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可能是农业劳动力为什么转移。我个人的观点是只要非农就业工资高于农业工资，农民就愿意转移。非农工资决定于非农劳动的边际产量，农业工资决定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在农业平均产量等于非农边际产量即非农工资时，两部门工资相等，农民不再转移，劳动力转移实现均衡。但经济学的标准工资理论是边际产量工资，而我把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农业工资视为平均产量工资。这样，我的观点便需要进一步讨论。这篇夜话将具体解释我的观点的经济学理性。
毫无疑问，边际产量是农业劳动力或农户决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考虑一个农户。他把自己的时间配置到劳动和闲暇（或非劳动时间）两个用途上，以便获得最大的经济幸福或效用。劳动挣得收入，收入购买消费品。但劳动辛苦。因此，农户需要在劳动和闲暇之间恰当地配置时间。对任何一个农户来说，消费和闲暇两者越多越好，但农户每天或者每年的时间是个定数，多消费就得多劳动、少闲暇，多闲暇就得少消费。更重要的是，农户的消费（或闲暇）越多，新增加一单位消费（或闲暇）给他带来的幸福或效用越小，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另一方面，农户是生产者。我们假设农户产量全部自我消费。在土地和其他因素一定的前提下，农户多投入时间劳动就能获得更高产量，但农户投入的劳动时间越多，最后一小时投入的劳动带来的产量越低，这就是边际产量递减原理。这样，农户在决定把某个小时用来劳动还是休闲时，就会考虑该小时劳动带来的产量与该小时休闲哪一种选择更能增加自己的幸福感或效用。该小时劳动的产量称为劳动的边际产量。可见，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边际产量可以帮助农户确定最优时间配置和最优消费。
现在我们考虑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假定非农工资水平由外部决定，农户从事非农劳动取得工资。若消费品价格不变，一小时工资购买的消费品数量不变，这些购买的消费品和农户自产自用的农产品给农户提供的效用没有区别。此时，农户需要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和闲暇三者之间配置时间以取得最大效用。显然，如果农户一小时非农劳动的工资购买的消费品数量超过他一小时农业劳动的产量，他将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增加非农劳动时间，并且持续这样做，一直到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劳动工资购买的消费品数量，或者说等于非农劳动工资。由于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了消费可能性，农户将重新决定总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分配，以便实现最优，而重新配置时的参考变量现在是外部给定的非农工资。由于非农工资决定于非农劳动的边际产量，因此，边际产量工资理论对农户在最优决策是成立的。
假如非农劳动工资随着非农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上升，这一亦工亦农的农户将根据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工资的原则而逐渐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增加非农劳动时间，以便取得越来越大的消费和闲暇总效用。这是一个连续过程，因此适合于边际分析。但是，在这个连续过程中，农户始终保持着兼业而不完全离开农业。这里的原因在于，随着农业劳动时间的减少，农业劳动的边际产量越来越高；在农业劳动时间趋向于零时，其边际产量甚至趋向于无限大。所以，无论非农工资如何上升，农户总能够发现和非农工资相等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并且按照这个标准把自己的总劳动时间分配到非农和农业劳动上，而不需要、在经济上亦不值得把总劳动时间全部分配给非农就业。假设农户在任何一个劳动小时上试图把所有劳动时间都分配到非农部门，农户在该小时上的农业劳动边际产量虽然能够经由非农工资获得补偿，但农户在该小时之外的原先农业劳动时间的边际产量高于该小时非农工资的部分将无从补偿而白白损失，农户在此时把劳动时间完全配置在非农业就会导致消费以及效用的净损失。所以，无论非农工资达到多高的水平，农户都将保持兼业，而不会完全转移出农业。
然而，现代经济史以及我们身处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又告诉我们，大多数农民没有选择兼业，而是完全离开农业并把全部劳动时间投入到非农部门。因此，我们在前面的分析或者说边际产量工资理论应当有其局限性。这一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农户决策性质变化上。一旦农户跳出连续性调整农业和非农业劳动时间配置的框架，农户所面临的决策便是一次性完全转移出农业的决策。这是一种突变。对这一突变，农户要求的至少应当是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工资，也就是说，他完全转出农业的最低要求应当是他不承受上面提到的效用净损失。换句话说，他在某一劳动时间上决定把全部劳动时间用于非农就业时，他从非农就业所获得的全部工资或消费品数量，至少不低于他把这些时间用于兼业劳动所得到的数量。假设非农企业不可能给予从农业转移来的劳动力高于其非农劳动边际产量的工资，那么，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交易即实现均衡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就是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在那一时间上的平均产量。这样，农民在那一时间点的全部农业劳动的产量，将等于农民在那一时间点上把全部农业劳动时间用于非农部门时的所获得的那一部分非农工资总额能够购买到的产量，农民完全转移，既没有承受产量或效用净损失，也没有得到净增益。非农企业同样既没有净损失也没有净增益。因此，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是一个且唯一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实现农业劳动力完全转出农业的均衡的非农工资水平。
由于非农工资等于非农劳动边际产量，所以，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的均衡条件直接意味着在均衡时，非农劳动边际产量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此外，如果我们使用类似“均衡时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工资”的语句，我们又把农业工资当成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因此，我们可以列出农业劳动力完全转移出农业的均衡条件为
非农工资=非农劳动边际产量=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农业工资
我们知道，只要劳动时间达到一定长度，任何一种劳动的边际产量都将永远低于其平均产量。因此，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的命题便意味着非农工资即非农劳动边际产量高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这一点又直接引出一个新的含义：非农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一含义恰好符合三百多年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非农劳动比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更高。相反，把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非农劳动边际产量作为农业劳动力完全转移的条件，既忽视了农业劳动力按照这一条件转移所承受的净损失和经济学的非理性，也不符合农业非农业两部门生产率存在明显差距的史实。
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表明，绝大多数农民选择了完全转出农业而非兼业，所以，非农工资在经济史中应当至少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产量。非农业劳动比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更高这一事实，又在经济上为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创造了条件。因此，我提出的非农工资等于农业工资等于农业劳动平均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命题，应当有助于我们从经济学上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这一伟大的历史现象。
“夜话”2019年第1期，2019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