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很容易看到改开四十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例如中国人吃饱饭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不过，对我来说，改开造成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可能比经济成就更为突出。举个例子，一对夫妇在街上搀搀手这个现在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在改开之前可是大错误，属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对夫妇亦可能被视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中的“坏分子”。记得1980年前后报纸曾专门讨论公交车上一对年轻夫妇搀手的行为该不该谴责。而1987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还下发文件，禁唱刚刚传入大陆的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我在纪念改开四十周年的一篇短文中说过，作为改开起步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主要工作不是开创更不是顶层设计后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相反，该次会议完全没有预见到后来的改开。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打破之前无所不在地统治着中国的无限皇权和绝对专制，创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普通中国人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正是这一不算开阔可来之不易、甚至被许多人视为可能转瞬即逝的宝贵空间，为以小岗村包产到户为开端的民间发起的经济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年轻朋友们可能难以想象四十年前绝对专制下的景象。那时候，最高领导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可不是街头巷尾的调侃话，而是报纸上的官方语言。那时候，报纸上书籍上引用最高领导人的话，要特别地用黑体字突出标明的。那时候的大众媒体只有报纸和无线电广播，而每一份报纸的第一版最上方，一定是最高领导人的语录，每一天广播都以对最高领导人的颂歌开始。那时候，一切言论和行为必须以领导人的话为标准；任何背后议论都是反革命罪行；那时候，每个人都必须表示自己生活的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对社会不满、对现实不满，就是对最高领导人的不满，就会受到惩罚。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其它人没有思考空间，任何创意都无从生发。除了最高领导人之外，其他人也没有行为空间，任何与众不同的言行都被视为“封资修”行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行为）。那时候，也谈不同意见，谈主动性积极性，但它们只是在最高领导人绝对正确的前提下讨论如何更好理解最高领导人的某句话，如何主动积极地做最高领导人乐意的事情。超出这个范围的不同意见与主动性积极性都是错误的，严重一些甚至还是反动的。因此，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是天方夜谭。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就是通过公开承认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错误和于此相应的部分制度错误即对最高领导人的无限权力安排，而在事实上打破和放弃了笼罩中国社会的无限皇权和绝对专制。从此，在中国社会，没有一个人再享有无限权力，没有一个人的话再“自动地”成为真理和其它所有人言论与行动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再能够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不敬议论和背后批评，皇权的势力范围从无限蜕变为有限。有限皇权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真理不再被垄断，标准不再被划一，而普通人也终于有了在不同真理不同标准之间选择的权力、甚至有了自创真理自立标准的权利。而只要真理不再被垄断、标准不再被划一，对某个人的忠诚也就不复成立。这是因为，报章宣传的毕竟是忠于真理；而一旦真理不为某一个人所垄断，忠于某一个人的要求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这样，中国的社会环境开始宽松，报纸头版不必一定要刊登领导人语录，书报杂志不必再用黑体突出领导人语录，领导人的话也不再成为普通人言论和行为的唯一标准，普通人也就开始有了思考、言论和行为的自由空间。

回顾一下1978年的“两个凡是”争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真理标准讨论”（即宣扬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随后开始流传的“白猫黑猫论”（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石头过河论”，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出现的真理差异化、标准多元化趋向。其实，从学理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法并不成立。早在1978年，一位稍长我的中学校友、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校友的章铮先生便清楚地批评过该说法的错误。不过，我们国家四十年来津津乐道这一说法的根本原因，是它否定了某位领导人的话“句句是真理”的官方定论，而与学理完全无关。由于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地区的实践都可能与他人、他企业、他地区不同，因此，真理标准的实践论、白猫黑猫论和摸石头论，就为每个人、每个企业和每个地区自行其是提供了根据，也为每个个体的自由空间提供了根据。

真理差异化、标准多元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专门提到这一点。他说：“一听到群众有一些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邓选第二卷第145页）。政治谣言的无罪化意味着人们可以私下议论政治尤其是政治领导人。说私下议论，是因为如果可以公开议论，政治谣言这种现象本身就不会存在了。政治谣言本身只是政治专制的副产品。可是在1978年之前，私下议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被禁止的，甚至会被作为反革命定罪。当然，随着政治谣言的无罪化，“反革命罪”后来也不得不取消。政治谣言的无罪化大大促进了政治谣言的流传，进一步否定了领导人的真理化身，强化了个人自由思考的心理基础。举个例子，在最近三四十年中，每个乘坐北京出租车的人，都可能听过出租车司机对国家大事的侃侃而谈，其所谈内容，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类为政治谣言。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不但否定了政治领袖的真理化身，而且还否定了各级领导人的“正确化身”。在这之前，不但皇权无限，最高领导人是真理化身，而且各级领导人也是正确化身。一个人对某个企业、学校、人民公社或其它单位领导的不满，便是“对组织的不满”，“对现实不满”，便会受到惩罚。因此，关于单位领导人的议论，亦属于“政治谣言”而被打击压制甚至立案追查。那时候流行的政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审查的其实不是被审查对象对最高领导人对国家制度的态度，而是他们对其所在单位领导人的态度。而政治谣言的无罪化，使针对任何级别的领导人的政治谣言都不再受到制度性的追查。实际上，在最近四十年中，许多中国普通人也许很少听到关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谣言，但一定常常听到关于某个单位某个地区领导人的政治谣言。而所有这些政治谣言的社会作用之一，就是把一个人正确性从绝对化变成相对化，就是让每一个人开始思考和自我判断。

政治谣言的无罪化是社会环境宽松的重要标志。社会环境宽松的具体体现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个人和企业的自由空间，他们现在可以独立做出一些重要决定了。比如农民可以自己出售粮食了，城市人不再必须到指定的粮店（那时候买米买面不但要粮票，而且只能到指定的粮店买），而是可以自己决定到那家粮店买米了。企业也开始“松绑”了，有了若干产供销的自主决定权，渐渐地，这样的空间越来越大。一个人到外地探亲不需要报“临时户口”了，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了，企业可以自主招工了，外出农民工的正式称呼也不再是“盲流者”，结婚不要单位证明了，离婚也容易了。哈金那本著名小说“等待”（Waiting）描述的十八年离婚马拉松让西方读者大为惊讶，但如今中国离婚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还容易。二十多年前重新开始的中国股票市场，让一些人开始以炒股为生，不属于任何特定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在中国开始出现。而大约十四年前，普通人不需要理由也可以拿到护照了。至于歌曲，我们今天有意无意听到的几乎全是过去被贬的“靡靡之音”，过去独占歌坛“革命歌曲”大概只是在大妈的广场舞里还能够听到。

毫无疑问，1978年开始的社会环境宽松只是相对的。人们对各级领导人的公开和私下批评往往依然要被惩罚，企业和个人的决策依然需要考虑重重政治因素，政府依然过分强势，法院依然拒绝受理从企业改制到互联网控制的所有申诉。但即使如此，饱受专制之苦的中国人依然充分利用这一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抓住这一环境下的每一个机会挣钱、娱乐、学习，甚至表示自己的政治意见，从而改善自己的境况，发挥自己的抱负。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这种自主、自发和自由的主动行为，是中国经济在1978年以后能够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能够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小岗村和随后的农民进城与建立乡村非农企业经历的自主行为，就会发现我们所赖以骄傲的经济改革，其创意完全不是来自顶层设计，而是普通人在其多少获得了的自由空间里为了实现个人愿望的自发行为，顶层只是适应和顺应了普通人的自发行为。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早期在中国建立互联网的开创者的自由行动，回顾一下年轻人对外国知识和外来事物的自发热情，我们就能够体会，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即使仅仅是相对的—既体现了中国最近四十年的巨大变化，也为中国人精神面貌、为中国的改开和富裕提供了基本框架。

“夜话”2018年第16期，2018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