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近100年的历史看，当今中国社会变迁可能有一个三十年到四十年的周期。我们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开始算起。那是1911年，皇帝被推翻了，共和国即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建立了。到了1949年，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被推翻，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到了1978年，毛泽东政权被推翻；国名虽然没有变，但毛泽东的实际帝制和执政方针都被否定了。从1911年到1949年是38年，从1949年到1978年是29年。两个周期的长度相差9年。就历史来说，9年不算长。因此我们可以笼统地说最近100年来或者当今中国有一个社会变迁的周期规律，周期长度为30到40年。
当今中国社会的周期变化有什么特点呢？简单地说，第一，周期初期，中国社会有共同目标，民意集中，精神振奋。1911年之后的共和热潮中，人人谈共和、个个要共和；似乎共和一兴，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像辜鸿铭那样认为中国不可缺少皇帝的人少之又少，更没有什么社会影响。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之所以昙花一现，说到底是与当时民意不合，因此只要有人反对，振臂一呼，立即应者云集。共和之余威，甚至到了1949年，新政权即使搞的是真帝制，也得打着共和的旗号。1949年之后，新政权同样深得人心，社会主义成了中国人的共同目标，似乎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切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即使像反对毛泽东专制的那些右派也都赞成社会主义。1978年以后，改革代替共和与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口号，似乎只要改革，中国所有问题亦可迎刃而解。因此也出现了人人谈改革、个个要改革的壮观局面。当然，社会主义的余威尤在，所以不管改革是否打破了社会主义，反正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就像1949后帝制也是共和那样。第二，周期开始后经济发展迅速。1911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强劲增长，所谓“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便在这之后。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意义上，中国大规模的乡–城移民也发端于那时。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也迅速从战乱中恢复，工业化很快走上一个新的台阶。1978年以后，中国农业几年间从供不应求变成供过于求，各种限量供应的票证相继取消，中国经济迅速壮大起来。第三，周期末期，社会失去共同目标，民意分散，精神危机。1945年抗战胜利后，即使政府真的实行共和，公众热情已经低落；社会目标已经分裂。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便有许多社会主义的同情者支持者。到了1978年前，社会主义口号也失去了作用，统治集团内部有大批人不再相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一类的说法。这一点清楚表明社会精神的分裂。第四，周期末期，经济都陷入危机。1949年之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很大部分可以归因于战争，但无论原因是什么，通货膨胀、生活水平下降都让公众怨声载道。1978年的境况按照官方正式说法是“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那时候连低级官员都吃不饱肚子，遑论老百姓的饥饿。物价则被强行压住，表面上看没有通货膨胀，实际上市面没有东西可买，连豆腐、肥皂都要凭票供应，有钱也买不到。第五，在周期末，政府既失去上层集体的信任，也失去民众信任。1949年之前的蒋介石政府显然丧失这两类至关重要的信任。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自评“三七开”表明他自己也明白许多人已经不信任他。而毛泽东去世后发生的政局突变也确实说明他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失去信任。而民众在对政府内部变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对谁的信任，而只能接受任何色彩的新领导者。政府无法取得统治集团的集体信任和民众的信任预示着周期即将转变。
把1911到1949年称为第一个周期，1949到1978年为第二个周期，1978年到现在则是第三个周期。现在是2012年，第三个周期已经过去33年。如果中国社会依然处在1911年以来的周期变化之中，那么，中国社会应当接近或者已经处于第三个周期的末期。实际上，上一节提到的三个末期景象在2012年已经出现。从民意上说，目前民意分裂，社会失去共同目标，陷入精神危机。改革这个三十年前激动人心的口号，现在已经无法汇拢民意，像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甚至为民所惧。即使所谓的政治改革也因为常常演变为行政体制改革而失去社会吸引力。从经济上说，近几年的食品价格高涨让公众怨声载道，经济增速滑坡亦可能加剧而为经济危机。最后，刚刚发生的重庆事件说明中国上层社会对政府的集体信任有所动摇，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因为重庆事件而减弱。
当然，如果100年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真有我们前面猜测的周期性质的话，这种周期在2012年年的今天是否能够延续本身就值得疑问。同时，一旦人们认识到周期，人们的自觉行动便可能改变原先的周期性质。因此，过去的周期规律并不足以预测今天的周期变化。不过，认识到中国社会变迁有周期，对于我们观察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应当是有一定作用的。
“夜话”2012年第6期，2012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