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夜话” 2004年第08期 2004年04月12日
我最初知道的孔夫子
最近整理书籍，竟发现了久违的《论语批注》。它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七零级工农兵学员写作的，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内部发行。按现在的规矩，内部报告等，只要受到市和市以上领导重视，便可计为学术成果，作为晋升教授、博导的依据。若能有中华书局这样著名的机构内部出版，身价自然更高。由此看来，这本当年的著作，也是不应当忽视的。
更重要的是，当年这本著作发行很广，几乎每个人都要学习（而不仅仅了解）的。所以，重新看到自己年轻时认真学习过的这本书，我甚至有一种亲切之感。我是在学习它和类似它的著作、文章的氛围中长大的。我不但习惯了那些语言，那些思维方式，而且真诚地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虽然今天它们不再流行，可我往往还有一种“何日君再来”的感觉。因此，又看到这本书，我忍不住打开读起来。然而，即使我熟悉它们，即使我虔诚地相信过它们，我也几乎不敢相信我读到的是这样的内容，我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相信的是另外一些“好”的文字。但是，白纸黑字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初的历史：我对孔子的最初知识就是从这样的批判中获得的。这本批注，按照《论语》的篇目顺序，一句一句地逐句加以注释、翻译和批判。这里仅列出《论语》中两句话和作者的批判，以忆自己青年所学，且为今日之镜也。
《论语》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批判：
孔丘创立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一个反动的思想流派，主要还是一个反动的政治集团。为了复辟奴隶制，阴谋篡夺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孔丘从鲁定公初年（公元前509年）开始，便开坛设教，广招弟子，大肆宣扬他那套反动说教，大造反革命舆论，拼凑反革命队伍，积蓄实力，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叫他的门徒专心致志地学习礼、乐、《诗》、《书》，把自己训练成复辟奴隶制的帮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要他们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扩大反革命组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是说不要怨恨执政者不任用自己，要善于搞韬晦之计，耐心等待有利时机到来，大干一场。
宋代反动哲学家朱熹，曾把《学而》吹捧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事实上，孔丘的那个“道”是反革命复辟之道，孔丘的那个“德”，是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德”。《论语》一开始就记载了孔丘办教育的反动目的，反映了儒家维护没落奴隶制的顽固立场。
（《论语批注》第1－2页）
《论语》9.2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批判：
恩格斯曾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被各个时代反动派吹捧了两千多年的“智、仁、勇”，绝不是什么超阶级、超时代的人类美德，而是孔丘提出的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道德规范，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孔丘所谓“知者”，是指能精通周礼，并能够为奴隶主贵族出谋划策的人；所谓“仁者”，是指能“克己复礼”，并能按周礼进行统治的人：所谓“勇者”，是指能为维护奴隶制而卖命的人。孔丘力图把他的门徒培养成这样的人，后来的儒家著作《中庸》把这三种反革命信条称为“通行天下的美德”。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也一直把智、仁、勇作为培养反革命人材的标准。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革命的目的，就曾以“智、仁、勇”为标准来训练他的党徒。抗日战争时期反共老手陈伯达与国民党反动派紧密配合，把“智、仁、勇”吹捧成“人类三种伟大的德性”，胡说“具有智、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林彪又搬出孔老二的这套破烂货，胡说什么“仁”就是团结，“勇”就是斗争，“智”就是“唯物论”，用儒家反动思想冒充并篡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继承奴隶主阶级和后来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
（《论语批注》第204－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