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前，我在微信上发布了2003年的一篇拙文“财务公开，从我开始”。那篇文章介绍了我于2003年被任命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和院领导班子一起制定的财务公开制度，包括公开大额单项收入与支出，公开院长个人经过学院获得的收入，以及由教职员工选出的小组对学院财务的审核。当然，这些是直接面向全体员工的财务公开制度。在学院领导班子内部，我们还实行了比如大额单笔支出需要院长和主管财务的副院长共同签字等规定。
拙文当年在网络、如今在微信发布后，都收到不少评论和疑问，例如一个大学内下属学院的权力，我们为什么公开财务，财务公开的具体实施情形、我的前任和后任院长实行的财务制度如何等等。我当年在网络上回答过部分问题。这里，我仅仅就财务公开谈谈知识分子即学者在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作为。
从一个小故事谈起。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同事、时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蒋洪先生，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很少，能够被人们记住的更少。蒋先生就是被大家记住的委员之一。蒋先生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他大声疾呼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尤其是预算公开。蒋先生卸任后，有人私下问他：你呼吁财政公开，为什么没有像胡景北老师那样先在自己学院内公开财务。蒋先生据说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他当年“没想到”自己学院也可以搞财务公开。
蒋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同事，我相信他的回答是真诚的，“没想到”是确实的。一位学者被任命为专业学院的院长，任命他的学校领导谆谆嘱咐的是搞好关系、提高教学科研水平、争取本地和国内荣誉。为此，新院长上任后想到的是整合资源、争取资金、大力创收、修订奖惩规则、招兵买马、激励科研等等。对学院内部基本制度的改变，对财务公开这类改革，确实可能“没想到”。我猜测，这应当是蒋先生和大部分学者新任院长的情形。当然，部分新任院长本来就有利用现有制度牟利的想法，那是另一回事。例如，据我所知，上海财经大学有位院长在和少数人商量分配资金时就声称过：“我们不拿，也是贪官拿”。这种等而下之的事情，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不过，避免这类让学者大掉价事情出现的根本方式，便是财务公开这样的对现有制度的改革。
“没想到”自己执掌的单位既需要财务公开，自己也有权力实现单位财务公开的学者很多。我本人是因为在近十年的农村集体经济中，长期负责过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管理，知道政府和农民上下两方面对生产队财务公开的要求，才在担任院长时想到了财务公开。因此，我理解蒋先生与其它院长的“没想到”。同时，我还是认为，中国的事情最好从自己做起；建议政府和他人做的事情，最好从自己做起；我们学者指出掌权者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掌权了，那就从我们自己做起，不管这个权是大是小。学者属于社会精英。学者在思想上先走一步，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的职责；如果学者在行动上也先走一步，则既能实现“知行合一”的学者人格，又能让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先在自己执掌的小单位内成形。而财务公开，便是既体现人格又彰显抱负同时还简单可行的一步。
中国虽然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和集中领导的体系，但各个大学、大学内的各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一定权力。尤其实行创收责任制的学院，院长有很大的财务自主权。当然，和大学以外的企业与其它创收单位比，大学内部单位创收和自主支配的资金很少，上亿人民币的有，但不多。然而，它毕竟是钱，是院长几乎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钱。所谓的“院长一支笔”，指的就是院长对资金动用的个人决定权。举个例子，我的前任院长程恩富，在我接任院长之前，曾动用九万元学院资金去出版自己编辑的书。在动用之前，程恩富在学院领导班子中提出该资金使用建议，但因副院长等人反对而作罢。可即使学院领导班子没有通过，程恩富依然能够“擅自”转出这笔钱，其原因就在于财务人员只根据他的签字即“院长一支笔”而办事。而程恩富院长时的领导班子成员，也只是在我接任后清理账目时才知道程恩富竟然“私自”把那笔钱转出去了。我在“擅自”和“私自”上加引号，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可以让院长合规地用学院资金为私人谋利。所以，在中国现有体制内，院长管理的虽然是最基层学术单位，但也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自行动用资金。同样，他也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建立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财务公开，而无需学校或上级的批准。因此，只要院长“想得到”，现实中既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困难阻碍他把学院资金改头换面地为个人谋利，也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困难阻碍他建立财务公开制度，但学者之所以为学者，是因为他们是公认的社会精英，是饱学之士，甚至还直接就是政府或乡村集体经济财务公开的论证者和倡导人，所以，比起其它人，学者如果在自己的学校、学院内掌权，更应当实行财务公开。
如果说中国的希望在学者身上，我为我的学者同事祈祷，为中国祈祷！
“夜话”2020年第13期，2020年9月16日
(注：本文同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
学校财政制度公开，这个我并不是很关心，因为我认为它影响的范围很小。我比较关心的是政府官员的财产制度公开，前几年听得最多的还是“高薪养廉”，最近也很少听得到了。我个人很欣赏美国那种总统财务公开的做法。但是在亚洲，例如韩国，日本，似乎也少有做的很好的地方。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委书记，如果能将个人财产公开，那中国必然“大治”，其余那些小螃蟹，虾米必然纷纷效仿。中国现如今还是存在许多“秘书党”“太子党”之类的关系网。之前习某平跟薄熙来对峙，引发的政治地震，就可见一斑。最近几年由国务院起草的房产税，阻力重重，就是有很多的灰色产业。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人民的名字》很火，其中就映射了很多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国现在的监督制度，还是停留在表面的舆论监督。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递的便捷性，舆论管控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控制思想，控制舆论会越来越难。公平与正义会迟到，绝不会缺席。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很多问题的本质，其实并不是表面的制度问题，而是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在变革的洪潮中种种的不适应。“生物钟“与“闹钟”，变革派与保守派，自然进化与基因编程，技术与文明。都是很大的命题。It is up to God。
骑牛撞城管：
您好！谢谢您的关注，特别谢谢您的留言！同时，非常抱歉的是，我拖了太长时间才给您回复，对不起！对不起！
是的，您说得非常正确，一个学院的财务公开，影响范围太小了。而我，只是尽自己的心去做。一个学者，掌握了一定权力后，他是否能够按照他所宣讲的那样去应用权力，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良知的问题。我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我这篇夜话，也是提醒其它学者，因为绝大部分大学的院长、大学的校长，都是学者或者自诩为学者。如果自认为学者的人，都能够在较高程度上按照学者的样子去做，我们国家的情况就会好得多。
我常常想，其实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求自己。您曾经在一篇留言中说到您对自己的要求和考虑。如果您有了一定权力，比如某个村的村长，某个县的县长，您会如何做呢？这里，我们不必要考虑大形势大制度，我们只考虑在我们掌握的权力范围内，我们如何做。这里，我觉得，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应当用“大形势、大制度”来解释为什么自己随大流、为什么自己不能够按照自己当初的想法去用自己的权力。
是的，制度是决定性的。但另一方面，好的制度，往往又需要好人来建立。通过坏人之间的恐怖均衡来建立好制度，也许也可能吧。但还是通过好人来建立好制度，应当更能够持久。所以，在强调制度作用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坏制度下也会出好人。我们自己就自认为是好人，而同时又认为现在的制度并不好，您说是不是？
好，先说这些，再次感谢您！
胡景北
思念如燕：
您好！谢谢您再次关心这个话题并抽空写下宝贵的留言！
您说的本院教师情形，我个人感觉不大像。在学院内部，教师几乎没有任何灰色收入。这是一。他们如果有其它灰色收入，那也是在校外，而和学校尤其学院发放的收入无关。第二，个别人如果受到特别奖励又不愿公开奖金的话（这一般是公开的），那么，员工小组审计时尽管知道，但公开审计结果时却不需要说（因为没违规），因此，奖金依然没有公开。
学校层面，应当是不乐见，但学校对此没有直接权利，同时，学校亦不好反对。这种事，无须上级支持，只是自己权利范围的事情，只好不给上级造成直接的乱子，学校即使不乐见，也不会干预。这是我的经验。
我自己的经验，是院长本人的素质。第一，这首先是约束院长自己的。我特别提出公开院长个人收入，而没有加入副院长、院党委书记等，就是为了避免反对意见。因此，那个财务公开的决议，无异议一下子就通过了。第二，院长，尤其新任院长，大家都会给一些面子，让院长提出的无碍或者无大碍自己的决议通过。第三，如果遇到强势的院长（我本人应当不算强势），即使决议对个别院领导有碍，但也会通过的。
因此，我认为对我说的情形而言，员工的默认是后任不再公开财务的主要原因。同时，据我听说，后任很强势甚至非常强势，员工和领导班子成员的反对可能对他都无济于事。如果加上学校乐见财务公开取消，那就只会如此了。
因此，我认为，在这里，民众确实有问题，但自认为精英的人，应当更有问题。
再次感谢您的关心和留言！
胡景北
胡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坦诚交流，如果您有兴趣听，我就再瞎掰几句。正如您所说，教师们并没有积极维护针对院长的财务公开，我猜很大可能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具体的利益，所以对他们来说这顶多算是一个对您个人高洁品格的精神支持，回到家感慨一声“胡院长这个人不容易，能做到这样”，有那老于世故的人估计还会说一声“胡院长太天真，有什么用呢？”。财务公开的现实利益是，不公开之前院长私自花出去的钱或者捞到自己口袋的钱，（数额得可观，否则没什么意义），这笔钱能花给真正需要人，真正做出成绩的人，当然惠普也是必要的，而且得形成硬性的制度，要改动还是要大费一番周折，最好引入民主机制，最好把校方甚至教育部也拉下水（参考美国宪法的制度）。这样一来，制度上保证后来人想改变不是那么容易，教师群体因为切身利益的原因，也会不少反对的人。总之，就是用野心对抗野心，分权制衡，才能保证不会人走政息吧。
胡扯一大堆，胡老师权当一笑。
思念如燕：
您好！谢谢您这么多留言，谢谢，谢谢！
您说得非常准确：财务公开需要形成硬性制度，难以改变的制度，才不至于人走政息。这说难，很难；说容易，又很容易。容易在于，如果我的后任继续实行这个制度，再后任要改变，就难得多。美国早期的经历可能多少有点启发意义。华盛顿当了两任总统。他完全可能继续做，甚至终生做总统。他是完全自愿地离任的。后任只当了一任，四年后就败于竞争对手。假如后任也当了两任，并且还当了第三任，那么，后任也可能会走上终身制，受到的阻力比华盛顿大，但还是比较小的。可是他只当了一任。这个“一任”这件事本身，我猜想就是对总统任期制的一大强化，一次非常强烈的强化。从此以后，任期制就无形地变成了某种硬性制度，以后再要搞终身制，就非常困难了。（美国是在1950年代才通过法律，每个人最多连续当两届总统。任期制才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可惜的是，我的后任放弃了财务公开制度。在他那时，放弃还是比较容易的，就如美国第二任总统要搞长期任期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一样。同时，我的后任非常强势，学校又大力支持他（不是在放弃财务公开这件事上，而且其它大部分方面）。
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在不改变大环境、不指望从上而下的改变，那么，我们能够做的，是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改变，建立新的制度。是否能够形成硬性制度，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左右的。但我们还是要做。同样做的学者多了，就会形成风气。这种自发的风气，也是形成非法律或上级规定的硬性制度的一个条件。但在做之前，学者们需要先意识到这里有自己可为之处。这是我写这篇从学者开始的目的，就是某种启蒙吧（学者也需要启蒙，我自己也需要启蒙，在这个方面或者那个方面）。不过，大规模的实现财务公开，应当只有先改变大环境了。
再次感谢您的留言并遥祝您中秋节愉快！
胡景北
胡老师的高风亮节，言行合一令人钦佩！
不出所料的话，在您之后贵学院的财务公开制度应该就马上取消了吧？
思念如燕:
您好！谢谢您抽时间阅读拙文，特别谢谢您的留言！
您真是料事如神！确实，我的继任者就不再提起财务公开。他的任院长的会上说完全按照我建立的制度做下去。但如果别的是如此，财务公开他就放弃了，再也不提也不做了。
问题是，其它老师竟然没有公开提出异议。这一点，也是我离任时就想到的，就是教师们没有勇气提出制度上的异议（当然有勇气提出比如自己的工作量计算不对等等的）
不过，无论如何，需要一批领导者先出头。就像美国，当初华盛顿他们不搞那些，一般老百姓能够反对他们吗？或者很快就不搞那些了，那时候传统还没有形成，一般老百姓也不会反对的。当时，呼吁华盛顿继续干第三届总统甚至终生总统的呼声都很高。
再次感谢您！
胡景北
胡老师，我有个想法。如果说大多数教师，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根本没有勇气公开提出异议，毋宁说是没有动力提出异议，估计因为财务公开不但对他们没有好处，反而不方便他们得到一些灰色收入，没公开之前大家可以心照不宣的得到一些好处，公开之后反而没了。
财务公开制度要想得到大多数教师的支持，就得把他们原本暗中的好处变成明明白白的利益，甚至要更多，而一旦财务不公开，他们可能失去这些利益，这样，他们就会像有勇气提出工作量计算不对等一样，维护财务公开制度了。
不过，我猜想，校方对这样设计的财务公开制度大概率是不会支持的吧。
所以，很多事情只能依靠个别精英人物从顶层设计开始打好基础，民众是愚昧短视的，这也就是我一直觉得，北美那片土地是上帝的应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