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应当说话
IAS被关闭或者被拆分。邹恒甫应当说话，应当公开说话。这是因为，IAS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十年来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的影响早已超出武大、超出北京、上海几个大城市，而波及到了全中国。它是中国高校推广和学习现代经济学标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不亚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句话，IAS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公共产品，而不再是邹恒甫本人或武大甚至武大某个学院的私人产品。这是邹恒甫为经济学（而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或者中国经济学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所有其他中国人望尘莫及的。
然而，正因为IAS已经成为公共产品，IAS的关闭或拆分（下面简称关闭）也就成了公共问题，而非邹恒甫或者武大的私人问题。邹恒甫和武大有义务向公众做出说明。由于我们不可能指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做什么说明，我们自然期望邹恒甫会向我们说明IAS为什么关闭，说明如果他不同意关闭，他采取或者将要采取什么步骤争取IAS的恢复。
这样一种公开说明，在美国是一种义务和必须。它是限制政府或某个机构重大随意性行为、提高政府行为可预期性的保障之一。在中国，这样的公开说明虽然刚刚开始出现。但邹恒甫有长期的美国经历，网络又在控制言论的中国开辟了一个相当自由的公开讨论天地，IAS的关闭更引起了网络讨论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邹恒甫不出面，是说不过去的。邹恒甫如果不公开出面向大家说明情况，关于IAS关闭的一切就会始终像黑幕一样为人不解，经济学在中国推广的这一章就会以一群疑团结束。这是因为，只有邹恒甫具有向大家说明情况的公信力。武大或者武大商学院的信誉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况且，邹恒甫是IAS的主任，IAS关闭，他责无旁贷地应当向大家说明情况。
有人说IAS的关闭和目前中国政治气候转阴有关，而邹恒甫可能打算继续在中国做些实事，因此现在避避风头，不说话更好。但我不这样认为。即使政治气候转阴，邹恒甫也会有做实事机会的。十年前他开始创办中心时，政治气候比现在阴得多，他不是在一片怀疑声中办成了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今天阅读回忆1957年反右的作品时常常扼腕长叹，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被后人长叹。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
当然，邹恒甫完全不必发表激烈的言论。邹恒甫应当以理服人、以情胜人；承认缺点，做出一定让步，以达到IAS恢复的目的。IAS无疑有许多缺点。邹恒甫应当坦然承认这一点。同时，与IAS的成就相比，IAS的缺点无疑不足以证明IAS需要关闭。因此，IAS应当恢复，恢复后的IAS将采取措施，纠正其中最严重最紧迫的缺点，把IAS在原有基础上办得更好。
我认为，邹恒甫至少应当向我们大家说明：
1）哪个部门关闭IAS的，关闭的理由是什么。
2）如果他本人也不知道或者没有得到正式说明，他应当告诉大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关闭。
3）如果他知道关闭的理由，他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可以公开；是否认为那些理由充足。如果他不认为， 他是否准备把IAS关闭的问题提交到上一级部门（如果是商学院关的，提交到武大；如果武大关的，提交到教育部）审查，希望上一级部门能够撤销下一级部门的关闭决定。
4）如果他不知道关闭理由，他应当向大家表示将向有关部门要求其对关闭IAS的正式说明并要求公开其说明，并同时向上一级部门提出请求报告，请求它立即调查和审查IAS关闭事件。
5）他应当许诺在一周或两周内再向大家说明进一步的情况和他为恢复IAS的工作进展。
以上只是我对邹恒甫的建议。他当然完全应当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做出公开说明。关键是，只有邹恒甫说话了，希望恢复IAS的努力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邹恒甫是我极为敬重的人。我衷心地希望邹恒甫做好，尽力恢复IAS，为学子、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经济学，为正在中国推广经济学的人，也为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