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北的个人网站

双周夜话 2003年16期                                   2003-10-01

事 业？ 

对事业这个概念以及它的价值论含义，我常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 

少年时读三国演义，囫囵吞枣，分不清魏蜀吴，但记住了刘关张三结义。后来又读过几遍，内容梗概都记住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桃园结义。后来读到一篇野史，说苏东坡在街上看到那些听三国说书的人，凡听到刘关张取胜都开怀，听到刘关张失利都叹息，才领悟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的道理。那些在街头听说书的人，不外煮酒买浆者流，也就是历朝历代的小民百姓吧。这些人中，很多人大概也分不清魏蜀吴，却都知道刘关张。刘关张的故事是典型的男性故事。但就算当今女性地位上升，她们也还是承认刘关张英雄的。比如男主人想出门找几个朋友玩玩，往往受到牵制，那理由之一，便是“你那些朋友能跟刘关张比吗？” 

刘关张的故事自然和事业相联系，这就是光复汉室。这事业眼看有成之时，关羽却被东吴所害。刘备若能以事业为重，应当暂不追究，待扫平天下，再为兄弟报仇，亦不为晚。这也是诸葛亮力劝刘备勿伐东吴的理由。刘备若从之，或许能一统天下，重建汉朝，中国历史不复有晋、隋、唐诸朝，中国人在海外也不必为汉人、唐人之分而枉费口舌。但刘备不听，执意为兄弟报仇，结果兵败，光复大业亦付之东流，后世文人为此扼腕者多也。 

东坡先生领悟的君子之泽和小人之泽之别，也许就是事业和情义之分吧。如果关羽谨慎，荆州牢固，然后刘备以西川、荆州之师两路北伐，曹魏或可破，东吴或可灭，汉室或可复，事业情义或可两全。但月有阴晴圆缺，事业情义难以两全之时，刘备舍事业而全情义，虽为人所诟，但仔细想来，若刘备事业为重，桃园结义的终局便将落入俗套，刘关张大概早已被遗忘，更谈不上“百世不斩“了。历代开国皇帝，有名的如李世民、朱元璋等，戎马之时，都有几位结拜兄弟，但他们重事业轻情义，“曲线救国”，虽成帝王伟业，但由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百姓心目中留下的记忆和认可很少，“五世而斩”。显然，这样的“曲线救国”无法在民心中把桃园结义画上圆满的句号。况且刘备不迅速为关张兄弟报仇，究竟是因为事业，还是因为 “享得一日帝王福，便知千年皇冠欲”，以事业为幌，皇位为重，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世界上或以大局为重或受形势所逼或虑个人权位而采取“曲线救国”方式的人、事太多，他们用的理由几乎都是事业，即使很多人是真的，可有几人的事迹能像刘关张这样不走“曲线救国”路线的故事流传？苏东坡领悟的道理告诉我们，在民心上留下烙印的可能不是事业，而是情义和支撑着情义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民百姓，民心即我们大家共有之心。刘关张的故事之所以弥久不衰，是因为它激起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代小民内心深处某种欲求的共鸣。这是一种什么欲求呢？我想，它所求的，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事业为理由，不要以大局为原因，不要以形势为根据，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开脱自己的行为，美化自己的人格。

“双周夜话”2003年第11期 　　　　　　　　　　　　　　　　　2003年6月2日

儿童节的感想

六月一日，儿童节到了。工作之余我来到同济大学校园内的三好坞公园。在以建筑专业著称的同济大学里，三好坞以其小湖、小山、小亭、小径，总把我带回童年时常常嬉玩的小公园。童年时看着新奇的世界，生发出无数的问题：为什么树叶放水上不沉，为什么猫的名字是猫，为什么叔叔和阿姨那么高兴。我得到一些答案，又出现新的疑问。我读书、思考、争论，我希望有仲裁，但每一次父母的、老师的、哥哥姐姐的最后答案都不能让我服气。于是又读书、又思考、又争论，直到走进大学，直到走上讲台。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已经了解，最后答案是不存在的；我也已经明白，童年天真地表现出来的好奇，好问、好辩天性，在成人这里虽然表现得更含蓄、更理智、更曲折，但正是这一天性保证了成人的活力。可惜的是，成人世界多了功利、权术和势力。在它们的日熏月侵之下，我的祖辈、父辈直到我自己渐渐地接受现状，不再新奇，不再发问、不再辩论。同时，接受现状又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功名和利益。然而，功利的化妆并不能够让人年轻。一个不再好奇、好问、好辩的人是真正衰老的人，由这些人组成的民族是衰老的民族。三百年前，康德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衰老的民族。当我看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胞不觉新奇、不敢疑问、不愿辩论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康德的话有一定道理。一百年前，身为中华民族复兴一先锋的梁启超看到了少年中国的萌芽。回顾从那时以来的100年历史，我想，懂得仅仅为了强比欧洲、富敌北美，少年中国之萌芽也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之本，不在于它的物质富庶，而在于它恢复好奇、好问、好辩的天性，在于它建立起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让人好奇、促人好问、容人好辩的制度，在于我们每一个成人自觉地好奇、好问和好辩。三好坞把我带回童年，也令我梦想着恢复青春的中国和保持年轻的人类。

                                                                                                  成于2003年6月1日

“双周夜话”2004年第17期                                      2004年8月31日

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

近来一些中国网站开始大规模地争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次讨论的缘起是香港的金融学教授、公司财务学研究的国际一流学者郎咸平对中国包括海尔、TCL这样著名公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公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批评。据说他就此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我在网络上还没有找到他的报告。但直觉告诉我，他抓住了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是中国私有化的规范问题。同时，他抓住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具体案例从微观层面上揭示中国公有（以下简称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的严重性。这种方式比起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仅仅从宏观层面上强调现行私有化方式的错误和危险，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场争论中，我的观点很明确：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中国公有经济必须私有化，而私有化必须公开和规范。

近十年来，中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是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不争事实。尽管网上和网下的媒体全都忌讳私有化这个词，而使用似乎只是改变经营权的“民营化”字眼来指代私有化的事实，但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经理抑或经济学家，都明白中国从事的国有资产“改制”是改变所有制，是把它改成私有制，是实实在在的私有化。为什么要私有化？原因很多，这里只提及一条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不愿意为别人打工，而希望为自己打工。他们的愿望自然是合理的，因此，为了提高企业效益，必须满足他们的愿望，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让这些人不但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剩余（即收益分配的）控制权，而且掌握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既然政府没有能力识别出至少也愿意打工的经理，既然政府没有能力管理和节制不愿意打工的国有企业经理们，既然经理们在私有化之前已经用各种方式转移国有资产，那么早一天私有化确实比迟一天私有化好，因为迟一天私有化，国有资产就多流失一个亿甚至十个亿。就此而言，私有化是中国经济的必然之路。我读的郎咸平言论不多，但似乎感觉到他可能反对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比私有企业差，国有企业也能够做大做强。但他这样论证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既没有任命国有企业经理的法律程序，也没有建立对他们的公开奖惩机制，更没有任何监督和约束企业经理的有效方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或者驻企业特派员，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维持的。如果不私有化，它的结局就是被西装笔挺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偷走一部分、浪费一部分并最后破产。

但是，另一方面，我完全同意郎咸平先生规范私有化的观点。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就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私有化与否，而是私有化规范的与否。私有化本身的正确并不同时意味着私有化可以不加规范，可以采取任何方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使中国富裕起来的）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之所以正确，是因为邓小平所用的猫恰巧是市场经济。如果他在这个口号下用勃列日涅夫强化计划的猫，这个口号就是错的，尽管邓小平也能够用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的经济成绩证明其暂时的正确。在今天，“不管白猫黑猫，使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之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中国用的猫，恰巧是不公开不规范的私有化方法，是官员和经理的腐败和偷盗起着重大作用的私有化方法。腐败和偷盗确实能够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向四人帮1976年上台的话也会振兴中国经济一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都不会稳定。而应用目前的私有化方式，中国很难建立稳定的私有制。我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不保护国有资产的国家不可能稳定地保护私有资产，就像一个不保护私有资产的国家也不可能稳定地保护国有资产一样。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怪圈。中国只有从这个怪圈中走出来才有希望。然而，由于大规模公有资产的建立总是伴随着历史的非理性甚至暴力，所以，中国走出怪圈的希望仅仅是在建立私有资产的关头，仅仅在于公开地规范地建立私有制。用欺骗的腐败的方式私有化的结果，将可能是为下一次公有化准备条件。当然，这一点已经超越了一事一议的经济学理性范围。

    在当前制度下，中国本来可以把私有化做的公开得多、规范得多。比如，由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决定上市的私有化公司可以送给或者低价卖给经理和职工的股份比例范围、送给或者低价卖给政府官员的股份数量范围；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和公布私有化的主要程序和日程；聘请社会贤达或者处在公开化言论监督下港澳台专家观察若干私有化案例；对已经私有化的公司的私有化过程作出评估；对国有资产因私有化而出现的变动发出公告；对私有化的收入做专项管理等等。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务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不具备出售尤其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的资格。由人民代表大会对私有化作出基本规范，这是私有化取得合法性的第一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下一步的私有化（或者媒体用词“民营化”）应当能够公开地规范地实行。

“双周夜话”2002年第21期                                                          2002年10月8 日

善良的局限性

在真、善、美三者中，我原先特别重视善良，以为善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而所谓的善良，便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为这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真、美在我心目中是次要的。

但是，许多事情促使我渐渐地转变了看法。远的不谈，就说前些天的一次聊天，天南海北、突然谈到了出版。一位在省市自治区级别的机关工作的人推测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德国肯定是非法出版物吧？！“这使我吃了一惊。为什么？说话者是我很熟悉的人，也很善良。照说他读过不少书，至少梅林的“马克思传“他读过，我知道。在省级机关，学校、开会、参观的机会也多，接触面、知识面不能说狭隘。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推测呢？在当时的聊天场景下，这显然是好心人在推己及人：既然批评我们国家制度的书籍在我们国家是非法出版物，那么，批评美国德国制度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那些国家被当成非法出版物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那些国家也应当把“资本论“划为非法出版物。我们自己希望做的，当然也得允许别人做。况且人之同心，事之同理，我们这样做，别人也肯定这样做。

然而，他这一次的推测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第一版起就是德国美国的正式或者合法出版物。它从来没有非法出版过，马克思自己没有、后来形形色色的出版社也没有在出版它时应官方要求而做过删改。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短暂年头里它被做为犹太人的作品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从合法出版物变成禁书。希特勒一倒台，“资本论“又成了合法读物。所以，“资本论“有过被当成非法出版物的经历。但美国是战胜希特勒的主力，现在的德国又和希特勒明确了划清战线，因此不能把他们和希特勒混为一谈。同时，“资本论“在美国，在希特勒之前和之后的德国，都是在正规的书店可以买到、在正规的图书馆可以借出的书籍，这一点，有过美国、欧洲经历的人都可以证明。而且，他们还可以证明，那决不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参观或考察而特地摆到书店和图书馆展示的（否则又有朋友可能会合理推测）。

    由此我体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善良，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的狭隘。一个善良的人根据自己在所熟悉环境下行为处事的方式来希望别人，诚然是不错的。但他往往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他不熟悉的环境，不知道如果越出他熟悉的环境，他的推己及人就会得出不真实的推测。如果他按照自己错误的推测去办事，他的善良心愿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弥补这一局限性的具体方法，是我们祖先教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和那些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弥补这一局限性的抽象方法，是西方人所说的追求真，追求适合于所有环境的普遍真理。不重视真的善，只能应用于日常生活；超出了日常生活范围，就可能变成不善。只有以真为基础的善，才是普遍的善。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大范围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的今天，日常生活的善转变为社会生活的不善，是非常可能的。因此，“真“已经成为“善“的必要条件，“真“的重要性一点不次于善。

“夜话”2006年第2期                                                                 2006年1月20日

再谈无欲则刚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我相信，  我认为内容很好。  你自己也写过无欲则刚的文章。  我也认为，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名誉。  而有好名誉的人在现代社会是很难保的。  因为人很容易受引诱，  这种引诱是多方面的，  包括出版文章的引诱，  当官的引诱，经济好处的引诱，  情欲的引诱，  性欲的引诱等等。  有人抵挡不了这些引诱，就坏了自己的名誉，  是很可惜的。  而这些使人破坏名誉的引诱往往还带有很好的外衣，  例如，  出版文章是为了做学问，  当官是为了利用权力做的事情，经济的好处是为了做事情增加经济实力，  情欲是为了爱，  性欲是为了照顾穷人（给美女收入的机会，  陆德明这样是说）。最后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这一点我相信。而且我也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例如台北的马英九。

大约一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学者的无欲则刚”，就自己当年欲发表文章而把明知不该用的词用上，做了忏悔和总结。前几天有匿名的朋友留言，提到这篇短文，认为只有无欲的人才能够不受引诱。我知道这是好心提醒我无欲。在感谢之余，我想就“无欲则刚”继续写点心得。

       无欲则刚，强调的是无欲。人能够修炼到无欲，那是进入上上境界，少数高僧可以，但大众不可。因之，老子提出下策：“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意思是不让大众知道天下可以向往的事情，大众自然安心伏贴。如此，“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毛泽东领会老子建言最为彻底。我年青时，衷心地认为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因为按照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还能够吃得半饱，比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无论怎么高呼万岁都不能够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后来国门开了，老百姓见到外面那么多可欲之物、之理、之情，焉能不乱？乱中反思，才明白原来是毛泽东权欲太过。只可惜老子没有在其书上标明“献给皇帝和欲为皇帝之人”，使得我们这些没有皇帝欲望的人，在读老子的时候，意识不到其中的“意识形态”。

不过，今天我要写的，是顾名思义地理解“无欲则刚”可能引起的误解。既为凡人，岂能无欲？人不得不做的只是在各种欲望冲突之时做出选择，扬此欲而贬彼欲。所扬之欲若在人格清粹，后人便颂之为无欲，而忽略了选择。其实，即使高僧，其欲亦在修炼得道，何谓无欲？注家也明此理，因此往往把无欲释成无“私欲”。可何谓私欲？林则徐没有家人共乐的“私欲“吗？没有继续为官的“私欲”吗？即使它们是“私欲”，它们又有什么错吗？况且，有“私欲”必有“公欲”。可“公欲”、“私欲”何以为分？孔夫子周游列国欲当官，却又不肯屈就而为官，其中“公欲”、“私欲”如何区分？毛泽东执政到死的欲望是“公欲”还是“私欲”？是“公欲”就“好”、“私欲”就“不好”吗？

在我看来，“公欲”、“私欲”之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由于各个人良知有别，甚至许多欲望的“好”与“不好”都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在人格方面，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有欲无欲的问题，而是两个问题：一是决定各种欲望的轻重缓急，二是决定实现欲望的方式。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匿名的朋友列举了发表文章、当官、经济好处、情欲、性欲等欲望。如果不考虑比如当官就要当到死一类的不好与吸烟一类近于不好的欲望，我们还可以跟着匿名朋友举出许多好的欲望，例如健康、名誉、美食等。人生的问题是这些欲望很难同时实现，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必须决定什么欲望最重要，什么其次，什么再次。这样的选择在平时往往无意识，但在关键时候、在所谓的一次性博弈时候，人们常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甚至残酷的决策。不食嗟来之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尊严在这里是最重要的欲望。反之，屈就而食，则把维生作为第一选择。假如侮辱非常严重，维护尊严的牺牲非常大，把尊严放在第一位，就能够做出勇敢刚正的行为。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大体满足简朴的衣食住行欲望，因此可以把爱、健康、舒适、富裕、兴趣爱好、为他人贡献、权力等欲望放在更重要位置上。不过，无论怎样决定欲望的次序，拥有和保持良知、尊严的欲望，应当统领所有其他欲望。这一点，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本意识不到；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这一点也显现不出来。然而，如果不幸而遇到波澜，保持良知和尊严的欲望，就是变得特别重要。可惜，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在情感、健康、兴趣爱好、财富、权力等方面难免波澜和危机，因此，良知、尊严的重要性是不可忘却的。

第二个欲望实现方式的问题也许比第一个欲望次序问题更重要。第一个问题有关内省，第二个问题才有关实践，而一个人良知强弱、尊严高低，最终通过他的实践表现出来。一个欲望再好，如果追求和实现的方式不正当，这个人的良知也是弱的、人格也是低的。富裕的欲望是好的，但如果用腐败、抢劫的方式去追求，追求者一定良知弱、人格低。发表文章的欲望是好的，可如果文章不能提供新知识，作者只是为了升职称或塞责而写，他的良知不会很强、人格不会很高。性欲是好的，可如果缺少爱，放弃性生活反倒是自尊和尊人的一种正当方式。

从实践的意义说，实现欲望的方式，比欲望本身更加重要。如果象口水理论那样，为了独吃一盘好菜，而在餐桌上吐口水到那盘菜里。那么，这个人的美食欲望再好再重要，这个人也是无耻小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碰到的问题主要不是欲望，而是实现欲望的方式。一个正常的人应当选择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特别重视良知和人格的人，应当特别选择正当并且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欲望。

欲望实现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我们民族历来过于重视欲望的内省方面。早期儒家便强调“尽心知性”，后来又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并进而有了“无欲”之说。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往往用“好心”做标准，似乎只要心好，就不必承担责任或者便能够“减刑两年”。然而，一个人越是好心，欲望越是伟大纯洁，这个人就越容易做坏事，因为正是那种“凭良心”的自恃，才使人无所敬畏，超越一切宗教的、传统的道德规范，而做出比那些自觉良心有虚的人更坏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毛泽东还是红卫兵，都以自己的良心自豪，但其所作所为，却真正摧残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感，造就了今日弥漫于中国的不信神、不信鬼，“别人抢得我就抢不得？”的只管目的、不管手段的强盗心理。所以，越是自以为自己欲望好的人，越必须重视实现欲望的方式，必须常常反省自己的追求方式正当吗，是不是有更好的方式。如果实现方式不正当，那么，欲望的好是没有意义的。

匿名朋友在留言中同时列举了一些人为自己丧失尊严找出的借口。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借口都不是用来掩饰欲望的有无或好坏，而是用来掩饰他们实现欲望的不正当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一些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借口，几乎都试图把不正当方式说成正当方式，把不高雅方式说成高雅方式。这种现象正好突出了欲望实现方式的重要性：它迫使用不正当方式实现欲望的人为自己寻找借口。其实，良知再强、欲望再好的人，在实现欲望方式上都可能犯错误。所以，除了反思与讨论自己行为外，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是维护一个人尊严的最好方式。然而，承认错误、承担责任，不但需要良知，而且需要勇敢。小说《项链》中的女主人公和其丈夫，就是这样既有良知也勇敢的人。他们毅然搬入了阁楼，干起了粗工，无怨无悔。需要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呢？不需要。理由和借口仅仅是怯懦的表现。而在犬儒主义弥漫的当代中国，勇敢变得特别可贵。因此，至少从字面上说，不是无欲，而是一个人在重要时候，不惜舍弃其他欲望，并勇敢地采取正当和高雅方式维护个人良知和尊严，才使这个人刚正不阿。

附：匿名的留言

      <无主题>  (2006-1-16 7:30:39)  http://www.hujingbei.net/bbs

胡教授 $ 读了你翻译的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1期                                  2004年6月2日

“驶入黑暗”

几个星期前在德国的一个夜间和朋友从外地回波恩(Bonn)。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视野内仅有我们一辆车。时近子夜，阴云笼罩，伸手不见五指。微弱的车灯，只能照见高速公路前面十来米处白色的车道线；遇到弯道，就只能看到车子前头几米远的一侧白线。我紧盯着车道线，脚上的油门几乎没有离开过140公里的速度。偶然间我望了一下远方，黑沉沉的天空、黑茫茫丘陵、黑黝黝的前方，我的头脑里突然显现出一句德语“Fahrt in die Dunkel” ―― “驶入黑暗”：我们在黑夜中行驶，我们的前方是一片黑暗，我们正在驶入这黑暗中。

是的，驶入黑暗，不但夜间行车如此，人类社会、个人生活也莫不如此。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特别强调人类展望未来时的恐惧心情。比如，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已经懂得了避免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道理，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逃脱了用暴力来改朝换代的“宿命”。我们不知道石油用完了怎么办，不知道人人有汽车、有房子的时候如何刺激消费。我们不知道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家庭、婚姻制度造成的后果，也不知道二十多年来的西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固然，有时候我们很有信心，眼前一片光明，就象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红卫兵的一员对毛主席的万寿无疆充满信心一样。在那个时代，“毛主席真能万寿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即使我们也有信心，但我们毕竟明白了自己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车轮将驶向何方，不了解重大政策将有什么长远影响。对这类关乎未来的问题，我们毕竟处于黑暗中。我们在高速前进，但我们甚至连偶然间眺望一下那黑洞洞的远方都不敢。

个人对自己未来的无知程度不亚于人类全体。无论身体、家庭、学习、工作，任何东西都有风险，任何未来都深藏于黑暗之中。当我们用“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安慰没能跨入大学的朋友时，我们是否同时在向大学生警告未来的黑暗呢？我们拿到就业位置、步入婚姻殿堂、获得权力或职称的时候会欢欣鼓舞，会忘记我们正驶入黑暗，因为我们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需要自我慰藉。可实际上，我们向前方看到的也许仅仅是几步，充其量不过几年。所以，当我们接受或者拒绝一件事情，当我们用无作为的方式拖延决策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祸福，我们其实在走入黑暗，无论我们的步伐是坚定的还是蹒跚的。

是的，驶入黑暗，就像我们的汽车驶入无边夜色一样，我们的人生也在步入不可知的未来。汽车最终还会自动地迎来城市的灯光或者黎明的晨曦，人生花费了巨大努力，却不一定能够实现这点希望。不过，开车的经历同时告诉了我，即使一个人的未来黑漆漆的无法辨认，即使一个人正在走入黑暗的未来，但只要他把自己的步伐保持在人生道路上的两条白色车道线内，不逾越先哲确定的人生准则，他就不会出故障，更不会翻车。夜色下的驾驶员看到的虽然仅仅是车前很短一段车道线，但他知道在车道线内行驶就是安全的。同样，先哲们确定的人生准则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和自由平等这样几条。我们只要遵循这几条，不受任何理由的动摇，“不逾矩”，我们就能坚定地前行，即使在黑暗中。

学术自由第一位

　　今天是教师节。

　　当教师从上大学始。那时我刚刚从农民转成城市清洁工。可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兴奋，心情反而沉重起来：作为农民、作为清洁工，我能够得到和那个阶层相应的经济不拮据、又有一定文化水准的平静生活；同时，我可以评论社会却又无需为社会负责，因为无论社会好坏，那个阶层的人是很少责任的。但一入大学，进入高阶层，我个人就可能成为社会好坏的原因之一，我就必须对社会负责了：可我有能力负责吗？有勇气负责吗？我无法回答，因为当时的我对自己竟然能够上大学是毫无精神准备的。

可我还是走进了大学，并且再也没有离开过，以至于教师节也成了我的节日。

　　作为大学教师，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呢？我认为第一位的责任是学术自由。大学是学术的殿堂，是保存尤其创造知识的园地。而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学术必须自由。大学教师的第一义务是保证学术自由。这是因为，知识是思想的成果。思想是个人的。每个人在思想，而不是整个人类在思想。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而一个人的思想又无法从外部控制，所以，正当的方式是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他们具有思维能力和知识水平，能够进行系统性的思考。让他们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尤其是系统性观点，便是学术自由。没有恐惧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思想和系统观点，是每个有思想有观点的人与生俱来的内在要求。学术自由，不过是承认和尊重个人的这一要求。

　　人们常说教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但它和学术自由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学术自由，我们不知道应当教什么书，应当育什么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那么多学生走上街头，疯狂地毁坏文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时的学校仅仅允许一种思想、一类书、一种人，完全没有学术自由。在那种环境下教育出来的学生，不懂得尊重别种思想、别种人；一有触动，容易走向极端。而在一个尊重学术自由的学校里，学生容易看到各个理论的正确性和局限性，感受到平等宽容的争辩讨论气氛，容易形成独立思想和正直人格。在大学里，学术专制把人当作特定观念的工具来教育，学术自由才把人当成具有独立思想独立品格的人来教育。大学教师要教书育人，可大学要做到正面意义上的教书育人，大学必须有学术自由，大学教师必须意识到自己对学术自由的职业责任。

　　大学是保存和创造知识的场所，教书和育人要用知识，因此，大学面临着什么知识具有保存和创造以及教育价值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学术自由环境下的竞争。有了学术竞争，有价值的旧知识和新知识才能辨别出来，大学也才可能执行保存、创造和教育知识的任务。没有竞争，我们不知道某种知识是否有价值；可没有学术自由，就不会有学术竞争，因为学术竞争的前提是思想表述的自由和表述者的没有恐惧。在学说上，正如在商品市场上一样，没有一种（思想）产品是完美的。任何有价值的思想知识，其价值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正是学术自由和学术竞争，才能够让各种思想各种知识的相对性暴露出来，让新思想新知识不断涌现。把某一特定思想、特定知识的价值绝对化，甚至用它“领导”其他思想和知识，其实就是否定学术自由，其结果自然是学术的衰落和思想的禁锢，是教书育人的失败。

　　自然，大学也是社会的一个机构。在部分行政色彩强烈的国家如中国，大学属于某个行政系统，有谁是领导机关、用什么方式来领导的问题。但它并不意味着大学里的学术存在领导权或者指导思想的问题。这是因为，学术自由无论作为理念还是原则，都超越了具体的大学领导权和办大学的指导思想。和后者相比，学术自由是第一位的。学术机构的任何领导权、任何指导思想都不能够束缚个人头脑中的思维活动和学术创造，它们能够做到的，充其量是借助世俗权力来阻止个人表述其思想。因此，学术上的领导权、指导思想等等的概念，只是和学术专制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因为专制者需要的才是领导权，专制者需要的才是挑选出一种思想来“独尊”。只要抛弃学术专制，承认学术自由，学术领导权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就成为假问题。

　　在我个人研究的经济学领域内，总有人提出独尊马克思。当然，一个人可以独尊马克思或者独尊她（他）偏爱的任何理论或学者，但她（他）同时应当尊重别人的偏爱。而这一点就已经是学术自由。如果所有人都偏爱同一个理论，学术自由没有必要；如果有人偏爱不同的理论，学术独尊没有理由。学术自由允许的，恰好是每个人独尊自己偏爱的思想；它所反对的，仅仅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偏爱强加给别人。那些要求每一个经济学者独尊马克思的人，忘记了马克思的格言是怀疑一切。当马克思让自己怀疑一切的时候，他自然也让别人怀疑一切。马克思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的时候，他自然也会让我们在我们的学术活动中拒绝一切领导和指导。这里，人和人是平等的，思想和思想是平等的，这就是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至少不会有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和传播，更不会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学术自由，已经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活力。马克思主义是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产生的，它也只能够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教师的社会责任底线，同时也是愿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师的马克思主义底线之一。其实，正是因为我为马克思理论创造过新知识（http://www.hujingbei.net/xueshutansuo/karlmarx2000.htm），我才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也才体会到学术自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一途径。那些强调独尊马克思主义的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泥塑的偶像，结果成为强迫所有经济学者独尊他们个人的某些“观点”。而他们个人的观点之所以不值得尊重（更不值得独尊），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把自己的研究放到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讨论。

　　学术自由不但是大学最基本的人文环境，也是我们大学教师、学生最基本的个人素质。意识到学术自由，我们便意识到自己观点的相对性。即使我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激情，并且还不知道它的局限性在哪里，学术自由也会让我们下意识地拒绝自己观点绝对正确的感觉，从而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批评和讨论。同样，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严格挑剔别人观点时注意到其相对正确的地方。学术自由会让我们在讨论中更多地关注一个问题的视角、一个概念的提炼、一种观点的逻辑，而不会纠缠于动机、功用、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作为教师，我们特别在学生面前负有学术自由的责任。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论文导师从来没有要求和他的观点一致，因此我没有体会过迎合导师的烦恼。现在我当教师，同样不给学生这样的烦恼。学生论文只要概念清楚、逻辑明了即可。观点是否和我一致，是否“正确”，无关紧要。作为教师，我们有启发学生思路、揭示他们想法的模糊之处、帮助他们明晰概念和逻辑的责任，更有鼓励他们思维、尊重他们观点、熏陶他们学术自由素质的义务。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尤其需要尊重他们的版权，因为他们的论文是他们个人的研究成果。无论我们的指导起了多大作用，我们也只是指导，而不参加直接写作，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自己的姓名列入毕业论文的作者内。同样，在基本上从毕业论文中抽出来的内容发表时，我们也不应当把自己视为作者之一。我们争取学术自由，不但是让教师学术自由，而且特别是让学生自由，因为创造性思维是学生的特长，因为学术自由是他们应当养成的生活习惯，因为学术的未来靠他们对学术自由的坚持。

　　有自由、学术兴；无自由，学术亡。大学要成为知识的圣地，传道解惑、教书育人要成为高尚的事业，今天学者、学生的学术所为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学术必须自由。作为大学教师，我明白自己对学术自由的个人责任。这就是我在今年的教师节，忆起我走进大学前的犹豫，而生发的感想，遂写下这篇文字。

　　　　　　　　　　　　　　　　　　　　　　　　　　　　　　　　　　　　初稿于2005年9月10日　　　　　　　　　　　　　　　　　　　　　　　　　　　　　　　　　　　　修改于2005年10月10日

“双周夜话”2004年第21期 　　　　　　　　　　　2004年10月25日

你最好一笑置之

       恰巧两个月前，我写了今年双周夜话第16期“说真话”，就网民Skywalker对我的评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把Skywalker的评论作为附录加在我的短文之后的时候，我有过一瞬间的犹豫，因为最妥当的做法是仅仅附上他对我个人的评论，而把他对经济学院教师的那篇评论全部附上，无疑有不妥之处。但我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出如何把他对我的评论分离出来而又保证将来能够检索到，同时作为刚刚交班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我感到有义务让学院所有老师知道外界对他们的有一定水平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完全是负面的。正如我向包括田国强院长在内的经济学院现领导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仍然是院长的话，我会把Skywalker的评论发给每位教师。

今天，Skywalker真实身份已经被查出（据说仅仅是个本科生！！！）；他的评论已经从他最初发表的网址删掉了；据说他受到了诋毁他人名誉的上诉威胁，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朋友劝我把他的评论从我的网页上删除，以消除“不良影响”并平息“公愤”。

然而，我不认同“不良影响”和“公愤”之说。Skywalker的评论激起强烈反响和造成“不良影响”甚而“公愤”是两回事。他的评论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它是国内少见的对经济学教育有水平的评论。首先，他的评论直指个别教师，而不是笼统地就经济学院而言；但他的评论又触及了大批教师，所以又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学院的总体评论。其次，他的评论是未来导向型的，爱憎分明。再次，他的评论直指要害，尖锐有力，在若干点上甚至恰如其分。让这样的评论从此消失，也许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史研究的一大损失。试想，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撰写包括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史，Skywalker的评论可能会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我们今天写起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教育之所以难有深度，部分原因不就是缺乏对那些年代经济学教育的批评性言论吗？那时没有网络，批评性言论（无论对否）无处可说，所以我们看到的文献都是褒奖性的，可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又传播了多少五十年后看确实有用的知识呢？让不同意见保存下来，是中华民族治史的传统，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得以保存的条件。同样，让与自己不同甚至错误的看法保存下来，既能够激励自己，也能够让后人、外人更准确地评价自己。一个学者、一个学院不会因为恶意评论而垮台，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学术和商业不同之处，况且Skywalker的评论整体上还算不上恶意评论。

其实，一个本科生能够写出这样的评论，本身便值得我们尊重：他至少在关心着经济学、关心着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思考着经济学院的未来。他的评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竟然还有学生对这么多教师作出如此的评价，可见学生眼光之犀利、要求之严格，绝非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学生座谈会发言所能够表现出来的。其次，我们真像评论所说的那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学生有那样的印象？如何通过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工作改变那样的印象？确实，有Skywalker这样的学生，哪一位教师还能够自以为是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得奖后曾经说过，没有责难他的那些学生，就不可能有他的创造性工作。是的，没有这样的学生，学者只能够靠孔夫子或者康德的“内省”来发展自己的学说。但内省习惯的修成比起得到学生的责询和外界的批判显然是更困难的，所以学术才需要公开批判，学者才需要接受公开批判，包括根本不如自己的人的批判。

当然，作为年轻人的写作，Skywalker的评论没有全面地对待各位教师，没有指出他们处境的困难和他们取得的成绩，而且不乏过激之词，不乏对部分老师的苛评和错评。然而，要求年轻人“全面”与“平和”就几乎相当于要求他们“老龄化”。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在于他们攻击的那一点是否正是我们自己的要害且薄弱之点。看来Skywalker在一定程度上是击中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教师的薄弱要害，不然的话，他的批判不会受到注意，更不会产生所谓的“不良影响”以至于“公愤”。

Skywalker对我的评论是中肯的。也许它会在我的学生、朋友中造成对我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这能使他们对我的评价更客观，所以我接受这样的影响。对我过去的同事，我的建议是，即使Skywalker对你的批判过火甚至荒唐，你最好是一笑置之。如果你感到Skywalker 没有尊重你，那么，你的反应若超过了一笑置之，你可能就是不尊重自己了。大学教师是一个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它之所以受到尊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对个人君子风度要求最高的职业。你和我一样，在年轻时想到高校教师的职业时都会心潮澎湃，都会下决心当一个谦谦君子、为人师表的教师。今天我们幸运地从事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大学教师的强处在于自己对学术工作的信心，在于自己为人处事的君子风度，而不在于别人（包括像毛泽东这样最有权威的和像Skywalker这样最没有权威的人）的批判或褒奖。所以，即使Skywalker对你的评论完全错误，你在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在世俗行为上，也最好一笑置之，并且相信三、五年后或者历史会给出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