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价

前两天，我用公众号发一篇旧文“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可即使做了“脱敏”处理，微信管理方依然不许可发布。其实，那篇旧文只是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他给我写信说：“以前大家都是没日没夜的干活，比现在的人勤劳多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都是任劳任怨，干的热火朝天。但到头来的结果却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物质极度匮乏，想买什么没什么。再看看现在，现在的人哪有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的人。但是现在商店里的商店琳琅满目，大家都能吃饱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用一个市场经济就可以解释的吗？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非常想听听您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自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自由意味着一个农民、一个企业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愿意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自由意味着一个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就购买什么，愿意购买多少就购买多少。自由意味着每个人有自己的人格和主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正是这样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让中国人摆脱了辛辛苦苦却忍饥挨饿的窘境，让中国人丰衣足食。当然，领导英明、社会稳定、人民吃苦耐劳、资本投资、技术进步、教育普及、节制人口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是最近四十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因素。然而，在1978年以前，中国也有这些。同时，政府还在农忙时特别组织城市职工和学生下乡帮助农民抢收抢种，更不用说动员了几千万市民返乡务农。可用尽千方百计，就是不把自由归还农民，所以粮食还是生产不出来，大家还是吃不饱饭。相反，一旦把自由还给农民，在1978年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国没有增加农业投资，农民干脆连已有的许多机械都不用了，但粮食就多了起来，中国人就开始吃饱饭了，中国人从此走出了吃不饱的历史。所以，自由，以及自由必然意味着的每个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每个中国人不再匍匐于君主、救星、政府、组织，才是最近四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人饿肚子生活的关键因素。

既然那篇短文不许发布，我只好另拟文字。恰巧有些网友对我的上一篇公众号文章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思想的介绍提出了一些看法，我就写篇短文回馈和感谢网友吧。我把网友的反馈总结为四个问题并回答如下：

（1）关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问题

我们的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都必须学习和熟背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它属于所有升学考试的必考内容，也是公务员考试的必考内容。可是，我的介绍为什么缺少了这一“关键考点”？其实，很简单，我介绍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马克思生前还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在我的阅读中,马克思没有提过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然，马克思也没有提过其它社会阶段的基本矛盾。确实，马克思多次谈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的社会化，谈到生产的社会化给生产力带来的巨大增进，谈到生产社会化的原因和途径，但是，马克思应当没有明确与直接地谈到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两者的特别矛盾。现在常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应当来自于上世纪中叶的前苏联学者。1949年后被政府请来培训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前苏联教员，把这个说法带到了中国。现在继承前苏联的俄国学者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说法，但作为学生的中国人目前还继续把这个说法列入“必考内容”。

当然，对我来说，在介绍马克思观点时，最重要的是他的基本思想。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力两个概念来说，马克思更强调的无疑是生产力。生产的社会化只是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标记是大机器。大机器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机器生产自然也要求生产的社会化，就像它要求比如世界市场、要求消费的社会化那样。然而，无论大机器引出的生产社会化有多高，没有以新的生产工具标记的新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产生。列宁早在1916年就有一个断言，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可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举个例子，无论铁器引出的小生产多么“发达”，没有机器为标记的新生产力，“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应当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可能产生。我年轻时在农村，那时把农民自家养猪养鸡都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引用的权威语录便是列宁的一句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然而，按照马克思，没有新的生产力即机器，小生产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每日每时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我在上一篇介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观点时强调的也是生产力，而没有提及“生产的社会化”。

（2）关于异化

异化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者见仁见智，很多人把它搞得如玄学般难以捉摸。其实，在我看来，马克思认为从负面上说，异化最多也只是资本主义为了建立人类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付出的代价之一。和劳动者只能取得维生工资相比，异化并无特别之处。有人讨论异化时从“为什么大部分人不愿意上班”的问题谈起，说它是异化的表现。可是，在没有异化的资本主义之前，大部分人就不愿意劳动。在那时，人类之所以不能大规模地建立自身发展的物质基础，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说的人只是为了“眼前需要”的使用价值劳动，而不去再多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为了更多地劳动同时又不相应地更多消费，除了资本主义别无它途。因此，劳动产品不再成为劳动者的产品，劳动手段不再成为劳动者的所有物，劳动不再成为劳动者的自然行为而成为被迫行为，人本身成为工具，成为资本这一人类过去劳动产品驱使的对象，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代价。这里，驱使劳动的资本一方面是劳动者只能获得维生工资后的剩余，另一方面又是马克思特别在意的人类所建立的物质基础。只要这个物质基础不那么雄厚，就是说只要资本不那么多，异化和维生工资就是进步的，对人类未来有利的。就此而言，异化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具有正面意义，尽管几乎所有谈论异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仅仅注意到它的负面意义。由于异化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中没有特别的意义，我在介绍马克思时也没有特别提及它。

（3）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我对马克思的介绍中，把“资本主义的结束也将是血腥的，而这同样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代价”作为他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几乎只说过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倒是恩格斯若干次提出不通过暴力结束资本主义的想法，但我认为，那仅仅是他的非基本想法。恩格斯的那篇“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常常被人们用来证明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其实，即使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也声明绝不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所以，在我看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属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之列。

（4）关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

这里牵涉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所谓“卡夫丁峡谷”的争论，即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或者经过但免除资本主义许多苦难的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峡谷的争论和19世纪末的俄国是否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争论有关。这里，首先，马克思只是在一封信的初稿中提到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而在定稿时完全抹去了这样的词汇和基本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其次，根据以往的人类历史，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两种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例如，现代被发现的一些原始部落一下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之中。然而，正如我在上篇公众号文章所写的那样，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尽管人类各民族跨入资本主义阶段有先有后，部分民族甚至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但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只可能在生产力发达民族的带领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落实到19世纪末的情形，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没有生产力最发达的西欧国家带动，俄国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率先进入新社会。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后来的历史，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不复存在。它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圈子的产物或怪物。这样的怪物出现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本人认为到了1848年，资本主义不可能容纳的新生产力已经出现，所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如何结束资本主义的困难问题：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国家也许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新社会；西欧国家生产力最发达，可那里的无产阶级没有暴力革命意愿，那是否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这样的问题被圈子里的许多人讨论的津津有味，直到今天还被人所乐道，以至于可能不是圈子里人的网友也能够向我提出它们。这里，我强烈地建议圈子里和外的人设想一下，假如资本主义无法容纳的生产力在1848年（甚至2048年）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为人类新阶段建立的物质基础在1848年（甚至2048年）还不够雄厚，那么，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所有这些过去的和现在的关于如何结束资本主义的讨论，是不是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在我们国家成了浪费老百姓钱财的黑洞（比如，马工程中的一本教科书所获得的研究资金可达到200万元）？

“夜话”2020年第10期，2020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