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前，也就是今年四月份的复活节，我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正式皈依天主教，成为一名天主教徒。
作为天主教徒，我和普通人一样，和以前的我也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我现在信仰了天主教。
“天主”是英文God或德文Gott的中文翻译，相应的中文译名还有上帝、上主、主、神等许多。它的含义和我国古人说的抽象的“天”类似。天主教简单地说就是相信世界上有并且仅仅有一位不生不死、至高无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即天主。他不但从形体上创造了宇宙和人类，同时还赋予人类道德即人性。他直接关心每个人类个体并对他们的行为做出最后审判。他让道德完满的人和道德不完满甚至犯罪但愿意悔改的人的灵魂进天堂，让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死后入地狱。而天主教徒就是信仰天主的人。
天主教的教义体现在《圣经》中。《圣经》是给普通人读的，谈不上艰深。读《圣经》比读孔夫子的《论语》要求的文化水平更低。不过《圣经》的中文翻译比较晦涩，尤其是书中许多人物的姓名、许多地方的地名翻译非常不适合现代中文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人的语言习惯，所幸天主和耶稣的译名很顺口。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受到中国敬天重德传统无所不在的影响。事实上，无论中国的独裁专制如何强大，无论成体系的外来宗教如我现在相信的天主教以及基督教（两者尊奉的是同一部《圣经》）、佛教、伊斯兰或者其他宗教如何强大，我所受的中国传统影响都是无法消除的。记得年轻时作为所谓“知识青年”即知青到农村生活。有一次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农村的行政村）召开知青会议，也许宣布了点对知青的优惠吧，我随口讲了句“谢天谢地”，便遭到另一位知青的批评，说是不应当讲谢天谢地，要讲谢共产党谢毛主席。其实，在毛泽东政府的思想专制下，我那时已经相信毛泽东并把他当成神，每天祝福他万寿无疆。可是，我仍然会下意识地说出“谢天谢地”这样的体现中国传统观念的语言。
今天我不再年轻。我决定皈依天主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强化自己幼年从父母亲那里受到的敬天重德教育。在我国传统中，虽然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他语“天”，称自己到五十岁方知“天命”。他指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甚至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只有“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孔子知天命，但他没有解释天命是什么。后来的国人逐渐把“天”视为至高无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甚至多少拟人化了，因此在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屈尊在“天”之下并自谦为“天子”。但也只有皇帝能够“自谦”为天子，其他任何人若自称天子便是谋反。世上发生什么灾荒，皇帝便要带领臣民向“天”告罪求赎。岳飞受了冤枉，临死前呼喊的是“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甚至连改朝换代都是天命。新的朝代是顺天承运；造反者是“替天行道”。我在本月份写的一篇关于辛亥革命百年的短文中引用了清廷退位诏书，其中说的退位理由就是共和乃天命。至于普通百姓更笃信天命。孔子后人虽然没有发展出类似天主教、伊斯兰教那样系统的宗教体系和组织，但从生辰八字到“三尺头上便有神灵”的警句表明天命说、天谴论始终是中国民间宗教的主流，警告着人们约束自己、不得张狂。
当然，到我少年和青年时候，孔夫子被打倒成孔老二，佛教、天主教都成了禁忌；无神论、唯物主义成了中国人唯一的“主义”。，在“妻子揭发丈夫、孩子揭发父母”的时代，普通老百姓甚至在家里也不敢提及天命和神灵。但无神论仅仅是表面现象，统治者把自己变成神才是实质。美国人斯诺(Snow)有一次被毛邀请到天安门看游行。看到疯狂崇拜毛的游行者，了解天人之别的斯诺对毛说人民把他当成上帝了。据说毛对答曰人民是要上帝的，没有上帝他们也会创造出上帝。可见毛自以为上帝，并且超过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因为皇帝还只是“天子”，而毛是“天”。所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比“天”还大，自然不用畏惧天命、不用担心天谴。而被毛冤屈致死的邓拓临死前的呼喊也成了“毛主席万岁”。
今天，如同利比亚人把“句句是真理”的卡扎菲的绿宝书扔入垃圾桶一样，中国人实际上也把毛的红宝书扔入了垃圾桶。不过，当初自以为比天高的专制者虽然摔落在地，可畏天命的君子之道和人性传统的恢复却依然非常困难。我自己从抛弃毛泽东崇拜到重温中国传统再到接受天主教亦走了二十多年的心路。今天我是天主教徒，我不再自以为是地想象“人定胜天”；我不再把自己取得的一切看成个人的成功，不再把没有取得的一切视为个人的失败；我不再有恨，亦不再戚戚。天主教让我常常审视自己、宽容他人；天主教让我体会神的爱和人的爱；天主教让我感恩和心宁。我当然继续会说错话做错事，但按照没有恨只有爱的天主教要求，我应当会比过去的我做得更好。
“夜话”2011年第19期，201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