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北的个人网站

“双周夜话”2002年第20期                                                          2002年9月24 日

 

 

男性“阉割”之责任

 

暑假时在家里谈论到小说“沧浪之水”内男主人公池大为对制度先抵制、后屈服、再到得益并维护的经历，在一旁的孩子忽然激动地插进来说，那都是女性对男性“阉割”的结果，因为那都是书中的女主人公董柳迫使男主人公所为的。于是一时间观点各异。我虽然支持孩子的男性阉割论，但却反对女性所致论，因为我相信，男性的阉割是自己对自身的阉割，绝不能怪罪到女性。

第一，尽管现在男女比过去平权或平等得多，但社会还是男性在主导。池大为的被阉割显然和马厅长一手遮天有关。如果厅长权利受到实质限制，池大为显然就不需要改变自己而迎合马厅长，董柳也不需要动员池大为那样去做。但马厅长的一手遮天，说到底还是男性造成的。进一步说，如果在现时的中国，男性之被阉割首先是一种制度性的现象，那么，这一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至今还主要是男性在起作用。

其次，就各个人的情形而言，即使有女性阉割男性之实例，但关键还在于男性是否接受阉割。如果是阉割，那肯定就有痛苦；有痛苦就会有抵制。在小说中我们确实也看到池大为强烈的心理痛苦。他在坚持、在反抗、在挣扎：一方面他在抵制董柳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向男性的智者请教并获得屈服的启迪。他的最终屈服固然有女性的因素在内（可惜他遇到的女性都先于他而屈服了），但主要因素无疑是他自己的转变。

第三，我相信绝大多数女性并不愿意阉割男性。哪位女性愿意看到自己的配偶在另一位男性或者女性面前低声下气？哪位女性不希望自己的配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女性不到她们确实认为、有时甚至连男性也认为的难以忍受的困难境地，一般不会劝说男性去低声下气的。因此，如果她们确实如董柳那样希望池大为去迎合马厅长的话，那么男性倒应当问问自己为什么让对方陷入那种困难境地，问问自己有没有能力既不违背自己的最初意愿而又把自己和女性从困难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不愿意低声下气的男性，不但要有正直的感觉，而且要培养自己正直地立身于社会的能力。

    第四，如果说男性受到阉割，那么，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上，女性受到的阉割更为严重，甚至严重到了被男性和女性熟视无睹、视为正常的程度。我们只要感受一下社会上对女强人的一般观念、对女性成为男性陪衬的压力、对女性应当比男性比如更多地从事家务的要求等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可以体会到成为一位正直的女性要比成为一位正直的男性困难得多。因此，男性若被阉割，失去正直和良知的感觉，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看，都主要是男性自身的责任，而非女性所致。

“双周夜话”2002年第25期                              2002年12月5日

 

散步在北大

    这几天在北京，晚上常常在北大散步。与国内大变面貌的其他大学相比，未名湖周围仿佛和我二十年前求学时一模一样，因此随意漫步，也不致迷路。北大给我的教诲太多太多。在北大，我才明白学者是怎样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是怎样一种情感。仅就亲身感受而言，陈岱孙先生的高贵、胡代光先生的宽厚、厉以宁先生的识见，至今让我景仰，促我上进。

二十年前，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北大校门的。我在外地大学毕业前，有两条路可走，一工作一考研。当时自己已近而立之年，也一时兴起，盯上了北大：不考则已，要考就考北大。考取的希望本来近乎于零，但竟然侥幸得中，于是住入了紧邻当年教授（那可都是让学子肃然起敬的教授，而非今日忙于打工或奏折的“教授、博导”）住宅区的29楼，准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想到求无事却有事。那时刚刚开始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要从学生会中分立出研究生会（我至今仍然没有理解分立的必要性，总担心是研究生要把自己区别于本科生的特权心理所致），系里同学竟推我去参与组织第一届研究生会选举工作。同学几乎清一色来自北大本科，而我刚入北大，不谙校园之例，本不该参与此事，但大家推我，只好勉从。那时北大还没有设学院。各个系研究生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我们这些“选举委员会”成员收集选票后便计票。按照规则，得票最多的前若干名便当选为研究生会委员，公布后，选举委员会便解散。没有想到好事多磨，在确定研究生会委员时却出了问题。原来几个和物理学相关的系都没有人当选。一时间有人抗议，有人建议。提出的补救方法有好几种，但每一种似乎都有难处。例如增加委员，但怎么让同学信服我们改动委员数目的合理性呢？重新选举，即使可行，工作量是否也太大呢？我们都是同样的研究生，不能够象“领导人”那样方便地改变规则并要求别人顺从。况且自己的责任在读书，谁愿意在社会工作上花时间呢？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在场的我们把选票数改一下，让那些系中有一人当选就行了。这确实简便易行，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是“交易成本低”。但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奇：在我崇敬的北大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方法。我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其他事情可商量，改选票则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做的事。那天晚上的最后决定是按照实际选举结果和事先确定的委员数公布当选的委员，第一届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也就成立了。而我自己在北大，亦没能再卸掉做社会工作的担子。

今天，北大依然是我崇敬的学校。同时，北大的经历使我懂得，生活中有少数几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即使在和自己崇敬的机构、尊敬的人物发生联系时也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一个机构、一个人值得我们崇敬，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不在这些原则上搞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容易忘记这些原则，他们将很难坚持原则。我想，北大之所以一直受到我们的崇敬，除了因为少数名家大家在维护这些原则之外，也是因为北大许多普通学者、普通学生在北大生活的各个侧面（还？）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因为许许多多在其它地方工作、学习的人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并且把坚持这些原则的希望特别地寄托在北大。

“双周夜话”2003年第15期 　                            　2003年9月3日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我在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的时候，把自己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挂上，希望能够引起讨论。当时我表示每年2月和8月将回复发来的讨论文章。如今，两个2月和两个8月过去了，我收到过批评，也有过讨论，但根据作者的意愿，它们没有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我又没有收到严格的学术批评意见。诚然，一年多的时间不算长，目前的状况也许很正常。可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资本论》，学术积累应当很深厚，但学术批评没有展开，似乎并不正常。
　　近日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报”今年3月21日的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谈民工读《资本论》，才恍然大悟，悟出了《资本论》研究和研究者对贫困态度的关联。曹林从一位民工在书摊上买《资本论》读、想了解包工头怎样剥削他们谈起，说如果看脱衣舞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看《资本论》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因为“看《资本论》就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形式”，所以他反对民工读“资本论”。这使我很惊奇。因为按照“中国青年报”的一贯说法，如果真的有了精神危机，也得靠学习马列、尤其学习他们的经典原著才能够消除，所以应当鼓励民工读《资本论》，如何却把读《资本论》和看脱衣舞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包括民工）。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他对自己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还有民工不是因为政治学习的强制、而是自己想弄清问题来读他的《资本论》所感到的欣慰程度，一定会比知道中国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上百个？）“《资本论》专业”博士所感到的欣慰强烈得多。由此想起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不正常，正是在于号称坚持马克思的学者里，没有精神生活也就没有精神危机的人太多，在于太多人为衣食甚至衣锦而研究马克思。马克思（和夫人）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宁愿忍受衣食无着的穷苦生活，而潜心于后来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一年只有十来位博士毕业的时代，马克思要想获得小资乃至更富裕的生活不是难事，但他为了理论宁可受穷。所以，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更多地与逻辑有关，但重大理论的选题则与一个人的精神素质有关。但马克思即使因此而贫困，他也绝无反顾。三十年前，我在农村的身份类似如今的民工，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开始读马克思书。也许由于我自己和我生活的乡村的贫穷，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书是穷人的书。后来我对各种经济学说有所了解，更感觉到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虽然穷人的立场只是许多立场中的一种，而且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正确的立场。但自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则必须持有穷人的立场。这一点早成国际惯例。在世界绝大部分不把马克思理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的人几乎都是从穷人角度考虑社会问题的人，更无须说坚持马克思的人了。当然，穷人的立场不意味着研究者或坚持者本人是穷人，但它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贫穷有着“同情的理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象马克思那样过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贫穷、敢于贫穷，是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坚持者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把马克思理论当成小资生活后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固然不能算错，因为就象《红楼梦》一样，《资本论》也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已经无甚关联。而在我们的社会内，如果有人对贫困生活怀有深深的恐惧，对贫困者怀有深深的蔑视，而把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当成谋生的职业甚至让个人先富起来的手段，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发表和由发表带来的职称和报酬，关心的首先是房子和股票，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坚持”实际上成了对马克思精神的亵渎。由于研究马克思在中国成了有钱有势的好事，号称研究马克思的人自然数量大，论文多。我想，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也许占全世界该类作品总量四分之三以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也许占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能够算上学术创新的至多几十篇，而即使承受贫困也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马克思研究自然没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批评，更没有马克思的精神。
　　不时想想民工、想想我们社会的贫困者，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低下的地位，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地位，即使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寻求长期的改变，我们也许才能在研究马克思时体会到马克思的初衷，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理论。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需要无保留地赞同它，但他如果做不到基本赞同，那他坚持的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论。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 “”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原诗作者：余世存，2002)

“

“双周夜话”2002年第8期

2002年4月9日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象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象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古代和外国的学术机构不是企业，又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它们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在名义上的注册性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盈利性机构，前者是非盈利性机构。事业单位的特点是它的非经济性目标，而可观察的关键指标则是事业单位职工尤其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和该单位的经济效益脱钩。用更正式的语言说，事业单位是非盈利机构。如果它有盈利，这些盈利只能用于非盈利的用途，而不能他用，更不能够分红；即使分红，分红量也很小。因此，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都是公开的。在这里，谁是事业单位所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一个事业单位可以由政府办、团体办或个人办。但在中国，大学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享受着事业单位的优惠，而不承担企业的责任和受到社会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可是，中国大学创收的目的，首先是分红。在大学内部，则是如何分红的问题。于是出一份考卷多少价格、一场监考多少价格、一篇论文多少价格、一节课多少价格，都成了改革措施。学术工作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学者成了普通劳动力。国有学校的利润既然不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那样上缴国家，也就成了学校经营者的红利，以及了解这些红利的办事人员的额外报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学术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只要政府给政策，或者只要政府容忍、或者只要和政府可谈判，学术机构就可以自己经营，自己营销。产品是市场急需的，卖得出高价的，也就是科研项目审批中的那一条“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高校往往比学者本人更热衷于比如博士点、博导等名誉，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在学术界向上升的第一条途径列为“借东风’：你不上、学校还要推你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学校才好营销：学校要借你铺出一条新的财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机构“还”想维持自己的学术形象，学术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双周夜话”2004年第20期                                              2004年10月13日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原来是个十足的音盲（其实现在七音也不准），脑海中记得的仅是少年时常唱的通俗歌曲――毛泽东语录歌，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造反有理…”等等。后来孩子学音乐，我才在陪伴过程中知道了简谱中“1，2，3，4，5，6，7”的大概发音，也才知道了其它通俗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当时我还和孩子开过玩笑，为什么没有男声的“太阳代表我的情”。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是歌曲《风雨兼程》中的最后一句。本月初假期中突然想起这首歌，立即在网上听了起来。这一句的后半句最使我感动：“就这样风雨兼程”。

是的，就这样风雨兼程。就这样，出发吧，也许是一种无奈。不这样，还能怎样呢？时间已到，该上路了。准备不足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这样，即使“正是风雨浓”，看不到“雨过天晴时”，也得上路，也得风雨兼程。人生有许多无奈，上路的时间、地点、环境、达到目标的预期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或者很大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强权者往往能够不管别人意志与否而贯彻自己的意志，但他常常也有很多无奈。更何况我等凡夫，又惯于平等待人，更只能“就这样风雨兼程”。程琳一首歌唱了八遍这半句词。我听了许多次，总觉得她的声音不时也有无奈之感。

然而，“就这样风雨兼程”也是一种决心，是一个人的坚决选择。考虑多种因素后，明白“山高水长路不平”、无人“携手同攀登”之后，甚至在不明白这些之前，一个人到一定时间总得下决心、做选择。人的性格有果断和寡断之分，更有许多人既乏果断也不寡断，但所有人都得选择，即使无法下决心的一声喃喃自语“就这样吧”，也是一种选择。选择的正确程度高低，要视选择以后的发展而定，因此总带着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斩钉截铁一个词“就这样”，又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这样风雨兼程”，没有顾虑、没有犹豫，没有等待，踏进风雨里，坚定前行，向着自己的目标。但程琳歌声中这种气概好象不足。自然，像她唱的那样，有人“伴你风雨行”、前面“风光在险峰”，也许不大需要男子汉气概。但是，要下艰难的决心和做主动的选择是需要一种气概的，一种传统上被归入男性美德的无畏和刚强的。

确实，任何事情都没有完全的把握，出发的时候都是准备不足的。像郎咸平这次挑起私有化改革方式争论时，准备就明显不足，这可以从他的诸次言论中清楚地看出。批评他的人也准备不足，赵晓说要三个月时间做准备，大概也是真话。但时不我待。一个人想象这里和风细雨也罢、腥风血雨也罢，往往也只好“就这样风雨兼程”。连政府也没有准备，但它又必须做哪怕不作为的“就这样”决定。日常生活亦如此，许多事情我们必须下决心，必须“就这样风雨兼程”。人生六、七十年，说长很长，象茫茫苦海；说短也短，似来去匆匆。但无论长短，生命途程中任何一点都是起点，都可以开始一段新的路程。改学一门知识、出国、换单位、准备论文、为孩子选学校、开始跑步、戒掉粗话等等，都是人生一段新路。踏上新路前我们既要多做准备，却也很难等到准备充足的一天。所以，就从今天开始，即使有风有雨，“就这样，风雨兼程”，只要相信康德说的宇宙的神灵和内心的良善会祝愿我们“多保重”、“早成功”。

 

（歌曲：风雨兼程）                                  

 

“夜话”2005年第2期                                                                2005年2月28日

 

 

学者的无欲则刚

 

“无欲则刚”从林则徐的名句“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来，说得是男子汉大丈夫（用这个词仅仅指男女皆可具备的某种人格，并无性别之意）的刚强正直源于其没有欲望。既然无欲，也就不必为欲而求人，自然容易刚强正直。这就像佛家说的“忍，无可忍”。既然无可忍，忍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别人需要忍受的东西，佛者平静处之，没有忍受的感觉。但林则徐说的无欲，又和佛者不同。林则徐的无欲指的是没有功名之心、财富之求、升仙之念，而无欲所奠定的刚直，却为着实现个人良知、民族兴盛之欲。若再细细计较，其实功名、财富、升仙之欲望，都不能够算错。欲望能够促使人努力。“哀莫大于心死”，说得便是没有了欲望，既无所求，便乏进取，以至于近乎凄冷。因此，问题其实不在有欲无欲，而在实现欲望的方式，就此而言，林则徐的无欲又可以理解成欲望的实现不应当以良知为代价。

 

前几天和朋友谈到无欲则刚，便牵连到发表欲。既为学者，又为大学教师，不会没有发表欲。刚正不阿不在于发表欲的有无，而在于用符合良知的方式实现之。我在几年前寻求发表《略论服务业资本》时，有的杂志犹豫；有的杂志要求缩短，我皆以历史文件为理由，坚持原样发表。但是，在准备《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投稿时，我却犹豫了：我明白文章阐述的机制仅仅以市场经济为条件，是不是为便于发表，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那篇文章的内容完全不需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修饰词，但加上可能更容易发表。后一种考虑最后占了上风。文章是寄出去便发表了，可“白纸黑字”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痛。是的，无欲则刚，我当时的发表欲让我不能刚正，让我写下了当时就意识到不应当写的文字。因此，即使我的发表欲不能算错，但我为实现它而违反自己的良知，却使我在白纸黑字前自取其咎。

 

    学者对无欲则刚的重视，应当高于其他人，因为其他人的行为都很难准确“再现”，所以“历史是什么”的答案众说纷纭；可学者留下的白纸黑字是其个人历史的见证。学者是知识的象征，他的行为无法用“无知”来开脱；他违反良知的文字不是屈服于世俗便是献媚于权势写就的。就此而言，学者和有志于学术的人下笔应当慎重，应当想到生前身后事，而不能把日常的科研考核治标放在首位。我们生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内，学术文章很难发表，宣讲性的媚俗媚势的文章大行其道；学术文章需要锤炼，考核却要求我们发表短、平、快的作品。但正是这样一种世界特别需要学者，需要坚守良知的学者，需要他人对学者的监督和自由批评。“无欲则刚”将成为我牢记的箴言。同时，我又强烈希望世界早日正起来，因为自律尽管非常重要，但他人对学者、对我自己公开的自由批评和苛刻要求更为必要：它们才是保证我本人在内的绝大部分学者坚守良知、自动实现无欲则刚的制度条件。

“双周夜话”2003年第5期                                                             2003年3月12日

 

放  弃

 

       2002年过去了，甚至2003年也过去了2 个多月。

       回顾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最值得总结的，也许不是自己获得了什么，而是放弃了什么。放弃当然首先意味着自己能力有限，对一些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具体机会无能为力。放弃也意味着不愿意改变自己而任凭或者忍痛让那些机会过去。放弃亦意味着自己承担了某些成本或者机会成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当然，如果说放弃是自己自觉选择的话，放弃便还意味着自己没有按照经济理性行事。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自觉地放弃了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呢？

被我放弃的第一件东西，是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宣传奖。当然，这件东西，严格来说，不是我放弃，而是它根本不属于我，因为按照程序，只有一个人申请了该奖，这个人才有资格获奖。我没有申请这一奖项，别人为我申请时又没有通知过我，所以，我不应当获得这个奖。然而，在我去年所兼职的三个学校都大力激励教师获奖的背景下，在我的名字竟然鬼使神差地上了获奖者名单的前提下，它以及它附着的好处似乎又属于我，于是我便面对着是否放弃的选择。当然，程序第一，我的获奖违反了程序，所以我只能放弃这一表面上属于我的东西。

被我放弃的第二件东西，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工作机会。那里的工作，尤其是从零开始建立以现代经济学为导向的经济学专业吸引着我，而那里较高的收入也使我容易建立起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我兴高采烈地要去报到的时候，那里却以收入较高为理由，收回双方最初商谈好的条件。管理以诚信为本，但深谙此理的管理学院既然不讲诚信，以为有钱便能成事，我也只好放弃可能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到手的收入。

被我放弃的第三件东西涉及到个人的财产。财产是我工作的副产品。为了使别人尤其是与自己有过一段共同经历的人生活的好一些，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

    人的一生，或者说个人在其积极能动的生命阶段中，每一年都可能获得一些东西，也放弃一些东西。获得当然使人高兴，但放弃也能够使人骄傲。获得可以显示成就的高度，放弃可以标识人格的底线。因此，我想，我还能够放弃上述那些东西，我对自己多少还是可以放心的：即使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做过一些错事，错误想必也不会很严重。

“夜话”2005年第1期                                          2005年1月31日

 

 

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

       ――从伊拉克大选说起

 

　　昨天（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举行了1953年（我出生的年份）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尽管各种报道说法不一，但我可以肯定的两个事实是：一半以上的伊拉克选民投下了选票，选举过程没有特别重大的舞弊贿选现象。就此而言，伊拉克选举成功了。

　　毫无疑问，这一次伊拉克选举是外来力量促成的。没有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推翻前伊拉克专制政权，没有多国部队对各种反对武装的强大镇压，这一次自由选举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竟然有那么多伊拉克民众勇敢地走到了投票站，投下了一生以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签注的选票，仅仅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表明，刚刚在三年前举行的只有一个候选人、并得到了99.99%选票的伊拉克选举是多么地令人恶心，而两年前还以“伊拉克人民”名义所做的专制主义宣传又是多么地令人可笑。

　　是的，伊拉克民主是外来力量强加给他们的。但这么多选民自愿地冒着生命危险投票，却向世界证明了他们需要民主。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他们自己争取不到或者很长时间内争取不到民主，不得不忍受本民族的专制。外来民主力量利用某个契机推翻了他们的民族专制，为他们创造了民主的前提，甚至“强迫”他们接受民主制度，为他们打开了通向历史的大门。这里，契机定义是重要的，打开历史大门是重要的，为此而付出的牺牲也是重要的。外来民主力量必须在这三个问题上作出恰当的决定。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外来民主力量向其他民族推行甚至强加民主制度的历史。俄国、中国在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尽管层次不同）是接受外来民主观念的例子，德国、日本、印度在二十世纪中的民主化则是接受外来民主强制的例子。伊拉克事件只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延续而已。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便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对这段历史持自己的评价。可是，如果我们假设德国、日本、印度现在还是专制国家，世界会是什么局面，我们就会明白，把民主制度强加给这些国家是多么地必要。就说我们的近邻日本吧。即使日本某个派别想发动战争，向选民解释战争理由和国内各种意见的公开争论，也会大大降低这个派别实现战争想法的可能性。就发动战争来说，一个民主国家需要道义理由，但一个专制国家只需要言论控制下的谎言。因此，如果日本现在是专制国家，中国面临的危险将严重得多。

　　德国许多学者承认德意志民族没有民主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德国民主制度是外来力量强加的结果。正是外来力量用扳道岔的方式强制改变了德国的政治道路，德国才有了如今的公民平等、自由和富庶。今天，能够自由表达意愿的德国人已经养成了平等、民主的基本习惯；他们感谢当年的外来力量。即使在同样没有民主传统、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责任的反省远远不如德国深刻的日本，民主制度也已经扎根。德意志民族、日本民族、伊拉克民族，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不是没有民主的历史传统，就是民主传统过于薄弱，不足以依靠自身力量在比如一、两百年的时期内建立起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民族需要外来民主力量，需要在强加的民主下形成自身的民主传统。就此而言，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即使当人类社会已经走入二十一世纪，即使在大多数人已经具备知识的“知识经济”时代。

 

夏威夷观浪

 

       夏威夷是茫茫太平洋当中的一群岛屿。今年寒假，我来到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O’ahu）。瓦胡岛四周环海。游人最多的地方是岛南部火奴鲁鲁市南侧的海滩。但观海最好的地方，应当是岛北部海滩。火奴鲁鲁海滩，秀丽、雅致，赏心悦目。尤其背对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你不得不感到回归大自然的享受。可北部海滩就是大自然本身，人烟罕见、交通稀少，只是在山和洋之间，鬼使神差地横插了一条陆地走廊，大约三百米宽，而海滩仅有五、六米宽。山是野石山，不高却峭直，灌木的绿色刚刚遮盖住苍劲的岩石。滩是天然滩，不宽但绵长，暗绿的礁石不时穿出金色的沙层。除了“不准游泳”的警告牌与间或出现的长凳外，这里看不到人工的痕迹。沙层和礁石共生的海岸，既不适于游泳亦不合于散步，因此也没有游客。往往几个小时，漫长的海滩上只有我一个人，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自传《Me》（我）。

 

也许受到旷无人烟的感染，大海显得非常宁静。我是农历大年初一和初二在海滩的。年轻时在江苏省乡下种田，知道初三潮、十八汛。特别是农历八月初三前后，海潮上扬，抬高长江水，逼得村前河水倒流，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海的力量。夏威夷与江苏省有别，或者正月和八月不同？面前的大海，表面上宁静，潮水带着哗哗声，一波一波地涨退着，不慌不张、不急不忙。坐在它的前面，我努力使自己宁静，脉搏不紧不慢地跳动着，一滴一嗒，一张一弛，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

 

    海浪来得缓慢。大约距海滩四百米远，平静的海面突然折起一星点皱纹。后面的海水推着这皱纹长大。过了好像五十米，皱纹成了凸折，也许有十米宽，五十厘米高，深蓝色，看上去象海面上一支中间粗、两侧薄的长月牙形水晶棒。凸折继续向前，并且越来越高，两侧凸起的更快。到了距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凸折俨然已成海浪，可能有二米多高，十五到二十米宽，酷象一堵水墙，又象一条正面修剪齐整的深蓝色灌木丛，被一股神秘力量推向海岸，模样是那样厚实、步伐是那样坚定。这时候，后面的海水也许性子太急，不断跃过高高的墙顶。海水一溢上墙顶，就铺开一层白色的水帘，再散成白色的水花，好像灌木丛上盛开的白花，给海浪注入了活泼的生气。水帘往往很大，一时能罩满水墙。有时候，一些更性急的海水等不及从顶上翻过来，便飞快地窜入海下，从海浪前方涌出来，形成在水墙前的舞蹈，就象灌木丛前低低的野草随风飘动。下方窜出的海水有时跳的高，又变成欢快的白色水花，和从顶部落下的水花交相辉映。水花不但给海浪带来明快的色彩，而且给海浪带来奔跑的声音。这时候，海浪开始呼叫了，哗哗的声音渐渐地从低到高，从细小到深沉、从模糊到清晰，越来越强。海浪也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宽。突然，相邻的两条海浪搀起手来，形成很长很长的条浪；更多的时候，左右、前后相邻海浪互相推动，你追我赶，出现一片一片向前的波浪群。哗哗的浪声也从独唱发展成合唱和大合唱，歌声开始表现出广袤大海的气势。看着高唱着进行曲坚定向前的水墙，你也许会紧张，你也许下意识地做出大水扑身的准备，但到离海滩七、八十米前后，高高的海浪突然象手持盾牌的士兵方阵听到卧倒令，迅速低了下来。一米高、八十厘米、五十厘米、二十厘米，海浪边卧倒边向海滩奔来，响声变得清脆起来，色彩也从暗蓝快速换成淡绿，气势更从磅礴转为温柔，好像远看显赫的伟人，近前却是谦和的君子。海浪终于奔上了沙滩和礁石，淡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脚和腿，跳跃的水花顽皮地敲击着我的身躯。一波过去了，大约三、五分钟，新的一波又来了，象永恒的宇宙，又象细心的恋人，不断抚慰着我，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和着赫本满含泪水的坚强。“

“双周夜话”2004年第16期 　　　　　　　　　　　　　        2004年8月24日

 

说真话

 

       刚从远离Internet的地方归来，就有朋友告知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许多教师被网民评论或者调侃了一番，希望我能够读一读。果然，在网址“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上，一位化名为Skywalker的网民对经济学院不少教师做了简短直接的评论。我不知道其它教师读了这些对自己的评论有何感觉。我的感觉是他（她？）对我的评论是恰当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能够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已经不容易，能够听到比较恰当的、确实说到痛处的批评更不容易。所以我很感谢很佩服。我想，这样的批评不但对我自己有好处，对我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也有好处。

应当说，我在不同环境下也做过若干次学术报告，但很少听到过直刺报告弱处和错误的评论。这也许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不愿意说“恰到痛处”的话。“皆大欢喜”无疑有好的一面。不过，它同时阻碍了我们深入思考问题、思考自己。缺乏深刻性不但是许多文章给我们留下的感觉，而且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给他人留下的感觉。而它可能正是我们平时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后果之一。表面上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背后评论。既然不好公开说真心话，背后总能说吧。但“谁个背后无人说”结果，往往却让每一个人感觉到人心的叵测。

网络有助于缓解中国文化中的这个悖论。有了网络，有了虚拟，即使我们还不能够对公共事务公共人物说什么真心话，但我们能够对日常事务日常人士说真心话了。原先通过曲折渠道传达到当事人那里的对他的背后评论，现在可以直接和公开地被他接收。原先传达过程中的信息损失、信息扭曲、参与传达的特定个人的喜怒善恶等各种情况，现在一下子都扫除了。由于网上评论是公开的，评论水平自有众目昭彰，对评论者动机和目的的全部猜测就变得不再重要。同时，网络上既然能够说真心话，直刺当事人痛处的评论便容易形成和表达。这样的评论本身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为前提。而当事人在这样的评论面前，也容易向深刻的方向改变。自然，这里要有前提，即当事人一要有精力去学习和思考，二不是鲁迅先生所称的“文氓”。

当然，网上的评论和网下的评论一样，不但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而且还可能根本不值一读。对此我们实在不必多加苛求。Skywalker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诸教师的个别评论准确程度如何，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认为他（她？）说的是真心话，说得有水平（至少对我的情况），值得一读。网上评论比纸媒评论之所以更值得重视，便是因为它更多地表达了网民发自内心的真话。这是网络最可珍贵的地方。说真话本来是人的最原始要求。社会礼仪的发展虽然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真话做了范围、时间、环境的限制，与人为善的愿望又使我们在无伤大碍的情况下抑制自己说出对别人不利的真心话。但所有这些限制和抑制都是以说真话为大前提的。在比较重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甚至必须不顾一切限制地说真话。也许，如果我们自己更多地说真心话，如果让别人更多地说真心话，我们大家才能像罗大佑希望的那样，互相拥有对方“真心的面孔”，才会“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附录：Skywalker 的评论：

(请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2004年8月24日。评论中有若干别字，请注意。)

 

goahead所提的方案（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分为政治经济学院和西方经济学院 ―― 转引者注）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程恩富从政治局上课回来，吆五喝六地成了钦差大臣，连谈敏也得让他几分。程恩富曾经公开对人文学院部分教师大加指责，不点名地批评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做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即使找一个地方把程恩富贡起来，也很难保证他不会伸手干预。更可能的是，这样的院系划分方法正好给了程恩富充分的口实。

谈敏这么多些年来就出了一本《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据说有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前史”的课题，可是迟迟没有出版。他花在学术上的精力很少。

张尧庭的名字现在就是给财大和经济学院装点门面的，因为他小中风后一直卧床在家里，连过去的同事和学生都要张冠李戴。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张对数理统计居然还能有所反应，可见学养之深厚。

费方域和胡景北就不多说了，水平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仍然想指出胡景北的一些不足，这从他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小册子就可以看出。胡景北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是有一些个人探索的，然而他的建模水平有些不足，和他的经济学直觉不能相比。

对教学而言，朱保华其实是很有价值的。这是因为他涉猎的经济学领域很多，有的时候可以当万斤油来使，事实上他出国访问回来后确实一直在充当“救火队员”（朱保华语）。

引进杜恂诚是一桩非常合算的买卖。在经济史方面，特别是近代中国金融史领域，杜的研究工作非常扎实。我上过他的课，为了完成自己的课题，他不下一次往返于上海和南京，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寻找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赵晓雷实际上长期呆在财大的经济研究所，那是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里面搞了不少人，程恩富也在那里挂名，可惜研究水平实在不能名符其实。我有个朋友在所里当行政，向我叹了不少苦经。

朱平方在胡时代担任副院长，另一个主管教务工作的副院长是朱保华。朱平方的关系比较多，经常能组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计量方面的讲座。计量方面，从财大出去的陆懋祖是兼职教授，海闻易纲那套教材里有他的书。

胡永刚终于升到了博导，对于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实在也难为他了。他主要研究方向在宏观经济学，不过很多朋友反印他的宏观经济学功底实在不怎么样。有个朋友直言不讳地说：胡永刚大概只看了罗默的教材，还没怎么看懂就跑来上课了。

张银杰总算混上博士生导师了，她来财大争了好久了，虽然这本来就是答应别人的。张银杰的政治经济学听众甚多，然而我对他的评价却不高。一来，此人自恃在中央党校上过几天课，颇有些自命不凡。二来，上课所讲也只不过就是套套逻辑、玩玩概念。张银杰总是认为他在给学生传递正确地观点，这也正是有很多学生爱听她的课的原因所在。然而，张始终没有搞清楚一点，那就是她所讲的可能是无意义的，一个无意义的东西遑论对错？不过话说回来，如过程恩富能像张银杰一样上政经，也要比现在这样胡闹强百倍。

何玉长从厦门大学出来，照理说和钱伯海还算有师生之谊，结果跟着程恩富大肆批判钱好多年，是海派经济论的主将之一。不过，他不这样还能干什么呢？在写几本“旅游经济学”这样的垃圾出来？现在他去教务处当处长了，也算颐养天年。不过似乎还不死心，把杨培雷汉过去帮忙。结果几个教改方案搞得全校怨声载道。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何老师是个好人，可是很多时候办出来的事情比谁都坏！杨培雷本人是搞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根据和他当面交流的结果，证明他这方面是不懂的。

李新是个拿“有突出贡献的归国学者”奖金的白痴。八十年代末到苏联学习经济学，末了拿到学位已经变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博士了。他所做的就是在课堂上宣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如何利用西方经济学来引导苏东国家走上歧途，完全是阴谋论。而正经的转轨经济学却一窍不通。撇开这不谈，上课的能力也是极其糟糕，基本上只能照本宣科。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课程，只能到处拼凑资料，完全不成体系，显得很没有底气。

马艳政经算是上得不错的，而且不像张银杰那么招摇。她上政经有一点好，就是从来不把政经当作绝对真理。这为学习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不影响其后西经的学习。

范翠红在产业组织理论，拍卖理论方面做得不错。前段时间她怀孕休产假，现在她生完孩子，可以重新投入到学术科研中来。未来将成为经济学院不可多得的得力干将。

伍山林如果能从一开始就接受经济学教育的话，今天肯定会更有能力。我和他私交很不错，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基本印象。韩清、李春琦、沈根祥、张明恒几个搞计量的具有共同的优点，就是比较脚踏实地。他们将继续把计量经济学的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成为经济学院的支柱。

程霖是谈敏的学生，现在担任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由于财大经院主打经济思想史，所以未来的日子应该非常好过。问题是他学术能力不足，而且官瘾不小，但又不是非常会做官。他如果能一心一意把经济思想史的框架搭起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我就谢谢他了。

伍装据说是夏业良的同学，说实在的很没有什么深度的一个人，比较浅薄。冒佩华在胡的院长助理位子上做了不少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是学术不行。

沈志义不知道在学些什么，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居然能把普惠制（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比最惠国待遇更优惠）和WTO实施的普遍最惠国待遇搞在一起，连国民待遇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以为搞得清清楚楚的）。没见到常进雄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方面有什么作为。

杜卫华是比李新更白痴的人，不知道是怎么招进来的，更不知道是怎么把博士读出来的。此人号称是在环境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进行研究，其实两个领域都不懂，整一个乱交叉。上课极其不认真，居然把爪哇虎扫描成了瓜佳虎还不知道，连念了五遍瓜佳虎。

尹协华自称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同学。他上世界经济史还算上心，不过知识结构极其老化，观念非常陈腐，没有什么新知。漆光瑛教外国经济学说史已经好多年了，关人倒是从不客气，唯独教学质量提不上去，只能照本宣科。而且也是知识结构老化，观念陈腐，没有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