由主义的趋势和脉络，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有权有势者的强盗逻辑和投机行为盛行且不受惩处的严重现象。这样的矛盾现象很容易使普通人甚至部分学者把后者也归罪于自由主义。然而，后者实际上既是专制制度失败时给它先前统治下的人民留下的灾难和代价，也是现行政府既不愿把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法治内容）作为执政原则、又无法（在经济上）实行专制管理的后果。

   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自由主义和法治的关系。就通常使用的政治学术语来说，自由主义其实包涵了法治主义。例如，弗格森（Adam Ferguson）是这样定义自由的：

    “自由（liberty or freedom）不能够从这个词的起源出发被理解成免除一切约束。相反，在自由社会内，自由是把每一条正当约束应用到社会所有成员（无论他们是官员还是平民）的最有效方式。”（引自Hayek：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书首引言）

    霍布豪斯（Leonard Hubhouse）更明确地指出：

    “普遍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没有这种限制，一些人可能自由，另一些人却不自由。一个人也许能够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其余的人除了这个人认为可以容许的意愿外，却无任何意愿可言。换言之，自由统治的首要条件是：不是由统治者独断独行，而是由明文规定的法律实行统治，统治者本人也必须遵守法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自由和法律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相反，法律对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法律对个人施加限制，因此它在一个特定时候和一个特定方面与个人自由是对立的。但是，法律同样也限制他人随心所欲地处置个人。法律使个人解除了对恣意侵犯或压迫的恐惧，而这确实是整个社会能够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和唯一意义。”（《自由主义》第9页）

    按照弗格森（以及所有自由主义者）的意思，自由不是免除约束，而是每一个人遵守大家公认的每一条正当约束。约束应当是正当的，而正当的前提是它符合由人类贤哲和宗教伦理总结的个人和社会道德，比如不偷窃、不抢劫、不欺诈。约束须每一个人遵守，因此除了宗教、信誉等形式外，约束还需要表现为法律，需要每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自由就是使每个人遵守法律的最有效的方式。为什么它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因为在自由社会里，每个人在揭露和批评他人不遵守法律行为时都没有恐惧。显然，这样的自由方式，比起主要依靠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关的方式来说，法治的有效性高得多。实际生活也表明了这一点。那些以自由为旗帜的国家，也是世人公认的法治最严的国家。在那里，法治之所以能够建立，重要前提便是每个公民在控诉政府、工作单位、他人的违法行为时，不必担心政府、单位、其他个人的报复。

    霍布豪斯则干脆认为法治国家是社会和个人能够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确实，没有法律，没有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包括政府、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就是空话，因为个别人或少数人便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践踏普通人的自由，并且造成一种恐怖的空气，使受到他们践踏的人不敢反抗；由于缺乏法治、缺乏法律面前的平等，普通人甚至无处申诉、无法反抗（除了采取极端行动外）。中国最近采取的国企非国有化方式就是这样一种践踏普通人自由和权力的方式，甚至法院也公开表示不受理国企非国有化问题上的纠纷，从而完全排除了普通人申诉的可能性，并给少数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侵吞国有资产铺平了道路。这样的非国有化方式是朗咸平所反对的，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

    弗格森和霍布豪斯关于自由主义的观点，属于古典自由主义范畴，但它同样隐含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中。我们可以说，缺少弗格森所说的“把每一条正当约束应用到社会所有成员”，缺少霍布豪斯所说的“普遍限制”，就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过去的老自由主义不能缺少这样的内容，当今的新自由主义也不能够缺少这样的内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亦不能够缺少这样的内容。

    因此，我们看到，在所有以自由主义为口号的国家内，尽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政府作用减弱了，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继续得到保证，正当的约束继续通过法律得到执行。新自由主义要求的只是减弱他们认为的政府过大作用。在经济领域里，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更多地退出，以便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在政府作用大些还是市场作用大些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市场作用大些。但这丝毫不妨碍新自由主义对政府有序退出、对国有资产出售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立法规范的要求。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对偷盗国有资产、私下买卖国有企业行为的谴责和绳之以法的呼吁，如果不比其他思想派别更强烈的话，也会和其他派别一样强烈。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尽管出现了大量的“国退民进”现象，但没有发生郎咸平所揭露的类似中国的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

    反之，“国退民进”过程中出现大规模国有资产流失、出现国有企业私下买卖、出现国有企业偷偷变成私有现象的国家，不是那些十几年前还反对自由主义的国家（比如前苏联），就是那些现在依旧反对自由主义的国家（比如中国、越南）。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表明，不应当把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基本弊病推到自由主义身上。郎咸平所揭露的“自由主义”名称下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根本不是自由主义的主张或者实行其主张的结果：这些现象是滥用权力的结果，是强盗和投机行为。如果一定要用“主义”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强盗逻辑和市侩主义相结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比如近年来国内有一种解释国企非国有化改制的口水理论：某人在餐桌上向菜里吐口水，这盘菜自然就归某人吃了；因此，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制时，某人把国企搞坏了，这个国企自然就归他。这不是强盗逻辑又是什么呢？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和自由主义挂上钩。为了在餐桌上独吞一盘好菜而向菜里吐口水的人是流氓；同理，为了把国企变为自己私产而把国企搞坏的人也是流氓，只不过后者是有权有势的官员流氓。对这样的只要自己自由、完全无视他人自由的流氓只能够用法治来惩处，否则的话，自由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国企非国有化改制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目前的国企非国有化改革是把过去被国家没收的财产退还给私人，所以谈不上“国有资产流失”。这种说法也是自由主义者不能接受的。自由主义者原则上承认被国家没收的私人财产应当退还给私人。在一些十几年来走上自由主义道路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在实行非国有化时，确实采取措施，把被国家不恰当地没收的企业退还给原先的财产所有者。不过，在计划经济早期被没收的私人企业的原主人，今天已经难以确定，所以那些国家的退还私产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示，一种尊重正当财产所有权的宣示。今天的中国即使有一小部分国企来自于早期不恰当地没收的私人企业，我们要做的，也是把这些企业退还给原先的所有者，而不是“退还”给现在的国企老总！把国企私有化视为“退还”给私人，再进一步视为“退还”给现在的国企老总，那不是强盗逻辑又是什么呢？那不是现在的国企老总做强盗从原先的私有者手上抢夺财产，又是什么呢？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现在的国企老总能够抢劫原先资本家的财产，别人也就可以抢劫现在国企老总的财产。这样的抢劫来抢劫去，中国社会就没有“正当”可言，没有自由可言。因此，中国自由主义强烈反对任何为国企改制中有权有势者的强盗行为辩护的观点，强烈要求国企改制的法治化。

    郎咸平在上面我们所引用的文章提到了1553年的英国信托责任例子，那些出海的船员忠实于自己的信托责任。但这个例子的整个故事却有着如下的内容，即那些承担了信托责任的人明白，他们的富裕需要用上帝认可的方式去实现，而上帝不是白猫、黑猫都认可的。在宗教观念不强的中国，在人民的教养和自律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提高的状况下，我们比讲求绅士风度的英国更需要法治来约束人们的致富行为，约束上市公司和国企老总、约束政府，把他们的个人主义的致富积极性引导到正当约束的途径上。就此而言，在专制制度解体的时候，强调法治以避免过度的强盗型的滥用权力和大众投机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为过。

    不过，我们所强调的法治或者法治主义，是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法治，是遵循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法治。与自由主义理念不一致的“法治”是大大小小的专制。它的极端表现是皇帝和专制国家或专制单位领导人把自己的意志当做律法，把自己当成特权者。按照弗格森和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观点，自由和特权水火不相容。特权者仅仅要求自己的自由，而不顾及他人的自由。他们实际上用践踏他人自由的方式强行贯彻自己不正当的要求。在非极端形式下，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用各种借口要求自己的特殊地位。一个国有企业经理要求国企出售时仅仅卖给他，就是这样的特权例子。同样，一个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国企出售时要求更多的补偿，也是这样的特权例子。在中国还没有自由之前，这样的特权即使有所谓的“条例”支持，它们依旧是特权，是专制的弱化表现。专制的弱化往往更可怕。中央专制者的“法治”尚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但削弱了中央专制的分散型特权“法治”则连秩序也维持不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地强调秩序的法治主义或者新法治主义是及时的必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在中国提出的法治主义，只应当是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法治主义，是自由主义指向的法治主义，而不应当是反自由主义的“法治”。比如，自由主义者不讳言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但经济的基本作用必须让位于市场。比如，自由主义者不讳言国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自由主义者又认为，国有企业只有置身于私有企业的汪洋大海中，置身于其所有者通过民主方式的监督下，它们的高效率才是长期可靠的。因此，以“国退民进”为标志的中国私有经济的重建，是值得欢迎的事件。自由主义者在强调用法治防范和惩治国企非国有化过程中的强盗和投机行为的同时，不否定私有化本身。即使自由主义者在特定形势下要求政府暂停私有化，他们也是为了使私有化的实施方式接近于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自由主义认识到私有财产的基本功能之一是让个人在政府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用强盗逻辑获得的个人财产不具备这一功能。相反，这样的财产完全可能成为政府扩大其权力的理由：强盗逻辑获得的财产将由政府没收为公产。用强盗逻辑建立的私有制也完全可能成为极端社会主义思潮重新建立公有制的理由。自由主义者反对强盗逻辑的私有化方式，强调用法治规范私有化的必要性，正是为了维护私有化的正当性和由此建立的私有制的稳定性。因此，今天中国的法治主义应当是自由主义的法治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的“法治主义”。今天中国需要的法治，是一种把中国以较为有序的方式引导到自由、民主方向的法治，是把中国人民、中国政府约束到平等、自律方向的自由主义的法治。

（第２期）在中国，私有化是一个需要规范的事实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把国有企业经营权从政府机关转移到企业经营者开始的。把企业的经营权或者国有资产的使用权授予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过程是典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高峰是1992年中国政府颁布的“关于国有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条例“。该条例正式授予或者追认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14项权利，包括投资权、收入分配权、用人权。这些权利比私人经济的股份公司中，董事会授予经理的权利更广泛。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到1995年，这14项权利的平均落实率已经达到75％以上。因此，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通过“民营化“过程，国有企业管理者在获得了国有资产使用权的同时，也获得了国有企业盈利的部分“剩余索取权“。

　　但是，不管他们的剩余索取权有多大，这些管理者还是在“为别人打工“。因此，随着“民营化“过程的结束，他们必然提出资产本身的所有权问题，他们将要求直接掌握企业的所有权，以便“为自己打工“。因此，“民营化“过程的基本结束便意味着“民有化“过程的开始。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通过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口号，标志着“民有化“过程的正式开始，这就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广泛出现的公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改制即私有化过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可以分成这样几种形式：

　　　1．国有企业上市，通过证券市场出售一部分国有资产给个人。这一做法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开始了，但到九十年代才形成高潮。尽管在上市过程中，一部分企业同时增发股票以融资，但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把原有的一部分国有资产以股票形式出售给私人，实现部分的私有化。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上上市并且分阶段出售国有股份，是国际上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通行做法。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2．国有股减持给个人。它和第一种形式相联系，是分阶段私有化的通行做法。中国政府虽然在前两年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但实际上各上市公司减持国有股的现象始终没有停止过。

　　3．MBO，管理者购买自己管理的企业。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是直接出售给特定的购买者。中国出售的大部分国有企业，虽然没有用MBO的名称，但政府强调企业出售时，管理者要得大头，尤其是原国有企业的法人代表要持大股，所以，中国出售国有企业的主要方式虽然是向企业管理者和职工出售，但由于企业管理者占大部分股份，所以它是一种变形的管理者自购企业MBO。

　　4．出售给他人。这也是中国出售企业的一个方式。但它的重要性比较小。一般情形下，，政府为了宣传，或者企业确实无人肯买，才会采用这种方式。

　　使用上述以及其他一些方法，中国已经把很大一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了。迄今为止，国有资产到底有多少被私有化了，恐怕是一个连政府本身也不清楚的问题。不过，中国如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民营经济“，大概可以多少表明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规模。其实，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取消“国营经济“名称以来，中国的经济整个就是民营经济了。但如今报刊杂志上的专门术语“民营经济“，指的却是近年来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旁边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成分。这是什么样的经济成分呢？这就是被私有化了的原国有企业组成的经济成分。今天，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正如火如荼。国有股减持的规模绝非外人可以想象。国有企业的直接出售正在规划和实行。这是一个无法阻挡的潮流。其实，国有企业越早出售，社会资产（不管它的法律所有者是个人还是由政府代表的人民）的损失越少。国有企业保持一天，国有资产（它是社会资产的一部分）流失和损失就会增多一笔。因此，在中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不但是过去十年的事实，而且是中国目前的现实和最近将来的必然现象。

　　在私有化的事实面前，国有企业是否应当改制或私有化的问题失去了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改制和私有化。私有化是好事还是坏事，已经是第二位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不管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它已经出现并达到一定规模，社会就需要对其加以规范。举一个例子。抢劫是无法消除的坏事，捐献是无法阻止的好事，但社会对这两者都同样需要规范。一个对抢劫和捐献不加规范的社会是混乱的社会，同样，一个没有规范的私有化改制是危险的。如果私有化是类似抢劫的坏事，它便需要法规来抑制和处置；如果私有化是类似捐献的好事，它也需要法规来鼓励和规则。而一个没有规范的私有化，不但可能把私有化变成少数人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而且可能使在中国建立健康稳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任何希望落空。最近，中国政府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这是朝规范私有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在国资委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已经对记者提出的各地正赶紧出卖国有资产的问题作出了要求各地暂停出卖、国资委将抓紧制定规则的回答。在不可回避的私有化大潮面前，规范私有化应当是本届中国政府的重大责任。但规范的前提是公开化，是承认私有化改制这一事实，就象防治非典型性肺炎的前提是承认非典的存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以私有化为专门讨论对象的三好坞网站www.sanhaowu.net愿意为政府对私有化的规范做一些民间的工作。

　2003年6月12日

(敬告：本文是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Ellis，F.，1992，Peasant Economics， 2nd ed.，CUP)第一章“农民”翻译的征求批评稿。对本文翻译的批评请直接发到本网页留言板上。引用本文的读者请务必参照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期即将出版的上述书籍。谢谢)

作者：Ellis，F.

译者：胡景北

第一章    农民

第一节 导论

本书关注的是对我们称之为小农或农民生产的那一类农业生产的经济分析。就本章下面将定义的家庭农业生产的农民而言，农民大概至少占到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即超过10亿人。这一部分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农民甚至高达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在某些地区，由于丧失土地和土地的集中经营，家庭农业农民正在消失。在另一些地区，他们在农村社会结构中却相当稳定。而在第三类地区，他们又因为影响农业生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而不断新生。

在现代世界经济中，农民处在边缘的位置上。他们一只脚站在市场内，另一只脚留在维生经济中。所以，农民既没有完全融入市场，也没有完全脱离市场压力。农民很少有兴旺的时候，他们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世界上最贫困人口就在农民中间。为了改善他们的前途，我们必须掌握能够准确理解农民问题性质的研究方法。本书要讨论的正是这样的方法。

这一章的目标是构造农民的经济学定义。该定义要和本书其他章节的方法和主要内容相匹配。这是重要的预备性练习。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农户。我们选择“农民”而不是其他名词来代表农户决不是因为无法说清的好感。毫无疑问，“农民（peasant）”这个词有缺陷：在日常用语中它是个贬义词。如果有其他一个词具有同样的理论和描述能力，我们不会选择它。但我们没有其他词可用，只好选择它。我们为这个词寻求的定义应当满足下述特征：

a）              它不但能够把农民和非农业生产的社会集团区别开来，而且能够把农民和其他农业生产人口，例如种植园、大地产、资本主义农业或商业化家庭农业区别开来。

b）              它应当既包含时间也包含变化的意义，以避免把农民错误地与停滞、传统等概念混同起来。

c）              它能够容纳作为分析单位的家庭、更大的经济体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d）             它能够刻画出农民生活的经济条件，把这些条件和其他社会集团或农业企业的经济条件在研究中分开，从而适用于经济分析。

我们猜测下面的定义讨论结果时，发现农民定义处于下述思想的核心：农民仅仅部分地融入不完善的市场。这个思想有两个侧面。第一，农民部分地参与市场；第二，农民参与的市场是不完善的。这个思想可以用来区别农民和他们的近亲商业化家庭农场，后者完全融入了充分运行的市场。

在当今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另一个特征日益突出。这就是他们生产活动的多样性 (Hunt， 1991：49)。农民决不仅仅从事农业；农户成员也参与许多非农业生产。有些生产是非市场性的，例如伐薪砍柴，担水；有些生产要依靠市场，例如为出售而生产手工品，非农雇佣劳动等。这些非农生产不是本书关注的中心，但它们是农民生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可以用本书所讨论的家庭经济学原理来理解。

本章以下部分将阐述这些思想的细节。农民定义中的各个因素扎根于与其他社会不同的农民社会的突出特征内。我们首先找出这些因素。其次，我们找出农民定义中那些与农户作为市场和消费的经济单位有关的因素。再次，我们把上述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提出本书使用的农民的工作定义。最后，我们介绍关于把家庭和农户当成经济分析单位的一般观点。

第二节 农民社会

寻求农民定义要以其社会的特征为基础。农民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区别主要与社会人类学领域有关。所谓“社会的”并不意味着排除了经济内容，而是强调作为一个社区而不是单个个人或者家庭的农民。人们经常强调的农民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它在某种意义上的过渡性。农民“处在原始部落和工业社会之间”(Wolf， 1996：vii)。社会人类学有个学派则强调过渡的文化方面。最有名的早期农民定义之一把农民描述成“有着局部文化的局部社会”(Kroeber， 1948：284)，它表示农民是一个保留着自身文化的大社会的一个部分。自身文化把农民区别出来。另一个社会人类学流派也看到农民是大社会的一个部分，但强调农民在大社会中的低下地位。因此，“只有当种田人受制于他们之外的社会阶层的权势者的需要和制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恰当地说他们是农民”(Wolf， 1966：11)。

对于我们要寻求的农民定义，人类学关于农民的这些早期著作包含的一些思想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在下面讨论中将用到它们。在那里，它们以某种方式描述了我们所定义的农民的广阔背景。

过渡性

过渡性的思想把历史和变革的含义带入了农民定义，因此很有作用。农民代表着从分散的、孤立的、自我满足的社区到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的过渡。

过渡意味着变革和适应。不过，这里需要指出，变革的速度和后果既不能事先知晓也不能够事先决定。过渡并不表示农民今天在这里，明天便消失了。也不表示他们必然地和很快地将被别的、更“现代的”农业企业所代替。过去，农业经济学家常用“种田人”来指代农民。过渡只是表示农民决不是处在无时间概念的真空中的“维生”或者“传统”的种田人。农民从某个地方来。他们也确实经常被他们先前没有经受过的外部力量（如殖民主义）从他们居住的地方赶走。农民所置身于的世界不断变化，农民也就处于不断适应它们的过程中。

市场和交换

过渡性思想引出了农民社会的若干其他特征。农民的一个特征是他们作为社会集团始终是更大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Wolf， 1966：8)。一个农民社会绝对不是遥远历史上可能有过的孤立国。这就是说，农民社会和更大经济体系存在着交换关系，农民生产暴露在市场力量之前。农民农业生产的投入和产出依赖于更大市场使用流行价格做出的评价，即使农民参与市场仅仅是为了实现自己很小的需要。

对农民来说，市场既是机会也是压力。参与市场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或更丰富的消费。但同时，不利的价格走向或不平等的市场力量也会使参与市场的农民处于破产威胁之下。因此，农民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连续的压力区间，它从承担风险并获得参与市场的好处，延伸到为生存而保留非市场的生产基础。

依附性

许多学者认为农民低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农民定义的关键要素。低下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可以视为农民的依附性。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农民对外部统治集团的关系来对农民做出基本定义。”(Wolf， 1966：13)“农民对外部力量的结构性依附是农民定义的本质。”(Minzt，1974：94) 或者说，“被压迫者地位 ―― 外部人对农民的统治”(Shanin， 1971a：15)。

依附思想表示不平等的社会或文化地位、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压制以及进入政治权力的机会不平等。但依附与本书主题最有关联的含义是农民受着其他社会集团的经济剥削。农民是“乡村种田人，他们的剩余被转移到统治者集团”(Wolf， 1966：3-4)。本书第三章将详细讨论经济剥削和剩余转移概念，它们的附加含义需要在经济研究范围内加以斟酌。这里，特别需要把非市场的压制（例如封建主义下的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和不完全市场上不平等的市场力量的压制区分开来，以及把它们和在大的竞争市场上出现的价格趋势给农民造成的不利后果区分开来。

内部差异性

在把农民视为一个特殊社会或经济集团的时候，以及在强调农民对其他社会集团依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慎地忽视农民社会内部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农民并不是农民社区内同样的、同一的、具有同等地位和前景的所有农业家庭的组合。相反，农民社会“在任何地方总是具有多方面的内部层次”(Mintz， 1974：93)。这里，层次（differentiation）指的是社会地位差异，就象农民之间的其他差异一样，农民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不具有静态和永恒的特点。根据作用于农民社会的各种力量的性质和个别农民对这些力量的适应方式，农民之间的社会结构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依附关系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农民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一个村庄或一个社区内也可能出现农户对农户的剥削。所以，“虽然看上去[农民]全都是牺牲者，可事实上，也有农民跻身于掠夺者之列”(Mintz， 1974：94)。但这一点对全世界不同的农民社会具有的重要性非常不同。就实际经济政策来说，这一点并不经常有意义。另一方面，从概念上说，在农民社会内部，农户之间非市场的和不平等的相互经济关系，是我们正在描述的农民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农户

探讨农民定义的第二个要点是观察他们作为农业企业的特征。这里，农民生产的二元经济性质是关键。农民作为生产单位既是一个家庭又是一个企业。他同时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中。农民的这一二元经济特征对本书以大部分篇幅阐述的农户经济分析是很重要的。它把农民农业家庭和市场经济中的其他经济主体区别开来。我们现在考察农户的这个特征。

主要经济活动

虽然农户成员可能从事各种类型的非农业劳动，但本书把农民主要当成农业生产者。农民从土地获得自己的大部分生活资料。他们用土地种植农作物或者养殖牲畜。这里，我们说的农户不包括其他乡村居民，例如没有任何土地的乡村劳动者，种植园工人，放牧人、游牧民等。无地乡村劳动者和种植园工人以前可能是农民。放牧人和游牧民可能即将变成农民。在广义的“农民社会”中，这些人和其他许多手工业者、小商人都可以存在。对于某些研究目的来说，这些人在描述农户经济活动和生活的时候甚至很重要。但就本书对农民的主要经济定义而言，农户最大量的劳动是从事农业。

土地

把农民定义为农业劳动者，意味着农民能够获得土地并把它当作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把农民和无地劳动者与城市劳动者区别开来。在世界范围内，农民都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土地配置的非市场性。在许多农民社会内，家庭对土地有着复杂的传统权利。这些权利高于并且限制了土地的自由市场。在有些国家里，传统的土地权利是不可让与的。有些国家虽然存在土地自由市场，但家庭圈子以外的土地转让极其罕见。土地在农民社会内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有其价格的另一种生产要素：土地是农户抵御生活风险的长久保证，是农户在村庄和社区内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

劳动

经济学家公认农民生产的一个决定性经济特征是依靠家庭劳动。假如我们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是部分使用雇佣劳动的生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劳动是分离的，那么，农民农业的“家庭劳动”基础，便把农民和资本主义企业区分开来。农民的这个特征并不排除农民在比如收获的大忙阶段使用雇佣劳动，也不排除农民家庭成员短期到农业以外行业出卖自己的劳动。事实上，对一些农户来说，外出打短工对维持生活非常重要。农民在生产中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将影响农民社区劳动市场的运行。这是因为，各个农户对劳动的不同主观标准很可能影响雇佣劳动在更大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

资本

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特征是对资本和其积累的支配。这也是资本收益率以利润形式出现的理念。一些学者强调在家庭生产中定义利润范畴的困难，“农民“更像一个家庭，而非一个企业” (Wolf， 1966：2)。由于农户具有生产和消费的两重性质，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区别利润和家庭劳动的收益。另一个问题是家庭购买的资本投入可能既用于生产也用于消费活动。例如，家庭购买的拖拉机可用于生产目的（耕作、带动水泵或碾米机等），也可用于消费目的（家庭运输，装运柴草等）。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系统的资本收益率概念，也是区分农户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又一个特点。

消费

在经济学家中，讨论最多的决定农民的主要特征大概是他们生计的维生性质。维生意味着农业产出的一部分直接被农户消费，而不拿到市场销售。因此，农民在过去常常被视为“维生的种田人”。维生水平的程度解释了农民为什么仅仅部分地参与市场经济。但是，在从许多方面定义农民的过程中，我们不要过分强调维生的意义。全世界有很多农户高度专业化地生产商品农作物如棉花、甘蔗、香蕉、咖啡豆、茶叶等。还有许多农户用非农业劳动挣得的收入来支持大量家庭消费。在这两个例子里，只要这些农户符合我们已经讨论的其他标准，我们就不能够说他们不是农民。

第四节 农民的经济学定义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过渡性、市场风险、依附性、内部差异、农业生产、土地占有、家庭劳动、利润概念不明尤其是重要的维生生产等方面考察了农民。所有这些方面的考察让我们从历史、变革、社会、经济活动和资源利用诸角度辨别农民的确定形象。这些方面的考察也把农民和其他乡村生产者、从乡村与城市工人、和从资本主义企业区别开来。当然，所有这些考察还没有把农民和其他家庭农业劳动者范畴区别清楚，例如，我们还不知道，一个拥有3000公顷土地并仅仅依靠家庭劳动生产粮食的美国农业生产者，或者一个小规模集约性生产牛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农业生产者，算不算农民。

因此，到此为止，我们缺少一个综合的概念，一个适用于上述所有或

（第12期）什么是私有化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到今天才因为朗咸平而有了国外常见的比较民主的讨论。但一讨论就发觉常常以国企改革为主题发表言论的一些学者、官员虽然在纸媒上垄断了言论权，可连许多最基本的概念也没有搞清楚。前几天我刚刚写过一篇短文，说明“什么是国有资产流失”，接着就读到了樊纲先生关于私有化的言论。樊纲是我敬重的国内学者之一，据说前几年因为“提倡”私有化受到了高层领导的严厉批评。但樊纲这一次关于私有化的言论却使我大失所望：他连什么是私有化还没有搞清楚！这就促使我再写这篇“什么是私有化”的短文。

　　我们大段引用网上的樊纲说法（但愿不是他的本意）：
　　“对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实现国有资产在不同形态上的转化，即我们所说的所有权的处置权。中国目前所有的对国有资产的买卖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资产形态的转换。当一家国有企业被卖掉的时候，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是私有化了，但是国有资产并没有私有化，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现金形态和非经营性资产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并不是企业的有进有退，而是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消失了，而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按照樊纲的意思，国企出售只是“企业的角度来讲是私有化了”，但国有资产没有私有化，只是转换了形式。那么，一个公民、一个学者、一个官员在一般场合，在不需要特别标明“某某角度“时，到底应当还是不应当把一家国企的出售称为私有化？樊纲没有说，但他说“中国目前所有的对国有资产的买卖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资产形态的转换”，看来是不同意把目前中国的国企出售称为私有化了。

　　但正是在这里，樊纲犯了一个他完全不应当犯的低级错误，这就是他忘记了他在国外发表公开言论时，都把中国目前的国企出售称为私有化，而他的大多数言论不是“从企业角度“，而恰恰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的。（对了，今天我看CCTV－9的英语节目，还听到了浦东发展银行要privatized即私有化。可见，中国已经富强起来，在国际上已经敢讲真话了）政治家、官员如果为了什么特别的目的，到国内来改口用日本人的概念“民营化”（日文中对应于中文和英文的“私有化”一词用日文汉字写出是“民营化”。我至今还想不通为什么对日本特别反感的许多中国同胞竟然喜欢上这个日文词，而舍弃中文本来就有的词汇不用），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报纸上就是这么做的。但樊纲把私有化说成是“国有资产形态转换”，这就有些特别了。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全世界几乎就不存在私有化这件事，因为几乎每一次每一桩私有化都是国有资产形态转换。国有资产退出，自然是把国有资产卖了拿着钱退出，而不可能是抬着机器退出。实际上，各种机器几乎都是专用的，不能够抬着它退出这个部门进入那个部门。但要拿着钱退出，就得先把国有资产卖掉才能够拿到钱。而国有企业向私人的出售，就是私有化。也许私有化还有其他内容，不同学者对它的定义有宽有窄，不同政府用它的目的和时机也不同，但对绝大多数学者、对几乎所有国家政府来说，把国有企业产权（即使部分地）出售给私人无疑是私有化的核心含义。没有这个核心，私有化概念就无以成立。私有化还有其他许多含义，比如公有（而不一定是国有）产权的出售、比如把国企赠送给私人、比如国有企业控制权转移给私人，但所有这些其他含义都是从国有企业产权向私人出售这个核心含义派生出来的，都是次要的，这些含义的应用也随学者喜好或政府策略而有很大差别。当然，一家国有企业只要不是赠送给私人或者被私人完全侵吞掉，它的出售至少就是部分的“资产形态转换”，从生产资料实物形态转换成货币形态。国企出售后，原先的生产资料的实物形态以及它现在的货币反映的所有权已经属于私人。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什么含义呢？它就是生产资料的实物形态的所有者是私人。正是在这个国内外绝大部分学者、新闻工作者都没有分歧的这个意义上，国企出售不管从企业角度还是从一般角度都被称为私有化。

　　至于一家一家国有企业出售后得到的货币收入是多少，这些货币形态的实物表现是什么，这些货币在什么地方，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那是国有企业出售定价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出售收入管理问题。如果有人把这些货币变成自己所有，那是贪污、盗窃的问题，虽然这个犯罪者也把国有资产或资金“私有化”了，但它和学者与媒体通常所用的私有化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想必樊纲先生也不会用学者常用的“私有化”概念来指称那种贪污国有资金的行为吧。

　　至于政府官员的言论，我们就不必讨论了。政府官员不是学者，我们不能够用学者的理论一贯性来要求他们，更不能够用学者的良知来要求他们。比如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谈过“不要私有化，要股权多元化”，而后者将通过国企的上市和向国内外资本转让股权方式来实现。其实，读过几本书的人，不管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倾向于资本主义还是极权主义，都知道李荣融所说的国企上市和向私人资本转让股权就是私有化。全世界凡是大型国企的私有化，几乎都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先上市比如百分只二十股权或者转让给私人资本百分之五股权，然后再来第二次、第三次转让国有股；有时政府甚至始终长期保留一些国企的部分股权。但这样的出售国企做法在全世界毫无例外地仍然被称为私有化，甚至在中国官方对外言论中也被称为私有化。因此，在本文结束时我要再强调一下：私有化就是国企产权部分或全部地向私人出售。

　　（2004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