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摘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农业就业比重从超过40%迅速下降到不足24%，中国农劳比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也从19个百分点缩小到1个百分点，因此，中国是当今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

第二章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2.1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前面的图1.2在揭示世界和各国家组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大趋势同时，也揭示了世界各国家组在农劳比高度和降低速度两方面的巨大差异。表1.2则在国家层面上揭示了各国在农劳比高度和降低速度方面同样巨大的差异。事实上，最近三百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增长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以国家为单位展开的。尽管图1.2表明一个国家所处的地区和这个国家的农劳比水平及降低速度有密切关联，但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性毕竟强于相邻国家对它的影响。例如，中国和日本同处东亚，波兰和德国俱在中欧，可它们的农劳比差距非常显著：2010年中国和波兰的农劳比分别为36.7%和12.8%，而日本和德国则分别为3.7%和1.6%。^[1] 因此，尽管我们需要从全世界或者全人类的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但就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条件和机制而言，我们更需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说更需要以一个国家为背景研究全人类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本书将以中国为背景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

    以中国为背景或案例的理由首先在于它是笔者的祖国。笔者甚至作为劳动力从城镇”转移”到中国农业部门务农近九年。^[2] 因此，笔者亲身体验过农业劳动力被迫滞留在农业和他们试图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经历，意识到农业劳动力转移是改变农村和农民贫穷状态的必由之路。不过，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以中国为例的更重要原因是中国在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趋势中的重要地位。上一章曾经指出，在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竞赛中，东亚国家组表现得特别突出。国际劳工组织定义的东亚组仅仅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蒙古、韩国和朝鲜。^[3] 这中间，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三个地区以及韩国的农劳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很低，同时它们和蒙古、朝鲜的劳动力加起来也只是中国大陆劳动力总数的一个很小比重，因此，它们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不足以明显影响整个东亚地区的农劳比指标。只有中国的变化才能够做到这一点。^[4] 下面的表2.1列出了在1991-2013年间的若干年份，中国在总劳动力、总就业和农业就业三个指标上占东亚国家组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最近二十多年内，中国在东亚组的这三个比重都在下降，但直到最近的2013年，中国的这些比重依然占东亚组的90%甚至更高。^[5] 所以，东亚组非常迅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将只能归之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迅速。^[6]

表2.1 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农业就业占东亚国家组的比重

1991-2013年间若干年份(%)

注：表列的农业就业比重在若干年超过100%的原因应当是中国与东亚国家组的数据来源不同。本表使用的中国数据直接取之于《中国统计年鉴》；而东亚国家组数据取自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资料。国际劳工组织在归并东亚组各国和地区数据时，应当利用调低了的中国农业就业数据。国际劳工组织对调低的理由和调低方法没有做出任何说明。

资料来源：中国：参见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东亚国家组：参见图1.2。

    在劳动力、就业和农业就业三个指标上，中国不但在东亚组占压倒性比重，而且在整个世界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劳动力和就业最多的国家，并且直到最近也是世界上农业就业者最多的国家。^[7] 但在最近二十多年内，在中国劳动力和就业占世界比重不断降低的同时，中国迅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更快的下降。图2.1显示在1991到2015年之间，中国的这三大比重变化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在1991-2015年间，中国劳动力占全世界的比重从约高于27%不断下降到23%以下，中国就业占全世界比重从29%下降到24%，下降幅度在4到5个百分点之间。与此相比，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的下降速度比前两个比重迅速得多。1991年中国农业就业占全世界比重为40%强，2000年降低到34%，到2015年再降低到不足24%，二十四年间的降低量超过了16个百分点。在中国劳动力和总就业占世界比重相对变化不大的同时，中国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的快速降低本身意味着，数以亿计的中国农业就业者在这一期间转变成非农就业者。由于在这期间，世界农业总就业也在减少，因此中国占世界农业就业比重的快速降低同时表示中国农业就业的减少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的相应速度；或者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远远高于世界的相应速度。由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中国农劳比随之快速下降，从1991年的近60%下降到2015年的28%，二十四年间下降幅度超过了31个百分点。虽然世界农劳比在同一期间下降幅度亦高达13个百分点，但中国和世界农劳比的差距，依然从1991年的19个百分点，缩小到2015年的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二十四年前，中国农劳比远远高于世界水平，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世界竞赛中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十四年后，中国已经赶上了世界平均水平。图2.2清楚地揭示了中国农劳比赶上世界水平的情形。所以，图2.1和2.2告诉我们，第一，以中国占世界劳动力、就业尤其农业就业三类比重衡量，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中国转移快，世界转移便快；中国转移慢，世界转移亦慢。第二，以中国占世界农业就业比重和中国与世界农劳比差距两者的变化衡量，中国至少是1991年以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竞赛中的领跑国家之一；而由于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巨大，中国的领跑直接带动了世界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正是中国1991以来的快速农业劳动力转移，才造就了1991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上最快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在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中国是一个起着特殊作用的典型国家。如果以某一国家为背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国应当是一个合格的候选者。

图2.1 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农业就业占世界比重，1991-2015年

注：由表2.1推断，本表中的中国占世界农业就业比重可能亦偏高。

资料来源：中国：参见数据附录2：中国总劳动力、总就业、三产业就业、非农就业、失业和失业率，1952-2015年；世界：参见数据附录 1：世界劳动力、就业、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1991-2015年。

图2.2 中国和世界农劳比，1991-2015年

资料来源：同图2.1。

注释：

^[1] 参见第一章表1.2。

^[2] 笔者属于本书第一章开首处提到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城市被动员到农村的中国人之一。笔者务农的具体时间是1968年12月至1977年5月，地点是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人民公社，现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参阅笔者的部分农村日记（胡景北，1971a；胡景北，1971b）。

^[3] 参见ILO, 2015, p. 95.

^[4] 如果没有特别的注明，本书提到的”中国”将仅仅指中国大陆地区。

^[5] 表2.1中列出的中国占东亚组的农业就业比重存在严重误差。不过，该比重高于90%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6] 本书将大量引用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与组织的官方统计资料。在缺乏官方统计资料的情形下，本书将采用学者研究和整理的统计数据。在引用这些统计资料的时候，本书不讨论统计资料本身的问题，如统计概念定义的缺陷，统计资料搜集、整理、发表、出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导致统计资料失真的问题以及统计资料与被统计现象之间必然存在的各类非对称性，亦不考虑可能出现的统计资料造假问题，而直接采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官方统计资料以及被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历史统计资料。国际文献中，与本文讨论的劳动力转移密切相关的人口迁徙统计中的一般问题，参见例如Bell and Boyle, et al., 2002；关于中国统计数据质量的讨论，参见例如Holz，2005，Chow, 2006；对中国人口和劳动统计的批评，参见南亮进和薛进军，2002；以及Young，2003。中国数据质量问题的最近一个例子参见网易财经，2015，”白恩培云南任内曾有官员将GDP数据从7.5%改为12%”。作者在这里恳请读者特别注意本书引用的统计数据的局限性。

^[7] 根据国际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发布的最新资料，2010年中国和印度的乡村人口分别为6.9亿和8.3亿；但在”农业的经济活动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in agriculture）”指标上，中国和印度分别为4亿和4.7亿。由于乡村人口以及”农业的经济活动人口”以务农为主，尽管各国统计之间存在从定义到统计方法的差异，我们依然可以基本确定若按照中国农业就业的统计定义，2010年印度农业就业可能超过中国，就是说，在2010年前后，中国可能已经不再是世界上农业劳动力的第一大国。参见IFO，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