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农劳比降速剧烈波动的教训

第四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和经济学研究对象

4.9 农劳比降速剧烈波动的教训

如果说人类在非农化大转型早期遇到的最大危险是忽视它的历史必然性，那么，在非农化大规模展开以后，人类遇到的最大危险应当是转型过程的稳定性。我们在上一节用飞机降落比喻农劳比下降。飞机降落过程中的严重不慎可能导致乘客重大伤亡。与此类似，农劳比下降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亦将造成人类生命的重大损失。因此，我们对农劳比下降过程的稳定性绝不可以掉以轻心。本节通过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教训说明农劳比降速稳定性的重要性。图4.14揭示中国的农劳比历史轨迹在1960年前后有过一次严重”颠簸”。本书第二章图2.7和本章多个有关中国的图形都已经揭示，1960年前后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发生过剧烈的高低波动。我们用图4.15进一步指明，该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的剧烈程度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图4.15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农劳比每年下降的速度和加速度。该图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这两条曲线在1958-1963年间的突兀波动。1958年中国农劳比一举降低了23个百分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如果设想一个国家完成非农化的标志是该国农劳比降低到0%，那么，以1957年中国农劳比为81%计算，按照1958年的速度，中国仅仅需要不足四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整个非农化大转型。然而，历史事实是，在1959年，中国农劳比降速一变而为负数，从下降变为回升，并一直回升了五年，以至于农劳比在1963年回升到82.5%，显著高于农劳比猛烈下降之前的1957年水平。衡量农业劳动力转移稳定性的更恰当指标是农劳比降低加速度。这个指标的波动更为惊人：它在1958和1959两年分别达到了24%和-27%！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个数值应当是人类各国在非农化大转型中出现的最大和最小加速度。

图4.15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加速度，1952-2010年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3。

为了清楚地展示农劳比降速过度波动给经济生活和人类生命带来的损失，我们列出三个垂直相联的图，即图4.16A、B和C。上方的图4.16A是我们已经熟悉的中国农劳比降速图，中间的4.16B是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图，下方则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对比图。它们揭示在1958-1962年间，农劳比降速的剧烈波动先造成人均粮食产量的剧烈下降，接着不但导致人口出生率剧烈下降、死亡率剧烈上升，而且导致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即总人口绝对减少。

图4-16A 中国农劳比降低速度，1950-2015年

图4-16B 中国人均粮食产量，1950-2015年

图4-16C 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1950-2015年

资料来源：粮食产量：国家统计局，2010，表1-32，《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12-10；人口：国家统计局，2010，表1-3，《中国统计年鉴-2017》，表2-1。若不同资料来源的数据有别，以最新年份数据来源为准。

我们详细解释这里的关系。首先观察有关农业劳动力诸变量。表4.3列出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农劳比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指标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并用斜体标出1958年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仅仅在1958年一年，中国就减少了3,800多万农业劳动力（∆L^A）。1958年近20%的农业劳动力负增长率(n)表示1957年的农业劳动力中，每五位就有一位在1958年转出农业。同时，1958年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出现不正常地高达12%，^[1] 即使农业劳动力L^A仅仅依总劳动力增长率增加，L^A在 1958年也将增加2,300万。^[2] 由于农业劳动力总量在1958年绝对减少，因此当年全部新增农业劳动力都转出了农业。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减少量与新增量之和为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所以，1958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H亦达到创纪录的6,100多万(3,800万+2,300万)。相应地，中国农劳比也在1958年从81%”自由落体”式地下降到58%，降速和加速度分别达到23%和近24%。

表4.3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诸指标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农业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增量	农业劳动力统计增长率	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	农劳比	农劳比降低速度	农劳比降低加速度
年份	LA	∆LA	n	H	l	h	a
	百万		%	百万	%
1956	185	-0.5	-0.26	6.2	80.6	2.70	2.83
1957	193	7.7	4.13	-1.6	81.2	-0.67	-3.37
1958	155	-38.2	-19.78	61.2	58.2	23.00	23.66
1959	163	7.8	5.04	-10.3	62.2	-3.93	-26.93
1960	170	7.5	4.58	-9.3	65.7	-3.58	0.35
1961	197	27.3	16.05	-29.2	77.2	-11.42	-7.83
1962	213	15.3	7.74	-12.8	82.1	-4.95	6.47
1963	220	6.9	3.24	-0.9	82.5	-0.34	4.61
1964	228	8.4	3.80	0.7	82.2	0.25	0.59
1965	234	6.0	2.61	1.7	81.6	0.60	0.36

注：n代表农业劳动力的统计增长率，H代表用总劳动力自然增长率计算的农业劳动力最低转移量。注意∆L^A的正数表示转入、负数表示转出农业，相反，H的正数表示转出、负数表示转入农业。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2和数据附录3

然而，1958年出现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超高速度不但不可能维持，而且必须更大幅度地倒退，经济生活才可能恢复正常。这类似开车时错误地猛踩油门后必须立即更猛踩刹车。观察1958年及以后几年的速度和加速度，我们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波动就像开车失误猛踩油门后的反应那样。加速度在1959年的降幅超过了1958年的升幅，随后继续剧烈但幅度递减地波动，直到1964年才基本返回正常范围。农劳比降速也直到1964年才重新转为正数。农劳比本身亦在1963年回升到82.5%，显著超过了波动之前的1957年水平（81.2%）。

正如错踩油门又猛刹的汽车会造成车内人员伤亡那样，农劳比过于剧烈的波动同样会造成社会灾难。在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资本投入和气候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力必将大幅度降低农产量从而大幅度降低公众的农产品消费水平。图4.16B显示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在1958-1961年间持续下降，下降幅度达三分之一。在粮食产量猛烈下降的同时，其它农产品的产量亦猛烈下降。表4.4列出中国粮食、肉类、油料和棉花四类产品从1956-1965年的人均产量。就粮食来说，1957和1958年中国人均产量在300公斤左右，但1959年立即下降到253公斤，下降了近六分之一；接着继续下降，到1961年仅达207公斤，比1957-1958的水平降低了三分之一。中国肉类产量数据不全。在现有数据中，人均肉类产量从1957年的6.2公斤下降到1962年的2.9公斤，降低了二分之一强。人均食油和棉花产量的降低同样超过二分之一。短时间内如此大幅度的人均产量下降，必将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3]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按照1957-1958年水平，中国人均农产量便非常低下，仅够维生；^[4] 农产量随后数年在全国规模上从维生水平剧烈下降，就不但造成公众消费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而且难免大范围的严重饥荒和生命损失。

表4.4 中国人均农产品产量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单位：公斤

注：人均农产品产量=农产品产量/人口。

资料来源：农产品产量：国家统计局, 编, 2010, 表1-32；总人口：同上，表1-3。

尽管粮食产量猛烈下降不一定导致饥荒尤其不一定直接导致生命损失，但图4.16B和C清楚显示在1958-1961年间，与粮食产量猛烈下降相对应，中国人口出生率剧烈降低、死亡率剧烈升高，人口净增长率减少甚至变成负数，即总人口绝对减少。图4.17绘出的是中国逐年人口增量。该图揭示了1958-1961年中国人道主义灾难惊心动魄的严重性：中国从正常年份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一下子变成一年减少1,000万! 下面的表4.5列出了中国1956-1965十年间的人口变化数量。我们看到，1958年中国人口虽然在增加，但增加的数量已经显著低于1957年水平，1959年增量继续减小，到1960年则径直转为负数，人口绝对减少了整整1,000万，1961年进一步减少了348万，到1962年才转为净增加。因此，1960年前后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如果考虑在正常年份，新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那么，加上新生与死亡人口之差即净新生人口，中国在这段时期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将更多。表4.5同时列出了中国男女和城乡人口增减数据。如果说城乡人口迁移模糊了城乡人口各自减少的数量，当年尚有保证的男女性别不可变易性让我们清楚地发现两性各自减少的幅度。在表4.5中，中国男女人数各自净减少1,010万和393万，合计为1,403万，高于总人口的绝对减少量。由于两性人口净减少包括了部分净新生人口，所以两性人口净减少数量比总人口净减少数量更接近真实的非正常死亡人数。^[5]

图4-17 中国人口增量，1950-2015年

表4.5 中国人口数量在1960年前后的变化 ^[6]

单位：万人

注：人口增量=t年人口-(t-1)年人口。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编, 2010，表1-3。

毫无疑问，中国1960年前后的人口数据存在严重问题。但即使如此，中国人口在那段时期绝对减少，应当是一个确定的经验事实。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在人类非农化大转型过程中，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像中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人口减少应当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从表4.16出发，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当时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之一应当是人均农产品产量的剧烈下降，或者说饥馑导致的饿殍。^[7]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人均农产量剧烈下降的直接原因，是过快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即过高的农劳比降低速度和加速度。而过高的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之所以能够出现，又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过于落后密切相关。因此，中国1960年前后的人道主义灾难，突出地表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研究的重要性。 ^[8]

注释：

^[1] 本书第二章曾经探讨过中国1990年劳动力不正常地快速增加的原因，指出统计缺陷可能是其主要原因。这里提及的1958年中国劳动力不正常快速增加，其原因首先应当是政府的强制性动员，其次是政府实行的食堂制度废除了家庭炊烧，让大量原先以家务为主的劳动力有可能参加社会劳动。中国当年劳动统计肯定存在严重缺陷，但我们暂时无法判断该类缺陷低估或高估了劳动力数量；同时，我们猜想统计缺陷不是1958年劳动力数据不正常的最重要原因。

^[2] 在1958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仅为1.7%的前提下，中国总劳动力增长率竟接近难以想象的12%，即几乎每八个劳动力就有一个是当年新增的。不过，如此之高的总劳动力增长率不但不可能维持，而且在随后三年里都成为负数，即总劳动力绝对减少。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率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 表1-3和1-4。

^[3] 在这种情形下，降低人道主义灾难程度的两个途径分别是动用以往农产品储备和从他国获得农产品。关于动用储备，目前我们缺乏任何历史资料。同时，与农产量剧烈下降相比，当时的储备应当是小巫见大巫，不足以承托农产品消费。此外，中国从1958到1960年净出口粮食；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比上年降低15%，但粮食净出口量却比上年增长56%。这样，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便不可避免了。粮食净出口数据参见Lin and Yang, 2000。

^[4] 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所有农产量都用于个人消费，按照1公斤稻或麦出0.7公斤米或面计算，300公斤稻麦出210公斤米面，1957-1958年每个中国人每天消费粮食亦不足0.6公斤；同时该时期人均每月消费肉类和食油尚远远不足0.5公斤。因此，1957-1958年的农产品消费水平，本来亦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表4.16B显示在1950-2015年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出现过两次剧烈下降。第一次从300公斤下降到207公斤，第二次从411公斤下降到333公斤。我们可以发现，第二次下降的最低点依然超出第一次下降前的最高点。这里特别需要提及得还有，在第二次下降时期，食用油和肉类人均产量却明显提高，因此，第二次下降不影响公众的农产品基本消费。第二次下降时期农产品产量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2010，表1-32。

^[5]  杨继绳对这期间人口不正常减少做了比较仔细的探讨，参看杨继绳，2008/2012。不过，中国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尚未展开，思想竞争中的共识还不可能形成。同时，正如下一个脚注表明的那样，中国政府公布的有关数据亦缺乏必要的一致性。

^[6] 在同一份资料来源中，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了全国总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利用这些增长率数据得出的总人口数据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差异较大。例如，以1960年为例，用1959年人口数（67,207万）乘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0.457%），得出的1960年人口数为66,900万，比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人口数66,207万高出近700万。笔者在这里优先使用统计局公布的人口量数据。同时，笔者希望统计局尽快修正这一期间的人口数据，缩小甚至消除两者的差异，或者就具有差异的这两种数据，指出哪一种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更高，以方便研究。

^[7] 林毅夫和杨涛利用中国各省份数据分析这场饥荒，指出粮食产量过快下降和城市特权(urban bias)应当是导致饿殍的两个原因。参见Lin and Yang, 2000, and Sen, 1999.

^[8] Clark曾把中国这场饥荒直接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缺陷联系在一起，指出以”剩余劳动力”概念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误导了中国领导人。借助Buck对中国农业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你想用锄头（那里极少畜力更少拖拉机）耕种像中国那么大的地方，你将需要六亿左右的人力。”（if you are going to cultivate a country the size of China with hand hoes —- very few draft animals and still fewer tractors were available—- you are going to need the labor of something like 600 million people），因此，他认为除了冬季外，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问题。而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转出且不会影响农产量的观点，是导致中国1958-1961年饥荒的原因之一。参见Clark, 1985, p. 65，并参见Buck, 1930和Clark,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