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美国金融巨头雷曼公司倒闭、美林公司被收购、美国国际集团申请政府紧急救助，美国金融危机正式浮上台面，并迅速波及到全世界。一夜之间经济问题变成美国总统大选的主题，也变成全世界关心的主题。在这个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重大经济灾难以及可能衍生出来的社会灾难面前，每个人都有也应当有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很简单：这一次美国和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反映，而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全世界劳动力短缺，使得世界经济的生产活动再也不能按照原先的利润率来安排，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被消灭（中国常用的语言“关停并转”），而经济危机就是消灭生产能力、使经济活动重新适应劳动力供给的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简单地设想一下危机的逻辑：由于新市场、新技术或者新资源的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1989年世界专制体系和与此相联系的计划经济消亡后，俄国、东欧国家以及早先的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印度、埃及等几乎全部第三世界国家放弃第三条道路，它们积极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对原先的资本主义体系来说相当于新市场、新资源的发现。而这里最重要的是新资源，因为新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给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不会比后者向前者提供的市场更大。同时，新发现的资源最重要的不是新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矿产和土地，而是人力，是廉价的人力。一部分人力向老资本主义国家移民，绝大部分人力留在自己的国家而资本从老资本主义国家移来，利用这些人力把商品生产出来再卖到老资本主义国家。发现这样廉价的人力，就像发现一个巨型露天富铁矿或者易于开采的巨型油田，一下子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成本降低下来。此时，即使商品出售价格也会降低，资本利润率依然会显著提高。所以，资本投资活跃起来，资本变得供不应求，各种融资工具发展起来，货币也迅速增加，但由于成本的降低和投资的兴旺，价格不会明显上升。整个世界经济奔上高速公路，世界GDP年增长率达到了5％。经济增长出现在世界所有地区，包括南美、中东、非洲、南亚、东亚、东欧。全世界到处都出现了过去难以设想的高速发展。当中国人对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经济奇迹时，阿拉伯人注视的是迪拜接连竖起的世界第一高楼，而不是电视上天天报道的伊拉克战争或者伊朗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村庄里的农民走入了城市，近二十年来的世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世界人口非农化的过程，因为近二十年来资本主义体系发现的廉价人力就是这些原先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农民。同时，如果说当资本主义最初在欧洲出现、其优越性尚未呈现的时候，农民还不愿意融入这个体系，那么，到了二十世纪末期，这样的心理阻力不再存在。农民欢迎资本主义，原先反对资本主义的各国政府一旦改变态度，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就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联合起来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也就出现了。老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廉价商品，新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生产能力，农民获得了非农就业。虽然可靠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就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来说，仅仅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就从50％降到了45％（实际情况应当远远超过中国官方统计），越南从65％降到了58％（2004年），孟加拉国从62％降到了52％，巴基斯坦从48％降到43％，泰国从49％降到43％，保加利亚从26％降到9％，罗马尼亚从43％降到32％，土耳其从36％降到30％（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和劳动力大规模转出农业。只要这一大规模转移还能够延续，只要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制度还能够源源不断地向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廉价劳动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过程就能够持续下去。
然而，世界本来就有的劳动力不是无限的，世界增加劳动力的速度不但不会超过2％，而且正变的越来越慢。因此，近二十年来尤其近十年来的世界高速增长周期总要到达极限。决定增长极限的条件不是自然资源不足。只要有人，只要有资本，就短期而言，澳洲有的是铁，中东有的是油。就像中国出现的情况那样，只要对奴工不闻不问，或者只要农民还多的是，煤就有的是。环保主义者所说的资源长期耗竭和两年前世界遇到的资源供不应求完全是两回事。决定增长极限的条件也不是资本不足，只要利润率高，资本总是有的。决定增长极限的亦不是凯恩斯说的需求不足，资源的快速涨价就表明对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有需求。就这一次世界经济增长周期来说，决定增长极限的是人：世界还有多少农民可以廉价地被资本主义体系吸收！！
经济增长的特点总是在繁荣的时候加工工业和建筑业增长更快，农业和采矿业增长更慢。这一次也是如此，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农业劳动力和采矿业劳动力开始绝对减少，减少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两三年前，由于高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投入不足，矿产品开始大幅度涨价。但自然资源的涨价还可以通过加工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来消化。到了后来，连农产品也涨价了：世界干脆就缺少农民种田。有人说把进城农民动员回农村就行了。可是动员农民工回农村，城市产业怎么办？城市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来保证低成本的生产发展，农村需要农民来保证粮食实物产量增长和收入增长维持着一定比例。可全世界既没有更多的农民保证低成本的非农业生产，也没有更多的农民保证粮食生产。而由于农民更愿意离开农业，所以劳动力短缺最后表现出来的就是粮食供不应求。世界市场粮食价格在2007年一下子达到了历史高峰。粮食价格的猛烈上涨意味着增长极限来临，而它的背景是劳动力短缺。
本来，在世界加工工业最集中的地区，随着劳动力富余程度的下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上涨。粮食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工资上涨，进一步迫使需要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资本主义非农产业提高工资来吸引他们。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利润率必须下降。资本主义生产包括资本主义的金融再也不能够按照原有的利润率来发展。生产必须收缩，一部分投资必须放弃，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封存或者消灭。另一方面，粮食价格的提高又引发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最关心的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政府为顺应公民的要求必须抑制通货膨胀，而其手段就是提高利息率和减少货币流通，收紧银根。这两个措施不但明显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因为企业才是借款的大户），而且许多企业根本借不到款。原先出现的仅仅是劳动市场紧张，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成本上涨，现在资本市场一下子也紧张起来，资本短缺和资本成本上涨。因此，生产和市场再也无法在原有规模上维持下去。世界经济从哪一个点开始破产仅仅是一个偶然性的问题，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世界上出现了太多的低效生产能力。只要某个点开始破产，多米诺骨牌就会一个一个地倒下。
今天，我们知道最早破产的是美国低收入购房者。在食品价格上涨和房贷成本上涨的双重压力下，这些人开始破产，并导致了房产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又引发了现在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许多人说美国鼓励低收入者购房是政府错误，所以政府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低收入者突然还不起房贷，而在美国这个强调个人信用的社会，一个还不起贷款的人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受窘，我们很难设想个人收入正常而不去还贷的状况。有人把罪过算在金融衍生产品和房贷证券化之上。可包括中国学者、研究生写的成千上万篇金融创新论文都表明只要最终用于实体经济包括住房的借款能够按计划归还，金融创新和房贷证券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有人说美国联储或者中国央行有罪，因为它们先是发行过多货币、后又过分抽紧银根。可是它们在过多发行货币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它们国家的通货膨胀，而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它们又不能不抽紧银根，因为它们的任务就是把通货膨胀保持在低水平。还有人说指责华尔街商人道德败坏。美国国会对雷曼公司的审查确实发现了雷曼公司高管的高分红，但到现在为止FBI还没有发现雷曼公司做假账之类的违法行为。况且，在这里，如果真有商业道德败坏，它的作用也是推迟危机而不能避免危机。再说，如果雷曼公司赚的钱够多，它也不必用败坏商业道德的方式避免破产。是什么因素让雷曼这样一大批金融业巨头陷入困境？这里的原因只能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遇到危机。我们所要做的是解释资本主义体系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危机，而不仅仅是为什么一部分购房者还不起房贷、为什么大部分金融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
确实，大众心理最关心的是最早破产的那个点，所以美国和房产次贷自然成为舆论谴责的靶子。历史学家也许会弄清楚、也许永远弄不清楚世界经济最早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破产的。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1月所说的“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将作为一个神秘的谶语永远迷惑着中国和全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者：他为什么那样说？他知道了什么？中国经济是世界发现的新资源即廉价劳动的最大所在。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言，中国经济的困难只能意味着这一新资源的枯竭。中国经济缺少任何其他东西：资本、技术、市场、高级人才、自然资源、经济和社会制度，世界都可以帮助，都不会让中国陷入困难；惟独普通人力资源，如果中国一缺，全世界不但一时间无能为力，而且全世界还得眼睁睁地跟着陷入最困难的时候。全世界公民是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落入金融危机的。全世界政府是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必须改弦更张，从收紧银根转为放松银根的。全世界的人目瞪口呆地听着布什解释为什么要采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救市措施，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实体经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在这里，真正理解和应对危机的政府与公众需要知道的关键问题是原先发现的“无限劳动供给”已经“有限”到了什么程度。
将近三十年前，当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我在自己发表于《北大研究生学报》创刊号上的论文里曾经无意识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供应日趋减少，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全国人口的大部分被抛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雇佣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他们的联合斗争，可能迫使资本家和他们达成正常出卖劳动力的契约：这样，劳动力价值规律，工人本身的再生产，便可能逐渐地取得它在整个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正常地位。” （www.hujingbei.net/upload/2007_07/07071014268269.pdf）作为生活在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之一的中国人，我幸运地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前资本主义社会渗透的过程，目睹了中国各种经济活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尤其目睹了中国农民通过迁移而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企业原先还只管农民工的使用、而把农民工的生老病死（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丢给非资本主义体系承担，所以资本主义体系能够大大降低生产的人力成本的话，那么，随着全世界人口尤其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资本主义体系就越来越必须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纳入体系内部。而这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提高、雇佣劳动者地位的上升和他们向中产阶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最终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当然也意味着社会最终转变为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这一转变过程充满着繁荣和萧条、进步和退步。纯粹就经济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波动中增长。每一次波动都有其具体原因，也都有其繁荣的上限和萧条的下限。但是，即使人类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最公正、最勇敢、最谨慎地对待社会和经济问题，人类仍然不能避免经济波动。这就和生病一样。每一次生病都有具体原因，但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一个人仍然不可能不生病。所以，未生病时不要得意忘形，生病时不要悲观失望，也是我们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或严重经济危机应当持有的态度。当然，一个人可能因病而死亡，资本主义可能也会死亡。但是，看看2008年的世界上依然有那么多生活在前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农民，我们就会知道资本主义还处在年轻时代；看看资本主义经济迄今为止发生的大大小小危机，我们又会明白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常见病而无致命危险。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通往大众富裕和公民平等的路都还很长，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还有着广阔前景。而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击碎了“劳动无限供给”的幻想，把劳动力短缺现象清楚地揭示在世人眼前，在长期中将有助于劳动收入提高和劳动者地位上升，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把自己的增长建立在新的劳资关系和新的更高劳动成本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通过这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把十几到二十几亿（远远超过老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人口！！）人口和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纳入自己的循环周转之中，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经济增长。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意义。
“夜话”2008年第16期，2008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