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提醒和批评

“夜话”2006年第17                                               2006929

 

感谢提醒和批评

 

  几天前,署名为“一位关注您名誉的普通学者”的朋友通过电子邮件提醒我,在我从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位离任之前,曾向教师发放科研启动费。自愿领取该启动费的每位教师个别和学院签订科研启动费合同其大意是在未来两年内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作者单位发表至少一篇论文或者专著包括译著并达到一定质量;若完不成合同,所领取的科研启动费需要退回。现在两年已经过去,那位朋友听说我本人也没有完成合同,因此关心地问我“如何让那份协议生效?

 

  收到这封信,我很感动。作为和那位朋友一样的普通学者,除了亲友外,还有人关心着我,对我寄托着希望,希望我保持名誉,这是我的福气。在今年第一期“夜话”上,我翻译了小洛克菲勒的“我相信”。他相信的一点便是“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我也相信这一点,而且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做。不过,自我要求虽然重要,但它是绝对不够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回避甚至忘却某些不乐于正视的事情。因此,在一个人的自我要求周围,必须有许多人的希望、提醒、批评、警告和反对,这个人才必须面对自己的软弱,勇敢地正视自己并且坚定地实行他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没有后面这样的社会机制,一个人的天性即使非常高贵、正直,即使在某些事情上、某段时间内获得了很好名声,他要在所有重要事情上、在一生获得好名声,依然是不可能的。就关注我名誉的那位朋友提醒我的科研启动费合同一事,我自己便没有完成。由于我离开了上海财大,我不再需要在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实施这些合同,因此,我很容易“忘却”这件事情。但那位朋友的提醒,却让我不得不直面两年前亲笔签字的合同,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良心和世人的监督,而不再能够用“忘却”来掩饰自己的软弱。这样,我就可以避免人格错误和名誉损失。所以,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关心我的所有其他朋友、其他人。

 

  也许有人会说,写这封电子邮件给我的人是个坏人,想把我逼到角落,逼我受损失(金钱损失,以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其它没有完成合同的教师对我的抱怨)。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世界上确实有坏人,网络又使得我们无法辨认发信人的身份和动机(当我们自己在网络上用其它名字发言发信时,别人也无法辨认我们的身份和动机!)。可是,既然我们无法辨认别人的动机,为什么我们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呢?难道我们希望别人在读到我们的网络发言前先把我们看成坏人吗?就关注我名誉的朋友的这封信来说,在数额有限的科研启动费和价值无限的个人名声之间,无论希望我重视前者还是后者的朋友,都值得我感谢,都是好人,因为他们都在为我着想,都希望我生活得尊严一些、愉快一些、舒适一些。只是他们想法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同时,把向自己提出意见、批评甚至激烈反对自己的人想象成好人而非坏人,这一念之差,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好,这个世界值得我为之工作、为之奉献,我的心就充满着温暖,生活就充满着阳光。所以,我完全没有必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没有必要抱怨别人、抱怨世界。人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好的,又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坏的。然而,归根结底,在一个人的心中世界是怎样的,在这个人的眼中世界就是怎样的。把别人尤其批评者设想成好人,世界就会变得美好,生活就会变得轻松,自己也会无形地变得更好,一个人也才可能永久地获得他的最高价值――名声。

《农民经济学》译者后记

“夜话”2006年第10                                2006529

 

《农民经济学》译者后记

 

弗兰克·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是我在德国时读到的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教科书。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简明、清晰,其次它不用复杂的数学推导,而主要依靠文字阐述,并辅之以图形和简单数学公式,因此它不但适合于经济学尤其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学生,而且适合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以及关心农民状况的一般读者。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不但介绍了利用新古典价值观念和理论工具建立的各种农民模型,而且大量介绍了从马克思的价值观念与理论工具出发的农民研究以及对这两个理论的批评。这和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仅仅介绍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或者新古典观点不同。因此,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不但会给读者更加广阔的眼界,而且会给读者理论相对性的感觉。后一种感觉也许对我们中国读者更加重要,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某一种理论“绝对”正确的气氛中,习惯了对某种理论的“独尊”。其实,一种理论再正确也有其相对性即局限性。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切指出一种理论的相对性所在,即使我们衷心拥护那种理论,我们也能够抱着开放的心情看待对那种理论的批评和对其他理论的支持。

农民问题无疑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观察农民的生活、生产、他们对外界的态度、对自身未来的预期的时候,在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论工具。这就象我们观察自己的心跳、观察太阳的升落需要理论工具一样。西方学者为我们理解农民问题提供了新古典、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学派的理论工具。也许这些工具已经足够,也许这些工具还不够。可无论足够还是不够,我们应当做的是熟悉这些工具,熟悉农民生活的环境,然后才能谈得上用前者解释后者,或者发展新的理论工具来解释后者。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本书以《Peasant Economics(农民经济学)》冠名,以peasant为研究对象。英语词汇peasant一般翻译为农民,但它也有某种农奴的含义。虽然peasant是种田人,可这个种田人有一种被迫种田、被别人管束着种田的感觉,因此社会身份低下。这就使它在英语语言中成为贬义词。英语词汇farmer 有更多的农业工作者或者类似制造业工人的种田人含义。不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语言里的农民也是贬义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里,农民事实上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名义上甚至事实上不再是农奴。

peasant中文翻译的主要问题在于中文存在农民和小农两个概念。中文为什么产生了两个对应于peasant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有什么联系的问题值得写一篇博士论文。就我们的语言习惯来说,“小农”似乎更像马克思主义的专用词汇,而“农民”则广泛用于其他场合。比如我们说小农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但很少说农民经济、农民生产方式;我们说农民收入、农民决策、农民家庭,可很少说小农收入、小农决策、小农家庭。在中文里,“小农”比“农民”的贬义性更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小农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占领所有社会生产部门而消亡。所以,peasant不但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身份,而且代表了已经过去的历史。小农的历史已经终结,尽管小农还存在着。这种态度促使20世纪上半叶受马克思理论强烈影响的中国学者把peasant翻译成小农而非农民。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小农经济(peasant economy)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为每日每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肥沃土壤,又在改革开放时期被视为市场经济难以发展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农民”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即使有贬义也十分淡薄,“小农”则不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最近五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种田人”的理性,即使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也是理性人。考虑到本书同时大量介绍了新古典农民模型和农民研究,把peasant翻译成“农民”对本书而言似乎更合适一些。

对我的翻译来说,小农和农民两个概念并存是中文中的一个事实,我必须面对它。一方面,翻译《Peasant Economics》需要为peasant这样的核心词汇选择一个统一的中文对应词汇,另一方面,中文中又存在着两个对应词汇而无法统一。对这个矛盾,我最后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把peasant译成“农民”,而在明确利用马克思框架讨论peasant时把它译成“小农”。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引起一些混乱。对此,在向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始终记住农民和小农在英文中只是一个词。

       本文的翻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匿名审稿人仔细审阅了译文初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使现在面世的本书避免了很多错误和缺点。对此我十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任俊萍编辑为本书的版权、翻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努力,并对我的拖延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值得我衷心感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翻译了本书第六章。虽然我后来重新翻译了该章,但他的译稿给了我许多启发,毫无疑问地节省了我不少精力。宋开生先生不但为译文编制了图形、目录和文献,而且指出了译文中许多不当之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都出身于农家,我接触的许多学生、同事也出身于农家,我自己则在年轻时脚踏实地做过近十年农民,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常常在一起讨论农民问题。这些讨论不但促使我翻译《农民经济学》,而且也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背景。我希望这本书的翻译有助于提升我们讨论农民问题的层次。译文肯定还有许多错误和欠妥之处。它们是我不够尽心或学识不足所致。我诚恳欢迎读者的批评和指正。这些批评和指正可以直接发到我的主页 www.hujingbei.net或者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景北

2006528日于上海

三十年农村变迁

“夜话”2007年第9                                                                200755

 

三十年农村变迁

 

    今年五一长假,我走访了年轻时生活了八年多的村庄。离开那里已经三十年了。

    那是1977年,也是五月份,农活开始紧张起来。农民每天一早下地,到太阳下山才能收工。因此,离开村庄,离开急需劳动力的生产队,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所以,我理解交白卷的张铁生在白卷上写下了感言:他无法在乡亲们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地复习备考。在当时情况下,我也许会像张铁生那样做出参加体力劳动而非复习的选择。另一方面,那样的选择在不同时代都可能出现。三个月前,我参观了杰克·伦敦(Jack London)纪念馆,知道他曾因成绩差而被三年制学院开除,他发奋读书并考取了四年制大学,可为了帮助父母维持生计,他没有读完一年便退学了:他同样无法在父母亲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读书。

    问题是,为什么三十年前农民必须那么辛苦,农业必需那么多劳动力,以至于我们不参加劳动就于心不安?

    三十年后的现在,当我和年轻时的朋友坐在一起“忆苦思甜”时,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现在舒服多了,农业劳动轻松多了。我们也才发现,农活本来不需要那么辛苦,农业本来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三十年前,我所在的生产队,120亩地,50个劳动力,无论按照今天的标准还是按照七十年前中国学者思考中国工业化时的标准,劳动力都是太多,都应当转移出农业。可是,三十年前,中国大陆有谁觉悟到农民太多呢?我们缺少农民,缺少人,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必须下地干活。学校在农忙时专门放假(“忙假”),让学生回生产队干活。几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必须回队劳动,否则家里就分不到粮食。一年365天,我们也就在春节休息三、五天,甚至在“过革命化的春节”号召下,正月初二就干活了。农田有数不尽的活儿要干。春季的麦田拔草、施肥、清猪圈、捞塘泥,割草,做草塘泥、夏季的收麦、插秧、交公粮、稻田拔稗、施化肥农药、收早稻种晚稻,秋季的收稻、交粮、挖墒、种麦,冬季的清墒、植树、水利。平时每天太阳出山就干活,太阳下山才收工。农忙时,天蒙蒙亮便开始挑肥料、整地、拔秧;天黑后还要挑把子、脱粒,早班、晚班甚至夜班连轴干。那时候,田里种什么作物是由政府规定的。我所在村庄位于江苏省南部,历史上实行的是两作制:秋末种麦、夏初种稻。我在农村期间,政府又安排改三作制、种双季稻,即冬初种麦、夏初早稻、秋初晚稻。农民也就更忙更累。作为农民,当时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人,缺劳动力。我们太辛苦了;甚至那么辛苦,也满足不了政府加大农业劳动投入的要求。我们生产队不但欢迎政府派下的知青落户劳动,当时有位自称中专毕业的男性青年,不知何故经过我队而又没有确定去处,队里竟也高兴地收留了这个劳动力。

    今年重返生产队(已改名为“村民小组”),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民劳动少了,劳动强度低了。许多农活根本消失了。割草挑粪、积肥拔稗、挖墒清墒之类的劳动,现在没有人再干了。三作制、双季稻二十年前就废除了,理由是人太苦。如今农民干脆连两作制亦放弃了:麦子不种了,一年仅种一茬稻子。在他们看来,一茬稻子收成够吃了;粮食价格便宜,种麦收麦又苦又累,所以不种了。即使稻子一茬,农民也无须特别劳累:田平整好直接洒稻种,既不要在水还冷得彻骨时下田育秧,也无需脸朝黄土背朝天插秧了;到收获时还雇收割机来帮忙。所以,现在不但学校不必放假支农,外出做工的农民无需回家帮忙,就是留在村庄的农民也没有早班、晚班、夜班可干了。一年365天,种田无需100天。三十年前的五月初,正是积肥的关键时期,我们在每块田的角落堆一个高高的肥料堆,以便麦子收割后就近挑肥料压田,因此田野上到处可以看到挑担子的农民。如今田野上没有人影。农民不是外出打工,就是休闲在家:农民倒真是多了,因为没有农活可干了。我到了各户人家,除了个别人在菜地干活外,大多数人都在休闲。因此,假设今天还有像张铁生那样对农活不能置之不理的青年,他们也有许多时间安心学习了。

    三十年不算长。农民多甚至过剩也不是百年可以形成的现象。可是,为什么三十年前中国那么地缺少农民以至于需要他们那么地辛苦劳作呢?学者们也许会提出各种解释。作为三十年前农民的我和始终是农民的我的朋友,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政府现在不强迫了。政府不再强迫农民交公粮(可城市人却也没有缺粮!),也不管农民如何种田,甚至还扔掉了“为革命种田”的神圣光环。三十年前,不说种麦交公粮的大事,就是“人积百担肥”、“墒挖半尺深”的号召,就让农民疲于奔命、苦于劳作。三十年后,农民管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吃饭和收入,粮食既不见少,劳作也大为轻松。据说近几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农民的幸福感最强。我原先不相信。这次重返农村,在惊奇于麦地里竟然有牛散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以为的麦地,长着的原来是一片野草,也才领悟古时文人感叹的“农家乐也”,也许正回到现代中国的农家。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夜话”2006年第20                              20061129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经过多日努力,我的朋友和我计算出了1952年到2005年中国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的比值,并绘出了它的坐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