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利走了！
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善利，那位神采奕奕、谈笑风生的善利，那位和我同龄但看上去比我更年轻的善利，那位几个月前还就要来斯坦福访问的他的老乡的事情而和我联系过的善利，不可能这么快就走的？！然而，事实比任何想象都更为残酷，他确实是走了，永远地走了。
这几天，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善利的形象。我们在北大同窗的二年半、1997年我回国后第一次到他家做客、七、八年前一次两人晚上的交谈、二年前在北大东门外成府路上一家餐馆的告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前那次我的告别竟成了善利和我的永别！
我和善利不但是同龄人，祖籍也相同：他的籍贯是江苏省泗洪县、我是江苏省泗阳县。这两个县大概现在都改称“市”了吧？不过，在我们父辈出生的时候，这两个县还没有分开，还是一个县，因此，说我们的祖籍相同，应当是不错的。
但我和善利迟至1982年才相识。善利聪明过人，19岁就当了中学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断断续续拖了十年的文革终于结束，中国重新开始改革开放，大学重新开始通过考试录取学生，善利亦凭借自己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并在毕业后立即考取硕士生。北京大学是我向往的学校，因此，我在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大经济学系研究生并幸运得中。这样，从1982年2月到1984年7月，我和善利成了北大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同学。我们虽然在1982年初入学，但考生几乎全部来自77级本科毕业生，因此延续“77级”的称呼而被称为“81级”研究生。善利和我同在经济学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方向。这是当年北大经济学系研究生入学人数最多的专业。我们七位入学时的同学若以年龄为序的话，也许是姜斯栋、我、朱善利、赵振强、丁谦、何小峰与王家卓。斯栋兄是经济学系81级研究生班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善利兄是班长，小峰兄早在本科时就发表文章了。我想，这一阵势多少能够反映了当时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热情。
不过，北大对我来说首先是一种气魄，一种建功立业、舍我其谁的气魄。由于在我刚刚离开的南京大学本科班上，围绕比如班干部选举等事情的小动作不断，我对北大气魄的感受特别强烈。在我们研究生班上，每个人都志存高远，对周围事情都看得很淡，都没有想到搞小动作，因此每个人都坦坦然然，大大方方。今天回想，这应当和善利作为班长表率有关。善利本身便目光远大、为人正直，不谋己利。他在专业学习的同时十分关心国家走向、社会变化。那时候，同学在宿舍的聊天话题常常是政治动向、官场百态，尤其是文革中各色人等的表现。
北大的两年半留给我的另一个遗产，是我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南大快毕业时，因为担心分配工作受歧视，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不过，那时候我已经清楚地明白政党和人民、和国家是两回事，已经明白自己不适合加入共产党，因此自知入党动机不正，到了北大，也就不提当年申请的事情了。但善利和斯栋两兄倒比我重视，按他们的说法，这个党我们不加入谁加入，我们这样的人加入了才能够改造党。这样，我在北大加入了共产党。在我的记忆中，善利和斯栋两兄应当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硕士毕业后，善利留在北大经济学系任教，我到上海财经学院（后改名为上海财经大学）工作。那时候，我大约每年都要到北京一次，到北京也都会到北大，都会和善利聚聚。1989年初我去德国留学，经北京乘机前应当也和善利见过。接着就发生了众所共知又噤若寒蝉的1989年六四事件。善利是那次事件的著名人物，是“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团长。我和善利的心是相通的。如果我在国内、在北大，我也会像善利那样义无反顾的。国难当头，拍案而起，正是年轻人的所为，况且像善利这样志存高远而又无一己之利之人，况且又身在北大这旋涡之中心。当然，事件的结果不是善利所希望的。不过，即使到了中国经济取得飞速增长的今天，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我们可能也很难否定，如果当年出现的结果是善利所希望，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也许会比现在更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
1989年后，善利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北大和北大的各位老师尤其厉以宁先生为保护善利尽了大量努力。善利则坚持自己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和其它工作，并由于其学识和正直获得大家的认可。同时，他不忘初衷，始终关心国家走向和前途。虽然那时只能限于私人交谈，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人毕竟重新取得了部分私人空间。就此而言，我对今年中国发生的把毕福剑在私人场合的言论作为处罚根据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担心。对我个人来说，最值得感谢和敬佩善利的，是他在我退出共产党一事上的支持和作证勇气。我退休后要和在美国的家人团聚，需要申请绿卡。然而，申请绿卡者必须退出共产党组织，并需要说明当初入党时的情形且需要有人证明。因为善利的特殊情形，一开始我不打算请善利作证。但一位长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原先同学因为担心和国内的联系受到影响而婉拒我的请求后，我从内心里相信还是善利行。果然，我一向善利求助，他马上为我写了证明。而我和他都明白这件事对他的风险…..
今天，斯人已去，我尚苟活于世。今夜，明月高悬，镜中惜缺善利；清风拂面，胸中空有情思。星际转移，惟明月与清风不变；世事变幻，仅人心和友情长存。尽管我已经在网络上停笔一段时间，可我还是应当为善利写点什么。我想，我能够为善利所写的，也许就是向世人强调善利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志。由于政治原因，大家悼念善利时提及的他的成就，主要是他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这对善利虽然也很重要，但远远不及善利作为“北大教师后援团团长”的成就重要。即使孙冶方奖具有很高公信力，得到孙冶方奖的人也太多而无法不被迅速淡忘；况且孙冶方奖的公信力还有限。而被推举为“北大教师后援团团长”的只有善利一人，其公信力更无可置疑。善利早有鸿鹄之志并自觉磨练自己。事实上，他是经世济国的将才，而非经济研究的工匠。最后他被称为工匠而非将才，既是他的不幸更是我们中国的不幸。而善利在国难当头时的拍案而起，则既是善利的幸运也是中国的幸运，因为它再一次证明一代一代的中国人里都有善利这样的人在。善利是幸运的，历史将记住他！遥想当年北大同窗，谁不希望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迄今为止，也许只有善利做到了青史留名。虽然，善利没有建成功、立成业，但历史记住的更多的是像善利这样为推动历史而悲壮牺牲的人物。
善利，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安息吧，善利！
“夜话”，2015年第12期，2015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