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2 刘易斯理论的意义
正如上一节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历史上，刘易斯是第一位明确地把劳动力长期且单方向转移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按照爱因斯坦对科学进步的理解，[1] 刘易斯因为提出了新的经济学问题即劳动力转移问题而实现了经济学的一个“真正进步”。应当说，提出新的经济学问题和确立新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刘易斯对经济学做出的最大贡献。[2] 其次， 刘易斯还提出剩余劳动力概念并利用它建立一个内部自洽的经济学模型描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学研究状况，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刘易斯的开创性贡献。众所周知，需要转移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存在于当时正在相继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根据当时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迅速转移劳动力并成长为工业化发达国家充满信心。正如Tignor指出的那样，刘易斯1954年文章和1955年的《经济增长理论》著作“体现了那个时期的乐观情绪和对新独立国家的信心。在刘易斯眼中，只要正确指导，发展中经济体就能实现戏剧性的高速经济增长”。[3] 另一方面，关于如何“正确指导”的经济学研究却非常薄弱。著名杂志《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在1952年的创刊社论中指出，当时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讨论仅仅“停留在个别观点上，这些讨论充其量只是列出了一份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但没有系统的因素表 …… 即便仔细考察现有文献，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更找不到学者们就哪些问题才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具有重要性的一致意见。一位寻找通向适当理论之途的研究者在文献中看不到任何希望之路。他看到的仅仅是一片充满贫困恶性循环、变革障碍以及关于经济增长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之类说法的原始丛林”。[4] 正是在这种研究形势中，刘易斯以其天才，从冗长的发展中国家“落后因素列表”中，抓住了劳动力过多因素并用“剩余劳动力”这一独特概念，把这些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从而为发展经济研究指明了方向。迄今为止的发展经济学学说史表明，在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发表的所有文献中，刘易斯的问题和理论对“经济发展作为结构转变过程的思考范围和思考方向”的影响最为持久。[5] 实际上，正如Findlay指出的那样，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刘易斯理论的“扩展和衍生”。 [6] 刘易斯模型至今依然出现在经济学研究和大众媒体中，他的睿智和创见至今依然具有广阔的发挥空间。Gollin在纪念刘易斯理论六十周年的时候甚至发现，刘易斯1954年提出该理论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至今依然出现在经济学研究生阅读文献内的少有的六十年前的论文之一”。 [7]
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转移指的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高生产率的资本主义部门。刘易斯的二元方法便源自于劳动力在其间转移的传统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的并存现象，但该方法突出体现在两部门各自的工资决定机制上。应当说，两部门并存现象并不必然引发经济学分析的二元方法。工资决定机制的部门差异才是二元方法的根本所在。例如，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鲍莫尔等学者虽然把经济体系分为两个部门并且讨论或涉及了劳动力的部门流动问题，但在他们那里，两部门工资是通过同一种方式决定的。1870年代发生的经济学边际革命也认为各部门工资决定方式相同，它所提出的仅仅是工资决定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刘易斯二元分析法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强调两部门工资决定方式不同：传统部门工资由生存需要决定，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
不过，肇始于边际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了把边际方法用于整个经济，必须假设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否则整个经济不可能均衡。因此，新古典经济学需要三个同时成立的命题：（1）均衡，（2）各部门生产率相等，（3）单一的边际分析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在非农化开始以来的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都远远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刘易斯已经观察到这一点。[8] Gollin等人关于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差距的最新研究指出，即使考虑众多的度量误差，农业和非农劳动的平均产出依然存在着“迷一样的巨大差距”。 [9] 他们估计在发达国家中，劳动平均产出在非农业要比农业高出一倍；在发展中国家差距更大。[10] 显然，若命题（2）不成立，命题（1）和（3）不可能同时成立。作为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刘易斯既不可能完全放弃边际方法，更不可能放弃均衡方法：他的创新之处就是提出新的二元方法以便在承认生产率部门差距的前提下研究整个经济的均衡问题。在这里，正是刘易斯首先把二元分析法引入一般均衡框架。[11] 与此相反，Schultz虽然用一元方法分析了传统农业的均衡，却无法把它扩展到整个经济的均衡。[12]
新古典经济学一元分析法所需要的同等生产率命题同时还排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根据同等生产率命题，一个劳动力从甲部门转移到乙部门虽然会减少甲产出、提高乙产出，但由于他在两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两部门相加的总产出不受影响， 所以，劳动力转移没有宏观经济学意义。[13] 相反，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必然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效应。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在改变两部门产出的同时又必将提高总产出。而这一点正是刘易斯特别强调的，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将“提高国民收入，增加超过工资的总剩余并使进一步的经济扩张成为可能。”[14] 事实上，在非农化转型过程尤其转型中期，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无论对长期经济增长还是对短期经济波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揭示，是刘易斯的重要理论成就。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和二元分析方法，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刘易斯的理论，就不会有本书这样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这是因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同样是一种劳动力长期且单方向转移现象，而非经济学家熟悉的劳动力短期且多方向配置的现象；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要以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为前提；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需要对引导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做出特别的设定并且应当需要分别适用于两部门的两种工资机制，最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离不开转移的总产出效应，因为该效应将农劳比降速与经济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两者联系在一起。因此，至少在上述四点上，刘易斯已经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开辟了道路。
注释:
[1] 爱因斯坦和英菲尔德曾经精辟地指出：“提出问题经常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后者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技巧而已。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或者从新角度观察旧问题，这些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并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参见Einstein and Infeld，1938，p. 92.
[2] 参见笔者的文章Hu, 2014.
[3] Tignor, 2006, p. 273.
[4] Editorial, 1952, p. 3.
[5] Kirkpatrick and Barrientos，2004，p. 683.
[6] Findlay，1980，p. 64.
[7] Gollin，2014, p. 71.
[8] Lewis, 1955/1994.
[9] Gollin，Lagakos and Waugh，2014，p. 990.
[10] 在最近的“资源错配（misallocation）”文献中，农业生产率差距被视为劳动和其他生产性资源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配置不当的结果。不过，由于这样的不当配置如此严重以致于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消除，经济学家也许需要二元方法来分析它们。仅就资源在非农企业之间的不当配置，Banerjee和Moll便发现“在财务约束下，企业从高度不当的初始配置（想象印度和中国在市场化之前的情形）向稳态的转变可能非常缓慢，因此，在短期和中期观察中，我们将持续看到大量的资源错配状况。”参见Banerjee and Moll, 2010, p. 202.
[11] Tignor，2006.
[12] Schulz, 1964.
[13] Barro，1997.
[14] Lewis, 1958，p.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