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典型国家的中国
2.9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乡城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角度
以中国劳动力转移平衡表为出发点，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例如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向城镇或在乡村内部转移。本书把重点放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我们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在于本书第一章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非农化转型在人类大历史中的作用。与这一作用相比，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或在乡村内部转移的现象仅仅具有第二位的意义。毫无疑问，劳动力乡城转移是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就从乡村农业转入城镇非农业的转移者个体来说，乡城转移比起农业非农业转移也许更为惊心动魄，因此在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更为重要。只是从大历史角度观察，乡城转移更像农业非农业转移的一种衍生现象。我们回顾农业化转型。[1] 农业化转型的核心是种植业的出现和扩展。正是种植业和人类对种植业产品的依赖促使人类定居。人类集中定居规模逐渐扩大，并在农业化后期出现了大规模定居的城市。定居和城市对人类的社会化和人类文明的进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比起农业化本身，定居和城镇化毕竟根源于农业化并因应农业化而出现的。在非农化转型中，由于非农业的地域集中程度比农业高得多，因此，非农化的一个表现或伴随现象是劳动力向城镇的集中或人口和劳动力的城镇化。当然，这一点绝不能用来否定或者轻视劳动力乡城转移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资料的局限性。正如本章前面表明的那样，中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部门都在社会职业统计中单独列出农业。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单独公布农业就业统计。部分国家例如美国在劳动力统计中明确区分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其他国家即使不把“非农业”用于统计概念，但由于它们把农业单独列出，因此也在事实上区分了农业和非农业两大职业。所以，农业和非农业的职业分类既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亦有统计数据可为佐证、可资分析。与此相反，虽然城镇和乡村人口分类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并且也有统计数据可用，但城镇和乡村劳动力的分类在几乎仅仅是中国特色，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城乡劳动力分开的统计资料。因此，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在大部分国家和全世界范围具有普遍性，我们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重点。
不过，除了上述原因外，我们选择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重点的原因还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可行性。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和农业非农业转移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属于地域转换，后者属于职业转换。劳动力从乡村的农业转移到城镇的非农业部门，则属于地域和职业的双重转换。虽然在某种高度抽象的水平上，地域和职业转换可以视为同一类型经济活动，例如都可以视为个体劳动者在约束条件下追求个人收入或幸福的一种选择。然而，在较低的抽象水平上，现有经济学的分析手段和乡城劳动力迁移现象之间缺乏若干重要的匹配关系，但和农业非农业转移现象则存在明显的匹配关系。例如，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析概念之一是价格，包括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可以说，没有价格就没有经济学。在非农化大转型中，非农业比农业、城镇比乡村更高的工资水平是促使绝大部分劳动力单方向地从农业向非农业、从乡村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因素。不过，仅仅工资一个价格是太少了，我们用它仅仅能够研究劳动市场。可是，成千上万劳动力转移所牵涉的范围远远不是某一类市场能够单独涵盖的，它必须以整个经济为对象来研究。
例如，即便在纯理论研究中，工资所能购得的商品数量亦受所购买商品价格的影响。商品价格波动将直接影响工资购买力，亦直接影响乡城工资、农业和非农业工资之间的比较并从而影响个体劳动者的转移决策。因此，除了工资，我们必须考虑商品价格。但恰恰在这里，乡城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遇到一个重大困难，就是难以找到两类可抽象地命名为“城镇商品”与“乡村商品” 的经济物品，从而难以定义某种“商品价格” 。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转移的经济学研究没有这样的基本性困难。此时，我们可以把所有商品抽象为农业产品和非农业产品两大类。它们各有其价格。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统计部门或是提供这两类商品的价格数据，或者提供其他一些统计资料，经由它们，我们常常能够整理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或它们的衍生品的价格数据。有了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经济学便能够在分析的层次上深入研究劳动力转移。因此，我们在本书中仅仅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考虑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在城镇或者乡村非农部门获得就业的问题。
注释：
[1] Klosterman在他的畅销书中提出“把当今作为过去来思考（Think about the present as it were the past）”。本书作者在写作中便往往想到10,000年后的人类如何来看我们所处的今天。参见Klosterman，2016，副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