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作为中国经济特征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第六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6 作为中国经济特征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1]

本书第一章曾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人类大历史中一个特定阶段即非农化转型阶段的现象。本章前面几节进一步指出农业劳动力和非农就业增长并由此而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不过，这一联系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显然，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又仅仅出现在非农化大转型中期阶段。在非农化早期阶段，虽然转移规模不大，但相对于该时期尚少的非农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转移依然可能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应当仅仅在各国非农化的早期尤其中期阶段特别重要。由于各国非农化转型的起点和速度相差很大，所以，在同一段时间内，各国的非农化进程不同，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的联系强度亦有别。本书之所以以中国为代表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正是因为在最近二十多年内，中国处在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时期。就此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在最近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2] 特征要在比较中认识。本节将比较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其他劳动市场变量在中国和美国、德国的宏观经济学意义。如果把一个经济的生产部门分成农业和非农业两个次部门，则宏观经济学的劳动市场有四大变量，即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非农劳动力、失业。它们是存量，表示在某一时点上经济体系所拥有的总劳动数量和其在农业、非农业与失业三者之间的配置。由这些存量派生出的流量包括这四个存量的增量和劳动力在农业、非农业、失业三者之间的转移。我们先观察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和失业三个存量在中国、美国和德国的数量关系。表6.6列出了这三个国家在2010年以及美国在1933年的相应统计资料。为了在中国和美国、德国之间比较，我们需要这些存量的比率数据。我们用农业劳动力与失业分别除以总劳动得到农业劳动比重即农劳比和失业率。表6.6显示2010年中国的农劳比依然高达36.3%，而美国、德国仅为1.4%或2.0%。另一方面，失业率在中国只有很低的1.1%，但在美国与德国却分别达到9.6%与6.7%。把这两套数据联系起来，我们发现2010年失业与农业劳动力的比率在中国仅为2.3%，可在美国与德国竟然分别超过了670%和340%。失业与农业劳动力比率的这样巨大差别足以说明失业与农业劳动力的经济与社会意义在中国和美国、德国之间不可同日而语。这样巨大的区别并非崭新现象。对比中国2010年和美国1933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尽管有着77年的时差，两国在上述三个指标上依然存在巨大差别。事实上，早在1933年，美国的失业群体已经在数量上超过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当年美国农劳比不足20%，但失业率却几达25%；失业对农业劳动力的比率亦超过了100%。^[3] 中国2010年的失业与农业劳动力数据无疑有不确之处，但即使如此，中国2010年失业总量低于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估计还是可信的。^[4] 表6.6同时指出用农劳比指标衡量，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在2010年还没有达到美国1933年的水平。

表6.6 中国、美国与德国的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和失业1933和2010年

指标	单位	中国	美国		德国
		2010	1933	2010	2010
总劳动力	百万	770.1	51.6	153.9	42.5
农业劳动力	百万	279.3	10.1	2.2	0.8
失业	百万	9.1	12.8	14.8	2.9
农劳比	%	36.3	19.6	1.4	2.0
失业率	%	1.2	24.9	9.6	6.7
失业与农业劳动力比率	%	2.3	129.1	672.0	341.6

注：失业率=失业/总劳动力，失业与农业劳动力比率=失业/农业劳动力。表中绝对数经过四舍五入，相对数按资料来源中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附录2，数据附录3。美国：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数据附录 5；失业：美国总统经济报告（ERP），2016, Appendix B. Table B-11。德国：总劳动力、失业：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12, Tab. 12.1.1; 农业劳动力：Statistisches Jahrbuch 2011, S. 75。

不过，大量劳动力存在于农业不一定成为经济问题。150年前，绝大部分劳动力务农是中国的正常现象，没有人把它视为经济问题。然而，大量劳动力转出农业一定会成为经济问题和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区别仅仅在于150年前它被认为是应当阻止的事情，而今天被视为应当鼓励的现象。所以，农业劳动力众多或者说劳动力众多的说法，和转出农业的农业劳动力众多的说法相比，太过于一般。现阶段中国经济主要特征是劳动力众多的说法，应当精确表述为农业劳动力众多，而后者又应当进一步精确表述为转移出农业的劳动力众多。这里，重要的不是存量，而是流量。在经济学中，农业劳动力是时点存量，农业劳动力转移是时期流量，与此对应，劳动力增量和失业增量也是时期流量。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总劳动力以及失业的数量比较应当是转出农业的劳动力和总劳动力增量与失业增量的比较。我们在表6.7中列出了中国和美国、德国的若干劳动变量的流量数据。注意该表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是根据一国的农业劳动力和总劳动力两者的自然增长率相等的假定求出的，因此它仅仅是该国最低可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尽管如此，该表中的中国数据依然显示了中国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事实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数量上对总劳动力增量和失业增量两者的绝对优势。在2010年，中国转出农业的劳动力超过了一千万，而失业和总劳动力增量各自仅有13万和264万，且失业增量还是负数。所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不但远远高于同期中国失业增量的绝对值，甚至远远高于同期中国新增的劳动力总量。相反，失业增量的绝对值在中国小得几乎微不足道。它仅仅占到总劳动力增量的4.9%和农业转出劳动力的1.2%，对非农部门和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完全不具有重要性。^[5]

表6.7 中国、美国和德国的总劳动力和失业增量与农业劳动力转移1933和2010年

指标	单位	中国	美国		德国
		2010	1933	2010	2010
总劳动增量	万	264	59	-25	-9
农业劳动力转移量	万	1059	20	-11	1
失业增量	万	-13	77	56	-33
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与总劳动增量比	%	400.9	32.9	42.1	9.5
失业增量与总劳动增量比	%	4.9	130.5	221.3	377.0
失业增量与农业劳动力转移量比	%	1.2	385.0	526.1	3959.7

注：表中绝对数经过四舍五入，相对数按照资料来源中数据计算。比率若负数则取绝对值。

资料来源：同表6.6。

美国和德国的情形与中国相比正好处在另一极。表6.7的数据指出，无论在1933年还是2010年，就绝对值而言，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都仅仅是失业增量的一个零头；同时，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也远远小于同期美国总劳动力增量。然而，美国失业增量不但远高于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它亦高于总劳动增量。德国2010年的情形和美国类似。所以，在投入非农生产的劳动资源的数量变化中，来自失业群体的劳动力在1933年的美国和2010年的美国与德国显然最为重要，总劳动增量次之，而农业劳动力转移最不重要，在2010年甚至根本无足轻重。显然，在2010年，上述三个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在中国正好与它们在美国和德国的排序相颠倒。因此，与失业和失业增量相比较，中国经济在农业劳动力众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巨大这两点上区别于欧美经济的特征是十分清楚的。就此而言，正如从宏观层面上研究欧美经济离不开失业变量那样，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中国经济同样离不开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个经济变量。

1. 本节和下一节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胡景北，2012，论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载：《学术界》2012年第9期第5-15页。 ↑
2.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特征，张培刚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大”、“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三个特点，希望据此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来应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厉以宁指出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非均衡，包括企业缺乏活力引起的非均衡；即使通过改革消除了后一类非均衡，中国经济仍将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动态失衡。林毅夫、蔡昉与李周则强调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力众多。在这些观点中，张培刚的观点失之笼统，其三大特点难以严格定义。比如，胡景北曾证明了世界银行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定义与经济学研究需要的“发展中经济”概念不是一回事。厉以宁指出的“非均衡”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实际经济体系的特点。但对非均衡的研究须以均衡研究为前提；不明了均衡，非均衡既无法定义更无从研究。林毅夫等学者强调的劳动力众多确实是中国经济区别于欧美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劳动力众多是中国经济的长期现象，它并不必然地能够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尤其短期波动联系起来。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劳动力是否“众多”难以严格定义。 ↑
3. 不过，美国的失业率后来又重新低于农业劳动力比率，一直到1971年，前者才最终超过后者。美国失业率参见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16, Appendix B. Table B-11；美国农业劳动力比率参见本书数据附录 5。 ↑
4.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2010年3月曾说中国有两亿失业。但即使如此，它依然少于当年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同时，他的这一数字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参见网易新闻，2010。同时可参见蔡昉，2009。 ↑
5. 由于失业群体是城镇户籍人口中最为贫困的人群，所以虽然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总劳动增量相比，失业增量的宏观经济意义不大，但它对失业者个体和家庭的经济意义很大，同时并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