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2006年第5期                         2006年3月13日

 

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虽然现在离开今天的结束只剩十几分钟了，我还是想祝贺我的母亲和姐妹、祝贺我的女性朋友，祝贺我认识的所有女性，祝明天、后天、每一天都成为她们的节日。

       我对女性的最初意识，应当起源于我在农村插队时期。15岁时，我响应毛泽东“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来到农村。不久，生产大队（即今天的行政村）发生了一桩女青年自杀事件。当时农村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可这件事如风一样，附近人一下子全都知道了。原来是位20岁姑娘，因为父母不同意她和自己喜欢的男青年结婚而上吊了。我那时不知爱情、婚姻为何物，但毛泽东时代人人自主独立的宣传深刻在脑子里，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人为了自主而自杀，尤其是被我们男青年称为“丫头”的姑娘。女性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开始形成。我在农村号称十年。那时农药作为新鲜事物刚刚引入。而农药，特别“乐果”，酒瓶般包装，立即成了女性的有力武器；未婚和已婚女性在家庭专制面前，常常拿起“乐果”瓶，以死抗争，于是父母、男性不得不时有让步。我敢说，如果人类学家仔细研究一下，可能会发现七十年代的江苏省农村，“乐果”使用量、女性自杀数量和女性自主程度提高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关系。而恰恰前年，我熟悉的一位女性还为了抗争家庭不公而喝了农药。

       是的，祝英台不仅仅是戏剧，不仅仅是中国的过去，她也是中国的现实。当我看到许多上海女性挣脱男性家庭专制而获得自由，我衷心地为她们高兴。可是，当我看到三峡悬崖上的零星人家，当我发现金沙江峡谷内的几缕炊烟，当我终于体会到生活中的实例，我又明白那荒山野岭里仍然住有现代的祝英台和梁山伯，我明白仍然有许多祝英台和梁山伯要逃到那里才有安全。中国社会的无情事实之一，是许许多多女性仍然生活在家庭专制之中，她们仍然被男性家长视为自己的物品，她们的反抗仍然将遭遇暴力的镇压。

       中国现实中的家庭专制又和整个中国的单位专制、国家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欧洲人日常行为（例如使用手帕、用餐动作、卧室行为等）演化的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经举了一个欧洲十八世纪的例子说明男女平等的发展。一个人的妻子爱上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并没有因此而咒骂喊叫，也没有提到他作为丈夫的权力。公众的舆论是不会支持这些做法的；他克制着自己，对他的妻子说：我给你自由，但是我知道，这样一来却比任何戒律和规定都更能限制你。换一句话说，他期待妻子能够和他自己一样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这一典型的例子说明了随着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出现的新情况。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自由并非是由某个丈夫给他妻子的，而是由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第287页）。100多年来，中国就把男女平等作为自己的口号。禁止裹脚、女性入学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政府的重大事件。《娜拉的出走》这部欧洲戏剧正好在100年前让中国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无论在家庭、在单位还是在社会都有着独立的尊严。但是，如果城市人和乡村人还因为户口制度不能够平等，如果上海人和江苏人还因为高考制度不能够平等，那么，城市男性和乡村女性或者城市女性和乡村男性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僵化的社会结构束缚了人性发展和人格独立，尤其束缚了女性的人格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压迫女性的家庭专制的消除，又和整个国家专制的消除，和社会对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外在承认和内在尊重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许多男性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阿谀，远比女性在家庭专制下的畏缩更加可憎可叹。而女性争取平等的过程，也恰恰是男性向有教养的公民转变的过程。所以，在祝贺女性节日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中国社会不但能够迅速地摆脱封建社会下国家专制的阴影，而且能够迅速地摆脱野蛮社会中家庭专制的遗迹，让女性被迫用喝农药方式争取自身人格的现象永远不再出现，让每一位女性得到充分的尊重，让每一位中国人得到充分的尊重。

 

 

                                                                                         初稿于2006年3月8日

                                                                                         修改于2006年3月13日

“夜话”2006年第19期                                               2006年11月15日

 

“20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制度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写信给我，希望和我交流关于马克思理论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他说：“我所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基本上都是以2050年为一个里程碑。在2050年以前，可以积极发展非公制经济。到2050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并认为那时中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实现社会主义转变条件。对于2050年以后是怎么样，我好像没有看到国家在这方面的任何政策，我自己认为到2050年会不会又重新回到1953至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改造的形式肯定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到那时非公有制经济可能要被消灭。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是生产社会化是本质要求.不知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他的真诚讨论态度让我感动。任何想法，包括我自己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否则思想就无从争鸣、理论就无从前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想法。我不同意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可是，在支持他转变想法的同时，我同样支持他坚持和扩展他的想法。思想是平等的。不管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是否与官方观点一致，是否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是否与我的或者其它任何人的观点一致，他都和官方、和马克思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拥有同等的权利表达和发展自己的观点。

 

       毫无疑问，“2050年以后”的问题是目前中国最忌讳的问题。然而，经历过最近五十多年尤其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成年人，有几个人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呢？可又有几个人有勇气把它说出来？敢于面对未来的是年轻人。未来属于年轻人。写信给我的年轻人到2050年时应当是60来岁，正是担任中国和世界领导人的年龄。因此，年轻人必须而且应当考虑和讨论中国与世界未来的走向。这样，中国才有方向，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才可能步入先进国家行列。

 

    我不同意这位年轻人的想法。首先，他对2050年中国经济制度的考虑建立在马克思的著名断言“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我不能肯定是不是每一位参加过高考的年轻人都背熟了这个断言，从而形成了对公有制的“自然”好感。在我看来，马克思这个断言至少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希望它成立的朋友们在这方面还有艰苦的思维工作要做。我认为，生产的社会化是一回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另一回事。前者到后者是否存在逻辑必然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马克思这个观点还是一种断言，而非逻辑论证。几百年来，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在提高，问题是，第一，假如承认马克思的观点，那么，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多高，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成为必然？第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是否有个小于100％的上限，因为总有一部分生产是为了生产者个体或生产者组织自己或者当地使用而生产的？如果有上限，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必然所要求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是否高于这个极限。第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即使能够达到100％，它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逻辑链条如何建立？第四，如何排除高度社会大生产也能够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逻辑可能性？比如，微软公司为全世界生产视窗软件，它是否就必须（不仅仅是应当）由全世界人民所有呢？或者，我们也许能够设想一种经济状态，全世界每个企业都是私有的，都为了自己的利润目的而生产，却又都把全世界人民作为顾客而生产。这是一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存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证明这种状态的不可能性。可是，我没有看到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哪个人做出过类似证明。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这种状态会发生经济危机。可是，一种全世界的公有制，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读到类似的论证。因此，在我看来，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仅仅是一种信念。信念可以启发思路，个人实践它是个人的自由，但用它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实践则是危险的。此时，我们需要逻辑。我可以举一个类似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的年轻朋友的专业和化学有关。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一个化学家有权利至死坚信某种化合物存在的必然性，但他必须通过逻辑设想出生成这种化合物的可能过程，他才可以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化学实验。

 

其次，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的社会化是全世界的，而非一个国家的。因此，马克思“本质上”否定了一个国家实现生产社会化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可能性。提出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是斯大林。他的理由是他的苏联已经在一国内实现了公有制。当时的苏联没有人敢反驳斯大林，他的论证自然成立了。马克思理论当然不一定正确，但我的年轻朋友谈的是马克思，我们的讨论先假定马克思是正确的。如果假定斯大林是正确的，我们则需要从另一个出发点开始讨论。

 

再次，根据马克思理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同时是个人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本人甚至用了“个人所有制”这个词描述那种社会。确实，没有个人自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只可能成为生产资料的政治权势者所有制的美丽面纱。后者在马克思那里比生产资料私有制还令人厌恶。我们知道，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的制度。一个人首先必须在心理上达到内在自由，他才有资格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个从内心就对权势者或者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满怀恐惧的人，不具备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格。即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一个看着权势者眼色生产的人，也在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即使生产的社会化可能（注意，不一定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没有人的自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也肯定不会出现。其实，根据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概念，每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如何使用生产资料的决定，可以要求改换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担心任何迫害，否则的话，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无从谈起。可是，在这里，个人自由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相容，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因此，根据我对马克思的理解，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2050年以后”的看法是：第一，2050年中国可能实现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远远不足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2050年以后的一段长时期里，中国的生产社会化即使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中国社会也建立不了公有制，因为普通中国人要改变“伴官如伴虎”的恐惧心理，需要的时间更长得多；第三，如果中国在2050年或者以后一段时期内建立了公有制，那一定是政治权势者的所有制。

“夜话”2006年第6期                                                            2006年3月29日

 

我为上海财经大学鼓掌

 

       两年前，我因为某些原因向上海财经大学领导提出辞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务并离开财大的请求。长期在美国德州任教的田国强先生早就有为国内经济学教育一显身手的情怀。上海财大校领导更愿意为学校管理学、应用经济学增强经济学基础，更希望学校有一个走在全国前面的经济学，于是在接受我辞职的同时，欣然聘请田国强先生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在那个时候，我曾为上海财大鼓掌、为田国强先生鼓掌。

 

       今天，在上海财大的公共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换届的时候，上海财大决定和准备继续聘请在海外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担任这些院长职务。对此，我再一次为上海财大鼓掌，为刚刚担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张欣先生鼓掌、为准备担任工商管理学院和金融学院院长的先生们鼓掌。

 

       2003年上半年我受聘为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据说那是国内第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系或经济学院的领导由“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人担任。如果此说属实的话，经济学教育从说教式的宣传、心得式的“研究”向可争辩的阐述、可证伪的研究转变的大趋势，终于开始表现在人事变动上。我在任时期，经济学院开始全面而非局部、公开而非私下地向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转型。田国强不但熟悉现代经济学，做过杰出的研究，了解众多北美的资源，而且过去便已经在国内建立起威望和网络。他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可以说是上海财大校领导慧眼所识。一年多来，田国强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和大手笔的举措，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带上了全新的台阶，现代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学院扎根：经济学教育走上正轨，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开始学术化；严肃的研究气氛形成，高层次的研究平台开始建立。

 

我的辞职也许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借助这个偶然契机，上海财大开创了一条倚重在海外取得学术成就并且熟悉现代教育制度的华人回到祖国领导和重建经济学教育的道路。田国强一年多来的成功表明这条道路是能够走通的。林毅夫、邹恒甫都在这个方向上努力过。但只有上海财大才开始倚重海外华人直接领导和改造体系内的经济学院，只有田国强才开始直接管理和塑造体系内的经济学教育。今天，上海财大决定把这条道路拓宽到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育，聘任海外华人学者直接领导这些学科的建设，我作为校友表示衷心的支持。

 

环顾国内，在四十到五十五岁年龄层次上，我们虽然能够发现一些足有成就的学者，但他们大多集中在北京而难以象田国强那样把主要精力放在外地高校（即使是象上海这样的外地）。这个年龄段的其它学者，大部分不但是在政治教育式的政治经济学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了解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状况以后，也没有依靠自身的修养训练出严谨的科学态度。上海财大肯定希望在国内聘请到能够带领学校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诸学科与现代教育和科研制度接轨的学者。上海财大令我敬佩的地方，是它在无法实现这一希望的时候没有屈就，为了学生、为了历史（上海财大主要领导都有文史底蕴），它勇敢地开辟了一条新路，一条对全国经济学、管理学甚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等教育都将发挥强大示范效应的道路。

 

    当然，上海财大的道路不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唯一道路。即使上海财大内部也有学院在国内学者的领导下走上了现代教育和科研道路。以引入海外学者为特色的上海财大道路虽然走出了坚实的步伐，但前面的路还很长。田国强在经济学院成功的同时，既有改善的需要也有前行的任务。众多海外学者担任院长以后，他们和校领导的沟通、和教师的沟通、他们自己之间的沟通，都需要他们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中国的教育和研究现代化是项艰巨的事业，走在前面的上海财大和它的各个专业学院尤其艰巨。在这里，与实现现代化教育和研究相比，现代化校园的建设只是一项简单的工艺。在高校重建具有学者良知和风范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才是高校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它不但是对高校领导的挑战，是对高校现有教师的个人挑战，而且是对从国外引入的每个学者的个人挑战，因为对后者来说，溶入高校的小市民教授圈子，是太容易了。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尽管海外学者的领导作风会有不逮、工作方法常可商榷，但上海财大的道路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在中国目前状况下也是更优的。我为这条道路鼓掌，我为上海财大鼓掌。

“夜话”2006年第13期                                    2006年7月11日

 

经济学教育和数学

 

在2006年7月3日晚上举行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圆桌会议（上海）上，经济学学习和数学学习的关系是听众席中的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一位不知名的女同学向前排就座的老师们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生和一个经济学系毕业生报考你的硕士研究生，你选择谁？各位老师的简短回答不同，但占上风的意见是选择数学系毕业生。我本人的回答也很简单：我问经济学系毕业生三分钟问题，例如什么人是农民，如果她/他的回答逻辑很清楚，我便录取他，否则便录取数学系毕业生。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经过数学系教育的学生大多概念明晰、逻辑清楚、推理严密，往往不必专门考察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经济学教育常常不能够训练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对经济学系的学生，需要个别鉴定。

 

那么，正像另一位同学提出的那样，我们学习经济学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我首先要了解的是，你学习了经济学吗？可能你没有学习到经济学，尽管你在经济学系待了三年（参加会议的许多学生刚刚结束了本科三年级的学习）。几年前，我就要求我的研究生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在本科阶段学得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尽管在名称上他们也许学了经济学，但在实际上，他们进入的更像是“宣传教育系”。我自己在25年前就有这样的经历。在经济学系本科阶段，我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有学习到概念定义的本领，没有学习到逻辑推理的能力，我学习到的仅仅是我必须说它正确或者错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仅仅是牵强附会的概念诠释法，仅仅是不允许批评谴责的温室里的观点。今天，还有一些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处境类似于我25年前的经历。同时，许多大学经济学系尽管引入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并且不再边讲授边批判，但它们的整个课程体系仍然建立在传统思维模式上，在其它系科作为政治课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系里仍然被列为“经济学”课，各种必修课、选修课仍然强烈地带有政治课的色彩，被强调为经济学系特色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课程仍然保持着过去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位经济学系的学生以课程学习作为训练自己的内容，那么，他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原因是他误以为自己学习了经济学，而其实没有或很少学习.

 

其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掌握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你还不习惯从实践中提炼出含义明确的问题，也许你对社会现实或者历史还感到难以把握，也许你对许多经济问题还理不清思路。这都不要紧，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不具备逻辑思维能力，那就要紧了。例如，如果你从农村来，你知道在田头干活的人算农民，或者从农业获得主要收入的人算农民，但村干部算不算、不定期做小工的算不算，也许你不清楚，你在贯彻你的逻辑时犹豫着，这都不要紧，只要你的思考有逻辑就行了。如果你一下子跳到农村人都算农民，你用九亿农民的统计数字来回答，那就要紧了：你不会逻辑地思考，你不会分析。

 

再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具备批判和反批判的科学精神。这里的意思是，你已经明白，除了逻辑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你的或者其它人的思想和观点。有人也许会说历史事实可以保护你。然而，历史事实可以用各种理论来解释，今天被当成证明某种理论的不可辩驳的史实依据，明天却会被认定为人类的一时糊涂，反而证明了其它理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论。如果你读读斯大林的著作，你不难发现这些。所以，不要相信任何政治权力、任何个人暴力、任何世俗风尚、以及在你眼前显现出来的现象，它们都不能保护你的思想。因此，你必须学会严厉地批判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的“经济学”教育给你的专制教育，也才不会把心得体会当成研究，并能够和数学系学生走到同一起跑线上。

 

所有人都知道，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思想和观点也不一定非得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许多经济学著作、论文是非数学性的，许多经济学名师很少用数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学习用数学语言表达比学习用文字表达更容易。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即使用文字，一个人也得具备科学素质，也得讲求逻辑。没有逻辑，你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思想的火花，你只能够发议论，写心得，但你不能够形成观点。中国从事传统“经济学”教学的教授很多，他们议论更多，那么多书籍、杂志上都是他们的议论，但是他们有什么观点吗？没有！为什么？就是他们的思维缺乏逻辑，所以他们也才需要其它东西来保护自己。因此，经济学系的学生如果不通过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学习来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他们必须通过其它方式来训练自己。可是，在现有教学体系的约束下，在缺乏敞开讨论的个人习惯和社会氛围的情形中，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和作为其前提的数学学习倒是更可行的训练方式。

 

如果一个本科生准备继续深造的话，数学学习是少不了的。数学是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主要语言之一，其重要性在许多场合甚至超过了文字。就算一个本科生毕业后立即走上社会，在工作中很少用到数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数学学习也不可少。这里的原因首先是数学和经济学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一个人要做好任何高级工作，都必须具备这一能力。其次，学习了数学，你容易体会到经济学的美，体会到科学的含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至少是比较接近科学的学科，但是，不懂得数学，你不会体会到经济学的科学性，你很难获得科学素养。而这一素养，是人成为现代人的必备条件之一。

 

当然，即使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贯彻了“教学自由”的理念、即使把中国经济学系的课程体系转变到分析和可证伪的科学基础上，我们也不能期望每个经济学系的学生都懂得逻辑和分析，可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面的改观。到那个时候，特别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会相对降低，强调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会提高，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再一次面对那位不知名女同学的同样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将分别问数学系和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三分钟问题，然后决定录取哪一位。

“夜话”2006年第16期                                                            2006年9月6日

 

 

浅谈经济学直觉

 

       最近，我就经济学与数学关系和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写了两篇夜话。在那里，我强调了数学尤其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在这篇夜话里，我想强调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数学不能代替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也不能代替经济学直觉。纳什（Nash）、格兰杰（Granger）这样的大家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更多地是数学家（如果把统计学也归入数学的话），他们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形式结构的数学，而不是这一结构的特定内容；可作为经验科学，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需要探讨的恰恰是内容。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直觉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直觉是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经济学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旦从这点出发，我们就得遵循逻辑，严格地引出思路，一步一步地得出结论。而在出发点的确定上，我们缺乏明确的逻辑，所以需要直觉。就此而言，直觉先于逻辑，提出经济学问题先于经济学的数学建模和逻辑推导。爱因斯坦说得好：“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方向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物理学的进化》）。爱因斯坦在这里说的科学是物理学，但他的观点对经济学同样适用。

 

我们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例子说明爱因斯坦的观点。一般均衡理论通常又称为市场经济理论或者价格理论，它是经济学的核心。斯密（Smith）最早提出了自由和平等交易的市场活动将引导自利的个人达致社会的福祉。斯密的说法更像一个假想或者一种信念，他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证明。瓦尔拉（Walras）为斯密的问题建立了最初的数学结构，把价格理论转变为学术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正式拉开解决斯密问题的序幕。瓦尔德（Wald）首先指出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得以成立的数学条件。德布鲁（Debreu）在斯密提出问题的近200年以后解决了它。德布鲁为此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们四人中，瓦尔德和德布鲁贡献的更多地属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这样的技巧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本质上是数学的而非经济学的。相反，斯密和瓦尔拉的贡献是经济学的。斯密提出经济学问题，瓦尔拉在近100年后把斯密问题引向新的方向（而它成为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主导方向）。尽管他们两人没有解决问题，但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眼中，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创始人。如果科学进步可以有重要性不等之分的话，那么，斯密和瓦尔拉所实现的经济学进步，比瓦尔德和德布鲁的贡献重要得多。

 

对经济学的学生和学者来说，数学是重要的，但经济学更为重要。这同时还是因为，经济学还没有达到物理学100年前的水准。在现在和今后一段很长时间内，许多经济学问题还不能甚至还不必要以数学方式提出。此外，很多问题提出后，其解决也需要经过大量的经济学思索，才能进一步发展出它们的数学结构。所以，除了经济学知识外，提出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直觉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经济学直觉并不就等于对现实经济状况的了解。我们每天都面对着经济问题，每天都和市场、货币打交道。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经济世界中（当然不仅仅是经济世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许许多多事情都和经济有关。生活会让我们生发出经济的感觉。比如购物时，我们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就会选择价廉物美的物品。我们也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什么某种商品今天的价格提高了。这些是我们的市场直觉或者经济直觉，以及我们的经济问题。但是，它们还是一种来自现实的感觉，还说不上经济学直觉。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还算不上经济学问题。例如，企业界、政府界人士常常到大学做报告。这些报告引人入胜的地方是报告者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他们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者又不必然具有经济学的直觉，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不是经济学问题。

 

童年时，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牛顿问“苹果为什么落到地面”的故事，并且自己也问过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类物理或者自然现象问题，但它远远不是物理学问题。要成为物理学问题，它还得一般化。牛顿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把苹果落地问题转变成“物体为什么会落到地面”问题。虽然他的引力概念还具有神秘的色彩，但他利用这个概念不但能够解释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的问题，而且能够展开物体相互作用的数学结构。物理学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爱因斯坦说的一个站在铁路旁的观察者提出的问题：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行走的乘客走的有多快？这个问题虽然比苹果为什么落地复杂，但也还是个物理问题；而当爱因斯坦由此普遍化为速度相加的一般问题时，它就成了物理学问题。这些物理学的著名例子表明，针对特殊现象提出的问题更象常识问题，只有把这类问题一般化，我们才能够提出科学问题，提出物理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或者其它科学问题，从而找到逻辑得以展开的理论出发点。

 

经济学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斯密如果仅仅提出制针的分工如何提高制针企业甚至行业的生产率问题，他还只是为普通经济学家；可当他把分工概念一般化从而把分工和市场以及价格机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了经济学的大家。科斯（Coase）如果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甲企业和乙企业为什么合并”的问题上，他提出的还只是经济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当他把问题变为“一个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提出了经济学问题，我们也就经常读到别人对他的经济学直觉的赞誉。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刘易斯（Lewis）是同时代人。前者曾经列举了经济落后的几十种表现，但后者仅仅抓住一种表现即劳动严重过剩，把其它提升为劳动无限供给，便创立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

 

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是增长经济学。六十多年前，哈罗德（Harrod）、多马（Domar）从凯恩斯理论（Keynes）出发，研究投资和储蓄的跨期或长期均衡，并提出最早的增长模型，以至于有接踵而来的卡尔多（Kaldor）等人的新剑桥模型、索罗（Solow）等人的新古典模型等。但后来卡尔多提出资本生产率不变是经济长期增长特征的大胆假想。这个假想彻底改变了增长经济学的方向，把它从凯恩斯经济学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门学科，而其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生产率为什么不变。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资料都表明资本生产率不断变化。从这些资料中得出长期资本生产率不变的假想，需要的不是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了解，而是深入的思考和思维的跳跃，是一种经济学直觉。就增长经济学而言，卡尔多的经济学直觉，可以和伽利略提出如果无摩擦、物体会如何运动时的物理学直觉比美。卡尔多假想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经济学说史上，李嘉图（Ricardo）最早清楚地提出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的想法，改称为中国学生人人皆知的“利润率递减规律”。凯恩斯再次确认了这个趋势。同时，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生产率递减又是经济学基本规律之一。边际生产率递减，平均生产率自然早迟也得递减。因此，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递减成了卡尔多之前经济学家和知识界公认的常识。这一常识又成为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不信任的理论根源。因为，只要资本多了，利润率便会趋向于零，市场经济便将结束。卡尔多的假想彻底扭转了这一思维方向，而增长经济学也随之转向，把解释重点转为长期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为什么稳定。在这个方向上，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几无痕迹，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剑桥模型黯然失色；适合于这个方向的索罗模型脱颖而出，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出发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过去更多地被对市场经济没有信心的学者用来说明利润率为什么还没有降到零，现在反过来被融入说明利润率不会下降的增长经济学内。当我亲眼看到新增长经济学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时，我常常感叹经济学直觉的威力。从同类经济现象中提出的经济学问题常有不同，思维跳跃的方向或有区别，但提出经济学问题所需要的直觉是一样的。在高低不定、受到无数力量影响的利润率数据面前，无论一个人指出利润率长期趋势是下降还是稳定，他都离不开经济学直觉，他都能够造就经济学的真正进步。

 

因此，经济学直觉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了解，特别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罗列。对经济现象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不可能具有经济学直觉，但是，对经济现象的广泛深入了解却也不是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条件。况且，一个人了解的经济现象总是特殊的有限的。从特殊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或极限）需要跃迁。所谓经济学直觉，在我看来，就是从特殊经济现象引申出一般经济学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思维跃迁的能力。对于经济学来说，这一直觉能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依靠这一直觉，我们才能提出经济学问题，才能在经济学中实现爱因斯坦所说的“真正进步”。

 

如果一个人不是天生地具有经济学直觉的话，那么，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途径，我想除了读书、讨论以外，可能还有这样几条：

 

1．具有全宇宙全人类的胸怀。具有这样的胸怀，容易把身边的现象一般化，容易跳出特殊现象的约束，思维容易从特殊的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的经济学疑问。

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困难的是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我们没有普世宗教的传统。我们习惯把对中国有利的事情看成好事情。我们喜欢用能否直接解释中国问题来判断一种理论的有效性。这样，当我们需要创造理论时，我们很难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因此，经济学者尤其年轻的经济学者，自觉地克服中国标准感，培养世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2．学术自由的胸怀。学术自由的胸怀指的是学者内心的自由，脱离政治判断和世俗观念的心绪自由，思考问题时的不受现有理论拘束的自由。在这里，外来的约束并不重要。这是因为，任何法规、任何暴力或者任何外在措施，都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天地，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具体内容。相反，我们对学术自由环境的要求，是以我们自己在学术思考上的内在自由为前提的。有了学术自由的胸怀，思维的跃迁、从特殊现象达致一般问题的直觉，就比较容易地出现。

 

3．强化一般化思维能力的训练。我曾经读过关于“苹果落地问题”的教学材料。教师启发学生继续提出的问题几乎全是“苹果为什么是红的”等等，而没有启发学生提出“还有什么东西落地、又有什么东西不落到地面”的问题。在思维的实践中，归纳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有限的归纳跳到一般的命题，往往需要自觉的训练。打个比方，任何概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试试对所熟悉的概念，比如人、书、高兴这些概念做出自己的定义，一个人将发现，他必须超越个别特殊现象，他才能够达到一般化的定义。

 

4．思考。读书重要，讨论重要，思考更重要。高强度的思考是一切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没有高强度的思考，再多的读书、讨论都无济于事。所谓学者要孤寂，说的便是孤寂有利于思考，因为孤寂免去了繁杂的干扰。如果不思考，孤寂也毫无意义。所以，创造一个适合思考的小环境，保持一种安宁的心绪，让自己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直觉。

“夜话”2006年第14期                                    2006年7月26日

 

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

――我的1971年农村日记（1）

 

       十多天前，在湘西山区一个农家里，凹凸不平的泥土地面，被烟熏黑的屋顶，低矮昏暗的房间，我轻轻地问一个赤着脚丫的小女孩在哪里写字做作业。她指着墙边的小桌子说：“在那里”。

那是一张大约60厘米高、60厘米宽的酱色旧桌子。上面放着我不敢正视的“脏”碗。那也是这家农民仅有的一张桌子。小女孩常常坐在小凳子上，在那里写字。

我突然激动起来。三十多年前，比她略大的年龄，我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房子里，伏在这样的桌子上写字。只是我的桌子是桔色的；我已经离开学校，每天写的不是作业，而是日记。

       从15岁到24岁，我在农村度过。那时候，和我同龄的同村男青年都在上学。可我是作为劳动力来到农村劳动、作为城市青年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我已经无学可上。因此，我本来不应当再与文字有缘，但是，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一张涂着让人开朗的桔色的小桌子让我写字。现在，除了日记本，这张小桌子是唯一一件依然在我身边的农村时期的物品。

今天，我把自己保存下来的农村日记中的第一本输入计算机并且公开。日记里记载的是我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我是坚持着读完自己日记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既常常脸上发烧，亦常常心潮澎湃。然而，无论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好是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历史。虽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可以变化，但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现实，也敢于正视历史。那天在湘西，我终于正视了小女孩家用的饭碗，那些从没有仔细刷洗过的放在小桌子上的饭碗。今天，我也需要直面自己那些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历史。

在重读这些日记之前，我知道我曾响应着毛泽东的号召，自觉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知道我曾深受专制思想的影响；我知道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和沉重劳动；我也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对自己没有丧失过信心。可是，我没有想到，在我记忆中引为骄傲的这些日记，大部分内容竟然类似报纸摘要；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虔诚地相信着“二报一刊”，把它上面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的；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热烈地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和世界的唯一救星，即使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的做法受到许多人怀疑后，我仍然坚定地相信他是绝对正确的。今天，在这些日记面前，我必须承认，我的青春时期是学习、接受专制思想并把它溶入血液的时期。我完全不知道世界，我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文明的所能达到的顶峰，生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自己是精神上最幸福、物质上最享受（因为资本主义下的人民生活在缺衣少食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所以，无论农村生活多么苦，劳动多么累，我都坦然地接受，而没有任何独立的想法，没有任何自由的思考。

我是幸运的。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让我写字，让我学习，让我成为有知识的人；我又是不幸的，在小桌子上把“独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当成唯一正确的文字写了下来，因此，我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大部分知识又是无用的。如今，当我终于排出满是专制主义毒素的血液，换上新的血液、从而能够呼吁学术自由的时候，我对主张“独尊马学”的刘国光和其他学者的个人际遇有着深刻的同情，因为他们和我在绝对专制的环境下写过同样真诚的文字，因为换血的过程是那么地痛苦，我们实在难以指望大部分人能够承受。另一方面，想到今天仍然伏在小桌子上写字的湘西小女孩，我却又不能够不大义凛然地反对刘国光们提出的专制主义回潮。今天，中国已经远远走出了绝对专制的状态。我的同龄农村朋友在上中学时，连物理、化学课程都不允许上，因为这两个名称是资产阶级的；语文课本则等同于政治教材。湘西的小女孩今天虽然还必须接受某种政治说教，但学校教授的知识毕竟大大扩宽了，世界也在她面前敞开了大门，所以，她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知识，大部分将是有用的。中国只有在继续减少专制、继续扩大自由民主的方向上前行，湘西小女孩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我希望自己当年在小桌子上写的日记既可以给我以做人做事的教训，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和别人不但看到中国的变化，而且认识到中国变化的正确方向。

 

附录：我的日记（1971.01.27－1971.05.15）或点击下载

【这段时期日记的全文请见文件：胡景北日记 I（1971.01.27－1971.05.15）】

注：1968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1977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就大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来说，那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8年）基本结束、思想革命化或者说文化法西斯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在那一阶段达到顶峰后，又继续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代；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基本物质生存资料的时代。

我在农村生活的年龄是15岁至24岁。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一些日记，估计超过50万字。现在，部分日记已经丢失；尚保有的日记，有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一些纸页已经粉末化。为了保存这些个人历史记录，谨打印于此。

本文件是1971年1月27日到1971年5月15日的日记。按照过去某个时候的整理，它应当是那时保存的第四本日记。如今它是还保存着的第一本日记。

在打印这些日记时，没有对其做任何修改，也没有对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做任何解释或附注。考虑到这些日记所记载的人、事已经过去30多年，所以对涉及的人、事，没有做任何“避讳”性质的修改。

不过，这里的打印文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

2006年7月28日

 

 

1971年1月27日

 

很凑巧，新的一年日记，从新的日记本第一页记起。

春节，是我国人民传统的节日，它预示着春天的来到。

哥哥今年不回宁了。寄来一封信，内有一段，也很能表达我的心意。他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新年佳节里，我也不由得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我们全家六口人，分居五处，你们和我虽相距四、五千里，但心却相连。尤其我们兄弟姊妹，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处处受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关怀，时时在进步中，是深引骄傲的。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1月28日

 

关磊于二十五日回宁，今天来我家玩玩。下午，从内蒙回宁的沙震国、严圭、周铮，接着章铮也来玩玩。下晚，我亦去房守为家玩玩。

上午和关磊观看了东方红路画廊。画廊里展出了我国一片大好的国内形势和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最引人久久不肯离去。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靠毛主席领导，每一步路都靠毛主席指引。你看：去安源，会井冈，到北京，毛主席率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烈火中诞生了新中国。你看，从开国大典，到国庆二十八周年，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高饶联盟的失败，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破产，从八大到九大，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是毛主席指引，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1月29日

 

下午到人民公园参观了“井冈山的斗争”展览，瞻仰了“毛主席诗词”展览。毛主席诗词展览馆展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充分表现出：毛主席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最伟大的诗人。

《井冈山的斗争》展览展出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井冈山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亚、非、拉各国人民已纷纷走上这条道路。

晚上到小学同学刘维维家玩玩。他现在南京煤气公司，情绪很好。

南京现在工业战线形势大好。九四二四工程第一期已完成，西钢出铁，储气柜只用六十八天就造好了，开创了煤气工业的先例。郊区又发现了石膏矿。工业战线正在大跃进。

 

 

1月30日

 

上午到彭士林家，下午到沙声平家，又遇关磊与老杨来找，大家谈谈农村情况，都表示在七一年要大干一场。

批判刘少奇反对、诋毁“井冈山道路”的反动谬论。井冈山道路，即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对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大发展，是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它比十月革命斗争形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可是，大叛徒刘少奇却说什么：不管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先城市后农村，都能取得胜利。这是刘少奇反对井冈山道路的铁证。

在中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还是走先城市后乡村的道路，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修正主义激烈斗争的问题，这两条道路，只有一条是对的，根本不像刘少奇所说随便哪一条都行。刘少奇这种说法的罪恶目的有二：1、树立他的威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井冈山道路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而刘少奇害怕艰苦，不愿到山区农村去，躲在大城市里，搞什么白区斗争。刘少奇一直企图把白区斗争凌驾于武装斗争之上，拼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2、破坏世界革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像中国这样的。在这些国家里，农村是极其广阔的，而阶级敌人势力较小，城市较少，资产阶级势力较强，所以，革命政党必须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却要把革命政党拉回城市，让他们迷醉于议会斗争，罢工罢课，而不能最后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真理已深入人心，各国人民纷纷走井冈山道路，到处点燃了井冈山的烽火，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广。

 

 

1月31日

 

房守为同志在农村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昨晚才回宁。今天上午到我家来玩，和他谈谈。

晚吴宗宁来找，谈谈农村情况。

浙江省新省委顺利诞生。南萍同志任第一书记。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社论着重提出了路线和作风问题。路线问题决定一切，我们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风是路线和世界观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证。当前主要任务是反骄破满。

 

 

2月1日

 

上午整顿内务，决定带本《农业基础知识》回乡，要搞些科学实验。

下午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习方法》、《鲁迅和他的教导青年的话》还给彭士林，接着回乡。

“夜话”2006年第11期                                                           2006年5月20日

 

请爸爸多带孩子

 

近年来，我的年轻同事、朋友、过去的学生中，一些人有了孩子，另一些人很快将有孩子。在祝贺和预祝他们（她们）的时候，我常常表述自己的希望，就是他们中间已经当上或者很快将当的爸爸，多带孩子，尤其多带婴儿。

请爸爸多带孩子，首先因为他们都爱孩子。“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就会使新做爸爸的人浸透了幸福的感觉。他们乐意照看孩子，抚慰孩子，喂水喂食，哄孩子入睡、和孩子逗趣，为孩子收拾。当然，和做妈妈的女性相比，他们显得笨拙、生硬、粗糙，可带孩子的“机巧”只能通过“干中学”来学得。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做爸爸的会慢慢地变得灵巧一些、熟练一些、细心一些。而如果他们不带孩子或者几乎不带孩子，他们就没有机会把自己变得灵巧、熟练和细心。所以，只要带孩子，多带孩子，灵巧和细心自然就养成了。

请爸爸多带孩子，其次是因为爸爸都希望、也都需要把自己对孩子的爱直接传达给孩子，而不仅仅通过辛苦的工作、很多地挣钱、很多地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来间接地表达对孩子的爱。爸爸多给孩子创造物质条件的心愿是好的，但孩子很难体会到。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需要互相的耳濡目染来培养，需要爸爸把时间直接给孩子，下班后、休假时和孩子嬉戏、照料孩子，陪孩子玩、吃、睡。孩子要求的就是你的时间。只要你给孩子时间，孩子就给你感情，孩子就会喜欢爸爸，在爸爸带领下吃饭、睡觉、玩耍、交流。

爸爸多带孩子，同时培养自身的人道主义素质。在男性的生命进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可惜中国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太薄弱）和小说阅读外，能够明显增强自身人道主义素质的机会，主要是恋爱和抚育孩子。恋爱能够让男性感受到温柔、体贴、为对方着想甚至奉献的善良，但孩子更能让爸爸深刻地感受到这样的情操。婴儿、幼儿是那么地娇嫩、柔弱、无助，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再刚烈再无情的男性也会变得善良、细心、关切，也会体验到婴儿的需要和自己直接关心他们的义务。这种对他人义务的直接感觉，虽然起源于对亲生孩子的本能，可它是人道主义最深厚的根源。我相信，一位细心关怀亲生婴儿的男性，有更多可能在大范围关怀弱者、爱护女性、照顾他人，有更强烈的消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希望。

爸爸多带孩子的关键，是通过这个途径，爸爸对孩子的出自本能的爱、理性的爱甚至出自社会压力的爱，能够逐渐转变成发自心底的亲情，转化成对孩子的亲密情感，并且发展为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这样，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本能关系，就上升为人性的情感，人与人之间信赖、关怀、依靠的社会性情感。这样，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爸爸既能够顺当地教育和带领孩子，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培养”自己，和孩子一同成长，因为孩子在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的长大过程中，爸爸面对着孩子带来的新事物、新思潮，容易保持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兴趣，并给孩子树立起榜样。

爸爸多带孩子，更有助于爸爸从根本上杜绝打孩子的恶习。打孩子是中国男性的著名恶习之一。然而，一个男性是否粗暴、是否会暴打孩子，在他青年时期几乎是无法识别的。即使一个后来粗暴对待孩子的男性，在其结交女友、结婚、刚刚有孩子的时期，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粗暴对待孩子。其实，粗暴对待孩子的爸爸，没有几个人自己不痛苦。因此，如何把男性对亲生孩子本能的爱或者理性的爱，转变成与孩子的交流和对孩子的理解，是每个做爸爸、妈妈或者即将做爸爸、妈妈的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这里，杜绝男性今后粗暴对待孩子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爸爸从孩子出生起就多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爸爸会体验到自己对别人（自己孩子！）的照料，为别人（自己孩子）的顾虑，男性的情感将细腻得多、在刚强的同时生发出温柔的感觉、怜悯的关怀，而消弭像“水浒传”中许多好汉那种不谙温情、不知怜悯的现象。

当然，面对孩子的哭啼不止，面对孩子的任性和作息时间的差别，做爸爸的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需要做妈妈的更多支持和鼓励，也需要做妈妈的放手和放心。无疑，带孩子带婴儿是对男性耐心的艰巨考验，常常伴随着烦恼与无可奈何，但我的亲身体会告诉我，带孩子也充满了乐趣、幸福和喜悦。只要你耐下心陪伴孩子，你很快就会发现孩子在变化，在成长，三天便有不同，五天就又学会新东西，你会从心底里感到你在抚育人，你在成功。而这恰好表示，你自己的心灵也在变化，变得更有人性、更有责任。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年轻朋友如果当爸爸，就找时间多带孩子；如果当妈妈，就让孩子的爸爸多带孩子，帮助他，让他带好孩子。

“夜话”2006年第1期                                      2006年1月3日

 

转录：

 

我 相 信

（约翰·小洛克菲勒，1941）

 

我相信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

我相信个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相信每一项权利都意味着责任；

每一个机会都意味着约束；

每一笔财产都意味着义务

 

我相信法律为人而定，而非人为法律而活

我相信政府是公众的仆人，而非公众的主人

 

我相信劳动的尊严，无论它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我相信世界不会自动养活任何人，但它给每一个人劳动生活的机会

 

我相信节俭是妥当安排生活的关键，

我相信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而言，节俭都是获得稳定经济实力的首要条件

 

我相信真理和正义是任何社会秩序长久稳定的基础

 

我相信诺言的神圣性，

我相信一个人的话应当有信用，

我相信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

 

我相信人类的基本责任是奉献有益的服务，

我相信只有纯洁的牺牲之火，才能烧尽自私的残渣，

让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之处发挥出来

 

我相信全知全爱的主，无论人们称呼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相信一个人最高的满足、最深的幸福、最大的价值

是自己能够和谐地照主的意愿生活

 

我相信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有爱，我们就能克服仇恨，

我相信公正能够并且必将战胜强暴

 

―――――

原文如下：

 

I believe

（John D. Rockefeller $ Jr. $ 1941）

 

I believe in the suprem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 and in his right to life $ liberty $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 believe that every tight implies a responsibility; every opportunity $ an obligation; every possession $ a duty.

I believe that the law was made for man and not man for the law; that government is the servant of the people and not their master.

I believe in the dignity of labor $ whether with head or hand; that the world owes no man a living but that it owes every man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living.

I believe that thrift is essential to well ordered living and that economy is a prime requisite of a sound financial structure $ whether in government $ business or personal affairs.

I believ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are fundamental to an enduring social order.

I believe in the sacredness of a promise $ that a man’s word should be as good as his bond; that character – not wealth or power or position – is of supreme worth.

I believe that the rendering of useful service is the common duty of mankind and that only in the purifying fire of sacrifice is the dross of selfishness consumed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human soul set free.

I believe in an all-wise and all-loving God $ named by whatever name $ and that the individual’s highest fulfillment $ greatest happiness $ and widest usefulness are to be found in living in harmony with His will.

I believe that love is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 that is alone can overcome hate; that right can and will triumph over might.

 

（原文抄自于布朗大学洛克菲勒图书馆（Brown University John D. Rockefeller Library）正厅墙上，自己翻译。2006年1月3日于美国Providence。）

“双周夜话”2002年第15期                                                    2002年7 月17 日

 

 

生活的约束，有效吗?

 

 

我开蒙很迟，25岁以后才接触到高等数学，知道世界上有“条件极值”问题，就是在若干约束条件的限制范围内，找到所能够实现的最大目标值。后来我到经济学专业工作，才知道这个数学问题原来是经济学的核心。人称数学是抽象科学、经济学是经验科学，大概也因为此吧。

人生也是一种经验，每日每时真实出现的经历形成了一生的经验。人生的追求是不是也可以抽象为“条件极值”问题呢？本质上可能不是。因此目标就难定义，惶论量化并找出“最大值”了。所以，自己尽管在经济学专业工作多年，天天和条件极值问题打交道，可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人生的“最大化”问题。

不过，即使不追求最大值，即使仅仅想平平常常地生活，一个人也得面对许许多多约束条件。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严格约束。作为教师，备课时间、内容、资料、自己水平，都是把课上好的约束条件。想写篇文章，思路、文献资料、数据、时间、发表、书报检查制度，等等，都是约束。即使不考虑为下一次职称升级、为按照字数发钱的奖金，或者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写，而仅仅打算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文献、时间、检查制度等等，也同样起着约束作用。至于想通过一场考试、计划一次活动、甚至准备一餐美味，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真个是人生无处无约束。而纵观人的一生，或者就象自己，回顾五十年的人生，似乎也都是在不断的、多方面的限制下展开的。说到底，一个人只能在历史的、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先天和后天约束条件下发挥自己。这些约束条件已经给我们每个人划出了无形的界限，我们只能够在这些界限内活动。

    这个道理，是我在农村生活期间明白的。不过，那时我也开始明白，我们所感觉到的许多约束条件，事实上并没有对我们形成限制或者严格的限制。形象地说，如果生活给我们划出的界限是一个半径为10公尺的圆，那么，我们一生的活动，可能从没有超出距圆心5公尺的范围。是的，既然圆周就在前面，为什么还要向前呢？但这样一来，生活的约束便失去了作用：它实际上并没有限制我们，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制在5公尺范围内。也许，我们应当反过来问：既然圆周还在前面，为什么不再向前呢？其实，只要我们向外再前进一步，我们的自由空间就大得多，我们就能够实现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我们所羡慕的人所做的，说到底是比我们朝着生活的界限多走了几步，甚至他们往往都还没有触及到界限。所以，如同我们在求解数学上的条件极值问题时必须检查约束条件是否有效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也应当经常问：约束条件有效吗？我自己的体会是大部分约束条件不象乍看上去那么有效。甚至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约束常常也是无效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对所有人相同的限制面前，各个人的生命表现是那样地不同。

“双周夜话”2002年第9期                                                      2002年4月24日

 

 

还是不做为好

 

还是不做为好，我想。我被要求参加一次考试，“公民道德纲要”的学习考试，标准答案也给了，尽管在答案下方写着供参考的字样。是的，需要的时间不多，五分钟就行，都是选择题，按照标准答案在试题纸上打勾就行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公民道德纲要”的大字题目，但我没有读过。我不是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或道德研究工作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生活本身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通过学习文件来增进自己的道德了：所以，我没有去读“纲要”。当然，即使我读了甚至认真读了纲要，我仍然不会做这样的考试，因为根据我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以为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本身就可能不符合“公民道德纲要”上的要求（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读过纲要，只能猜测）。首先，这样的考试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而根据道德规范，最好不要向别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最好不要做没有依据包括没有不成文的道德依据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总觉得别扭，觉得在扭曲自己，而且在扭曲自己尚未被生活完全泯灭的对真、善、美的某些感觉。所以，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坦然一些为好。想一下，这和学生考试舞弊有多大区别呢？而作为教师，我的直接责任之一，毕竟是禁止学生考场舞弊，同时也从道义上向他们说明舞弊的可耻。为了使自己在学生面前不心虚，我想，还是不做这样虚假的考试为好。

中国人常说为人师表，外国人更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孩子和青年。要教育孩子和青年，教师不但要理解生活、懂得世界，而且还需要保持和孩子、青年一样的心态，这样，师生之间才有沟通、才有真正的教育。辜鸿铭所总结的“赤子之心、成人之智”，大概就是对教师的描述吧。因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教育机构，要重视孩子、重视未来，它就不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而且更要避免扭曲教师的心灵。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教师心灵的扭曲，避免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既使他们自己内心不安也有损于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形象的事情；那么，直接要求教师扭曲心灵，去“圆滑”，去逢迎，去做假，就更不应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做了，而且是在意识到不应当做的情况下做了，心灵最初会感到扭曲，然后就会麻木，最后就由惯性而觉得自然。此时虽有成人之智，却失赤子之心，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教师本人，当然也不是坐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要求教师做假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得利），而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青年，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好象“纲要”提出的道德要求第一条是爱国，教师本人努力做真事，政府机构不要求教师做假事，我们的孩子也才不会做假，我们所爱的国家才有希望。因此，我既为教师，虽被要求，但还是不做虚假的考试、虚假的事情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