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北的个人网站

“双周夜话”2003年第18期 　 　 　         2003年10月14日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报载神舟五号即将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载人飞船。我衷心祝愿这一次发射成功。

这次发射将产生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或第一个宇航员集体。在太空中，这位宇航员将向翘首仰望他们的我们以及全世界人说句什么话呢？为此新浪网在征集网民的意见。　

人类第一位（前苏联）宇航员向我们说过什么，好像已经被（至少是不生活在前苏联的）我们遗忘了。不过，1969年7月21日，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向着全球亿万通过电视和广播关注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们说了一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却流传下来了。

    1969年的我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可惜的是，那个历史性时刻对我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禁忌：也许因为那是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出现在中国任何新闻媒体上，尽管阿姆斯特朗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可也没有提到美国。

    国内媒体过了多少年才开始提到人类、而不仅仅美国人的第一次登月，暂时还无暇查证。但今天，我们都开始跳出了“中国”的圈子，开始心平气和地谈论比如微积分的建立、学校的出现、计算机的发明等不是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成就。然而，中国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毕竟是一件大事，作为中国人很难不激动，因此，网民们所建议的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万千大众的话，多数也是祖国伟大、民族复兴等。

    确实，中国人为自己的宇航事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仅仅这一次神舟五号就耗资24亿美元，而神舟五号上天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强大。每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但是，没有神舟五号，我们的祖国仍然伟大。我们民族的复兴可能更重要地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者的个人尊严被尊重上，否则的话，四十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就表示了中国民族的复兴，而用不着今天的神舟五号来承担这个民族使命了。另一方面，神舟五号上天不仅仅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甚至不是为了显示中国强大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力从来就比不上中国；少数国家强于中国，但没有他们对神舟五号项目提供的部分关键技术，没有那些国家的许多人是为了人类而非他们的国家才建立的现代科学，没有那一些人的探险和失败，也不会有现在的神舟五号上天。太空活动尤其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性质，所以，在神舟五号顺利升空的激动时候，如果我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上的所有人说的话，也许才不会很快地被世界大多数人遗忘；中国融入世界，也才更象是为了对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如果中国宇航员真的要对我们说什么的话，我支持他（们）使用网民提议的“世界和平才有这一刻”或类似言语。

真、善、美：永恒的追求

――代发刊词 

在欢庆2002年到来的爆竹声中，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诞生了。

全世界现有的个人主页恐怕不下数百万个。在这数百万旁加上的一，简直就是无穷小。因此，正如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世界公民一样，我的主页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主页之一。

       不过，每位公民都是普通中的一个特殊，每份个人主页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的主页将具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是以它自己的方式追求存在于每位公民心底深处的真、善、美。

       什么是真？真就是世界的本原，人类的本性。本原和本性常常被表象掩盖和扭曲。地球自转这一物质世界的本原就被太阳东升西落的表象所掩盖，人的自由平等这一社会本原在中国被把城市人和农村人分成两个等级的户口制度所扭曲，在世界上则被国家制度所扭曲。而一个人的真心更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因此寻求真、揭示真、实现真是每个人不断探索和修养的过程。

什么是善？善是对他人对世界的爱，是孔夫子说的“泛爱众”和天主教说的他人之爱，是启蒙时代西方人说的博爱，100年前中国人说的天下为公。善是站在他人他事物的立场上理解他们，是以爱人爱物之心对待别人对待世界，是做事出以公心。善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真，是一个自由人获得幸福的最后源泉。

什么是美？美是真和善给我们的心理感受，美是被我们认为好的探索真和培养善的形式。市场经济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平等竞争的感觉；户口制度之所以不美，是因为我们这些城市人面对着农民不能不生发出自责的感受。因此美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普遍原则和规则之上，要求我们仅仅选择被我们公认为好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因此我的主页的特点将是从经济学和学者的角度追求真、善、美。由于经济活动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经济学对真、善、美的追求又必须和人类精神相一致。今天的中国大陆正处在重大转变过程中。然而，比起二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变，比起500年前欧洲启蒙时代的转变，比起100年前中国制度的转变，我们今天在中国经历的转变没有任何更加深刻的地方，所以，与那些时代的学者相比，我们不是更困难，而是更容易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说有文字的历史就是有学者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代，学者的真正使命总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人类之所以需要学者，也是因为人类在自己最脆弱的心灵内还有真、善、美的感觉，并把对这一感觉的坚持和发扬特别地委托给学者。我的主页将遵循对经济学尤其对学者的这一自我意识，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视为自己的永恒目标。

“双周夜话”2003年第09期                                                           2003年5月6日

 

 

五月的夜晚

 

五月的深夜，我走在小区外的人行道上。风轻轻地吹着，柔和地掠过我的脸面；马路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习惯了噪音和废气的耳朵和鼻子享受着久违的轻松。没有月亮，淡淡的路灯似乎更加平和。

五月的夜晚，应当是一年中最舒适惬意的夜晚了。

这时，从对面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个女孩，走在我的前面。她的步伐不象散步，也许是夜班，也许是朋友聚会，这么迟才回家。突然，她轻轻地跳起来，好象要摘一片树叶玩耍，也好象要抚摸一下树叶，那身影，那姿势，无声无息，但却给本来无声无息的春夜带来了生气，恰如画龙点睛，春夜一下子舞动开来，世界一下子完美了。

我突然感动了，原来，把世界美丽起来，是如此地容易。一个无意的动作，一个欢喜的蹦跳，就会让世界美丽起来。

我也想摘一片树叶，摸一下小树。

但我的手停在了半空，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树叶上树干上满是灰尘，只有在雨后的短促时间内，它才有幸展现自己那令人类心旷神怡的绿色和苍莽深重的褐色。

前面的女孩已经走远。

我突然怅惘了，让世界美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在我的身后，有一位类似我的心情的人在散步，他是无法欣赏到我刚刚感受的美丽的，因为我没法让自己欢喜地亲抚树叶，没法把生命赋予春夜。

我是理智的，我要估算树叶带给我的灰尘，我只有在了解成本和收益后，才能决定是不是应当摘一片树叶来欣赏。

前面的女孩这么晚还在这里走，应当也是这里的居民，应当也知道树叶上的灰尘。

但她还是高兴地和树叶玩耍。

    也许，让世界美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

“双周夜话”2002年第23期                                                    2002年11月5日

 

你思故你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写了一篇夜话，表示我之存在，是因为我思考着，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内在思考指导自己的外在行为。那么，你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何以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价值呢？我要向你说的是：你思故你在。

你思，首先表明你是一位合格的人，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点就是思考，因为没有你、我、他这样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也就不成为一个特殊的类。你思，表明了你的独立人格。也许你的思考还没有或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思考本身就证明你不愿意依附于别人的结论，证明你与别人的不同。你思，还表明了你积极的人生态度：世界让你觉得好奇，而你又愿意探索。象大多数人一样，你也想永葆青春，而在心灵上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好奇和思索。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思考的结果不能够发表，我思考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总是你先把你的结果思考出来再说。在你没有思考出来之前，谈发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思考通了，你的结果发表与否对你也没有意义了：思考过程已经使你充实，成果发表只具有付产品的作用。当然，禁令或者出版费用确实可以限制你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思考。如果你在禁令或者金钱面前放弃思考，你不应当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你个人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在你距离限制条件还很远的时候便放弃了。

你也许不是因为结果难以发表而不去思索，而是因为你要交出一篇毕业论文、你一年应当写出多少字数的任务压力而没有时间去思索。是的，你有太多的人要应酬，太多的事要办理，太多的任务要完成，有时还有太多的书要阅读。是的，这一切都很重要。可是，即使你应酬了那么多人，办理了那么多事，完成了那么多任务，读了那么多的书，你的生活可能还是被动的，你的人格还是没有特点的。你更多地在应付人生。如果你想理解人生，如果你想把握人生，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中的主动性，那么，还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清静，让自己思考。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

    当然，思考首先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聊天中会突然冒出一种伟大的想法，突然得到一句名言。但是，要把你的想法变成可以严肃讨论的命题，要让你的名言具有丰富的内涵，你必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思考。其实，对你自己思想火花的深入思索，不需要你专门从事比如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你在从事任何事务性或挑战性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思考。这里的关键是勇气，是面对世俗的勇气，是坚持你个人的存在性的勇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有这样的勇气。

“双周夜话”2003年第2期                                                             2003年1月30日

 

 

信  任

 

 

       本月24日来到德国，在吉森大学（Universitaet Giessen）做点文献工作。27日星期一拿着联系教授的一封信到经济学院的图书馆办理借书手续。管理员既没有核对我的证件，也没有收取费用，填个简单的表格，三分钟，就可以把书借回家了。而阅览更无需任何手续。过程之简便，用这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说，你在中国根本不敢相信。是的，我从上海财经大学到邻近的复旦大学仅仅阅览，就要办各种证明并提交证件甚至交费，更不敢幻想借书回家了。有人说这些手续是图书馆为创收而设，有人说这些手续是为了防止孔乙己似的“窃书”，当然还有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比如为国家财产负责或者遵守制度等等。不过，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别人或者整个制度不相信你会归还借出的书籍，除非你要索回押金或者担心更大的处罚；因此就尽可能地不让你阅览和借书。而在德国，别人信任你，制度信任你，相信你会安静阅览，会归还借出的书籍。不还书的人中外皆有，我自己也有过。但德国管理员碰到这种情况也许只是遗憾地甚至理解地摇摇头，而不会想到改变信任人的初衷。他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珍惜别人的信任。即使犯过一、两次失信的小错，也知道自己错误所在，并且会融合到这种互相信任的环境中。

    信任据说是人与人关系的润滑剂，它把人与人关系变的平和、轻松。中华民族素以“性善”为信仰、以集体主义为指向，比起例如相信性恶、崇尚个人主义的其他民族内部成员关系来说，应当是更加信任同胞也让同胞更加信任自己。没有出国之前，自己也以为如此。出国之后碰到各种大、小事情，才发觉当今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不上许多民族。国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别人不值得信任，所以自己信任别人或者让别人信任都没有用。每个持有这一理由的人都有亲身经历为论据，而且也都有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初衷。初衷改变的原因，既有制度腐败的问题，更有个人经历的教训。不过，我想，还是抱着信任别人的态度处事为好。也许别人不值得信任，包括那些大谈诚信是管理之本的管理学教授都不值得信任。但需要自问的是，自己是否值得他人信任。可能，不管别人如何，我们还是先让别人信任自己；可能，不管自己有多少受骗的感觉或者经历，还是不要改变信任别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世界还是美好的一面更多些，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更强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心态为人处事，即使受骗，即使失败。其实，受骗和失败给自己造成的外在损失再大，也比不上改变初衷心态给自己一生造成的精神损失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比较地平和、比较地轻松，为了体会在得到别人信任时才能够产生的感动心情，还是先信任别人，先让别人信任。

“双周夜话”2004年第18期                                                           2004年9月14日

 

 

告别上海财经大学

 

新学期伊始，我正式离开上海财经大学，转到同济大学工作。

20年前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孩子摸阄摸到了上海，而在上海的要人单位内，只有上海财大一所学校。我在农村长大，农业非均衡的生产节奏使我缺乏马克思说的大生产强制训练出来的组织纪律性；农村的“广阔天地”又养成我自由飞翔的思维习惯，不愿意接受固定模式和命题作文，再加上从事理论工作的心愿，所以我选择了上海财经大学。

    如果说我当初到上海进财大工作更多地出于感性的原因，那么我现在离开它则只能够归之于理性的考虑。从感情上说，我完全体会到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条件的价值：那里有自由交流的小环境、有在经济学上努力探索的同事、有协力工作的朋友、有一心求学的学生、有上海高校最高的非计件工资收入。由于我在学生中的口碑尚好，由于学生到处都在有意无意地议论教师，所以我从校办到比如医院的学校各个部门都受到令我感激的尊重。同时，我的大部分专业工作是在上海财大做的，出国是上海财大派遣的，上海财大甚至让我担任了经济学院院长。因此，我感谢上海财大。而我离开它，无论在地位和名誉上，在收入和待遇上，在接触经济学专业同事和学生上，在日常生活上，都有严重的损失。虽然离开上海财大后，我有更多机会读书，可没有任何机制保证学术上的投入能够取得成果；而我担任院长一年，已经在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转变经济学院学术方向以至于提高学院经济收入上取得了明显进展；如果我把院长任期做完，我和我的同事们应当可以做出重要工作成绩的。最后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深深感觉到许多同事、学生对我留在财大工作的希望，而我自己亦有入世的冲动。因此，当我决定辞职并离开上海财大的时候，我确实感到一种歉疚和沉重。

    使我做出离开上海财大选择的，是终究超过了感情倾向的理性逻辑：因为同样的事情我拒绝了上海交通大学，也就不得不拒绝上海财大。一个人的行为需要一贯性（consistency），也就是孔夫子提出的“一以贯之”。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没有一贯性便谈不到理性、自然也谈不到诚信。尽管两个学校向我提出的改变后的条件仍然比我现在转入的学校优越很多，但问题不在条件的高低，而在于诚信的理念，在于保持自己的一贯性。为此，我不得不抵制一些单位几乎是“不经意”地随便改变诺言的现象，抵制用一次博弈的最优来消弭行为一贯性准则的办事方式。我理解在这类办事方式面前被迫做绥靖主义让步的一些人。考虑到家庭尤其孩子，考虑到就业的困难，考虑到提升、晋级，尤其考虑到事业和前途，一个人在身受工作单位的不诚信之害时，往往只好退而采取绥靖主义。对此，我满怀同情。只是和他们相比，我的个人条件好得多，没有类似压力、困难和追求，只是因为我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金钱、事业、感情来掩饰自己人格的软弱，所以在我的考虑中，理性的逻辑最后超过了感情的倾向。如果可以套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想说的是，我爱上海财经大学，无论在我离开前还是离开后，但我更爱洁身自好。我衷心地希望有一天，作为研究经济制度、管理制度的国内最重要的大学之一，上海财经大学自身的制度不会再让人在它和洁身自好之间去做痛苦的选择。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期                                  2002年12月21日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双周夜话”2002年第3期                                    2002年1月29日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

―― 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2002年1月1日，我在建立个人主页的同时，设立了一个奖金项目，奖励第一位指出我的一篇文章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逻辑矛盾的人。项目实施细则规定，某一批评文章是否达到获奖水平，由我自己决定并在网站上公开说明。这里，由我自己决定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是否达到某一水准，似乎违反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对此，我想说明一下自己当时的考虑。

在我考虑设立奖金项目的时候，公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何才能保证公正性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只有公开性才能保证公正性。我们知道，网络技术为大范围内的公开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要说明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来保证公正性。我的奖励项目虽然面对全世界，但它目前主要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有意义。而恰好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公开性便没有公正性。这是因为，第一，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充当“公正“的代表。你可以在美国、德国甚至中国港台地区任意选三、五位学者来仲裁，公众能够假定他们的仲裁是公正的。在过去中国的乡村，私塾先生通常是令人信任的仲裁者。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不乏洁身自好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学者们已经腐败。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既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真”，也不再象中国古人那样追求“仁”。在名、利面前，这个阶层的感觉是“穷途末路”，因此不再独善其身。所以，从这个阶层中任意选择三、五位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来仲裁，并不能保证公正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当今那么多奖励项目几乎都不具有公信力的原因，而这些项目的评奖委员会，那一个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呢？第二，我的奖励项目与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有关。在今天中国大陆，“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不痛下努力的话）终生也离不开温室。在那里，他们或习惯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批评，或擅长于义愤填膺的口号型讨伐，与本人追求的学术风气相去甚远。年青一辈的《资本论》研究者中，佼佼者有，但离“德高望重”相距尚远，在整个阶层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让公众相信其公正。第三，假如《资本论》有一定之逻辑性，本人的文章也有一定之逻辑性，那么，从众多文章中确定那些指出两者逻辑不相容的文章，技术上不应当十分困难；而上发到我的网页上的时间，又清楚标识了最先指出两者逻辑矛盾的文章。因此，只要把所有参奖文章公开，只要把奖励过程公开，公众就可以判断我的奖励项目是否具有公正性。

当然，即使一切公开，如果作为当事人的仲裁者就是要把奖金发给不应当获奖的人，那么公开性也不能保证公正性。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能够保证公正性吗？可能没有了。不过，这一切既适用于仲裁者是也适用于他不是当事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世间还多少有公正性可言，相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多少有一点真、善、美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便可能更多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更多地顾及公正性。一件事情越是公开，仲裁者越可能公正，仲裁者舞弊的可能性越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公开性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保持公正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我自己的奖励项目自始至终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开性，以便用公正性答谢所有的读者。

“双周夜话”2004年第15期 　　　　　　　　　　　　　　　　2004年7月29日

 

悼杨小凯先生

 

       杨小凯先生逝世了，刚刚56岁，还不到据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58岁。当然，寿命不是人生价值的决定因素。人不是为了维持个体的寿命而生活在世界上，以健康为生活目的的人亦难无疾而终。杨小凯英年早逝，无疑与他年青时受到专制政权的残酷迫害有关，但也与他后来的超负荷工作有关，不过，我宁愿按照我所理解的基督教的观念，想象成他信仰的主把他重新召回到身边，让他平静地休息休息。是的，杨小凯已经做了他应当做的所有事情，已经做了远远超出他应当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天堂上，他可以平静地说；他没有碌碌无为，没有随波逐流，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大同的事业。

杨小凯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他在经济学领域内开创的超边际分析。他通过分工的特殊作用，揭示了边际收益递增的一条新途径。为此他做了大量扎扎实实的工作，从经济学思想到经济学方法，从理念层面到技术层面，从专业论文到教科书，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体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对杨小凯这样一个起步很晚、最初在语言、数理工具到理念诸方面对经济学都完全陌生的人来说更不容易，我们必须牢记他的成就背后的艰苦劳动。

由于杨小凯强调超边际分析，他的观点体系和强调边际分析的新古典学派有很大不同。然而，无论边际分析、非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国内惯称的西方经济学范围。在国内，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指的是那种基本概念、基本分析工具从西方国家引入并可以而且也应当批判的经济学。当然，如果一个理论不可以或者不应当批判，它本身就不是科学。同时，杨小凯应用的分析概念和工具又是西方经济学的，所以他的工作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如果他的工作经受住了后人的检验，他的工作也是发展或者扩展、而非冲击了西方经济学。

杨小凯在经济学领域所做的探险无疑是辉煌的。仅仅凭着这些探险，他的一生就已经值得了。但杨小凯最值得我纪念的，是他超越了作为技术员的职业经济学家角色，而显示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的特点。

    分工本来是杨小凯最得心应手的话题。现代社会的分工之深之细，造就了各领域的专门知识，也迫使过去的学者转变成技术员。但另一方面，分工愈深愈细，各类分工之间的联系便愈密切，社会作为各领域的有机整体愈重要，社会也更加需要超越了技术员的学者。杨小凯也许天生就是一位学者，还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学里，他就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小人物涉猎的非职业性文章。更可贵的是他在成为职业经济学家之后，继续保持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社会大问题的密切关心和理性思考。如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只有红宝书可读的时代，根据官方口号和宣传而相信中国的出路是巴黎公社式的无产者的平等社会，并因此而被毛泽东（据我听他本人如此说，而非止于人们常说的康生）亲自指示投入监狱，那么，在他走出国门后，发现这样的问题早已经被仔细讨论过，而提出各种观点的人都无须担忧牢狱之灾，他的思考显然变得深刻和理性了。其实，除了经济学外，在一个民族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中国需要的亦是发展或扩展、而非冲击西方的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杨小凯在国人沾沾自喜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的时候，向国人浇了一盆后发制度劣势的冷水，提醒国人注意制度扭曲下的经济发展的危险性。他的观点或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后发劣势，将象幽灵一样罩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而挥之不去。我们知道，能够让社会意识到自身缺陷自身危险的学者如马克思、哈耶克才是伟大的学者。杨小凯也是这样的学者。而他的逝世，把他近40年前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又一次放到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我想，我们安慰他的在天之灵的最好方式，也许是在仁爱、爱人的基础上思考和努力解决萦绕着他一生的这个中国人共同问题。

双周夜话2004年第3期                         2004年2月3日   

父母亲和孩子

 从偏僻乡村过年回来的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谈到他母亲虽然希望他多留在家几天，但还是以“早点走，车不挤”为由来安慰他按自己确定的行程回城。这个理由虽是事实，但却使他感到愧疚不安。他说母亲无需也无力关心他学习或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感觉到母亲对他一直很有信心，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好一切。而正是母亲这样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自信。

他的信引起了我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农村插队，父亲在外地，母亲送我离开家。十五岁的我，并不明白麦子也是草的一种，更不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因此既无悲伤的感觉，亦不理解母亲送我的感受，所以我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要自己走。母亲走得不及我快，渐渐落在了我的后面，且站住了。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看到我拐出那条长长的巷子。是的，她不知道我离开家之后具体会干什么，怎么干。母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小时候在她身边上学时，她没有指点我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她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现在上学成绩要多高、长大后职业要多好、房子要多大，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她没有指望我给她带去名誉或者金钱，但会接受我可能给她造成的屈辱或者困窘。然而，在她放我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和善良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位年轻朋友今后如何发展，他感受到母亲对他好好做人的期望和信心，没有感觉到对他选择特定专业、职业、生活地点、收入、成就、房子、车子的要求和压力，从这点来说，他有很大的空间发挥自己。就我接触的情况看，这位年轻朋友是幸运的。许多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希望，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高的要求，对孩子的专业、职业、单位、薪金有太多的指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对小动物有兴趣，长大想做动物医生，但我的朋友不同意，理由之一是上海没有这个专业，而孩子又只应当读上海的大学。还有一个朋友，父母亲坚持拒绝和他的妻子 ―― 结婚前是农村人 ―― 见面。而这些父母，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位，不象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我的母亲那样近乎文盲。有了学位似乎就有了指点孩子的资格。孩子应当重视这门课而不是那门课，应当对这样东西感兴趣而不是对那样东西，应当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不是在别的城市或乡村，选择的配偶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为什么要如此指点孩子呢？因为据说社会风气太坏、竞争太激烈，如果孩子不这样而是那样，将来恐怕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这些父母亲非常爱孩子，完全无私地爱，因为他们早已不把光宗耀祖视为培养孩子的目的。但我总怀疑这样的爱太狭隘。如果社会是残酷竞争的原始森林的话，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竞争恰恰不允许父母亲用自己的眼光和常见的程式来培养孩子。孩子特殊兴趣和情感的出现更非父母亲能够计划的。人生是生动活泼的，事先的人生计划只能使生活枯燥，使孩子失去兴趣。孩子需要本领，需要学习和工作的成绩，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击败对手或应付生存竞争，而是孩子健全心理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孩子今后或现在进入的，也不是只有父母才可信赖的原始森林，而是会有许多朋友、同心或同气朋友的人类社会，因此，人性的培育对孩子的未来更为重要。而在培养人的方面，有学历的城市父母不一定强于文盲的乡村父母。其实，教给交给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然后任孩子去飞，可能是古今中外许多孩子能够成功能够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敬佩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她完全可以要求孩子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帮助全家脱离乡村的贫穷，但她没有提，她不愿意增加孩子的负担或约束。我也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都会象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