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中国改开四十周年纪念系列（1)

今年是我们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当年中国改开的世界背景和了解一下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显然，讨论这个问题最适宜的出发点，是比较中国改开和前苏联改革的世界背景。和中国一样，前苏联的改革也肇始于领袖的去世—―在中国是毛泽东、在前苏联是斯大林。和中国一样，最初接替领袖的人迅速下台，新人—―在中国是邓小平、在前苏联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然而，赫鲁晓夫上台的1953年，正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世界潮流汹涌澎湃的时候：当世界头号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于1950年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熊彼特题为“大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文章时，有多少经济学家不憧憬社会主义？有几个人不相信苏联已经消灭了所有社会矛盾，正迈向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当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有多少人不相信苏联将在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取胜？世界舆论包括美国舆论充满了对麦肯锡反共行为的愤慨，可有几个人对苏联镇压反共行为表示过不满呢？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再想改革，再猛烈地批判斯大林，他也不可能想到，要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把前苏联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同样，在全世界都看到苏联经济竞赛失败的时候，在北越军队占领南越并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名义下逼迫无数难民漂浮海面（连中国政府当时也抗议了）、让全世界前几年还高举胡志明画像声援北越的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并用“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屠杀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口包括大部分柬埔寨华侨的时候，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失去吸引力的时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再次进入兴旺和扩张时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把中国引上赫鲁晓夫的改革道路：中国几乎只有向西方靠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条路可走，如果——就像四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不想“亡党亡国”的话。

今天回顾四十年来的中国和世界变迁，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合，看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关联。虽然中国经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大规模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从1978年以后，中国就努力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比如争取加入在这之前被视为敌对势力的世界银行（并在1980年加入），向它们提供当时仍然在本国保密的统计数据，寻求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项治国建议，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来中国投资，派遣自己的官员和青年去资本主义世界学习。

中国是幸运的。上天眷顾中国，让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早赶上了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潮流。只有长期苦于英国病折磨的撒切尔夫人于1978年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侧和中国的邓小平遥相呼应。里根在美国、科尔在西德都还迟了一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1986年、前苏联1988年开始改革。高举反资本主义大旗的印度、埃及等国家，到前苏联彻底垮台后才开始改革。所以，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过程中抢得了先机。别小看这十年或八年的先机，它让中国在最近四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中拔得了头筹，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序远远超过四十年前先于中国的许多国家。而几乎其它所有不发达国家（比如印度、越南等）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都比中国更犹豫、更缓慢。

更准确地说，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是在中国榜样的带动下，开始自己靠拢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中国的榜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具有可比性。欧美诸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上新自由主义，本来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帝国主义本性所致，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反攻；同时，欧美本属发达国家，其经济的兴旺与否、怎样兴旺与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无涉：不发达国家本来就和英、美存在巨大差距；这个差距是否会继续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大多数领导人来说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撒切尔新政带来的英国经济增长和里根新政带来的美国低通货膨胀，对他们都毫无触动。可中国和英、美不同。对几乎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可资比较并且更为贫穷的国家。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历史，没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历史，中国的贫穷与计划经济也和其他穷国一致。从苏联开始，建立计划经济就是避免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常常在西方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极左理论家来说，不发达国家要搞市场经济，这些国家的商品、资本就必然要和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联系起来，因此必然要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所以不发达国家不应该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顺理成章地被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奉为国策。

在中国之前，尽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通过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改变了贫穷的面貌，但对世界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领导人来说，对世界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亚洲四小龙仅仅是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共前沿基地而已，其繁荣亦是英、美援助的产物，它们甚至可视为英、美的一个郡或州，因此，它们对其他不发达国家没有示范作用。可中国不同。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投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主要发展资金显然来自内部，用国际援助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更别说早就接受国际援助的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从没有改变过国内的贫困。1978年后中国贫穷的迅速缓解、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只能从中国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和外部的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来解释。

比如，英美国家货架上的琳琅满目，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象征。但刚刚还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苦于缺乏生产能力的中国，刚刚所有消费品还极度短缺、几乎所有日用品都得凭票供应的中国，刚刚还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中国，几年之间，商店就摆满了货物，票证就失去了价值、居民脸上就褪去了菜色。这才是奇迹。每一个到中国参观的外国领导人都震动了。从最早参观北京大学院墙外农贸市场的撒切尔夫人，到柏林墙倒塌之前参观北京的戈尔巴乔夫，还有无数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为中国货架突然变得琳琅满目、中国人竟然能够吃饱饭而震撼。最后，中国最贫穷的人口—–农民还从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和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直接获得了十分明显的好处：绝大部分农民不但能够吃饱饭了，而且，他们还能够自主地离开村庄外出打工，也就是能够直接和资本相结合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贫穷人口的减少，几乎全都是因为中国减少了吃不饱饭的城市人和乡村人。

在中国的榜样面前，没有一个原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到触动、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不感到震动；在中国的榜样面前，原先占据世界舆论主流的极左理论，像经济学中的依附理论、马克思理论、帝国主义理论、自力更生理论，还有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以及许多亮眼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文化理论，或者说，所有这些占据世界舆论主流地位、以反资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理论顿时失去了光泽。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化或者任何理论来说，事情变的很清楚：不搞市场经济、不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贫穷就无法改变；而在任何国家中、任何文化下，大多数人总是不情愿贫穷的。我自己在毛泽东政权时之所以安于贫穷，是因为我相信了毛政府无孔不入的“忆苦思甜”宣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宣传、自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宣传。生活在其它贫穷但不封闭信息的国家中的人，相信了反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关于贫穷只能慢慢改变、而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是改变贫穷最好方式的理论。所以，中国大部分人口在1978年以后迅速脱离吃不饱饭的绝对贫穷，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中国的奇迹，从根本上推翻了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的发展观念，从根本上推动了从原东德横跨原苏联直到越南柬埔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推动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每一个不发达国家的转变。

正是在中国的带动下，国际资本从不发达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恶魔，变成迎之唯恐不恭的贵宾；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和国际资本结合；全世界走出农业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步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今天，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第一次遍及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从主导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扩展为全面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所以，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之一，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际上成了推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带动世界各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头羊。没有1978年中国的改变，没有中国从内部出发的对绝对专制的放弃和对西方社会的开放，仅仅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革命，仅仅发达国家走向新自由主义，全世界不会走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主义体系；全世界（包括最贫穷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不会有那么多人脱离贫穷；全世界也不会有那么多农民转移到城镇。而世人现在看到的，更可能是欧美重现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中国和世界大部分国家依然停留在国际潮流之外，停留在贫穷之中，当然也停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

“夜话”2018年第13期，2018年10月29日

注：本次发布时略有文字改动。2024年8月20日

[以上是美西时间2024年8月20日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版本。以下是最初发布的版本]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1978年中国改革的世界意义

今年是我们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当年中国改开的世界背景和了解一下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显然，讨论这个问题最适宜的出发点是比较中国改开和前苏联改革的世界背景。和中国一样，前苏联的改革也肇始于领袖的去世—―在中国是毛泽东、在前苏联是斯大林。和中国一样，最初接替领袖的人迅速下台，新人—―在中国是邓小平、在前苏联是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然而，赫鲁晓夫上台的1953年，正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世界潮流汹涌澎湃的时候：当世界头号经济学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于1950年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熊彼特题为”大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文章时，有多少经济学家不憧憬社会主义？有几个人不相信苏联已经消灭了所有社会矛盾，正迈向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当苏联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有多少人不相信苏联将在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取胜？世界舆论包括美国舆论充满了对麦肯锡反共行为的愤慨，可有几个人对苏联镇压反共行为表示过不满呢？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再想改革，再猛烈地批判斯大林，他也不可能想象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并把前苏联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同样，在苏联不得不承认经济竞赛失败的时候，在北越军队占领南越并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名义下逼迫无数难民漂浮海面（连中国政府当时也抗议了）而让全世界前几年还高举胡志明画像声援北越的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在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并用”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屠杀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口包括大部分柬埔寨华侨的时候，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思潮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口号失去吸引力的时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再次进入兴旺和扩张时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把中国引上赫鲁晓夫的改革道路：中国几乎只有向西方靠拢、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条路可走，如果—―就像四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不想”亡党亡国”的话。

今天回顾四十年来的中国和世界变迁，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融合，看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关联。虽然中国经济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大规模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从1978年以后，中国就努力发展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比如争取加入在这之前被视为敌对势力的世界银行，向它们提供当时仍然在本国保密的统计数据，寻求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项治国建议，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来中国投资，派遣自己的官员和青年去资本主义世界学习。中国是幸运的。上天眷顾中国，让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早赶上了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潮流。只有长期苦于英国病折磨的撒切尔夫人于1978年在欧亚大陆的另一侧和中国的邓小平遥相呼应。里根在美国、科尔在西德都还迟了一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1986年、前苏联1988年开始改革，印度、埃及等反资本主义的国家到前苏联彻底垮台后才开始改革。所以，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过程中抢得了先机。别小看这十年或者十五年的先机，它让中国在最近四十年世界经济增长中拔得了头筹，让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序远远超过四十年前先于中国的许多国家。而几乎其它所有不发达国家（比如印度等）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时都比中国更犹豫、更缓慢。

更准确地说，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是在中国榜样的带动下开始自己靠拢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中国的榜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具有可比性。欧美诸国走上新自由主义本来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帝国主义本性所致，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反攻；同时，欧美本属发达国家，其经济的兴旺与否怎样兴旺与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无涉：不发达国家本来就和英、美存在巨大差距，这个差距是否会继续扩大对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撒切尔新政带来的英国经济增长和里根新政带来的美国低通货膨胀，对他们都毫无触动。可中国和英、美诸国的地位不同。对几乎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是一个可资比较并且更为贫穷的国家。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历史，没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历史，中国的贫穷和计划经济也和其他穷国一致。从苏联开始，建立计划经济就是避免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常常在西方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左倾理论家来说，不发达国家要搞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着不发达国家的商人、商品、资本要和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联系起来，因此必然要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所以不发达国家不应该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顺理成章地被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包括中国奉为国策。

在中国之前，尽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通过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改变了贫穷的面貌，但对于世界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领导人来说，对世界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亚洲四小龙仅仅是英、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共前沿基地而已，其繁荣亦是英、美援助的产物，它们甚至可视为英、美的一个郡或州，因此它们对其他不发达国家没有示范作用。可中国不同。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投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主要发展资金显然来自内部，用国际援助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更别说早就接受国际援助的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从没有改变过国内的贫困。1978年后中国贫穷的迅速缓解、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只能从中国内部的市场化改革和外部的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来解释。英美国家货架上的琳琅满目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资本主义过剩危机的象征。但刚刚还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苦于缺乏生产能力的中国，刚刚所有消费品还极度短缺、几乎所有日用品都得凭票供应的中国，刚刚还属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中国，几年之间，商店就摆满了货物，票证就失去了价值、居民脸上就褪去了菜色。这才是奇迹。每一个到中国参观的外国领导人都震动了。从最早参观北京大学校墙外农贸市场的撒切尔夫人，到柏林墙倒塌之前参观北京的戈尔巴乔夫，还有无数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为中国货架突然变得琳琅满目、中国人竟然能够吃饱饭而震撼。最后，中国最贫穷的人口—–农民还从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和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直接获得了十分明显的好处：绝大部分农民也能吃饱饭了并能够离开村庄外出去打工，也就是能够直接和资本相结合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贫穷人口的减少几乎全都是因为中国减少了吃不饱饭的城市人和乡村人。在中国的榜样面前，没有一个原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不感到地震；在中国的榜样面前，原先占据世界舆论主流的左倾理论，像经济学中的依附理论、马克思理论、帝国主义理论、自力更生理论，还有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人类学、哲学理论、历史理论、文化理论，或者说，所有这些占据世界舆论主流地位、以反资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理论顿时失去了光泽。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文化或者任何理论来说，事情变的很清楚：不搞市场经济、不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贫穷就无法改变；而在任何国家中、任何文化下，大多数人口总是不情愿贫穷的。我自己在毛泽东政权时之所以安于贫穷，是因为我相信了毛泽东无孔不入的”忆苦思甜”宣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宣传、自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的宣传。生活在其它贫穷但不封闭信息的国家中的人，相信了反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关于贫穷只能慢慢改变、而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是改变贫穷最好方式的理论。所以，中国大部分人口在1978年以后迅速脱离吃不饱饭的绝对贫穷，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中国的奇迹，从根本上推翻了计划经济和自力更生的发展观念，从根本上推动了从原东德横跨原苏联直到越南柬埔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推动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每一个不发达国家的转变。正是在中国的带动下，国际资本从不发达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恶魔变成迎之唯恐不恭的贵宾，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开始走出村落和国际资本结合，全世界走出农业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步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今天，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第一次遍及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从主导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扩展为全面性的世界生产方式。所以，中国改开的世界意义之一，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际上成了推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带动世界各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头羊。没有1978年中国的改变，没有中国从内部出发的对绝对专制的放弃和对西方社会的开放，仅仅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革命，仅仅发达国家走向新自由主义，全世界不会走到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主义体系；世人看到的更可能是欧美重现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中国和世界大部分国家依然停留在国际潮流之外，停留在贫穷之中，当然也停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

“夜话”2018年第13期，2018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