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本知青日记发布引言
五十年前的今天，1968年12月29日，我作为一名“算是”初中毕业的中学生，和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大学生一起，响应毛泽东在一个星期前发布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离开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在从那一天开始的九年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民。
在纪念自己下乡务农五十周年的今天，我同时公布自己在务农期间写作并且依然保存着的第三本日记，即在1971年9月10日至1972年1月10日的日记。这本日记和我早先公布的前两本日记一样，既是对自己那一段人生的忠实记载，也是对那个绝对专制时期的忠实记载。
是的，我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当年十八岁的我，真诚地相信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林彪语）。虽然林彪在我这本日记写作期间试图杀害毛泽东并在失败后逃亡而丧身异国，我依然相信林彪这句话，相信毛泽东就是真理，相信在毛泽东“舆论一律”管制下的官办报纸的每一句话，因为它们传达的都是毛泽东的指示或者毛泽东指示的“精神”。我利用田间劳动的间隙，勤奋学习毛泽东的话，学习毛泽东政府的报纸，甚至大量复述报纸文字，竭力地把毛泽东的话、人民日报的内容刻进自己的大脑，融入自己的血液。
我的日记也清楚地表明，我和成千上万城市青年一样，真诚地响应毛泽东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当农民。我们对毛泽东没有任何怀疑，不但对打倒刘少奇林彪陈伯达没有任何不满，对打倒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动摇，对反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动摇，而且对自己到农村当农民没有任何犹豫，对自己艰苦的生活境况没有任何怨言：像一个伊斯兰教的狂热殉道者那样，我把自己的一切信仰、一切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我的日记同时清楚地表明，在毛泽东政府时期，我完全不知道正在全世界展开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完全不知道世界上存在“自由思想”的可能性，完全不知道中国早已有过“主权在民”的讨论；我亦完全不知道其它国家普通老百姓竟然能够吃饱饭。当然，我更不可能想象，只要毛泽东一去世，中国普通老百姓包括我自己也能够吃饱饭。
所以，我对毛泽东的无限信仰，完全是在毛泽东时期的封闭社会和绝对专制中形成的。在那个时期，书店里只有马列毛的书与真心或假意的马列毛学习心得的书（之所以说“假意”，是因为许多马列主义理论家在文革中被毛泽东和红卫兵发现原来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报纸上只有毛泽东的声音和中国形势一片大好、外国形势一片萧条的报道。记得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绝对专制开始动摇，封闭社会开始解冻，我自己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一次，我完全是为了批判马尔萨斯的资产阶级人口论而到大学图书馆借阅他的书。但图书管理员告诉我，我没有资格看他的书，因为按照规定，那样的坏书要局长以上干部才能够看。这类规定，自然是从毛泽东政府制定并延续下来的。其实，即使在今天，按照从那时延续下来的规定，大学生依然没有资格在图书馆内阅读许多公开发行的书刊。因此，即使在今天，绝对专制虽然不再，但强烈的相对专制依然笼罩着中国社会，重回绝对专制的危险依然存在于中国面前。
毫无疑问，真诚的信仰是人类最可宝贵的品质之一。但是，一个绝对专制或者强烈的相对专制下造就的真诚信仰者，却是一种变态的对其它信仰充满仇恨的极端分子，是一种无视事实无视逻辑的偏执狂。我的日记充分说明，我自己当年正走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只是因为我愿意读书，更重要的是因为毛泽东的“过早”去世、让中国又一次有了“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书可读，我才逐渐地从无视事实无视逻辑的变态真诚中解脱出来，从专制主义的偏执心灵中解脱出来。今天，我依然真诚，但是我不再变态，不再仇恨，不再偏执：我的真诚现在建立在心平气和之上，建立在尊重一切人和一切信仰的爱之上，建立在正视事实尊重逻辑之上。
今天，当我和千百万知青一起纪念下乡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明白自己当年的真诚恰恰处在错误的历史方向上。一个浅显的例子就是人口城乡流动的方向。面对我们现在每天都无法避免地接触到的农民工，那数亿无需伟人号召而义无反顾、自觉自愿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中国农民，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五十年前竟然有人用“伟大号召”去强制数千万城市人流向农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是最近几百年人类现代史上最显著最没有争议的大趋势，是与任何主义和社会制度最少关联的大潮流。在整个人类现代史上，也许只有中国在六十年代的知青运动和柬埔寨在七十年代的下乡运动，大规模地把城市人迁往农村，才是真正的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行为。而五十年前，我和千百万知青，用我们的真诚去充当这样的反历史行为的主体，今天又如何能够用“真诚”、用“青春无悔”为自己辩护、为“伟大”但显然是反动的上山下乡号召辩护？
因此，在纪念自己下乡五十周年并重新阅读自己知青日记的时候，我明白，最需要的是吸取教训，让自己了解世界上各种想法和主义，让自己认识历史的大方向，从而在顺应历史大方向的道路上保持真诚，并且让自己当年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真诚”不再在后代重新出现。如今，当我看到幼儿园小朋友长时间地坐在电视机前听某位领袖讲话时，当我见到报纸重新“舆论一律”时，我知道自己当年对“伟大”领袖崇拜、对其它信仰仇恨和对历史大方向无知的状况，可能正在我们后代心灵内重新种植。我希望，我的知青日记，我对自己接受专制思想经历的反思，能够再一次提醒自己和他人，让社会开放，让自己心灵开放，让孩子和青年接触不同思想，以避免孩子再一次成为充满仇恨和偏执的真诚者。
“夜话”2018年第18期，2018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