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翻阅西方出版的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书，总会产生一丝苍凉的感觉。在那些德文、英文的思想史书籍里，比如我自己的专业经济学的思想史书籍了，找不到中国人的名字。二十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口最多时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也超过了六分之一，可是中国人对人类学术的进步却碌碌无为。中国学术为什么落后？我过去一直认为外因限制了中国学术进步：二十世纪中国的战乱和动乱；1911年以前的“独尊儒学”和1949年以后的“独尊马学”；从儿童开始的专制与功利教育；全体民众对“冒犯言论”的恐惧等等。同时，现代学术作为源自西欧国家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国学者不但需要时间（100年够短的了！）去把握，而且部分学者常常会把它视为民族文化的灾星或者阶级敌人的工具而予以全盘否定，无疑也是中国学术落后的原因之一。然而，最近看到一本名著竟然近100年都没有人读过，在百感交集之时，我不得不说：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不努力、不认真，才是中国学术落后的真正原因。
今年秋季学期，我开设了“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为此我到处寻找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名著。朋友为我从上海图书馆借到了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都未找到的英国学者杰文斯（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英文版。这是1871年初版、1911年出第四版一本书。书内找到的唯一与出版或印刷时间有关的文字是“1911”年，也就是说，我找到的这本书至少是接近100年前出现于世界的。书里还有一个记号“上海旧书店? 定價5.00”，不知道何年何人何单位卖给上海旧书店的。幸亏上海图书馆慧眼识珠，把它收购以供学者阅读。上海图书馆功莫大焉。
然而，拿到它后我才发现，书中至少有二十处，两页或多页纸还没有裁开：也就是说，这本书可能根本就没人读过。杰文斯这本书是经济学的名著之一。如果要举出经济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二十本书，那是少不了杰文斯这本书的。如果要说经济学历史上的边际革命，那正是这本书在经济学的大本营英国发动了革命。如果说在今天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里，我们根本找不到李嘉图、马克思的踪影，但我们绕不过杰文斯：边际效用递减的曲线是他在英语世界里第一个画出来的；du1/dx=du2/dy (x + y 表示一物品总量，常数；u1、u2表示该物品的两种用途) 这样的资源最优配置公式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像du（边际效用）这样的经济学须臾不可缺少的符号是他第一次使用的。所以，看到杰文斯的著作在100年内可能还没人读过，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不能够不感到内疚，不能不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杰文斯，对不起为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的杰文斯们，对不起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希望寄托在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经济学者身上的同胞们。
当然，有人会说这本书早在1936年就有了中文版，在北京图书馆或者北大图书馆甚至私人藏书中也有英文版可阅；有人会说经济学的发展史应当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史，而马克思生前就对杰文斯著作不置一评，现在的我们当然不必要再看他的书；还有人会说中国学者房子还买不起、科研指标尚完不成，怎么能对他们提出读名著的要求？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名著与原著也确实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读的。但是，至少从事专业工作、主讲专门课程的人应当读一读原著吧？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我也希望国人在期待我们为经济学发展努力的同时，考虑到中国学者的这种困难那种困难。可是，看到一本名著在中国差不多100年内没有人读过，我明白自己作为学者之一，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和为学者群体辩护，没有任何理由为二十世纪经济学发展史上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开脱的，因为除了不认真、不努力、不深入以外，我不知道还能如何解释这件事。
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司马迁、曹雪芹几乎完全靠他们个人努力那样，杰文斯的成就也完全靠他个人的努力。他们的时代也有战乱或动乱，他们的时代也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即使在杰文斯的英国，虽然谈不上迫害，但新思想的酝酿与提出却使他长期受到冷落。而杰文斯19岁就因家贫而从大学退学，并到澳大利亚务工：一个比今天无奈地（不是政府许诺了前景的）从上海到中国西部工作的决定更没有希望的选择，应当说他更需要房子，更需要完成科研指标，更需要社会地位。但学者最需要的是认真和深刻，是努力。从生物学的规律说，中国应当不缺少天才；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也不缺少手抄本的地下流传。可是，在任何外部条件下，从天才到学术成就都需要高强度的努力与思考的认真深刻，否则的话，外部条件再好，思想火花再炫，天才也成为庸才。在没有拿到杰文斯这本书之前，我还把中国经济学的落后首先归因于外界环境，可在这本近100年从没读过的名著面前，我必须说，首先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本身的责任造成了中国学术研究的落后，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我不能不说：对不起，我没有尽力。
“夜话”2007年第17期，2007年10月24日