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3 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今天，站在刘易斯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肩上，我们应当看得更远，应当更清楚地把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史和认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充分估计刘易斯理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作用的同时，我们又发现，刘易斯理论并不能够成为研究我们在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展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大转型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不能够提升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刘易斯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而非农业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指的是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工资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则指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刘易斯研究的特定阶段或者刘易斯区间中，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是互不包含但具有交集的两个集合。前者包括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以及家仆、摊贩诸类低生产率的劳动者。刘易斯之所以把经济划分为传统与资本主义两部门，就是因为他把那些不从事农业的低生产率劳动者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亦视为自己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刘易斯不但不使用、而且反对农业和非农两部门划分。[1] 最早在发展经济学中划分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应当是拉尼斯和费（Ranis and Fei）。[2] 但正如费古如亚（Figueroa）正确指出的那样，拉尼斯和费的做法误解了刘易斯理论，并把刘易斯所强调的很大一部分非农业的剩余劳动力排除出自己的研究范围。[3]
本书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遵从拉尼斯和费的两部门划分。但在根本点上，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优越于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我们的理由如下：
一、刘易斯论及的剩余劳动力绝大部分存在于农业部门。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相比，其他类型剩余劳动力数量太小；而即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数量上也无法和农业劳动力相比。上一章所举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例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二、即使按照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设想，其它非农剩余劳动力类型亦可以视为农业劳动力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的过渡形式；
三、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时间长度上远远超越剩余劳动力转移。即使在刘易斯设想的典型农业中，剩余劳动力亦仅仅构成农业劳动力的一个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结束了，非“剩余劳动力”的农业劳动力依然需要转移；所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绝非剩余劳动力转移所能概括的现象。
四、剩余劳动力概念缺乏任何对应或大体相应的统计学指标，因此无法经由统计资料获得相关数据。这样，剩余劳动力概念也就无法应用于经验研究。相反，具有广泛共识的农业和非农劳动力统计数据不难获得。
五、剩余劳动力和与此关联的传统与资本主义部门划分缺乏相应的产品和与产品相联系的价格数据。本章第一节在阐述刘易斯理论时，曾经假定传统部门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和整个经济体系劳动力总数给定的特殊情形。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可以想象传统部门产品和资本主义部门产品的市场均衡，而无需特别考虑它们的价格变化。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我们就必须明确引入价格变化。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和相应的统计学上，我们没有任何与这两种产品对应的价格，因此，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范围内，我们便无法研究商品价格变化和由价格变化导致的两部门实际工资变化，因此也无法研究和实际工资变化相联系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当说，正在因为这样的困境，拉尼斯和费也许才不自觉地用农业非农业划分代替刘易斯的传统与资本主义部门划分，并也才引入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来讨论若剩余劳动力（也就是农业劳动力中的“剩余”）的边际产出大于零，这些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和两产品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
六、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无法发展出“剩余劳动力转移率”概念，而后者才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从前科学转变为科学的关键性标志。[4] 我们可以用失业和失业率概念说明这一点。失业概念在经济学说史中有着长久的历史。至迟在17世纪中叶，配第就详细讨论了失业问题和应用公共工程缓解失业的可能性。[5] 十九世纪的李嘉图和马克思开始把失业视为经济的内生问题，但直到二十世纪，失业率才作为一个明确概念出现在经济学研究中，[6] 失业研究才进入了严格的经济分析阶段。因此，从失业到失业率，经济学家用来二百多年时间。然而，从失业到失业率的“飞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概念可以转化为统计指标以及统计学本身的进步。可剩余劳动力概念无法转化为统计指标因此也无法发展出剩余劳动力转移率概念。这样，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便也无法成为科学并用于经验研究。应当说，正是这一根本缺陷，刘易斯理论不可能在重视经验研究的现代经济学发展潮流中立足。
最后，我们证明前面提出的第三个理由，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时间长度上超越剩余劳动力转移。我们证明的途径是两部门劳动生产率趋同的历史经验。首先，我们扩展图5.1来说明刘易斯的两部门生产率趋同论点，这就是下面的图5.2。该图中的L和MP分别代表劳动和其边际产量，上标A和N代表农业和非农业，w 代表工资而 wE 指示生存水平工资，T指示刘易斯拐点。图5.2中的曲线wETW 代表刘易斯的工资理论。我们在图5.2内加入三条农业劳动边际产量MPA曲线。它们在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起点上分别为正数、零和负数，代表刘易斯提及的初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三种可能性。[7] 这些曲线最初都远远低于wE和MPN曲线。刘易斯认为MPA在剩余劳动转移过程中不断提高并在刘易斯拐点上追平MPN，剩余劳动力亦在刘易斯拐点完全消除。图5.2显示了这一点。所以，对刘易斯来说，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和剩余劳动力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消失标志着剩余劳动力消除；剩余劳动力消除意味着两部门生产率差距的最终收敛。在这个意义上，刘易斯二元分析方法仅仅适用于剩余劳动转移过程，而剩余劳动转移又代表了劳动力转移的全部过程。
图5.2 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扩展自刘易斯（Lewis, 1954, p. 151）的图3。
今天，借助于比刘易斯时代更完善的经济统计，我们知道农业劳动生产率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中也远远低于非农业生产率，但刘易斯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在发达国家久已消除。因此，在这些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远未结束。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图5.2中添加一条农业生产率曲线MPA*。假设MPA*曲线从初始点出发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可以发现，一旦离开初始点附近区域，MPA*曲线比刘易斯的MPA曲线更接近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历史演进路径，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很快，但它不仅仅在刘易斯区间内始终低于非农生产率，而且在刘易斯拐点以及之后很长时期内依然低于非农生产率。事实上，即使观察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农劳比低于10%的国家，我们亦无法肯定这些国家农业和非农劳动生产率差距是否会在比如未来五十年内消除。[8] 因此，生产率差距和剩余劳动力两者应当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维度：它们不可能同时消失。在刘易斯拐点右侧，剩余劳动力不再，但生产率差距犹存。由于在该拐点右侧，劳动力依然需要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转移，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不能仅仅局限于剩余劳动转移；相反，剩余劳动力如果存在，它的转移亦仅仅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初阶段。所以，即使为了理解剩余劳动力转移，我们也需要超越刘易斯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注释：
[1] Lewis, 1954；1968.
[2] Ranis and Fei, 1961.
[3] Figueroa, 2004.
[4] 在研究中，讨论一个现象是一回事，对这一现象应用可定量的概念分析是另一回事。无论劳动力从传统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还是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都离不开劳动力转移率这个基本概念。缺乏转移率概念，转移的经济分析便难以实现，转移理论也就只能停留在“前科学“阶段。
[5] 配第，1662/1979。
[6] Card，2011.
[7] Lewis, 1954, p. 191.
[8] 图5.2中的MPA和MPA*曲线都指示农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农生产率增长更快。这一点既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理论结论，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的经验事实。理论方面，参见胡景北，2008。历史方面，参见Ngai and Pissarides, 2004；Duarte and Restuccia, 2010。其中，Ngai and Pissarides估算了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部门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在1869和1998年之间，美国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高于制造业、更高于服务业的相应速度。Duarte and Restuccia研究的时期较短。他们发现在1956-2004年间，美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8%、2.4%和1.3%。他们并且发现这样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次序出现在他们研究的29个国家样本中的23个国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