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农业平均产量工资的理性
经济学的标准工资理论是边际产量决定工资。本书则把农业工资视为平均产量工资。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毫无疑问，边际产量是农业劳动力或农户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考虑一个农户。他把自己的时间配置到劳动和闲暇（或非劳动时间）两个用途上，以便获得最大的经济幸福或效用。劳动挣得收入，收入购买消费品。但劳动辛苦。因此，农户如何在劳动和闲暇之间配置时间，首先取决于他对消费和闲暇两者孰轻孰重的偏好。尽管各个农户的偏好不同，但我们依然可以为他们列出一个一般性的偏好方程即
(7.23) U=U(C, LE)
其中U、C和LE分别代表效用、消费和闲暇，且
(7.23a) dU/dC>0, dU/dLE>0
(7.23b) d2U/dC2<0, d2U/dL<0
(7.23a)表示消费和闲暇越多越好，(7.23b)则表示随着消费和闲暇越多，新增加一单位消费或闲暇带来的效用越小。由于增加消费或闲暇必须以减少闲暇或消费为代价，因此若令U为常数并从(7.23)中解出C，我们得到
(7.24) C=C(U, LE)
且
(7.24a) dC/dLE=(dU/dC)/(dU/dLE) <0
(7.24)的图形便是下面图7.8内用LE-C坐标度量的效用无差异曲线U，其中曲线位置越高，效用U越大。注意图7.8的横轴表示农户可支配的总时间T，T是常数。LE以横轴右侧为起点，劳动L以横轴左侧为起点。因此，图7.8中的LE-C坐标系是正常情形的逆时针180度旋转后的情形。图中的Y曲线是我们熟悉的农业生产函数。我们假设农户产量全部被其消费，因此Y=C。生产函数确定了农户在不同劳动投入时可能取得的最大产量或消费，效用函数则确定了农户在消费和闲暇之间的偏好。因此，农户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是点D，即投入劳动L=R，产量YD，消费CD=YD，闲暇LE=T-R。点D的标志是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斜率绝对值相等，即农户在消费和闲暇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农户劳动的边际产量。可见，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边际产量可以帮助农户确定最优时间配置和最优消费。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想象农户减少一单位闲暇时间而劳动的收入是该单位劳动时间的新增产量即边际产量。因此，边际产量可以视为劳动报酬或工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农业劳动的工资由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决定。
现在我们考虑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假定该农户可以在从事农业的同时亦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并假定非农工资由外部决定。此时，农户需要在农业、非农业和闲暇三者之间配置时间以取得最大效用。为了清楚地理解农户此时的决策，我们有必要列出一个模型如下：
(7.23) U=U(C, LE)
(7.25) C=Y+W
(7.26) Y=f(L)
(7.27) W=wLN
(7.28) L+LN+LE=T
其中W为非农劳动工资收入，w和LN分别为工资率和非农劳动。仍然假定农户消费其所有收入，我们将(7.26)-(7.28)代入(7.25)得到
(7.29) C= f(L)+wLN
= f(L)+w(T-L-LE)
代入到(7.23)得
(7.30) U=U[(f(L)+w(T-L-LE), LE]
解出最大化条件为
(7.30a) dU/dL=(dU/dC)[df(L)/dL – w]
(7.30b) dU/dLE=-(dU/dcC) w +dU/dLE
令(7.30a)和(7.30b)等于零，整理得
(7.31a) df(L)/dL =w
(7.31b) (dU/dLE)/(dU/dC) =w
(7.31)两个方程是农户为取得最大效用而在农业和非农劳动及闲暇三者间配置时间的标准，其中(7.31a)指出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工资，(7.31b)指出闲暇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工资。因此，非农劳动的机会导致工资概念，而工资概念一旦出现，农户的最优决策或最优劳动分工便决定性地受到工资影响。
我们用图7.9说明这个模型。首先，我们引入向右上方倾斜的工资直线w。注意w直线在LE-C正常平面上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该直线可能在农户原先的最优选择点D同时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相切，此时，(7.31)两个标准满足，农户按照最大效用投入的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正好等于非农工资，所以该农户不为非农劳动机会所动，而继续其原有的劳动配置决策。但是，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一般情形是非农劳动工资高于农户原先最优决策时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因此，农户为取得更大效用将把一部分时间配置到非农劳动。图7.9描述了这样的情形。假设非农工资为wE，农户在点D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低于非农工资，农户将减少农业劳动并把这部分时间转而用于非农产业，一直到农户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工资的点E为止。在农户转移部分劳动时间到非农业的过程中，农户收入将上升，若农户的收入和闲暇相对偏好不变，农户根据效用函数与工资线的切点I配置劳动和闲暇时间。假如农产品的价格为1，农户投入农业劳动Q获得农业产出为YE，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为V-Q，非农工资收入(V-Q)w，农户总收入等于总消费，即CE=YE+(V-Q)w。在图7.9中，农户增加劳动时间以取得更多收入。农户虽然为新增收入而减少了闲暇，但农户效用从U1提高到U2，显然，农户从增加收入中获得的消费效用大于农户因减少闲暇而失去的效用。不过，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边际产量的作用：农户最优化决策要求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工资。
到现在为止，我们限于证明边际产量工资的意义。但是，正如马歇尔当年在其经济学集大成的著作中强调的那样，边际分析是以连续原理为基础的。[1] 农户逐渐减少农业劳动时间而增加非农劳动时间是个连续过程，因此适合于边际分析。我们再次观测图7.9。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工资应当不断上升，w曲线越来越陡峭，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相应地越来越少，非农劳动时间越来越多，农户获得的效用越来越大。但是，在这个连续过程中，农户始终保持着兼业而不完全离开农业。这是因为，如果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那么只要农业劳动时间不接近于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便始终低于其平均产量，农户把劳动时间完全配置在非农业就会导致收入以及效用损失。例如，如果上升了的工资线wF和生产函数在点F相切，农业劳动投入为P，此时农业劳动边际产量为tgβF，明显小于平均产量taαF。此时，如果农户保持兼业，农户的总收入为
C兼业=YF+w(S-P)
=P·taαF+wF(S-P)
=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农业劳动时间+非农工资·非农劳动时间
如果农户按照边际产量工资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他的收入则为
C转移=P·taβF+wF(S-P)
=农业劳动边际产量·农业劳动时间+非农工资·非农劳动时间
显然，
C兼业>C转移
因此，相应于非农工资wF，农户的选择是兼业而非转移。这里，农户兼业收入高于转移收入的原因在于农户兼业时按照农业劳动平均产量计算自己的农业劳动报酬。如果在相应于F的时点上，农户准备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则非农产业的工资至少不能低于他的农业平均产量工资。就此而言，一旦农户跳出连续性调整农业和非农业劳动时间配置的框架，农户所面临的决策便是一次性完全转移出农业的决策。这是一种突变。对这一突变，农户要求的应当是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工资，也就是说，只有当非农工资不低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时，农户才愿意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为了研究的方便，本书在下面将把这个条件表述为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有时也表述为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
由于本书的研究完全不考虑劳动力同时从事农业和非农生产的兼业情形，而专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对于本书来说，更为恰当的农业工资命题，应当是平均产量工资命题。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表明，绝大多数农民选择了完全转出农业而非兼业，因此，非农工资在经济史中应当至少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本书第四章指出的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又在经济上为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创造了条件。所以，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中，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的命题既符合个体决策者的经济理性，亦应当符合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实际状况，并且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提供了前提。[2]
注释：
- 马歇尔，1890/1964。 ↑
- 显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决策和其作为农户的日常生产与消费决策所参照的系统不同，因此，转移决策所考虑的平均产量工资，与日常决策所考虑的边际产量工资可能是相容的。另一方面，对务农者的研究表明，无论这些劳动力是农民（peasants）还是农业从业者（farmers）还是其他群体，他们都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的“理性人”，例如都不区分至少不严格区分自己的资本投入收入和劳动投入收入。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非农化转型是人类大变革的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务农者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对世界和对自身认识本身的变化。关于农业平均产量工资的假设，笔者曾经解释如下：“如果说，当一个自耕农经济从其前资本主义形式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绝大部分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这个假设还能够比较好地模拟现实。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转移到现代产业就业，这个假设的有效性也就越来越动摇。因为，在自耕农制度下的经济发展中，离开农业的劳动力将出售或出租或出让自己原有或现有、但自己不再耕种的土地给继续留在农业的劳动力耕种。这样，土地的价值即“租金”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在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的同时，资本开始进入农业。当个体农业劳动力自己的资本投入还很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把资本投入仅仅视为生产的一种‘流动成本’并在产品价值中回收，就像他们对待容易损坏、所以每年必须在地方集市上重新购置的镰刀那样。然而，随着劳动力的转出，农业资本投入日益增加，农民的‘机会成本’意识将浮现并且增强起来，资本的价值或‘利润’开始出现。最后，在土地的出售、出租和出让过程中，一部分农民可能获得远远超过自己耕种能力的大量土地。即使引入大型农业机械，他们也必须雇佣季节性帮工来耕种。这样，严格意义上的‘工资’开始出现，农业生产者和农业工人开始分离。所以，一个农业劳动者或者自耕农或者农业生产者将逐渐淡化他们原有的意识，即他们的全部净收入仅仅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在决定自己是否转移到现代产业的时候，他们用以和现代产业工资相比较的农业收入，可能也不再是他们的全部净收入。所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农业生产从前资本主义形式向资本主义形式的转变。事实上，即使仅仅对农业劳动者、生产者而言，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必然地又是一场制度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的过程，是农业生产的社会制度、农业生产者劳动者的思维方式、农业生产者劳动者作为大写的‘人’本身的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稳定的，人的行为模式尤其不可能稳定不变。所以，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离开其初期阶段、但还没有达到终期阶段的长时间里，我们对农业劳动者生产者的任何行为假设，都必然是过渡性，并且不可能适用于经济体系在我们研究的时点上的所有农业劳动者生产者。”参见胡景北，2008，第9页。关于农民理性，参见例如Schultz，1964；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变化，参见例如陆桔利（2007）关于主动务农农民的调查和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