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8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
作为人类非农化大转型的核心现象，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牵动整个社会的巨大事件。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牵涉到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甚至牵涉到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包括本书在内，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涵盖这样的范围。因此，正如本书书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本书将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和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实际上，即使拘于经济学角度，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全面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各类重大经济问题，所以，本书将仅仅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微观经济学问题，比如一个农业劳动力为什么要离开农业、什么样的农业劳动力首先离开农业、离开农业给离开者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劳动关系、劳动技能、个人收入和消费诸类变化，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给社会不同劳动者和人口群体带来的影响和他们对此的反作用，给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带来的影响和反作用等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它们都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进一步说，本书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研究上亦仅仅涉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最一般的经济条件和它可能遵循的最一般的经济机制。虽然本书不可避免地将建立某些关于经济制度的特殊假设，使用来自具体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中国的统计资料，但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本质上与这些特殊假设无关、也与具体国家无关：本文是一本有关农业劳动力转移一般条件的经济学研究。此外，虽然我们指出1991年以来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巨大规模和速度，但本书也不是一本探索该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史著作，而是一本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著作。
毫无疑问，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任何时代都足以成为社会的重大经济问题。然而，一个成为经济问题甚至重大经济问题的经济现象并不必然成为经济学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要成为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必须”浓缩”其对现象的了解、提炼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概念以形成可作为理论探讨对象的严格问题。本书第一章初步浓缩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采用农劳比概念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现象转换为农劳比下降现象，并且讨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中的位置。本书第三章的定义表明农劳比是一个可胜任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现象为前提，我们经由农劳比概念寻求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在本书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将精炼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均衡问题。它指的是在非农化大转型过程的每一个短暂时期内，例如在每一年，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在经济学意义上既不多也不少。而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向农劳比的概念转换，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问题随之转换为农劳比均衡下降的问题。这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也就可以严格地表述为农劳比降速的均衡问题。
为了清楚地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我们用农劳比指标把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历史轨迹并列在下面的图4.14内。注意该图的时间尺度延伸到未来的2050年。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农劳比数据仅仅包括1991-2015的二十四年。为了形象地把握农劳比下降的大趋势，我们虚拟了两条从1800到1990年的世界农劳比曲线。该图显示，在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全世界正处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交界处，美国则几乎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图4.14用农劳比下降曲线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人类历史在最近几百年出现的变化大势。[1]
图4.14 中国、美国和世界农劳比历史轨迹，1800-2050年
注：图中纵轴的指标是农劳比。世界1和世界2两条虚线是任意给出的假想线，其中世界1是一条直线。两条曲线皆以1800年农劳比等于80%为起点、以1990年农劳比等于42%为终点。中国曲线以年度数据为基础，仅仅包括官方数据可资利用的1952-2015年。美国曲线从1800到1890年以逢十年份数据、1890-2015年以年度数据为基础。
资料来源：世界：数据附录 1：世界总劳动力、总就业、总失业、失业率、农业就业、农业就业比、农劳比，1991-2015年。中国：数据附录 3：中国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转移量和转移加速度，1952-2015年。美国：数据附录4：美国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逢十年份数据, 1800-2010年；数据附录5：美国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农劳比、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年度数据, 1890-2015年。
具体观察图4.14。图中中美两国曲线的线性拟合方程为
中国：l = 88.108-0.8108x，R2 = 0.8493
美国：l = 73.359-0.3798x，R2 = 0.9449
其中l代表农劳比，x代表年，x=0在美国代表1800年，在中国代表1952年；x的最大值在两国皆代表2015年。R2代表相关系数。这两个方程的主要区别如下：
（1）中国方程的斜率绝对值高于美国（|-0.8108|>|-0.3798|）。它表示与美国相比，中国农劳比降低速度更快。事实上，中国农劳比在1952到2015年的63年间一共降低53个百分点，而美国在1800到2015年的215年间才降低了73个百分点。
（2）中国方程的相关系数低于美国（0.8493<0.9449）。它表示与美国相比，中国农劳比降低过程中发生的波动更大。图4.14本身也显示了这一点。美国农劳比下降曲线比较平滑，无论从十年期看还是从年度看，它的波动都比较小。与之相比，中国曲线的振荡幅度大得多。[2] [3]
图4.14不仅清楚地显示了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的1700年以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史，而且清楚显示了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整个非农化历史过程中所处位置，以及我们对农业劳动力转移未来的无知：在二十一世纪早期，中国和世界整体虽然跨过了非农化转型中点，但仍然处在转型之中：它们的农劳比下降曲线依然还”悬”在半空中，因此，中国和世界是否能够顺利地在未来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依然是一个难以明确回答的问题。为了增进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解和知识，为了中国和世界农劳比的”顺利”下降，我们不但需要了解农劳比是如何下降到当今高度的，而且需要了解农劳比下降的一般规律。
显然，中国、美国与世界三条农劳比下降曲线都和比如飞机一类落体下降的曲线非常相似。图4.14绘出的是农劳比下降的高度-时间坐标系。把图4.14想象成三架飞机降落的高度-时间坐标系。美国飞机开始降落得早，现在接近安全落地；世界和中国飞机最近几十年下降很快，但目前还在半空中，与地面的垂直距离还很大，”安全落地”还是一个虽然可望但必须谨慎行事才可及的目标。对飞机来说，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应当既迅速又平稳降落：飞机应当尽可能平稳下降，任何严重颠簸都可能造成机内人员的骚动甚至伤亡；飞机应当尽可能迅速下降，任何严重延误都会增加颠簸的危险。为了掌握飞机在降落过程中的动向并控制飞机继续降落，图4.14传递的飞机高度和时间信息固然重要，但飞机在空中某一时刻的降落速度和加速度信息更为重要。实际上，正是速度尤其加速度的概念才把包括飞机在内的物体升降运动研究变为科学并使人类飞行成为可能。同样的道理适用于非农化大转型。如果把非农化视为历史大趋势并用农劳比测度非农化过程的进展，那么，农劳比下降越迅速越平稳，非农化转型对处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人类越有利。在这里，农劳比大小本身不足以说明农劳比如何下降，更不足以揭示农劳比下降的过程。为了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并适当地干预之，人类必须了解农劳比在特定时期或时点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即下降的瞬时速度与瞬时加速度，其中速度指示农劳比在该时点下降的迅速程度，加速度指示在该时点下降的稳定程度。显然，在一定条件之下，速度越大，加速度绝对值越小，农劳比下降过程越快越平稳，对置身于其中的人类亦越安全越”好”。所以，在经济学上研究农劳比下降和非农化大转型的具体过程，我们将无法避免农劳比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概念。进一步说，正是速度和加速度概念才把我们对非农化大转型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思考从思辨性的前科学提升到分析性的科学层次。
图4.14中的中美两国曲线在揭示农劳比长期下降趋势的同时，也揭示农劳比在不同国家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不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点和不同时期的下降速度和加速度也不同。为什么农劳比下降速度时高时低，为什么加速度时大时小？为什么它们因国因时而异？在经济学的”真空”中农劳比将如何下降？如何定义经济学的”真空”？[4] 面对图4.14展示的曲线，一个人无法回避对历史和世界的好奇心，无法掩饰自己的疑问。从这样的曲线出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可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研究；农劳比下降的经济学研究又可以精炼为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研究。具体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可以表述为包括下述这些问题的集合：
问题一：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
问题二：农劳比下降的均衡加速度。
问题三：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的最优性。
问题四：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偏离均衡和最优轨迹的机制
问题五：人类有意识干预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的恰当方式。
概括地说，如果我们把图4.14揭示的农劳比下降的时间曲线类比为飞机下降的时间曲线，我们既应当研究它下降的平均速度即从起点到终点所用的全部时间，更应当研究它在每个时点下降的瞬时速度。对于理解农劳比下降过程，对于和农劳比变化密切关联的某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的福祉，对试图向农劳比变化施加影响的人类尤其人类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瞬时速度显然比平均速度更为重要。所谓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劳比下降的均衡瞬时速度以及实现或背离这一均衡降速的机制。因此，即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比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收入分配等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以农劳比下降表征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本身也值得分析，也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5] 而事实上，尤其在非农化大转型中期，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重大经济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注释：
[1] Üngör绘制了1963至2005年包括美国、但不包括中国在内的23个亚洲、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图。尽管农业就业比重和农劳比两者有别，但它们的长期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就此而言，Üngör绘制的除美国之外的22个国家的曲线形状都处在我们的图4.12中的美国和中国两条农劳比曲线之间。不过，Üngör没有提出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速度问题或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快慢问题。参见Üngör, 2011.
[2] 美国曲线在1800-1900年之间采用的是逢十年份数据，因此无法揭示农劳比发生在两个逢十年份之间的年度波动。例如，美国南北战争发生于1861-1865年。与这种战争有关的农劳比升降波动显然无法仅仅用1860和1870两年数据揭示出来。
[3] 美国农劳比从1967年开始降到5%以下。如果仅仅考虑美国1800-1967年的农劳比下降曲线，则其线性拟合方程为 l=-82.832-0.4681x, R2 = 0.9872
[4] 这里的类比意味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应用经典力学方法处理经济学问题。
[5] Berliner曾经指出大部分研究人口和劳动力转移的学者的兴趣都不在转移本身，而在其他问题。例如经济学家研究转移的目的是了解收入与就业的地区分布。只有人口学家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对转移本身有兴趣。见Berliner, 1977, p.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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