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6月CPI上涨6.4%，创下近年来的记录后，今年7月CPI上涨又一次刷新记录，上涨了6.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4.8%，非食品价格上涨2.9%。分析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我们很容易看出没有食品和农产品快速涨价就没有通货膨胀。但是，许多媒体和经济学者的观点依然是货币超发造成了通货膨胀。这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如果货币完全不超发，通货膨胀很难出现。但实际的通货膨胀状况又表明，货币超发观点又有很多缺陷，难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出现的是食品涨价推动的通货膨胀。这里，我将从三个角度指出货币超发观点的具体缺陷。
第一，消费者支出的角度。CPI上涨要经过消费者支出的环节，因此货币超发导致CPI上涨也要经过这个环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解释该环节时认为，一个人手头持有的货币（包括现金和存款）是其收入的固定比例，比如他持有的货币占其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假如这个人有1000元钱，他把200元放在手头。现在货币超发了，他收到了1200元，因此他准备持有的货币是240元，他要比以前多花费160元。但由于收入提高仅仅来自于货币超发，商品产量没有相应增加，因此他多花费，物价便上涨；多花费百分之二十，物价便上涨百分之二十。所以他的实际收入依然是1000元，但名义收入和物价都上涨了。
弗里德曼描述的货币机制在解释当前中国通货膨胀时有缺陷，因为中国用CPI表示的通货膨胀主要来自于食品涨价。没有食品的快速涨价，中国就没有通货膨胀，至少没有严重通货膨胀。按照弗里德曼的思路，货币超发，中国人货币收入高了，支出也多了，特别是食品支出多了很多，对非食品支出增加不多。由于商品没有增加，食品涨价便特别快，非食品涨价慢或者不涨，因此食品涨价直接造成了通货膨胀。不过，这一思路的重大缺点是难以解释为什么人们的食品支出增加特别多。一般来说，收入提高后，人们的食品支出比非食品支出增加更慢，因此若各类商品的产量不变，食品应当比非食品涨价更慢。也就是说，我们很难解释食品支出比重在收入提高后为什么会上升。可如果食品支出比重不上升，食品就不可能涨价更快。
第二，供给弹性的角度。现在我们设想货币超发后，生产本身会变化，因此货币超发造成食品涨价更快的另一个渠道应当是食品产量难以扩大或者说供给弹性低，而非食品供给弹性高，扩大生产容易，因此食品价格涨得快、非食品价格涨得慢。但这条思路也有问题。大部分食品是工业化生产；价格涨，生产可以迅速扩大，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只是作为食品生产原材料的农产品要够。比如只要有生猪，后面的屠宰、加工、运输等一系列食品工业和流通的生产能力都可以迅速扩大，屠宰加工厂超负荷运转亦没有问题。可是，如果生猪不多，食品工业再发达、供给弹性再高也造不出更多猪肉，猪肉价格照样涨得飞快。我国当前食品涨价的主要原因，不是食品工业跟不上，而是缺乏作为原材料的农产品。因此，如果说到食品和非食品供给弹性的不同，我们就会回到农产品供给问题上。
其实，非食品生产的扩大也有原材料问题。服装靠棉花化纤、住宅除土地外要靠钢材木材水泥、交通靠钢材汽油，它们又牵涉到铁矿石和原木原油。没有这些原材料的充足供应，非食品生产也难以扩大。我国从棉花到原油多年来大量进口以足非食品生产。农产品作为原材料同样可以进口，粮食、生猪、鸡蛋都可以进口。货币超发总带有一次性措施的性质，为缓和严重通货膨胀，政府利用过多的外汇储备进口农产品至少也应当是一个适当的临时性措施。但这样一来，食品涨价推动的通货膨胀与其咎之于货币超发，不如咎至于进口政策太偏向于工矿业而忽视农产品。
第三，投资的角度。中央银行发出的货币首先到达的是企业而非消费者手中，由此才能投资并扩大产量。企业购买的主要不是农产品和食品，因此食品不应当特别涨价。假设企业拿到钱全都投资到农业，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等超发货币到达消费者手中，即使消费者的食品支出提高很多，食品涨价也不会很快。比如在2009年把用于高铁的投资转用于农业，今年的农产品以及食品价格肯定不会涨得这么高，通货膨胀也不会这么严重。所以，由食品涨价带动的通货膨胀与其咎至于货币超发，不如咎至于由货币超发支持的投资的配置不当，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太少。
因此，货币超发虽然是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但它远远不能解释我国通货膨胀的具体成因。相反，投资配置的不当和由此而来的相对价格波动，可能才是当前通货膨胀更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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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11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